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发现：关于决策与判断的科学

《思维的发现：关于决策与判断的科学》  迈克尔·刘易斯  11个笔记  名言节选 2022/10/10 发表想法 心存怀疑虽是种不愉快的体验， 但至少不像深信不疑那般荒唐。 ——伏尔泰 心存怀疑虽是种不愉快的体验，但至少不像深信不疑那般荒唐。——伏尔泰  第一章 NBA的数据模型：达里尔·莫雷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若问哪个男性对他们影响最大，他们会回答‘是我妈’。”火箭队的球员主管吉米·鲍里斯这样说，“还有一个人的回答是‘奥巴马’。” 还有希恩·威廉姆斯。早在2007年，身高约2.08米的希恩·威廉姆斯就已经是一名技术相当过硬的球员。由于私藏大麻被捕（该项指控之后被撤诉），他在波士顿大学队三个赛季的头两季中被停赛。大学二年级时，他只打了15场比赛，但盖帽数却达到75次。球迷们把他在大学的比赛称作“希恩·威廉姆斯的防守盛宴”。他看起来很像一个一流的NBA球员，有望进入首轮顺位，这多少是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未被停赛顺利度过了大学的第三年，意味着他已经摆脱了对大麻的依赖。 只靠模型，不掺杂任何人为判断，会迫使你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球探眼中出色的球员在模型统计中得分那么低？为什么球探眼中平庸的球员在统计模型中得分又会那么高？”莫雷更多的是把自己的那套模型看成“较佳答案”，而非“标准答案”。而且，他也没有天真到以为单凭模型就能挑选出好球员。很显然，模型也需要有人去调试和观察——主要是因为有些情况模型也不掌握。如果某个球员在NBA选秀前夜累趴下了，那么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作为数据被统计在内的。尽管如此，2006年时，你若让达里尔·莫雷在他的模型和一屋子球探之间做选择，那他肯定还是会选模型。在2006年，那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东西。莫雷知道，没有其他人用模型来评价篮球运动员——模型需要庞大的数据支持，没有人肯花工夫去收集。为了找到数据，莫雷曾不得不派人前往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到他们的办公室里把过去20年里所有校队球员的个人数据复印了下来，然后全部手工录入到他的系统里。要验证评价球员的方法是否可行，就必须以球员的所有信息为基础搭建数据库。如今，他们拥有全部大学篮球队球员近20年的一切数据。新建好的数据库能让你把现在的球员和过去某个同类型球员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继而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休斯敦火箭队当年的很多做法如今看起来并不复杂：和华尔街上的交易商、总统竞选团队的负责人，还有那些根据浏览记录预测你的购物倾向的公司一样，他们的统计实质上采用的是同一类演算法。但是在2006年，那可不是件轻松的事。莫雷的模型需要海量数据，可是很多数据无从获得。于是，火箭队开始采集原始数据，把篮球场上过去没有被记录过的信息都记录了下来。比如，他们开始统计球员有机会争抢篮板球的次数，而不是实际抢下的篮板球次数，同时，统计他在此期间的控球次数。他们还会以某个球员为对象，对比他上场时和下场时球队的得分。球员在一场比赛中的进球、篮板球以及抢断等指标并不是很重要，但是他在单位时间内的进球、篮板球以及抢断就很有价值了。如果球员是在半场比赛而不是整场比赛中得了15分，那肯定具有更大的统计学意义。而且，他们还通过单场回合数倒推出了各个大学球队不同的比赛节奏。根据校队的比赛节奏来完善球员的相关数据，这种做法很有说服力。在整场比赛中，球队投篮150次时的进球数和篮板球数与投篮只有75次时的情况不能等同视之。通过统计比赛节奏，你能更清楚地看到某个球员在此过程中都完成了些什么工作，这是传统视角无法实现的。火箭队把以前没有收集过的数据都整理在册，不仅关注到了球员在球场上的表现，还将球员的个人生活状况纳入考量，以期从中发现一些规律。父母双全的球员是不是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左撇子是不是更有优势？如果球员在大学校队时得到过一流教练的指导，那他是不是更有可能在NBA赛场上表现出色？家族成员中有过NBA球员是不是会使他拥有更大的胜算？他的专科院校背景要不要紧？他的大学教练会不会打区域防守？校 他是不是一专多能型球员？卧推的成绩重不重要？“几乎所有的观测项都起不到预测的作用。”莫雷说。但是也有例外。单位时间内的篮板球次数可以很有效地预测大个子球员未来的表现，而单位时间内的抢断球次数则对预测小个子球员今后的表现很有用。比起身高，球员的站立摸高更为重要——要看他的臂长，而不是身高。2007年，检验这套模型的日子终于到来了。（火箭队交易了2006年的选秀权。）在整个篮球界都在依靠感觉和经验挑选球员的时代，这套冷冰冰、不带一丝感情色彩、以数据为依托的方法总算迎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这一年，火箭队在NBA选秀顺位中排到第26位和第31位。莫雷的模型显示，在这两个场次中挑到好球员的概率分别是8%和5%，而挑中先发球员的概率只有1%。他们挑中了阿隆·布鲁克斯和卡尔·兰德里，这两人后来都成为NBA的先发球员。那一次真可以说是满载而归。（没有什么完美的标准能衡量选秀结果，但是有一个合理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卡尔·兰德里和阿隆·布鲁克斯在NBA近10年被选中的600余名新秀中分别排到第35名和第55名。）“这让我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莫雷说。他很清楚，人们通过主观判断来选拔人才的做法古已有之，比起人的主观判断，自己的模型最多只能算略胜一筹。他知道，这套模型在核心数据上还存在很大缺口。“有些资料仅仅是球员在大学校队某一年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本身也存在问题。除了让你知道这是哪一场比赛，教练是谁，赛事级别是什么之外，最多再告诉你球员都是20岁。你无从得知这些球员都是谁。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所有问题他都清楚，但还是坚信能够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东西。时间就这样推进到了2008年。这一年，火箭队在NBA选秀中排到了第25顺位。这次他们选中了一个大块头，来自孟菲斯大学的乔伊·多西。面试时，多西风趣幽默，招人喜欢，是个很有个人魅力的家伙。他说日后不打篮球的话，他有意去当色情片的男主角。入选后，多西被派去桑塔克鲁兹打一场表演赛，对手都是一些新近入选NBA的球员。莫雷前去观战了。“第一场时他的表现很糟糕，”莫雷说，“我骂，‘该死的！！！’”乔伊·多西的球技烂得让达里尔·莫雷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挑出来的人。莫雷想，也许他只是没把表演赛当回事。“我约见了他，一起待了两小时，吃了顿午饭。”莫雷和多西长谈一番，提到了认真打球以及给观众留下好的第一印象的重要性。“我想他下一次一定会洗心革面，结果第二场比赛他还是老样子。”很快，莫雷就意识到，他本人的问题比乔伊·多西的更严重。问题出在模型上。“乔伊·多西是模型选出来的超级巨星。模型显示他能做到百发百中。他的指标很突出，非常突出。”同一年度，模型还排除了一个看似不太起眼的人选，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一年级中锋德安德鲁·乔丹。根据常规的甄选办法，NBA其他球队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放弃了他，直到第35顺位，他才被洛杉矶快船队选中。