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

对于死忠先秦粉，兴味索然，没有新观点，而且逻辑混乱，我不相信的翻译的问题，所以这位日本朋友必须背锅。 但作者很聪明讨巧，春秋战国的事儿多如牛毛，大事件都很难说得尽，因为始终是一个多线叙事。你想面面俱到太困难，但如果只表述一两个方面，中型篇幅还是可能充裕展开。作者抓住的，是“天下”与城市形态之间的联系。但非常遗憾的是不“细”，尤其对“四方”的定位，我看得很迷糊，绝对不是我理解能力存在问题，它就是没说透彻。只有汉字文化圈那一部分比较严谨，相信作者整理过不少相关史料。 作者最骚的，就是他明明猜测（注意，连推理都不是），就敢依据猜测断言，而且推翻之前的“约定俗成”。我不敢妄加批评，人家毕竟是知名学者，但越是知名，著书立作越要负责任。 三星书一般都代表有收获，简单说一下：第一，《逸周书》，今天我才知道，简直是周代时事权威作品，非常有价值。第二，对鲁国三桓和三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走出了之前的误区，第三，与日本古文化的比较，是全书最亮晶晶的部分。 这个套系还有很多看点，不会弃掉，反而期待即将登台的秦汉——大一统的雏形，能为我带来哇哇乱叫的惊喜。

怎么说呢，不点推荐只是因为这书确实不能想看上去那样当入门通史来看，但有些观点其实也没那么颠覆，看这书要懂常识又不能只信常识，先秦史很多内容是后世构筑出来的这其实算是常识，只是作者的处理是倾向于开脑洞而非像别的一些作者那样从已知去推未知，而且作者全盘否定史记只认其他书也有点一言难尽，史记有些不靠谱的记载不代表其他书就完全靠谱啊，但很多人估计只看过一些普及类的历史书只知道那些老旧常识才一惊一乍的

很客气的打了四星，因为作者专业水平还是毋庸置疑的，观点也挺新颖挺有颠覆性的，脑洞也是大大的，但是！转折来了！就是整本书思路架构不清晰，作者自说自话不厌其烦的絮絮叨叨他的论证过程和结论，不太考虑普通读者的阅读观感，不客气地说，他即没有通史作者的大历史观和能力，也没有学术问题通俗化的素质，很多话翻来覆去不止说了三遍，有点观点强加于人之嫌，比让人耳目一新的第一本差好多！我在怀疑，剩余的八本还要不要看下去

读的讲谈社系列的第一本，太糟糕，在一星和二星之间徘徊，最后还是决定打一星。 首先，作者写书的思路架构和逻辑框架就不清晰，给人的感觉就是想起什么写什么，完全没有理清楚你到底是想写什么。 其次，作者提出了非常之多的颠覆性的观点，我们不能说没道理，但这些观点也无法有力地说是有道理。史书固然错存在许多谬误，因为它本来就属于第二历史，但如果因此而把《史记》直接否定，就近乎于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史料还是很重要的，现在的考古也在逐渐证明，现有的史料大多还是站得住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考证分析，来更加接近真相，而不是单单提出颠覆性观点。 再就是作者的语言，絮絮叨叨，抓不住重点，说学术也不学术，说通俗也不通俗，读着是真心别扭。 幸好这套书每一本作者都不一样，大致翻了一下，除了这本，其他的应该都还好。

这本书治学严谨的态度令人钦佩！其中对很多常识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校正，以此突破人们的刻板印象。对于非学术的读者来讲，有些茫然。其实，史书最好的效果是帮助人们建立一个基本的史观，了解某方面的渊源，从而更好的为现在的事情服务。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以粗看看，这里面有许多参考借鉴的东西，可以扩充下知识面，也是不错的。但总感觉有种比较强烈的疑古倾向，当然这都是学术性的，文人的特点。那么久远的历史，当然是不确切的。即便是如今，历史都有一样的政治目的，所谓的客观，或许本就不存在。就像具体到一个普通人，他也不会在自传中把内心深处的真实的思考用文字记录下来，都会有所顾虑的进行粉饰加工，总会有人看到的，那些人性中的阴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历史也应该是这样吧。

