
莫艳清
本书以浙江杭州近郊右坞村的城市化历程为背景,以村落的创新发展与再造实践为叙述主线,试图通过对村落场域内社区精英“创新行动”的历史动态及其策略的详细考察和深入分析,在“国家—精英—农民”的框架内探寻他们对村落发展的功能影响,从而描摹出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再造”的过程特征、变迁轨迹,挖掘出其背后的微观动力机制,旨在为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的再造提供一个微观层面的学理性解释,并希冀通过对这一“村落再造”实践的透视为其他村落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前日去金融客咖啡参加李明博士组织的《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读书会,不仅就此书做了批注,并且李明博士还阐述了费孝通先生的乡村文化和梁漱溟先生的观点。无独有偶,昨日早起刷新闻时就看到新变革中村落中宅基地买卖权放宽的政策。(下图) 涂尔干不是说:“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的“社会事实”原则,尽量摆脱理论设想的一切预断和研究过程中的主观臆断,始终坚持遵从“社会事实”原则。 在精英行动与社会变迁理论中,卡莱尔曾说过:“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虽然卡莱尔的“英雄决定论”过分主张作为主观能动的人的作用,但毋庸置疑的是英雄在社会变迁中确实发挥着较普通人更大的作用,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莫斯卡的统治阶级论和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理论均强调了精英人物在社会变迁中的巨大作用。 而当今的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至少存在着两类完全不同的形式: 一类是村落的消失或解体 主要是李培林提出的“村落的终结”。城中村和近郊村落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和非农化的影响,血缘和地缘关系逐渐淡化与消解,社区边界将最终解体,村落走向终结。 还有一种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青壮年外出谋生,村落内部组织和结构趋向解体,成为“空壳村”。 这两种解体模式源于地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 第二种类型是村落再造。 以折晓叶研究发现,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村民主动采取集体行动,兴办非农产业,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村落最终形成政经社一体的“利益关联共同体”。在此过程中,村落并非萎缩和消亡,而是村政功能不断增强,社区结构不断发展和完善,村落整体实现了“重建”和“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家说:习俗经济是交易费用最低的经济。这几年也看到有许多文创专家搭建平台努力发展这块文化的产业化。这样子的“村落再造”的学术价值在于,社区成员立足自身,借助外界有利条件在原来的生产、生活范围内进行的一种积极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性发展实践。要洞察和理解隐藏在这一伟大创造性实践背后的“社会隐秘”,对村落场域内的精英人物及其“创新行动”的研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昨日由于自己的迷惑,也私下在寻究李博士企业文化与地域文化发展的相关性,以及村落文化如何从单纯的品牌经济上升为企业文化经济,这样的无形资产又该如何认定呢? 说来在这几年对于“一乡一品”的特色小镇开发模式的不断求索中,李昇明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先生致力于费孝通研究,时不时会悲悯乡村没落与消亡的诸多隐忧。 在社会心理学中我看到一份报告,描述当今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大象认知现象……所以,乡绅复兴村落古文化及再发展,和今日精英开发再造村落新文明,该不是一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