然而，就像乔伊·多西只用很短的时间就证明自己是个草包一样，德安德鲁·乔丹也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成了NBA顶级中锋，也成为当年仅次于拉塞尔·威斯布鲁  第二章 局外人：丹尼尔·卡尼曼 如果你无法观测到思维的工作过程，又何谈装模作样地去研究它？值得人们予以科学关注的，能够以科学的手段加以研究的，应该是生物的行为方式。 2025/09/13 发表想法 真实的记录，是科学精神的反映，谎话连篇是奴才做久了，已经成为习惯性撒谎，所谓上级就是对的，根深蒂固的沿袭了服从主子的习惯思维。 原文：“如何驯化动物”的文章中写道：“需要提醒那些急于把人类当成实验对象的读者们，我们必须着手进行一个新的项目，对行为既予以强化，又加以抑制。以这种途径，我们极有可能在人类被试中激起某种情感反应。遗憾的是，行为科学还不能像控制行为那样去成功地控制情感。”行为主义学说的魅力在于，科学变成了一目了然的东西：我们能够观察到刺激物，也能记录下该刺激所带来的反应。这个过程看起来是那么的“客观”，它不再取决于主观感受或者感觉。一切重要因素都是可被观察、可被检测的。有一个斯金纳本人也很喜欢引用的笑话，入木三分地反映出了行为主义那种一是一二是二的特质：一对恋人做完爱后，其中一人问对方：“你的表现不错，我怎么样？” “如何驯化动物”的文章中写道：“需要提醒那些急于把人类当成实验对象的读者们，我们必须着手进行一个新的项目，对行为既予以强化，又加以抑制。以这种途径，我们极有可能在人类被试中激起某种情感反应。遗憾的是，行为科学还不能像控制行为那样去成功地控制情感。”行为主义学说的魅力在于，科学变成了一目了然的东西：我们能够观察到刺激物，也能记录下该刺激所带来的反应。这个过程看起来是那么的“客观”，它不再取决于主观感受或者感觉。一切重要因素都是可被观察、可被检测的。有一个斯金纳本人也很喜欢引用的笑话，入木三分地反映出了行为主义那种一是一二是二的特质：一对恋人做完爱后，其中一人问对方：“你的表现不错，我怎么样？” 有的人想通过心理学寻找自己不幸的根源；有的人坚信自己能洞察人性，但苦于文采不佳写不了小说，只好来研究心理；有的人是因为学不好物理，为了给他们的数学才能找一个用武之地，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心理学；也有的人仅仅是想借助心理学去帮助身陷苦海的人。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领域呈现出了一种“外祖母的阁楼”的特质，即各种相互之间毫无关联并且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都被抛进了心理学。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米尔曾在1986年写过一篇广为人知的文章，题目是“心理学研究：纷杂主体背后是否存在统一性？”他在文章中写道：“假如两个才华出众、硕果累累的心理学专家有机会共进午餐，他们也许只能聊一聊双胞胎中哪一个有可能得第一，或者评一评罗纳德在《红色杀手》里的演技。因为就心理学而言，他们之间能找到的共同话题实在是寥寥无几。人们可以问问，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不是该对此做些什么，或者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研究精神分裂症传播问题的行为遗传学家有什么必要非得和研究鼓眼鱼视网膜电化学反应过程的专家坐在一起谈天？”能力倾向测试显示，丹尼尔适合待在人文学科或科学研究这两个领域，但是他一心只想从事科学研究，只想研究人。除此之外，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一点很快就在以下事情上反映了出来。在希伯来大学上二年级时，他听了一位德国访问学者的讲座。这位学者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他指出，脑部受损会导致患者丧失抽象思维的能力。事实证明这个观点是错的，但是丹尼尔当时却被它深深地吸引，甚至打算放弃心理学去学医，这样他就能探查一下人的大脑，看看是否有什么新发现了。一位教授最终说服了他，告诉他如果不是真的想当医生，最好别丧失理智地去为医科学位劳神费力。不过，这个小插曲也使他的某种特质初露端倪：以极大的热情拥抱一个想法或梦想，最终却失望地将它们甩在一边。丹尼尔说：“我始终觉得想法多得是，要是你发现这个想法行不通，那就别再死缠烂打，放弃它，去试下一个。” 2025/11/04 发表想法 人性与阵营的选择！残酷的现实与理想精神的对立。 原文：此前一年，以色列军队残杀了很多阿拉伯妇女和儿童，当时丹尼尔就和他的朋友西蒙·沙米尔讨论过，假如他们接到命令要去杀死阿拉伯平民，他们该怎么办 4岁、5岁的孩子分别待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放有他们最喜欢的奖品——面包棒或者棉花糖，然后告诉他们，如果能等待一段时间而不碰那些奖品，那么最终会收获双份奖品。结果证明，儿童的等待能力与他的智力、家庭环境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之间存在关联。后来，在对这些孩子的成长轨迹进行跟踪调查之后，米歇尔发现，5岁时就能抵抗诱惑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在学业能力测试中获得高分，会有更高的自我价值感，身材肥胖和上瘾成性的可能性也更低。  来自微信读书

非常棒的一本传记，讲述了心理学家阿莫斯和丹尼尔的伟大友谊，推荐作为《思考，快与慢》的伴读。 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和这个故事契合度真的很高，“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 （码字中...被这恋爱般的友谊深深打动） 相比于知名度更高的丹尼尔，阿莫斯的确是更令人崇拜和喜欢，包括我在内，他的开朗、通透和智慧吸引着每一个人，当然也让丹尼尔“醋意满满”。 阿莫斯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很难说清楚人们是如何选择生活道路的，我们的很多重大选择实际上都是随机做出的，反而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选择能够反映出我们真实的一面。我们进入什么样的领域可能取决于我们高中时碰巧遇到了什么样的老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配偶也可能取决于在适当的时候恰好出现在我们身边的那个人。相反，小选择往往是成体系的。我是一个心理学家这件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学家倒可以反映出很多问题。” 唯一的缺点就是书名带有很强的迷惑性，很容易让大家误以为是一本理论类书籍，会让人感到文不对题，搜索了一下，这本书的原名叫作《The Undoing Project: A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一段改变我们思维的友谊。

刘易斯的书总是一口气读完，何况这本写我非常喜爱的心理学家的传记。 事实是我并没有一口气读完，我只是非常喜欢，然而一旦放下，整个周末竟然去读了本神话，然后补了本jk罗琳关于魔法学校的小册子。 好在书里面给了解释：隐喻，就是用模糊不精准的语言，描述这个充满概率的世界。 我们人类就是这样充满着偏见，我们对数字和逻辑假装精通，放在煽动性的环境中，我们立刻又成了那个敏感的野蛮人，我们看到一个大写的1，就会认为1比2大。 我无条件的接受丹尼尔的前景理论，框架理论，后悔理论，可是我并不理解他的作品，太晦涩冗长了，我急匆匆的想，告诉我结论就可以了，举这么多例子反复唠叨？ 正如我年轻的时候，只想看教材，不喜欢传记，只想看结论，没时间理解过程，后来反过来，我不但更喜欢看作者的传记，还喜欢看时间段，哪个时期发生了哪个事情，我们还是喜欢故事的原始人，现代人的结论，在离开学校十几年后，又归还给课本。 这里面描述的友情，我可以完全的理解，那种相聚离合的吸引力和张力，是诱人的，又徒增无数烦恼。可惜并不多，世上遇到的机会太少了。要恰当的时间，恰当的机会。而且人都是在发展中的，现实中没有平行线。 重复这本书，也重读《快思慢想》，我可能会聪明点，但仍然免不了偏误，还会犯一样的错误。