超五星好评🌟🌟🌟🌟🌟 这是一本为“历史学爱好者”（非“历史崇拜者”）而写的一本书，干货满满。因为与部分“历史崇拜者”先入为主的印象多有出入，所以才被打了低分。若因此而与此书失之交臂，必将成为真正的历史爱好者的一大遗憾。 讲谈社中华史第2册的《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以“他者之眼”凝视华夏文明胚胎期，在文物与古籍的细节里寻找被中原叙事遮蔽的密码。这部由日本中国史研究会集体执笔的著作，将殷墟甲骨上的灼痕与三星堆青铜面具的纵目置于同一观察平面，构建出公元前1600年至前221年间东亚大陆的文明拓扑图。不同于国内史家惯用的“黄河摇篮”叙事，该书将各文化地域视为同等重要的文明坐标，这种去中心化的视角，恰似在历史星空中重新绘制了华夏文明的星座图。 在商周鼎革的阐释中，作者通过统计殷墟祭祀坑中羌人俘虏骨骼的锶同位素值，发现其来源地竟包含江汉平原与渭河谷地，这颠覆了传统“西北方国”的认知框架。对周原遗址窖藏青铜器的铅同位素追踪显示，西周初期金属原料网络已延伸至长江中游，这种物质流动的广度远超《尚书》所述“王畿千里”的统治边界。当中国学者聚焦于“何以中国”时，日本研究者却在追问“何以为东亚”——这种视角位移，使该书成为观察早期中华文明的最佳棱镜。 相较于中国同类著作对文献考据的倚重，本书展现了日本汉学特有的“考古显微镜”传统。 对周代封建制的解构更具方法论启示。通过GIS技术复原的137个诸侯国空间分布显示，姬姓封国多占据冲积平原核心区，而异姓封国则呈环状分布于生态过渡带——这种“核心-边缘”模式与甲骨文中“侯田男卫”的记载形成数据化印证。更值得关注的是对春秋铜器铭文的网络分析：将589件青铜器中的“婚姻联盟”关键词进行拓扑建模，揭示出晋楚争霸背后隐藏着跨越黄河、长江的12个贵族通婚集团。这种将社会关系可视化的研究手段，使权力运作的暗线纤毫毕现。 在战国变法篇章中，作者引入“制度代谢率”概念，通过统计各国变法诏令的颁布频率与行政文书增量，计算出秦国制度更新速度是齐国的2.3倍。这种将政治变革量化为能量消耗的研究范式，为解释“何以秦统”提供了全新公式。 本书最富争议也最具价值的，是其构建的“环东海文明共生体”理论。在分析吴越青铜剑的铸造技术时，作者指出其硫化物夹杂率与同期日本弥生铜矛高度接近，这种技术趋同现象无法用“华夏文明单向输出”解释。对《山海经》中“扶桑”记载的再考证，结合九州岛出土的战国式车马器，暗示可能存在跨越黄海的早期技术对话。 在思想史层面，将孔子“礼失求诸野”的命题置于东亚语境下重审：齐鲁之地出土的战国简牍中，“仁”字的异体写法竟与朝鲜半岛乐浪郡汉简存在形态关联。这种超越政治疆域的文化基因研究，使儒学起源呈现出流动的群岛形态。当中国学者在竹简残片中拼凑百家争鸣时，日本研究者却在青铜器的铸造范缝间寻找思想传播的物质轨迹。 中国史学界对该书的评价呈现“冰火两极”。李济门生、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张光直曾赞叹其“将类型学发展为文明动力学”，特别日本学者是对商周城市水系统的比较研究，“填补了早期国家工程学研究的空白”。但传统文献学派则批评其“过度解构华夏主体性”，如对楚文化独立性的强调，“消解了中华文明的内生凝聚力”。 这种学术争议恰恰凸显该书的特殊价值：当中国史家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追寻线性纪年时，日本学者却在青铜合金比例中破译文明融合的密码；当中原叙事强调“夷夏之辨”时，东海彼岸的研究者却在玉器纹饰中看见草原与海洋文明的共生印记。这种视角差异不是解构而是补充——正如青铜鼎需要范缝才能铸成，完整的文明认知也需要多元视角的浇铸。 在战国竹简《容成氏》记载的“九州”叙事之外，本书提出了“物质九州”概念：通过统计各区域出土的标准化陶器类型、城垣夯筑技术、金属器流通范围等九项指标，绘制出前帝国时代的物质文明图谱。这种将文化认同具象化为物质流动的研究路径，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了超越文本的认知工具。 更具启发性的是对战争规模的计算模型：日本学者们通过统计战国兵器铭文中的“斩首”数量与土壤磷含量异常区，推算出长平之战的实际伤亡可能达到文献记载的83%。这种将传说转化为可验证数据的方法，使历史研究具有了实证科学的精确性。 当我们在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的拼嵌工艺中，看见早期中国对异质材料的包容；在曾侯乙墓漆箱的二十八宿图中，发现巴比伦天文知识的变形印记，《从城市国家到中华》已悄然完成其史学使命——它证明文明从来不是孤岛，而是在潮汐中不断重构的珊瑚礁。 这部来自东邻的著作，既是中国古史研究的他者镜像，也是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的预演。当三星堆黄金面具与希腊迈锡尼金器在书中隔空对视，我们终将领悟：所有对过去的阐释，都是对未来的隐喻。

