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案重审

感谢尚教授带我走进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领悟前辈们为自由、民主所做的贡献，抽丝剥茧般厘清了钝初遇刺的情节，为当事人以正名，给凶手以实锤。钝初是我国优秀的政治家，他的遇刺引发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和国民党的彻底决裂，深刻影响了我国的民主进程，思之痛之。

尚小明的《宋案重审》，是对”宋案“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的梳理。如今谈到”宋案“，一般会直接将其指认为”刺宋案“，并直接指出其和袁世凯、赵秉钧的直接关系。但是现存的史料并不支持这一点，并没有直接的史料指出是袁、赵指示洪述祖、应夔丞（打字方便下面全写成应桂馨）去刺杀宋教仁。反过来，袁世凯、赵秉钧对刺宋案的反应有让人摸不着头脑，一方面看起来和洪述祖直接相关的赵秉钧不仅积极回应，希望辞职去法庭对峙洗清自己身上的嫌疑，另一方面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却拦着不让赵秉钧辞职或者对峙，还纵容洪述祖跑路。如果是袁、赵指示，那么赵秉钧大可不必强烈要求到法庭对峙，毕竟应桂馨家里搜出那么多电文，真到法庭上很容易露馅；但是袁世凯纵容凶手、不让赵秉钧到场又显得袁世凯心虚，这就成了国民党人指责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借口。 理解袁、赵这一矛盾行为，尚小明指出要将”宋案“扩展为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刺杀宋教仁这几件事情，而不只有刺杀宋教仁这一系列事件的最后结果。事件开端于1912年9月，自告奋勇南下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前去上海收服共进会，并且和共进会头目应桂馨交好，通过说服赵秉钧让程德全给应桂馨授职来交换应解决共进会问题。12月，应桂馨在洪述祖引荐下见到了袁世凯，并且按照程序由赵秉钧给应桂馨津贴和“应密电本”，要应桂馨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该要求被认为是赵秉钧参与刺宋案的一个证据），这标志着袁世凯和赵秉钧正式入局宋案。 在1913年1月，出现了对袁世凯不利的由部分激进国民党人组织的欢迎国会团。洪述祖看袁世凯担忧这个团，所以自告奋勇南下解决欢迎国会团。洪述祖在南下后，将调查的结果通过赵秉钧转陈给袁世凯，还和应桂馨合作，操纵舆论、收买议员对抗国民党方面的舆论。应桂馨通过1月30日的“东电”将自己对付国会欢迎团的“成果”发给国务院，并暗示其后的大动作。2月2日应桂馨根据洪述祖建议向国务院发出“冬电”，将构陷“孙黄宋”的“激烈文章”和盘托出，索要30万元以获得孙黄宋的劣迹资料，该电虽然转到袁世凯手中，但是应桂馨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资料。因此，虽然洪述祖一直催促应桂馨用这些资料换取金钱，应未有回音。 在欢迎国会团活动沉寂以及应桂馨拿不出材料的背景下，洪述祖感到建功无望，因此通过诓骗赵秉钧获得了“应密电本”，又要求应桂馨不需要向国务院发电文而是由自己一手操办，赵秉钧也趁机退出了宋案，洪述祖自此产生了刺杀宋教仁的想法。3月6日，洪述祖发文给应桂馨，一方面催促他拿出材料，另一方面明示如果宋教仁有“激烈之举”，即可“乘机下手”刺杀宋教仁，这是策划刺宋案的正式开端，在接到洪述祖3月6日来函指示后，应夔丞很快于3月9日召集同党开会，决定判处宋教仁死刑。洪述祖在之后还可能指示手下以匿名攻击宋教仁的演说，还以“北京救国团”名义批判宋教仁。这些攻击激起宋教仁的反驳，而这恰又成为洪、应眼中的“激烈之举”。