对本书进行双重拆解：既拆解人类判断的隐秘机制，也拆解卡尼曼与特沃斯基那段改变思维的友谊。故事从NBA数据极客莫雷开始：专家凭直觉放弃林书豪，统计模型却看见被低估的价值。核心追问由此浮现：当人做判断时，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违逆常理的行为，是随机错误，还是可预测的系统偏差？ 传统经济学假设理性人遵循概率法则。卡尼曼，局外人，童年在纳粹阴影下，内省悲观；特沃斯基，局内人，自信果断，擅长辩论。两人在希伯来大学相遇，性格互补。卡尼曼从飞行教官训练中发现均值回归的错觉：极端表现后必然趋向平均，教官却误读为批评有效、表扬无效。这揭示全书核心：人类渴望因果，常把统计规律误认为因果法则。“教育的意义就在于，当你一无所知时，你知道该去做什么。” 他们的合作催生了判断的启发式与偏差：人在不确定下不计算概率，而走心理捷径。代表性——按相似度判断概率，忽视基准率；可得性——越易回想越觉常见，生动事件占据不合宜比重；锚定——初始值拖拽后续判断；模拟——想象难易影响概率感知。这些不是愚笨，而是思维正常运作的方式。“仅凭你知道偏见存在，并不足以让你克服这个偏见。”在预测中，基准率几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编故事的冲动：“人们预测得少，解释得多。”逻辑一旦被故事情节包裹，即便不可能，也显得可信。 学术巅峰是前景理论：决策基于心理价值而非期望效用，收益与损失情境显著改变选择。损失带来的痛苦大于同等收益的快乐。 孤立效应：同一选择因描述不同而逆转。“通过改变对事实的描述方式，使收益看起来像损失，你就能轻而易举地扭转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 进化解释冷峻：无限度感受快乐却对痛苦麻木的物种，也许不能长存。 特沃斯基随后提出阴影理论：备选场景决定我们对现实的预期、回顾与解释。我们不是直接体验现实，而是通过“如果事情不是这样”的对比来体验。 理论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法庭与公共政策。医生诊断受代表性、可得性、锚定、模拟影响；峰终定律表明，病人记住的是最痛时刻与结束感受，而非平均体验。 法律中，添加代表性细节就能增强说服力。“人们不是在选择事物本身，而是在选择对此事物的描述。” 人们难见自己的思维误区，却常对别人的误区旁观者清。 然而，思想诞生与关系解体并行。卡尼曼与特沃斯基从平等合作到地位失衡，从虚心到傲慢。特沃斯基1996年去世，未能等到2002年诺贝尔奖。诺奖不能追授，卡尼曼独自领奖，却明确说荣誉属于两人。葬礼与诺奖并置，学术史还原为人与人的故事。 全书总述：它证明人类判断的系统性错误不是随机噪音，而是可命名、可预测、可理论化的规律。它拆解思维，也拆解友谊；展示理性之限，也展示合作之光。伏尔泰的题词一多半致敬卡尼曼，而刘易斯最终写出的是：偏见如何被看见，思想如何被共享，友谊如何在不完美中留下不朽。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大大小小各种决策，其中有很多是不理性、不合逻辑的，即使是专家学者们也难免犯错。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并肩研究，提出了“前景理论”，揭示了情境对于人类决策行为的影响。《思维的发现》就介绍了他们的合作过程，以及前景理论在许多学术和实践领域中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是怎样相遇、开展合作的？ 1.心思敏感的卡尼曼更像传统的心理学家，心思活络的特沃斯基对经济学更感兴趣 卡尼曼因为童年躲避纳粹的经历，培养出了善于观察、时刻保持警惕与怀疑的敏锐性，并且对人的思维、看待世界的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获得希伯来大学心理学学位后，他在以色列军中成功开发了“卡尼曼性格测试量表”，并且意识到人的判断与决策会受到情境影响，要想做出正确的决策，就需要排除情境的干扰。 特沃斯基是个精力充沛、思维敏捷、风趣幽默的人。他在以色列学习心理学的过程中受到启发，开始以心理学的视角研究经济学家发现的不理性决策。在美国进修期间，特沃斯基提出，人要从多个备选中做出选择时，不是简单地做线性比较，而是会比较理想型与备选之间的多个特点。根据所处情境，我们有时会更注重二者的相似性，有时则更注重差异性。 2.1969年，二人在卡尼曼的研讨课上的争辩，成为了合作的契机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围绕“人是否是天生的统计学家”进行争辩，最终卡尼曼获胜，特沃斯基接受了“人在大部分决策中没有运用理性思考”的观点，并且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学领域的各种经典理论。 3.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确定了研究流程，思维的契合掩盖了性格的差异 卡尼曼收集自己或他人的那些愚蠢的错误决定，然后与特沃斯基共同分析讨论、提出假设，最终设计出几个带有不确定性的选项，请大学生判断哪个选项的可能性更高，或者从中挑选一个他们更愿意接受的选项。他们试图证明，决策中的不理性就不是一时头脑发昏，而是普遍地、系统性地出现在每一个人身上。 二、什么是前景理论？ 1.代表性法则、可得性法则、锚定与调整法则是影响我们判断的三个重要因素 代表性法则。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在脑海中形成各种事物的“原型”。在做判断的时候，我们会将备选与原型作比较。 可得性法则。当我们判断一件事会不会发生时，会在记忆中搜索过去发生过多少类似的事件。如果很轻易地就想到了，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频率比较高，或者是容易再次发生。 锚定与调整法则。我们估计一个数据的大小、或者是事件发生概率的高低时，会先在大脑中预设一个数值，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微调。即使预设的数值是个随机数，影响依然存在。 2.1979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了前景理论，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的基础 前景理论指，人们在决策时基于心理价值而非期望效用，收益与损失的情境对决策有显著影响，心理价值不会随金钱价值线性变化。 人们在决策时基于心理价值而非期望效用。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公式计算不同选项的期望效用，然后选择效用最高的选项。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研究中发现，人们在实际做决策时依据的是心理价值。一笔确定的收入虽然期望效用低于大奖彩票，但是心理价值可能会更高。 收益与损失的情境对决策有显著影响。在面对收益时，人类会厌恶风险，变得保守，选择即时兑现的收益，这就是“风险规避”。在面对损失时，人类又会主动选择风险，变得冒进，宁愿再赌一把，这叫作“风险偏好”。 心理价值不会随金钱价值线性变化。人们会对十万分之一可能的收益抱有过高的期待，又会对百万分之一可能的损失过度担忧。 3.在前景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框架效应”影响人们的决策 框架效应。指人类决策会受到情境描述的影响。有时，一部分获益代表另一部分受损。我们通过叙述方式可以创造“收益”或“损失”的情境，进而诱导人们做出特定的决策。 三、前景理论如何影响我们的现实生活？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合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前景理论渗透进医学、法律、公共政策等各种领域。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影响了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年轻经济学家，进而拓展了其应用领域。