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论丛（2017年第2辑 总第34辑）

总体尚能一读，部分文章过于简略，如最后一节雍正改土归流部分，讲得不深。戈洛夫金使团事件可引起思考，康雍乾时期清廷对外尚有所知，对俄罗斯更是目为大国，颇多优待，不料到了嘉庆，却以跪拜缘故多番折辱（且俄人非不肯面君跪拜），岂不荒唐？

好书！虽然是本期刊却是对清史的一些细节的还原，可惜目前只搜到了两辑，我想要更多！

这一期的《清史论丛》相当精彩！ 1、施吉瑞的《中国首任驻旧金山总领事陈树棠与美国排华运动》讲述了中国驻旧金山首任总领事陈树棠（1828-1888）在任期间（1878-1882）的相关材料和事迹，重点关注他如何应对加州排华运动问题。 陈树棠在卸任旧金山首任总领事后又被任命为“总办朝鲜各口交涉商务委员”首任委员，井上馨认为其“忠厚有余，才智不足，”向李鸿章建议换人，陈本人也不愿长期担任这个职位，接替他的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凯。 关于陈树棠的资料极少，这份珍贵的文章对其生平提供了有力的补充。 关于美国的排华运动，这篇文章也充分运用了中美两国的史料，进行了深度的解读。被我们视为不平等条约的《蒲安臣条约》在美国人看来竟然也是一份不平等条约！而且，清政府没有听从陈树棠的继任者黄遵宪的建议，坚持《蒲安臣条约》，而是于1880年11月17日在北京重新签订了《安吉尔条约》（《中美续修条约》）。否则美国国会很有可能通不过《排华法案》，即便通过了，也会像《十五乘客法案》一样遭到否决。 另外这篇文章也记录了在美华人的一些真实状态，反映了当时加州反华势力对当地华人的普遍看法，比如几名华人绑架中国女性卖作性奴，华人不理解美国不必诉诸军事就能完成统治者的突然更迭等等。 2、《一个无法进入北京的俄国使节团——嘉庆时期中俄外交礼仪交涉始末》 自1654年2月俄国沙皇派遣的巴伊科夫率使团来华始，至1725年的萨瓦使团止，俄国共计向中国派遣了七个外交使团（分别是巴伊科夫、阿勃林、康熙九年(1670)的米洛瓦诺夫、康熙十五年（1676）的尼古拉·斯帕法理、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义杰斯、康熙五十九年（1720）伊兹玛伊洛夫和雍正四年（1726）的萨瓦使团）。在嘉庆九年（1804），亚历山大一世再次任命戈洛夫金伯爵（Count Golovkin又译为“葛罗普京”）为全权大臣，率队前往北京，欲与清政府商议商业贸易等相关事务时却发生了外交礼仪的纷争，旋即返回了俄国，未能抵达北京。 且看俄国人在出使之前对大清的看法： “中国人政策多疑，且装出一副对贸易不屑一顾的样子”。（恰尔托雷斯基Gzartorysky） “中国人对礼物非常贪婪，对此早有耳闻。故有必要运用这种手段使他们的有识之士对我们产生好感，这些礼品应该同目的相吻合。”（恰尔托雷斯基） 大清对俄国的看法也好不到哪去： “俄人行事向来狡诈，善于就小事狡辩……（俄国人）独自空问不休，为非作歹，所行甚为不堪。（蕴端多尔济及福海）” “俄国人小里小气，好夸口，爱占便宜，善于打探。（蕴端多尔济） 虽然亚历山大一世一再命令戈洛夫金“千万不要和中国人发生任何不快”。但两国之间对对方的态度似乎早已注定了此次的出使不会成功，更何况在俄国使团还未到来之前，清政府已将俄国以通商为使命的使团定位为朝贡使团。 而且嘉庆还要求蕴端多尔济及库伦办事大臣对于俄国遣使来华一事不要表现的过于重视，以免有损大清及嘉庆皇帝形象。 一开始，清俄为使团人数、礼品清单等问题争论不休，导致使团停留在恰克图边境超过两个月。 戈洛夫金认为多达224人的人员编制是亚历山大一世表示尊重中国大皇帝及对双方友好关系尊重的证明，所以若没有该国皇帝的谕旨，他不敢擅自删减扈从人员。至于礼品清单，因礼品中有多面大镜子及珍稀物品，而长途运送极易毁损，所以未抵达目的地前，很难提供准确物品清单。 经多次磋商后，双方终于妥协，但又因清政府要求俄国使团在库伦演练跪拜礼仪而节外生枝。戈洛夫金与随行之人称他们只能在觐见嘉庆皇帝时行跪拜礼，在此地绝不行此礼，若要行礼，只能按俄国规定行站立鞠躬礼。 戈洛夫金认为蕴端多尔济要他在香案前行跪拜礼是毫无根据的，没有先例可循，且有损尊严、带有侮辱及贬低他身份的礼仪，所以他拒绝接受。他说，蕴端多尔济在库伦为他设置一场又一场的侮辱，要把他完全踩在脚下，从而辱没俄罗斯的荣誉，让俄国皇帝丧失尊严，所以他拒绝中国官员的要求。 在嘉庆皇帝看来，赐宴使团是对俄国使臣从未有过的特别恩遇，况且连安南国王前来朝贡，都向嘉庆皇帝行跪拜礼。戈洛夫金仅一使臣，又获殊恩得以在库伦参加宴席，岂能不行跪拜礼。嘉庆皇帝还特别命令蒙古诸王、台吉、章京等佩带武器列队迎接戈洛夫金前来，并要蕴端多尔济当众宣布嘉庆皇帝谕旨，命令戈洛夫金行跪拜礼。否则，将使团递解出境，贡表及贡品一并遣返。 米亚斯尼科夫认为，叩头仪式未被接受，是因为俄国使团认为这种仪式不是在使臣觐见皇帝时行使，而是要在自称皇帝“仆人”（奴才）的库伦办事大臣及其他官员匆忙设置的象征物面前完成。而清朝宫廷对使团所要达到的结果不感兴趣，使臣所带的不是政治建议，而是贸易建议。