因此，洪述祖会见袁世凯，言语中按时他去收拾宋教仁为总统分担困难，这遭到袁世凯的拒绝。 在洪述祖攻击宋教仁、向袁世凯讨要刺宋许可的同时，应桂馨在帮日本藤木商会购买350万元公债，因此向洪述祖以刺杀宋教仁为交换，获得以“六六二折”购买“八厘公债”350万元。虽然洪述祖并没有得到袁世凯的许可，但是因为洪述祖把控了政府和应桂馨唯一的信道，在应的面前就是袁世凯代理人，因此他假托中央名义，提出“燬宋酬勋位”，作为回报应夔丞的替代方案乃至后来假托中央名义，谎称“债票特别准”被应桂馨接受了。于是，3月20日，在洪述祖催促下，应桂馨雇佣的枪手武士英刺杀宋教仁成功，完成了“宋案”最后一环——刺宋案。 在整件事中，袁世凯是构陷宋教仁等国民党党员的主使，但是反对刺杀宋教仁，也没有下令刺杀宋教仁；洪述祖是整个宋案是实际执行者，尤其是当袁世凯拒绝刺杀宋教仁后，洪述祖更是假托袁世凯的名义让应桂馨直接动手。赵秉钧虽然参与构陷宋教仁的活动，但是相对于袁世凯来说较早抽身，更不可能和刺宋相关；应桂馨是宋案另一个主要参与者，因为对洪述祖袁世凯亲信的身份的信任和贪图钱财的欲望欺骗洪述祖，加剧了洪述祖无法完成任务的压力和紧张心理，最终走向刺杀宋教仁之路。袁世凯和赵秉钧并没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因为这会对当时竞选大总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赵秉钧本来也没有打算长期担任国务总理的职位。另外，相比于洪述祖，赵秉钧和袁世凯关系相对于洪述祖和袁世凯的关系来说一般，袁世凯一定程度上也防着和国民党人关系不错的赵秉钧。 宋案展现出最大的特点是“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的情况。“小小”的洪述祖竟然敢指使共进会头目应桂馨刺杀第一大在野党领袖宋教仁，而且这和袁世凯无关。这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实则非常正常。民国初年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开始，无论是袁世凯、国民党还是地方军阀，都没有做好现代民主宪政的准备。洪述祖因为无力建功立业便刺杀宋教仁可以说是一件意外，仅仅14天就筹划刺杀宋教仁也过度草率，洪、应又有多少心思考虑自己刺杀的后果呢？似乎两人都相信大总统可以保护自己，实际上袁世凯只是放纵洪述祖跑路德国租界，对应桂馨则除之而后快。无论是洪还是应，都透露着一种政治上的“清澈”，这或多或少和洪述祖的性格有关，但是更是和两人压根没有对民主制运行的概念，而仅仅将袁世凯看成无所不能的皇帝，可以庇佑一切。反过来，袁世凯则御下不利，相比于1946年较场口惨案来说，洪述祖和袁世凯的关系理应比三青团少壮派分子和蒋介石的关系更为紧密，但是洪述祖依然在袁世凯压根不知情的情况下独走，袁世凯也没有系统过问洪述祖在1913年2-3月到底干了什么，最终直接导致洪述祖独走。我相信这种以私人关系处理不光彩活动（构陷孙黄宋）必然会采取承包制，即主要看结果，不重视对过程的控制和约束，所以洪述祖在构陷不得的情况下，恼羞成怒走向刺杀以迎合承包目的，并不令人意外。哪怕袁世凯反对刺杀，但是只要没有规范洪述祖的一举一动，那么洪述祖弄出“既定事实”来让袁世凯捏着鼻子认下也不会令人意外。 虽然本书洗清袁世凯和赵秉钧刺杀宋教仁的嫌疑，但是他们参与构陷宋教仁是毫无疑义的。那么问题是，尚小明是否可以据此论证二次革命是正义的呢？如果在1913-1914年的环境下，国民党员普遍认为袁世凯指示洪述祖刺杀宋教仁，破坏了共和，因此发动二次革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在110年后，我们发现袁世凯并非刺杀宋教仁元凶，那么二次革命在多大程度上维护了共和就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如今对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的主要理由是称帝和刺宋两个理由，后者的存在恰好证明 没有到刺杀宋教仁那一步，双方就没有什么理由主动掀桌子（毕竟历史上掀桌子的结果，有果月政变给拿破仑的雾月政变做好优秀的前辈）。