我们判断汽车是否节能的指标从“每加仑英里数”变成“每公里耗油量”，帮助人们更准确地判断油耗。美国政府的退休保障计划从需要主动申请变成默认加入，使计划推进得更广泛。 2.特沃斯基因癌症离世，卡尼曼进一步推动心理学视角下的决策研究。 两人从以色列来到美国后，因为学术地位上的差异与性格上的分歧，合作关系濒临破裂。特沃斯基罹患癌症的消息短暂地挽回了二人的友情。特沃斯基离世后，卡尼曼凭借前景理论得到诺贝尔奖，并开始深入地研究幸福，试图了解，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增加幸福体验，决策的基础是不是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心存怀疑虽是种不愉快的体验，但至少不像深信不疑那般荒唐。 知识实则就是预测，所有能够提高你预测能力的东西都是知识。基本上你在做每件事的时候都在试图得出正确的答案，只不过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很难说清楚人们是如何选择生活道路的，我们的很多重大选择实际上都是随机做出的，反而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选择能够反映出我们真实的一面。我们进入什么样的领域可能取决于我们高中时碰巧遇到了什么样的老师。相反，小选择往往是成体系的。 阿莫斯认为，人们在比较两个对象、评判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时，实际上是在对它们的特征进行罗列。这些特征仅仅是物体的一些表面特征。人们会在比较两个物体时提炼出它们所共有的一些表面特征：共有特征越多，二者间的相似性就越大；共有特征越少，二者间的差异性就越大。 相似性有两个面，一面属于因果关系，另一面属于派生关系。它既是分类的基础，同时又受分类形式的影响。 人们习惯从少量证据中得出重大结论，这种倾向如此之强，以至于明知此处有陷阱，人们还是会主动跳下去。 假如人的判断力比不上一个简单的公式，那么人类就会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多数需要专家做判断的学科都不像心理学那样数据翔实，或者说数据至上。人类的很多活动领域都缺乏足够的数据，无法以数据为依托构建一个公式去取代人为判断。 代表性启发式：当人们在不同的场景中揣测概率时，其实是在对相似性、代表性进行判断。 人们不是在选择事情，而是在选择对这件事的描述。人们对于总体会有一个基本概念，遇到具体事例时，你会把它们拿来与总体概念进行比较。人们往往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发生之后却对过去分钟的头头是道。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当事情真的发生时，我们又表现得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又会头头是道地去解释它。即便是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人们还是能对无法预料的东西做出解释，这种现象反映出了人类在逻辑推理方面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尽管这种缺陷表现得非常隐晦。它使我们相信，周遭世界并不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也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智力出众。原因是，假如我们在只知道结局却并不掌握其他信息的情况下，能对原本无法预测的事情做出解释，那说明这个结局是早就注定的，而我们本该能提前预料到。我们未能预料，这说明我们智商有限，与世界的不确定性无关。我们总是怪自己没能早一点预见那些事后看来必定会发生的事情。据我们判断，墙上的字迹可能一直就有，问题是，人们能看见这些字迹吗？ 选择构架：人们做何种选择，取决于这种选择以何种形式被呈现出来。有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他们会从背景中提取某种暗示。他们“构架”出了自己的偏好。在此过程中，他们会选择一条最顺畅的道路，即便这条路要让他们付出高昂代价。

193.《思维的发现》——科学思维是怎样探索进步的？ 这本书的作者迈克尔•刘易斯，是美国超级畅销书作家，经典作品包括描写华尔街债券市场的《说谎者的扑克牌》，描写次贷危机的《大空头》。这本《思维的发现》则是他关注学术圈话题的开山之作。 《思维的发现》，这本书讲述的是两个天才改变人类思想的故事，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终身的亲密合作伙伴阿莫斯·特沃斯基，他们一起开创了行为经济学，改变了人类关于思维和决策的认识。这本书展现了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亲密合作的精彩过程，揭秘了框架效应、前景理论等重大学术成果的诞生始末。他们二人开启了人类对于决策与判断的科学认知，并在经济学、医学、法学等众多领域引发了变革风暴。 这本书相当于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史记，详细记录了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这两位心理学家，是怎么开创行为经济学的。 这两位心理学家个性不同，但在几十年中珠联璧合，取长补短，亲密合作，在科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行为经济学中的很多重大理论成果，比如框架效应，前景理论等，都是两人合作的成果。凭借这些成果，卡尼曼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特沃斯基因为罹患癌症英年早逝，没有等到诺奖。但他们的思想结晶，已经深刻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他们开创的行为经济学，启发了众多学者，也影响了其他学科的发展，目前已经是经济学最为活跃、最为热门的分支之一。 20世纪70年代，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他们在研究人类各种心理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前景理论，说的是人们面对可能获得的收益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意冒险，但在面对损失时，又会变得愿意冒险搏一把。这一发现意味着，你的风险偏好事实上会随着自己心理状态的变化而改变，这和传统经济学认为人的风险偏好相对稳定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从而奠定了日后行为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基础，而他们开创的行为心理学流派，又对经济学之后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很多学者关心的是人类的决策机制，不过一开始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合作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类的判断机制。他们认为，人类的判断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直觉思维，直觉思维受到思维偏见的影响，并不可靠，这些影响你判断的思维偏见究竟是什么呢？经过努力，两人发现了最初的三种偏见，分别是代表性偏见，可得性偏见和矛盾性偏见。 直觉思维是人类思维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能够帮助你快速作出判断，但他不够理性，难以避免一系列偏见的影响，从而导致判断失误，基于这套理论，卡尼曼在80年代写出了《思考，快与慢》，成为行为经济学领域的不朽名著。 