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

先码住一下，有空再写篇长评，系统点阐发对三地关系的零碎思考。 各篇质量见仁见智，但本书导言非常精彩—— 从“省港澳”到“粤港澳”，一字之差，背后体现的实为三地纷繁关系在时空、时势转移之动态背景下的深刻变动，其所覆盖的议题和领域极其复杂，远非三言两语能够讲清（如宏观层面上粤港澳相对地位的升降、三地间文化氛围的相互影响、人为构造之空间分合的形成；以微观的视角道来，百姓在三地的往来交游、由民众生计活动编织而成的各类“网络”、粤方言及其衍生之文化产品之传播更新等），假以时日或可拾其一二来谈。 而程美宝老师的导言，以瞽师杜焕的唱戏经历这一“别有用心”的个例作为“楔子”（楔子，即戏曲开场白/引子），从整体与微观的角度出发，勾连“省港澳”三地曾经的共同历史印记和1950年代以后渐行渐远之现实情形。字里行间，不难能看出程老师的多条学术脉络和现实指向实际上是交映成趣、相得益彰的。而这种小笔触下的大关怀，我们同样能够在氏著《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遇见黄东》以及新近整理出版的资料汇编《太平戏院纪事》当中寻至。 作为一个广东人，我自小便在粤语文化的耳濡目染下长大，如《唱广东歌》歌词话斋：“记得当年姨妈姑姐最爱劲歌金曲，入边嘅人讲嘅语言就叫做广东......”在星爷的无厘头电影、Eson的《浮夸》《K歌之王》和珠江台、翡翠台环绕的世界里长大，使我很难不去思考，这类别具魅力的文化何以流通于粤港澳乃至华南、东南亚等更广阔的地域之内？而广东人和香港人、澳门人三者又曾经历过怎样一段共有的历史，使其能够“互通声气”？ 将目光拉回至现实，身处21世纪，其实我们再难切身感受从前粤港澳的“同声同气”，而惟能在银幕、耳机或是纸张之上，从《狮子山下》《七十二家房客》中追忆各个时代三地的悲欢离合与唏嘘故事；易言之，即茅海建先生所谓“追求历史之真实是为史家终无可得之迷梦”。 如果说，1950年代以前的粤港澳历史以“文脉相通”为主轴，那么其后而至今天，“离散与分断”（程美宝语，见氏著《离散与分断》）则构为成了三地关系的基调。若把目光投向现代的宏观层面，国家主导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调合作和团结，似乎有望将粤港澳再次凝聚在同一面旗帜之下。但目前所见，这套叙事的核心实际是试图以一元取代多元、统一步调替换多重奏，且在疫情时代的阴霾遮盖下，见效十分有限。从长远来讲，此举是会让港澳民众调整定位、以积极心态加入湾区建设并实现“再出发”创造契机，亦或是使三地逐渐忘却曾经共有的历史基因和文化根脉？凡此种种，当下或难以下定论。不过，从往昔走到当下，时日流转，但相对稳定的“空间”始终在此，变的更多只是人们对于“我是谁”“我在哪”“我们是什么关系”的心态和认知，而这又会指导民众具体的行动以及作用于方方面面、深刻地影响历史的走向。明乎此点，才能更好地认识到结合“心态史”和“文化史”探究粤港澳历史的必要性和要义。 由于篇幅关系，更多的相关议题暂不展开，就此打住，日后再议。 最后忍不住多讲一句，程美宝老师实在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除了文章写得深刻又好看外，粤曲也唱得非常妙。一曲《痴云》悠扬绵绵，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畔。而《痴云》里边的几句词，或可为粤港澳的前世今生添上几个注脚——“思往事，记惺忪，看灯人异去年容，可恨莺儿频唤梦，情丝轻袅断魂空......”

能涨知识！虽然有说得不够的地方，但是能抛砖引玉啊，跟着文献去找，对研究粤港澳文化很友好！ 后面很多文字都体现了作者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渐渐喜欢上了她的文字！如果按“同声同气”的说法，四舍五入我也是一个有趣的人。哈哈

省港澳三地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与历史背景，却在长期的区域网络互动中彼此影响，密切流通。这本论文集探讨了19-20世纪三地城市规划、社会流动、体育运动、大众文化的方方面面。 “省港澳”的“省”指“省城”，即狭义的广州。三个城市自唐宋时期“海上瀛洲”到近现代填海造地，始终是泛珠三角地区的文化共同体。从“省港澳”到“粤港澳”一字之差所反映的语境变化，折射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与社会变迁。 跨地域商业实践中，华商应经营需求，在各地设居所、分号或办事处，以便坐贾行商。开埠后的上海，以及象征北美和大洋洲的“两座金山”，成为许多人通过省港澳中转、外出闯荡的重要目的地。 这一历史轨迹也体现在地方大众文化的传播中：将粤语书写“还原”为口语，经空中电波发出，“广东声音”不仅遍布沪上广播频段，也在音乐沙龙、戏园、戏院中被传唱、发展，并依托技术手段实现了远近共享。粤语新闻播报，以及粤剧、粤曲的播放，既出于政治话语的调控，也体现了省港澳商人对家乡文化的认同与自豪。 同时，上海得益于地方文化的输入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为其大众文化注入活力，并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这也解开了我对《上海滩》为何是一首粤语歌的困惑，它正是跨区域文化流动与再创造的例证。再如20世纪上半叶黄飞鸿形象的塑造，不仅传播了传统武术精神，也加强了粤港澳地区的文化认同，并成为全球华人社会家国情怀的象征。到20世纪末，香港电影更将“由沪而省而港”的《七十二家房客》改编为《功夫》，通过文化再创造达成票房的巨大成功，标志着香港电影借助“大上海”叙事进军内地市场，实现“做大中华梦”的愿景。 “竞技运动与身体政治”部分呼应了《运动场内外》中的讨论，游泳和泳装的兴起，使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关注从“放足”上移至“裸腿”乃至“天乳”。南京政府于1934年以女性的“裸腿”对男性含有“挑逗性”为由，明令禁止女性裸腿上街。而当时的广州，未婚男女共泳成为“拍拖”文化的一部分，显示出地方社会风俗的变化与身体观念的转变。 此外，“芳腔”唱情，常“不在于它说出了什么事情，而在于它发出什么音”。粤剧“芳腔”的魅力，恰恰不依赖叙事的推进，而是依赖音响的质地与腔调的流动。“‘若有霜，越更香，还我芬芳，怎得六月飞霜’这16个字，参差错落，极尽灯火下楼台的凄美；生死之情在流动的腔音中呈现，字的清刚和线形的阴柔趋向形成对比，大珠小珠和腔线的蜿蜒形成了穿线贯珠的美态。” 这样的唱段中，腔音带动情绪，气息铺出氛围，而不是语义决定感受。这种“芳腔”的“音响体验与记忆”仿佛博纳富瓦《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里“在场”的地方性注脚。 省港澳大众文化在西方渗透与本土重塑之间，呈现出多元杂糅的面貌。这不仅映射出城市的变迁，更参与了城市空间、地方身份与社会想象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