如果如尚小明所言， “操弄宪法草案、构陷敌对党、收买议员”就要揭竿而起，那么这些现象在欧美民主政治中并不罕见，那美国早就内战n次了，但是除了南北战争以外美国就没有内战，哪怕21年冲击国会山也达不到掀桌子地步。 在这个角度尚小明的理由有多大程度上成立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不过，我认为二次革命的爆发确实是必然的。从本质上，长于议会政治的国民党人必然和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要对国家主权者进行决断，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加强全国统一的意志和地方力量的独立倾向进行对抗。在这两大对抗的背景下，才有了二次革命的爆发，代表中央政权和最强军事权力的袁世凯和议会派和地方势力拥护下的孙中山政府决出胜负。在袁世凯胜利后，地方势力一度偃旗息鼓，议会政治也被超级总统制取而代之。虽然尚小明强调“民众舆论取向”的可操纵性，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他们都更支持的是愈发扩大的行政能力（孙中山就要求建立政府能力无限大的全民政治），同时如果他们在中央就不可能放任地方主义或者联省的存在（孙中山就指出“这个割据，我们要铲除他，万不能再有联省的谬误主张，为武人割据作护符”）。从这个角度，孙中山和袁世凯都不是维护“宪政”（指学习欧美那一种），现有的议会宪政几乎不可能真的符合统合和建设全国的需求，孙中山指责北洋的代议制宪政只学到西方不好的地方，“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因此要搞“权能分离政府”，但是在这之前也需要训政培养。正是经历过宪政在中国的失败，孙中山不可能一味支持宪政，如果他担任大总统，只会在宪政的短板上感受更加明显。宋教仁哪怕没有被刺杀，他能否统合国民党人和北洋方面（甚至统合国民党）本身就是一个疑问，决断本就不可避免。 尚小明的内在矛盾深根于策略和进步主义道德观的矛盾。从现代国家建设的需求上，国家统一、国家机构现代化是必须的，在20世纪内忧外患的时代，扩大超凡领袖的能力成为必须的，从袁世凯到孙中山，都弱化议会对自身的能力的制约。但是从进步主义道德观来说，这一举措不够民主，是完全错误的行为，而且现代化会加剧人民的负担，这也不符合进步主义道德观。所以尚小明就很容易陷入“袁世凯想破坏共和”和“孙中山选择了权力更集中的lenin党”之间的矛盾，王绍光曾以苏东经验为例，指出为削弱狄克推多而采取的削弱国家能力的手段，最终可能导致无法建立有效的民主，其实就对近代道路的对比。如今对袁世凯和常凯申的一定程度上的“翻案”，其实就是进步主义道德的约束在1978年后逐渐衰落的结果，在前三十年和现在“两头真”的框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工具理性只取代了一切其他，强化国家能力比而非绝对的孙中山-CPC一脉道德优越性的更为重要，CPC的胜利也被王奇生等人解释为CPC有更强的动员能力来高效执行正确的命令（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袁世凯北洋KMT道德败坏，只想搜刮民脂民膏卖国，肯定他们不少统一全国、现代化国家机构和建设经济的想法和实践），汪晖、王绍光等新左派的崛起也与这种框架相关。 无论如何，尚小明穷尽一切可以查阅的资料，对宋案发生过程做出非常精彩的梳理，并且明晰各方的责任，虽然对洪述祖性格和心理的推测被一些人诟病（类似情况出现在高华身上），但是不可否认本书是高质量著作。