其核心内容是，你在面临收益和损失的风险偏好并不相同，就会对你的决策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你面对的是收益，你会倾向于规避风险，求稳妥，如果面对的是损失，你会倾向于冒风险搏一把。到1976年，他们把这套理论正式命名为前景理论。 然后，经济学家塞洛，也受到他们的启发，提出禀赋效应，发展了行为经济学理论，他也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的球员可能得分很高，但其实是队伍中拖后腿的那个人；有的球员可能得分很低，却是队伍中的核心人物。 单位时间内的篮板球次数可以很有效地预测大个子球员未来的表现，而单位时间内的抢断球次数则对预测小个子球员今后的表现很有用。比起身高，球员的站立摸高更为重要——要看他的臂长，而不是身高。 球探在看球员打球时，很容易形成瞬时印象，继而按照这个印象去寻找证据。他听人说过，这种情况叫“证实性偏见”。人们总是不乐意看到那些他们不想看见的东西，而迫切希望看到他们乐于看见的。 莫雷把手下员工召集在一起，将他所认为的有可能影响判断的一些偏见一一列在了白板上：禀赋效应、证实性偏见等。还有一种被称为“当前效应”的心理——在做出决策时，容易低估未来的发展，认为当前必好于以后。 后视效应”就是指人们在看到结果时，容易表现出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的样子。 他是一个不需要根的人，总认为生活是由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构成的——事情会以这种形式发生，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发生。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凡尘俗世里最大限度地去利用这些偶发事件。 —他强迫自己勇敢，最终使勇敢变成了他的习惯。 人们所做的决策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对两个事物间相似性的评判集合：一个是存活在心中的理想，另一个是在眼前供你选择的对象。它们呈现出来的是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或多或少都是可观察到的；至于哪个特征更显著，则取决于人们在哪种场景中去感知它，而这个场景是以选择为基础的。人们其实是通过罗列对象的表面特征来完成判断的。鉴于这些特征的显著性取决于它们出现在何种场景中，两个对象之间究竟有多相似也同样取决于场景。举例来说，当你要求两个并不相似的人找出他们之间的共性时，其实是把他们放置在了这样一个场景：更突出共同特征。当改变场景对比两个对象时，它们的一部分特征就被隐没起来，而另一部分特征则会浮出水面。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取决于我们以何种方式对其进行分类。 分类或者分组会强化我们对事物的固定看法。若想打破这种固定看法，就必须消除类别。 由于我们很容易在别人表现出色时给予表扬，并在别人表现差劲时予以批评，又由于人们的表现总是趋于向平均值回归，因此，当我们赞扬他们时，他们就会退步；而当我们批评他们时，他们就会进步。 所谓鸡尾酒晚会效应，是指人们能够在嘈杂背景中过滤掉杂音并捕捉到他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在面对拒绝改变的人们时，重点是要找出令他们拒绝的根源，并且去解决它，而不是简单粗暴地逼他们就范。 在丹尼尔看来，人类并不是“保守的贝叶斯人”，也不是任何一种类型的统计学家。他们常常是依据细枝末节直接做出判断。 人们都知道，硬币落下时，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概率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依然认为，如果一个硬币连续多次都是正面朝上落下，那么下一次极有可能会反面朝上。 人们在做判断时，都会把所判断的东西和他们大脑中的某个既定模式做对比。 人的大脑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去计算正确概率。那它究竟做了什么？丹尼尔和阿莫斯给出了答案：大脑用经验法则代替了机会法则。 他们写道：“我们的论点是，在多数情况下，只要事件A比事件B具有更多的代表性，我们就认为事件A的发生概率要高于事件B。” 我们心目中的“随机性”与真正的随机性相去甚远，因为我们所认为的“随机性”中不包含那些只有真正的随机性才包含的内容和形式。 人的思维中存在一种机制，它既能帮助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又能导致严重的判断失误 人们越是容易回想起某个场景，即可得性越高，就越有可能认为这个场景是存在的。某个刚刚发生、格外生动、格外常见的事件，或者任何一件碰巧已经先行占据人的思维的东西，极有可能被人们轻而易举地回想起来，并最终在他们的判断中占据不合宜的比重。 人的判断会被那些容易被记住的事情所扭曲。 人们对有些事一无所知，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愿自找麻烦地在做判断时将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作为重要因素考虑在内。他们认为还可能存在的另一个启发式叫作“锚定与调整性启发式”。 人们总是会构建场景。深藏在记忆中的、被我们编织起来的故事，成功地取代了概率判断。“扣人心弦的场景很容易束缚我们的后续思考，”丹尼尔和阿莫斯写道，“大量证据显示，一旦我们以某种方式对不确定情况做出了感应或诠释，就很难再换成另一种方式。” 当我们认为某个结果完全不可能时，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脑海中搭建不起这样一条能够导致该结果的事件链。问题往往就出在我们的想象上。 人们通过编故事来预测。 人们预测得少，解释得多。 不论是不是心甘情愿，人们总是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中。 人们相信只要竭尽全力，就能预测未来。 人们能够接受任何合乎事实的解释。 人们总是努力想得到他们已经得到的知识，对未曾拥有的新知识却退避三舍。 人是一种带有确定性的生物，被扔进了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宇宙。 在人和宇宙的较量中，结局一定出乎意料。 已经发生的事是那些原本就不可避免的事。 当判断中夹杂了不确定成分时，判断就变成了预测。 在看待基准率时，一条奉行不悖的原则就是：当你对事实一无所知，预测无从谈起时，基准率就是你的答案。 “缺乏具体依据时，人们会依赖先验概率（基准率）；而当他们掌握无用信息时，先验概率就会被抛在一边。” 当人们意识不到趋均值回归的存在时，他们就无法洞察周遭世界的本质。我们终其一生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因为惩罚他人而获得奖励，又因奖励他人而遭到惩罚。 在评估事件的可能性或者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事件时，我们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一旦接纳了某种假设或者某种解释，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将其放大，从而很难再用另一种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 有关历史的判断，从宏观角度来衡量，也是一种依托数据进行的直觉判断。”历史判断同样受到偏见的影响。 当结局已一目了然时，他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事态的发展就像他们预估的一样。阿莫斯的这个讲座过去数年后，菲施霍夫给这种现象取了个名字，叫“后视偏见”。 