在皇帝作主的中国，贸易被视为是下层人的领地，清朝宫廷内严肃的政治家有权指定同他们（指戈洛夫金）交谈别的内容。可以设想，即使戈洛夫金在库伦执行清朝当局所有的规定，并抵达北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无法完成交给他的计划。” 大清对于政治优先地位的考量，与俄国注重经济利益之间的观点差距，在民族文化、环境、观念上缺乏理解，这些因素注定俄国使团任务的失败。 戈洛夫金回国后即向俄国副外务大臣恰尔多雷斯基报告称：中国政府不久前加诸于俄罗斯的侮辱是令人震惊的，为了捍卫帝国最神圣的权利与威严，应该以武力来加以洗刷，否则如果我们抱住以温和的态度来谈判不放，瞻前顾后小心翼翼，受到侮辱仍然无所作为，那么我们将把在中国仅有的那么一点点尊严都丧失殆尽。 在米亚斯尼科夫所著《戈洛夫金使团简介》，其中也提到俄国学者瓦里西耶夫（Valisiyeov）说：“清政府以前在致凯萨琳二世（Catherine Ⅱ）及保罗一世（Paul Ⅰ）皇帝的国书，语气甚为不恭。而保罗一世对此事甚为生气，他欲以军事力量来惩罚高傲的邻居（指清政府），只是他的逝世使军事准备停了下来。而亚历山大皇帝想再试试和平手段，于是戈洛夫金装备了使团。而毫不讲理的边境长官（指库伦蕴端多尔济及福海等人）竟将他赶出库伦，这种粗暴之举可以原谅吗，但在这时在西方拿破仑的桂冠引开了我们对东方的注意。” 从瓦里西耶夫所述可知，俄国对于清政府坚持以朝贡礼仪体制作为与俄国外交往来的准绳，已不再像从前为了商业贸易利益隐忍下来，甚至准备以武力威胁大清国，只是当时俄国与法国发生战争，暂时无暇兼顾东方事务。但可看出，俄国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已开始转变。 3、在《攻坚与围困的变奏：皇太极“围城打援”思想的确立过程——兼论“红夷大炮”在明清关外战争中的作用》一文中，作者论述了大炮在成为清军攻城时的阻碍后，皇太极如何运用围城打援的策略取得了大凌河之战的胜利。并对“红夷大炮”在关外战争中的真实作用进行了深刻探讨。 《清初西南局势及清政府的应对方略》则讨论了三藩之乱后，雍正在面对土司割据的局面时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推行保甲制度、重划川滇黔交界区等手段，最终消除了隐患，确保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 除此之外还有探讨河套地区土地政策演变及对农业生产影响，讨论戴震孟学思想的学理依据，阐述清代乡试考官的选派，说明清政府规范化的土司袭替程序来控制和约束土司的文章。 4、《略论明清之际京畿士人的交游——以王崇简为例》中，作者考察了王崇简交游的四种对象：同乡、同年（科举同科考中）、同社、同僚，这几种关系总体是由深到浅的。同僚结识于官场，交往带有较强的功利性和政治色彩；同乡一般于幼年即相识，有的还是世交，感情更为纯粹深厚；同年交往多始于进士及第，出于仕途需要，交游的现实因素较多；相比之下，同社友人可谓“志同道合”。但复社群体过于庞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凝聚力。 此外，虽然王崇简官至吏部尚书，交游广泛，但与满人交往十分有限。 《野史中对明清之际“贰臣”的污名化倾向——以张缙彦为例》则将重点转向了明清之际的“贰臣”群体。并指出野史对这群人的污名化，基本都是胡编乱造。 《清初郑氏将领黄廷、周全斌降清史实考论》以黄廷和周全斌较为典型，显示出明郑将领降清态度复杂和关联性。 《踞地为质与保全边圉——杨岳斌抗法护台策略述评》高度点评了被誉为“志识高出寻常，为水师将才最”的杨岳斌在中法战争第二阶段率军援台时针对台湾海峡提出的保全边圉的军事策略。 5、张广泗与岳钟琪均为清朝中期的重臣，《张广泗与岳钟琪之恩怨始末》分析了两人结怨的起因，并探究了两人不同命运的原因。 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历次改土归流中革除土司最多的一次。韦江胜的《雍正朝广西革除土司考》以革除土司最少的广西作为切入点，试图证明雍正朝的改土归流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是根据各省土司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 我个人认为本期中，施吉瑞的《中国首任驻旧金山总领事陈树棠与美国排华运动》极具史料价值，作者不但引用了大量当时加州当地的记载、新闻报道，分析和结论都很有见地。而《一个无法进入北京的俄国使节团——嘉庆时期中俄外交礼仪交涉始末》一文虽无太多创建，但引用了大量的中俄原始资料尽可能客观翔实的还原了当时双方的冲突前因后果。总而言之，这两篇文章我认为绝对值得每一个喜欢中国历史尤其清史的书友们细读。 另外，在阅读上述文章时，推荐《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可以作为参考书，查证补缺。

总觉得清朝是个屈辱史，不管是后金对明朝，还是清朝对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