感谢尚教授的雄文，把相关证据和当时主要报刊理了一遍，认为是洪应的擅自行动，个人认为洪从毁谤到直接杀人的转变太过突兀，即便是清末民初那个不把人命当回事的年代，也太不正常了，但是书中对这个转变并没有深入论述。这边提几个猜想： 1.洪是袁手下做脏活的人，就是陈平之类的人物，当然地位没那么高，这也解释了为何他能自由进出中枢，赵拿他没办法；也解释了为何他要发起暗杀，应居然去照做了，而且扫尾异常马虎。 2.袁给应的钱，尤其是每月三千的开支，应该是国民党徐血儿所说，依托共进会在南方的谍报开支，不然这钱的开支太蹊跷了。日本商社委托应夔臣买公债这事情疑点重重，大概率又是袁或者洪通过皮包公司搞的一笔谍报开支。 3.应夔臣在沪军都督府和孙南京政府那段时间的履历比较奇怪，谍报科长、卫队队长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心腹或者至少知根知底的担任。 4.本书还有个缺憾，缺少外方资料和视角。无论是青岛德方拒绝引渡还是上海英美方审理，应该都会给本国国内上司打报告，这方面资料如果能找出来，许多事情会更清楚。

若无颠覆性之材料，则钝初一案可定矣。尚小明老师对史料的剖析能力真的太强了，行文极自信，论断极果决，逻辑也很清晰明白，对多个有争议的问题给予了很有说服力的答案，故能成此书。用田余庆先生对辛德勇的话说，这是一部放得住的书。概言之，洪述祖是刺杀宋教仁的操盘手，和应夔丞共同谋划了刺宋一事，袁世凯和赵秉钧都不是所谓的幕后元凶。但是，宋案不等同于刺宋，而是一个包括了收抚共进会、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和刺杀宋教仁等多环节、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的复杂历史事件，刺宋只是其中最后一个环节。袁世凯和赵秉钧没有刺宋，但他们仍是宋案的主要参与者，不可谓之无辜。宋案不仅是一桩刑事案件，也是一大政治事件，更是一部民初政治史。今人之论宋案，几多沿袭时人，虽名家如杨奎松，亦身陷其中，令人感叹。

本书作者尚小明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著名学者，专长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曾获首届北京大学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著有《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等作品。 本书是考证民国初年宋教仁遇刺悬案的一部专业的学术作品，凝聚了作者尚小明多年的心血。在经过周密的考证后，尚小明就宋案的幕后主使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结论，认为袁世凯和赵秉钧并未策划刺杀宋教仁的阴谋。本书在史料运用方面极为扎实，穷尽了如今可见的所有与宋案相关的史料，其中绝大多数为以往学者不曾利用。如想了解宋案，本书是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论著。 核心内容 从原书纷繁、缜密的史料考据中为你提炼了最主要的叙事脉络，为你清楚地讲述了宋案发生的始末，详细刻画了涉案各方的人生经历及利害关系。你将全面了解宋案这场民国第一悬案，并透过宋案了解民国初年诡谲的政坛，理解民国如何从最初万象更新的共和景象逐渐落入军阀割据的乱世。

从了解宋案以来，通过知乎B站接触了不同的观点与论证，从一直以来武断指袁到质疑赵甚至延伸至孙黄陈，从教材书的定论到袁克文爆料再到北一辉证言，宋案本身无疑是近代中国的巨大遗憾，但既已发生，所谓的真相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了 了解宋案一开始确是对于真相的好奇与执着，但目睹与经历无数观点的碰撞、对线甚至转向极端化时，越来越觉得宋案讨论的精髓不在于苦苦探寻所谓“真凶”究竟是谁，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谓真相远不如通过此案让人们明白：历史从不是带着观点找论据，更不是非黑即白，它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允许怀疑，允许不确定。 我不认为《宋案重审》彻底将这一桩公案盖棺定论，作者的一些观点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带着答案找论据，但我由衷的佩服尚小明先生，首先他是一个杰出的学者，这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分析凶手只是他剖析那段近代史的附带，本书结尾他的独白更是让人动容；其次，他是一位有思想的学者，提出洪述祖自作主张的倾向并辅以大量史料，是需要胆识与毅力的，且提出一种并非极端的、不轻易指向袁或孙的观点，也意味着这本书注定不会被那些狂热的“了解者”所青睐，多年做书的辛劳大概率不会得到应有的流量与收益。不过不出圈或许也是一种幸运，否则一知半解的教科书忠诚者或者所谓“阴谋论”者会毫不犹豫为他扣上洗白袁大头或袒护孙国父的帽子了。 最了解宋案的过程，我彻底的反思与审视了自己，我从不认为是袁授意杀宋。有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了解北一辉的观点后我确实一度认为是孙所为，人从来就不是脸谱化的，我虽没有从众的对所谓“历史耻辱柱”袁世凯进行脸谱化的批判，但“利益最大论”、“国党暗杀传统论”、“孙宋矛盾论”却让我一度坚信指使者是孙黄陈，真凶只是被“政治正确”掩盖了，就像二十一条的真相，所以那段时间很看不起“袁授意论”的“基本盘”，也在为这个观点去排斥其他，对线其他。但仔细想想，那些论点也不是直接证据，也只是推测，历史可能就是偶然造成的：可能是袁的头脑一热，可能是赵、洪自作主张，可能是孙黄陈的借刀杀人，暗渡陈仓，对于宋案的真相可能此生也见不到定论，但幸运的是，它让我学会在众声喧哗中保持审慎，在对立观点中识别情绪与立场，在看似板上钉钉的叙述里，保留一份“或许未必如此”的清醒；当不再执着于指认某个名字，反而会感到一种真正的自由。历史的烟尘不会散尽，但我的目光，已渐渐学会与这片混沌平静地共处。