讲座中，阿莫斯向这些历史学家指出了他们的职业风险：极易接受他们所看到的任何事实（而忽略他们没有或者无法看到的事实），并将这些事实打造成一个个听起来颇具说服力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无法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当事情真的发生时，我们又表现得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又会头头是道地去解释它。 体育解说员或者政治评论家为了能自圆其说，让自己的点评和最终结局两相吻合，会不顾一切地调整叙事方式，转移叙事重心。历史学家也概莫能外。他们会把规律强加在随机事件的头上，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在做些什么。阿莫斯管这叫“爬行决定论”，还在笔记中草草写下了它的危害之一：“以一切都不出所料的心态看待昨天的人，终将面对处处都是意外的明天。” “当某种诊断径直闯入你的脑海，并且能让你对现象做出看似合理的解释时，你就得格外当心了。这个时候，别急着下结论，一定要检视一下你的思维。”当然，并不是说最先出现的想法就一定是错误的想法。只是这种想法会让你过分确信某种结论的正确性 一个人在做预测或是做诊断时，除非他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否则就不能不考虑基准率。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知道什么，或是不知道什么，而在于他们对确定性的渴求，或者说至少是对表层确定性的渴求。 直觉判断常使人们在面对错综复杂、形势不明的问题时陷入相似的谬误。 预见思维偏误并对其加以纠正，这是雷德梅尔长久以来刻意养成的一个习惯。他深知记忆不可靠，所以无论去哪儿，都会带着一个小本子，把所思所见随时记在上面。 在面对关乎生死的选择时，人们的关注焦点并不在概率本身，而在概率的表述形式上。 为什么在有100次下注机会时，他们会估算预期收益并对有利于他们的概率给予更多关注，而在只有单次下注机会时却不这样做？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所谓好的科学，不仅是要去发现别人业已发现的，还要去思考无人曾经说起的。 聪明绝顶和愚蠢至极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很多问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在该恭顺时拒绝恭顺，该创造时却无力创造。 要做一个成功的研究者，秘诀在于始终保留一些专业之外的爱好。舍不得在业余兴趣上花时间，最终只能是虚度年华。 有时候，改造世界要比证明你曾改造了世界更容易。 篮球专家把球员投球时随机表现出的某些特征归纳为莫须有的规律，关节痛患者也从疼痛中归纳出了莫须有的关联。 人们并非真的经受了这么多的幸福或者不幸，而是因为他们体验的东西与他们记住的东西是两码事。 他们真正感觉到的痛苦是不一致的。他们记住了最痛苦的时刻，尤其记住了痛苦终结的那个时刻。这也就是说，哪怕一段痛苦经历持续的时间更长些，只要其结局有所好转，那就更易被人们接受。最后一刻的印象有可能定格成为永恒。 “古往今来，有多少重大决策不是在少数几个当权者的一念之间做出的？”决策者如果未曾正视自己的思考过程，未曾控制自己的感情用事，则“极有可能使整个社会的命运都因其领导人所犯的一些可被避免的错误而改写”。 人们购买保险时，支付的保险金往往会高出他们的预期损失，若非如此，保险公司如何盈利？ 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每一笔新增财富在他眼中的价值就越低。同样，每一笔新增财富的效用也会随着财富总量的增长而减少。 规避痛苦就成了一个重要因素 丹尼尔认为这很荒唐：压根儿不存在矛盾。完全就是心理问题。对任何一个决策的理解，都要从经济和情感两方面来看待。“很显然，影响决策的并不是后悔本身，只不过是结果引发的情感反应会作用于决策罢了。“影响决策的是预期的后悔，以及其他一些预计会出现的结果。”人们预期到后悔并因此而调整决策，其方式有别于对待其他情感。丹尼尔写道：“可能是受痛苦的影响，此处存在不对等。因为，人们在感到愉悦和幸福时，极少考虑到不幸的事情如果发生该怎么办。” 做决定时，人们不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在追求懊悔最小化。幸福的人不会像不幸的人那样，一味地去想最初究竟该做何选择才能收获圆满结局。人们从未像规避后悔那样去规避其他的情感感受。 当被问及自己在生活中是如何做重大决定时，阿莫斯往往会分享他的小策略：挑出某个选项后，想象一下将来会不会后悔，哪个选项在想象中最不令他后悔，哪个就是最终选择。 丹尼尔似乎是觉得，未来的感受中注定会有痛苦，而预见这种感受有可能会减轻痛苦。 总体来看，人们从同一事件中感受到的痛苦会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取决于人们是否能轻易地展开与事实相反的想象。 阿莫斯和丹尼尔判断，更易让人们后悔的不是那些该做却没有做的事，而是那些已经做了但人们宁愿自己当初没有做过的事。 为改变现状而采取的措施一旦以失败告终，其带来的痛苦会比什么都没做却以失败告终造成的痛苦更强烈。当人们没有采取原本可以避免灾难的行动时，他们并不会认为自己对灾难的发生负有责任。 后悔与“靠近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是靠近目标，你就越有可能在达不到目标时感到后悔。第二条规则是，后悔与责任感有关。你越是觉得自己对结局负有责任，就越有可能在结局不如意时感到后悔。 大家一直以来都在说的“风险规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有点儿像人们为了避免后悔而自愿付出的一笔费用：一笔遗憾保险金。 期望效用理论并非完全不成立，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无法自圆其说。丹尼尔和阿莫斯写道，该理论未能有效地解释人类的决策问题，“这仅仅说明了一个兴许是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在效用理论的实际应用中，我们不能忽视决策带来的除经济效用之外的其他后果”。至于如何在风险决策理论中融入有关情感的内容，二人尚在探索中。 在人们对金钱的感知中，正如对待光、对待声、对待气候，以及对待天底下所有事一样，最重要的不是绝对水平，而是发生了多大变化。 在面对以收益率为参照的选项时，人们会选择稳妥。但若把以损失率为参照的选项摆在同一人面前时，他会选择赌一把 “这反映出了人类的一个普遍特质：以快乐为最终目标。对大部分人而言，他们宁可放弃因得到梦寐以求的东西而产生的幸福感，也不愿体验因失去同样的东西而产生的痛苦感。” 在努力揭示这一新发现的影响时，他们很快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后悔理论，至少作为一种理论，是该退场了。诚然，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做出一些看似不理性的事情，比如接受一份确定收益，而放弃有可能通过下赌注赢得的更高收益。但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面对损失时，人们会甘冒风险赌一把。 第一，人们会对微弱变化做出反应。第二，人们对待收益风险和损失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在探查人们对具体赌局的反应时，他们又获得了第三个重要发现：人们不会直截了当地对概率做出反应。 人们对极小概率的情感反应会导致他们一改往日的风险观，在可能性极小的收益面前变成风险追求者，而在可能性同样很小的损失面前变成风险规避者。 推动人们追逐风险和推动人们规避风险一样简单。你只需将带有损失的选项摆在他们面前。 一只黑猩猩得到了香蕉，那么自此刻起，香蕉就成了隔壁黑猩猩的参照点。 参照点实则是一种思维状态。即便在最直观的赌局里，你也可以通过让收益看起来像损失，或是让损失看起来像收益而改变人们的参照点。这样一来，仅凭改变对事物的表述方式，你就能够操控人们的选择。 当你把确定的东西描述得像损失时，人们选择赌一把。而当你把确定的东西描述得像收益时，人们选择确定。参照点——帮助你区分收益和损失——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其实是一种心理状态。 他们称之为“框架效应”。通过改变对事实的描述方式，使收益看起来像损失，你就能轻而易举地扭转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将他们从风险规避者变成风险追逐者。人们不是在选择事情，而是在选择对这件事的描述。 禀赋效应是一种心理学理论，但它对经济领域影响极大。仅仅因为占有某样东西，人们就会给这些碰巧属于他们的东西赋予不合常理的额外价值，以至于即便能用它获得经济收益，人们还是极不情愿放弃。 丹尼尔又在可得性、代表性和锚定性的基础之上想到了第四个启发式，后来他称之为“模拟性”，用于描述无法实现的可能性对于人类思维的影响力。丹尼尔想要知道，人们在进行反事实思维时，是如何构想出那些与真实情况相反的可能性的。简单地说，他想要揭示人们的想象规律。 现实情况并非是导致沮丧情绪的唯一根源。眼前的现实和另一个现实之间的接近程度同样会影响人的情绪。 他告诉我们，‘不要试图阻止飞行员的思维偏误，也不要试图通过训练去消除他们的判断失误’。”阿莫斯建议，达美航空应该做的，是改变飞行员的决策环境。人们难以发现自己的思维误区，但对于别人的思维误区有时却能做到旁观者清。遗憾的是，民航飞机的驾驶传统并不鼓励旁人对驾驶员的判断说三道四。“这个时候的机长都是些独断专行的蠢货，他们会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马厄说。阿莫斯认为，要想杜绝飞行员把飞机降落到错误的地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对驾驶舱里的其他人进行培训，由他们来监管飞行员的判断。“他改变了我们的培训方式，”马厄说，“我们调整了驾驶舱里的规矩，一旦有飞行员一意孤行地做错误决策，别人就会出面阻止他。自那以后，此类错误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赌徒谬误。如果一个人在连续5次抛硬币时硬币都是正面朝上落下，那么他极有可能认为在第六次硬币会反面朝上落下。同一种情况的不断出现会让人厌倦。 人们之所以选择附加细节更多的那条描述——即便它的可能性更低，是因为那条描述具有“代表性”。他们还指出了现实世界中会因此种思维错误而导致严重后果的一些领域。比如，任何一项预测，假如赋之以较多细节，使其内部前后一致，那么即便这个预测不可能实现，也会让人觉得它是可信的。律师若想在案件审理中占据上风，只需在描述具体事件或人物时添加一些“代表性细节”，如此一来，即便证据与事实相去甚远，其说服力也会大大增加。 基格朗则追随的是进化心理学的一套观点，其核心思想是，人在适应环境之后，思维也会与环境高度匹配，因此不可能受到系统性偏见的影响。阿莫斯觉得这一观点很荒唐。 在从前，美国人利用食物金字塔来指导饮食，而如今依靠的是“我的餐盘”——餐盘被分成5个区域，每个区域代表着相应的食物类别。 所谓好的科学，不仅是要看见别人业已看见的，还要思考别人未曾说出的。 生命就是一本书，薄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够不够精彩 假如幸福具有如此大的可塑性和延展性，那么基于“人类会将‘效用’放在首位”这一前提而搭建的经济学模型就该受到质疑了。人们究竟是把什么因素放在首位？

这本书写了上个世纪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将经济学和心理学结合，在人的思维与事实之间的偏差寻找线索的过程，从概率到期望效用，而最动人的不是这些学术成果而是两位学者之间的动人情谊，是对知己一词最好的诠释。 把两个人的人生故事和其研究过程一起讲述，结局也十分有故事性。一位早已功成名就，另一人却是罹患癌症去世。 摘抄笔记： 第一章 NBA的数据模型：达里尔·莫雷 ◆ 在做出决策时，容易低估未来的发展，认为当前必好于以后 ◆ 当前效应 ◆“后视效应”就是指人们在看到结果时，容易表现出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的样子。 第二章 局外人：丹尼尔·卡尼曼 ◆ 当别人说到某件事时，不要去想它是不是真的，而要想它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真的” ◆ 进行思考时自然而然迈出的第一步：听取别人说的每一句话，尽量不去推翻它，而是试着从中寻找意义。 ◆ 当抛却本能感觉时，他们对别人的判断更加准确了。 第三章 局内人：阿莫斯·特沃斯基 ◆ 答案也许就藏在犹太人的思考方式中。犹太人是人们眼中吝啬的商人，他们时时刻刻在评估别人：谁比较危险？谁比较可靠？谁会偿还债务？谁会欠债不还？人们一般会根据他们的心理判断来给出答案。 ◆ 很难说清楚人们是如何选择生活道路的，我们的很多重大选择实际上都是随机做出的，反而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选择能够反映出我们真实的一面。我们进入什么样的领域可能取决于我们高中时碰巧遇到了什么样的老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配偶也可能取决于在适当的时候恰好出现在我们身边的那个人。相反，小选择往往是成体系的。我是一个心理学家这件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学家倒可以反映出很多问题。 ◆ 经济学家假设人类是“理性的”。个中深意是什么？最起码是在说人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面临一系列选择时，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将其依次排列。 ◆ 如果你能弄清楚思维的运作过程，你就会明白我们是如何认知世界的。这涉及你对世界的认知是以何种方式组织在一起的，可能就像纵横交错的丝线，贯穿在你思维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 相似性判断是以物理距离为基础的 ◆ 在明喻和暗喻中，相似性关系的指向性和不对称性显得格外明显 ◆ 人们在比较两个对象、评判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时，实际上是在对它们的特征进行罗列。这些特征仅仅是物体的一些表面特征。人们会在比较两个物体时提炼出它们所共有的一些表面特征：共有特征越多，二者间的相似性就越大；共有特征越少，二者间的差异性就越大。 ◆ 人们做出决策的过程，实则也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对象和理想世界的假想对象进行相似性判断的过程。 ◆ 人们出于不同的原因对事物进行不同的分组，出现在同一组的事物会因此而具备共性。也就是说，分类或者分组会强化我们对事物的固定看法。若想打破这种固定看法，就必须消除类别 第四章 回到以色列 ◆ 由于我们很容易在别人表现出色时给予表扬，并在别人表现差劲时予以批评，又由于人们的表现总是趋于向平均值回归，因此，当我们赞扬他们时，他们就会退步；而当我们批评他们时，他们就会进步。 ◆ 有些东西就这样进入了你的思维，而你却毫不知情 ◆ 要想让人们记住更多的信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信息小块小块地填充进大脑 第五章 碰撞：小白鼠与巨蟒 ◆ 人们会错误地以为局部能够代替整体。就连统计学家也会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少量证据中武断地得出结论 ◆ 在人们对待随机事件的态度中，这种思维偏误表现得尤为明显 ◆ 小样本在代表大群组时所具有的差异性，即样本量越小，其准确反映整体特质的可能性就越低。人们总以为样本能够自我调节，直至可以准确反映它所代表的整体。 ◆ “人们对于随机取样所抱的态度似乎是符合小数定律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小样本和大样本一样，都能反映出它所代表的整体的特性。” ◆ ‘如果有证据表明某件事正确，那么人们就会想方设法找出正确之处’ 第六章 判断的机制 ◆ 人类的很多活动领域都缺乏足够的数据，无法以数据为依托构建一个公式去取代人为判断 ◆ 世界不仅是个舞台，它还是个赌场，每个人的生活都像是一场胜负难料的赌局。