先入为主的成见导致在事件判断问题上，会出现很多的失真情况，有时或许多事件真相形成南辕北辙的认识。宋教仁沪上遇刺案似乎非常证明此点儿。对宋案了解不多，很久前便已知《宋案重审》之大名，临时起意看看。颇有看《秦密》时的感觉，作者于重重史料之中，分析甄别，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关系，然后去做论断。由于俺也没看过什么关于宋案的研究，听说之前的宋案研究几乎都是一段误读史。 当袁世凯为了自身利益，堵死法律解决宋案的路子，在政治上分化国民党人，在军事上紧逼国民党人，在舆论上刻意把国民党塑造成敌人的时候，也就把国民党逼到了死角，由于无法找到其他有效的反袁途径，“二次革命”爆发也就是必然的了。有人批评国民党“为了一个刑事案件”,“开启了辛亥革命后用武力解决政争的先河，而且在国民党带领下愈演愈烈，中国政治以此为起点走上歪路”。 洪述祖表面是赵秉钧之秘书，实则与赵关系不睦，而是袁之私人。洪借收抚共进会与应夔丞建立诡秘关系，而后又介绍应与袁建立联系。赵在清末为袁之心腹，至民初则因加入国民党而成为袁应对党争的“场面人物”，处于洪、袁及洪、应两个关系圈边缘。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袁世凯虽然不曾指使洪、应杀宋，赵秉钧虽然对杀宋计划毫不知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二人对惨案的发生完全没有责任，毕竟洪、应均为政府所用之人，洪且为袁之私人。 杀宋既然造意于洪述祖，并唆使应夔丞实施，而非袁、赵或黄、陈幕后主使，则武士英便不存在被袁、赵或黄、陈灭口可能。洪在案发后便逃至青岛德国租界，不具备杀武条件。应党曾试图毒杀之，但以失败告终。故武士英最终暴病而亡可能性最大，西医尸检报告证实，武士英系死于急性肺炎。应夔丞始终误以为杀宋乃中央的意思，他于事后要求政府为他和武士英“昭雪”，并跑到京城来邀功请赏。但对袁世凯而言，应口无遮拦，将会让外界误以为杀宋为其幕后主使。1914年1月19日，应在军政执法处两名警探的保护下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却在快到天津时被人刺死于车厢之中，最先发现他被刺死的正是那两名保护他的警探。 宋案十三问几已将本书之论点写出，观之几个，无需多言。

看完发现，第八章是个“太长不看版”，前七章是繁复史料堆砌成的，普通人大概完成不了在如此巨量的材料中寻找线索的工作 有diss史学大咖，也有参考普通网络写手，据非常多也分析的入情入理，不过仍为一家之言 宋案真相么，可能没有真相

首先吐槽一下微信读书新的评价机制，令人如坠云里雾里。本书优秀，四星半。 历史学虽然被划入文科，其实是极为讲求逻辑的。优秀的历史学考证，需调用全部脑细胞，读起来有阅侦探小说的快感。本书即为一例，作为严肃的学术性著作，依旧具备很强的可读性。 我对于中国近代史很不熟悉，但能从本书获得一点启示： 一是研究史学，不可沉浸于人为的时间上的割断，要把历史事件放到连贯的时间长河中考察； 二是占有史料固然要多，但注意力不可分散，应集中于核心史料细致分析； 三是近代史史料来源头绪纷繁，作者使用了大量报纸、档案、史料汇编，兼有时人文集、回忆录、年谱、日记等，对史料的分析深入，有时甚至如语文考试阅读理解，仔细辨析文意，力求准确把握意涵。 略觉疑惑之处在于，近代以来历史，尤其是现当代史，存在大量未刊史料。我担心因为关键史料的缺失，很多讨论类似沙上建塔，很可能因某则史料的公布而全盘崩解。其实史料匮乏的上古史也有类似困扰，或许对过去事实的推理认知，进而不断深入认识我们的过去，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吧。

有理有据，抽丝剥茧，把宋教仁遇刺案讲得清清楚楚。根据历史材料的推理引人入胜，我看来甚至胜过马伯庸，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多了，毕竟真实发生的历史，精彩程度超乎小说作家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