当人们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进行概率揣测时，其实是在对相似性——或者说是代表性——进行判断 ◆ 凡是在人们必须对含有随机成分的东西做评判时，失误必会发生 ◆ 假如过程充满随机性，那么结果也应该表现出随机性。 ◆ 人的思维中存在一种机制，它既能帮助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又能导致严重的判断失误。 ◆ 人们越是容易回想起某个场景，即可得性越高，就越有可能认为这个场景是存在的。某个刚刚发生、格外生动、格外常见的事件，或者任何一件碰巧已经先行占据人的思维的东西，极有可能被人们轻而易举地回想起来，并最终在他们的判断中占据不合宜的比重。 ◆ 并非人们愚笨，而是因为在判断概率时，人们所奉行的原则（越容易想起来的事儿，就越容易是真实存在的）往往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但是，当他们要去对那些很难从其记忆库里找到判断依据的事情做出评判时，带有误导性的信息会轻而易举地入侵他们的思维，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做出错误判断。“因此，”阿莫斯和丹尼尔写道，“可得性启发式会导致系统性偏见的出现。”人的判断会被那些容易被记住的事情所扭曲。 ◆ 人们对有些事一无所知，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愿自找麻烦地在做判断时将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作为重要因素考虑在内。 ◆ 当我们认为某个结果完全不可能时，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脑海中搭建不起这样一条能够导致该结果的事件链。问题往往就出在我们的想象上。” ◆ 当一切未知或者不可知时，人们编织的故事自然就很简单。丹尼尔和阿莫斯总结道：“只考虑相对简单的场景，这种倾向可能在矛盾情境下具有格外重要的作用。处在矛盾中时，个人情绪和想法比起对手的情绪和想法更具有可得性，因为你不大可能知道对手关于棋局或者战局的看法。”想象似乎也受某种规则的支配，这些规则制约着人们的思考。 第七章 预测的机制 ◆ 判断中夹杂了不确定成分时，判断就变成了预测 ◆ 缺乏具体依据时，人们会依赖先验概率（基准率）；而当他们掌握无用信息时，先验概率就会被抛在一边。 ◆ 极易接受他们所看到的任何事实（而忽略他们没有或者无法看到的事实），并将这些事实打造成一个个听起来颇具说服力的故事。 ◆ 人在面对不确定状况时，大脑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从而影响人们判断概率的准确性 ◆ 以一切都不出所料的心态看待昨天的人，终将面对处处都是意外的明天。” 第八章 医生的思维偏误 ◆ “凡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地方，必然会涉及判断。”雷德梅尔说，“而凡是涉及判断，也必有可能出现人为的失误。” ◆ 并不是说最先出现的想法就一定是错误的想法。只是这种想法会让你过分确信某种结论的正确性 ◆ 很多问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在该恭顺时拒绝恭顺，该创造时却无力创造 ◆ 人们看待随机性的方式是错误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在随机的一组事件中，实则存在着一定的内部规律。人们在从原本并无意义的规律中发掘意义时，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才能。 ◆ 人们并非真的经受了这么多的幸福或者不幸，而是因为他们体验的东西与他们记住的东西是两码事。 ◆ 哪怕一段痛苦经历持续的时间更长些，只要其结局有所好转，那就更易被人们接受。 第九章 心理学勇士的诞生 ◆ 因为“人们对数字的了解太少，所以不相信数字也能反映问题。所有人都认为概率是虚无的，只存在于某些人的思维中”。 ◆ 影响决策的是预期的后悔，以及其他一些预计会出现的结果。 ◆ 后悔与“靠近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是靠近目标，你就越有可能在达不到目标时感到后悔。[插图]第二条规则是，后悔与责任感有关。你越是觉得自己对结局负有责任，就越有可能在结局不如意时感到后悔。 第十章 孤立效应：风险决策 ◆ “这反映出了人类的一个普遍特质：以快乐为最终目标。对大部分人而言，他们宁可放弃因得到梦寐以求的东西而产生的幸福感，也不愿体验因失去同样的东西而产生的痛苦感。” ◆ 对痛苦的高度敏感有助于生存。“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能够无限度地感受到快乐却对痛苦麻木不仁的物种也许并不能长存。” ◆ 面对风险决策时，人们并没有将它放在背景中考虑，而是将其孤立出来加以评估。 ◆ 他们称之为“框架效应”。通过改变对事实的描述方式，使收益看起来像损失，你就能轻而易举地扭转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将他们从风险规避者变成风险追逐者。 ◆ 禀赋效应是一种心理学理论，但它对经济领域影响极大。仅仅因为占有某样东西，人们就会给这些碰巧属于他们的东西赋予不合常理的额外价值，以至于即便能用它获得经济收益，人们还是极不情愿放弃。 ◆ 科学研究就是一场对话，你得努力争取说话的机会。而争取话语权要遵守规则。奇怪的是，规则就是你得用正式的理论来验证自己。” 第十一章 反事实思维的谜团 ◆ 一是“对另一种现实的渴望程度”，二是“另一种现实出现的可能性”。 ◆ 感到沮丧时，人们需要对环境中的某种特质进行消解；而感到后悔时，人们则需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消解。 ◆ 嫉妒则有所不同。人们无须费力去构建一个想象出的情形来体验嫉妒。“能否想象出不同的情形，这似乎取决于个体与所嫉妒对象之间的相似性。 ◆ 待消解的东西越多，思维就越不可能去尝试消解。这也许正是用时间来治愈伤痛的一种方式。 ◆ 改变或者取代自己远比改变或者取代别人更困难，构想出来的新世界一定和自己当下所处的世界千差万别。我可能拥有一定的想象自由，但是我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成为其他人。” 第十二章 可能性之疑云 ◆ 隐喻具有生动形象、易于记忆等特点，且很难用思辨式的分析来解释它。鉴于此，尽管隐喻并不一定准确、有效，甚至有时还会误导我们，但它依然对人类判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 人们难以发现自己的思维误区，但对于别人的思维误区有时却能做到旁观者清。 终篇 葬礼与诺奖 ◆ 所谓好的科学，不仅是要看见别人业已看见的，还要思考别人未曾说出的 ◆ 人的大脑是有局限性的，而我们的注意力也是存在缺口的。大脑会遮蔽那些缺口，让我们看不见它们

作者真会写传记，冲着丹尼尔去看的，最终留有余味的是近乎爱情的友情，阿莫斯是丹尼尔人生重要的部分，看着看着会想这比我看的耽美还要动情。 描绘的句子，我现在还记得，尤金的天气不好但和阿莫斯在一起的日子总是让丹尼尔感觉明媚，不欢迎第三人的小房间永远有着两个人不知道交谈什么的笑声，丹尼尔离开以色列，再爱以色列的那个军官也舍弃了祖国，选择了有丹尼尔的美国，比离婚还痛苦的矛盾与分离，宁愿选择痛苦的维持，也不愿意彻底的分手，但最终还是有嫉妒、有痛苦、有遗憾。 我本来以为丹尼尔和阿莫斯的分裂会很早就到来，可是直到阿莫斯生命的尽头，他们还在互相忍受，他们在一起了一辈子...... 思考快与慢中，很多章节的开头，是“我和阿莫斯”，这本属于丹尼尔的传记有一半都是写的阿莫斯，我想不是丹尼尔，我也不会认识阿莫斯。 看到这本书，再翻开思考快与慢，看到献词：“谨以此书纪念阿莫斯·特沃斯基”，心里百般滋味，久久不能再翻页，上一次看到那么动人的是“献给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