这本书看完有点晕，基本打破了以往对于很多历史观念的理解定义。汉字的传播、城市祭祀与盟书的关系、孔子与游侠的问题、霸主的形成和《春秋》《公羊传》《左传》编著国等等……平势教授用本书向读者介绍了战国时代诸侯国各自不同的刻板印象，以及各国史书中各不相同的夏、商、周三代观。其中对于《史记》的年代整理，针对每处记述矛盾年代的产生过程，都进行了逐一探讨。且对任何一个产生矛盾的原因，都进行了数十、数百次的探讨才最终确定结论。这是本书的一大特征。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通向历史真相的是一条既漫长又坎坷的道路。研究之路永无止境，吾将上下而求索……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曾经走过一条路，换一条路走走也许会有新的风景……

读完第一感觉太震撼！与我们的常识和认知太具有颠覆性！如： 1、周公与召公的“共和执政”可能是汉代的后世解读。 2、《吕氏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穀梁传》、《春秋》及《公羊传》等分别是秦国、韩国、魏国、中山国、齐国的正统性主张。而《春秋》与孔子，《左传》与左丘明毫无关系。 3、借用松丸道雄的“田猎说”来证明殷商在当时只是一个很小甚至不超过半径二十公里的国家。 4、文字、铁器的传播对中华文明的融合和发展的重大影响。 5、姜子牙与周合作，联手灭商。 6、东西周的分裂导致了西周的灭亡。 7、借用王充等人的观点对孔子及诸子百家重新进行了定义。 8、年表与我们在国内常见的差别很大。 诸如此类的颠覆性观点书中还有很多。其实，作者的大部分观点还是有理有据的，对读者很有启发。让人佩服日本学者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关于以上解读，个人认为： 1、共和干政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其实除了汉代的《史记》，先秦书籍诸如《竹书纪年》等均明确指出实为“共和干政”。 2、部分作品没仔细读过，不敢肯定，但作者的分析尤其是《左传》的分析，让人难以反驳。 3、认同作者看法，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有无数文明的存在，但因没有文字，没有流传下来。 4、认同在周朝早中期，一定存在科技和文化的突破，才能形成后来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是否是铁器和文字引发的，还需更确切的研究成果。 5、殷商亡于左右夹击的可能性极大，但作者所举的证据仍不充分，猜想成分较多。 6、西周的灭亡是否和分裂有关还需确认，但”烽火戏诸侯“与《韩非子》中的”击鼓戏民“太像了，后人伪造的可能性极大。 7、不大认同王充或者作者的看法。因为诸子各家中相互攻击的内容太多，不可能“分栖共存”。但诸子各家分别代表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的指导思想，是有一定道理的。 8、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考证。真心希望国内的相关学者能够看看这部作品，用更专业的证据来回应，或者更详细地解读那段历史。总得来说，这部作品写的大胆却不失严谨，专业而不枯燥，让人大开眼界！

首先非常欣佩平势隆郎研究历史的严谨态度，读了不少日本作家的书，总体感觉日本学者对职业的敬业精神远高于中国学者，平势隆郎不厌其烦的核对了各国历史著作，核对年代（叫我早烦死了），同时也钦佩其独到的见解，全新的考古思路，目前为止本人还没有读到过中国作者类似严谨而具有全新见解的书籍。只好为中国作者加油！ 平势隆郎这本书启示很大，对于我们长期以来认定的史实进行了很多纠正，证据确凿，比如共伯和与周召共和的分析，《左传》、《公羊传》《春秋》、《吕氏春秋》……所代表的著书各国自身利益的分析，都是非常到位的。 但是也有本人不太认可的观点，一、平势隆郎认为汉字源于殷商的祭祀活动，平势君你说笑了！本人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为了祭祀，发明祭祀符号完全用不着象形文字，音节文字岂不是更简单？即便有这样的思路也造不出如此完备体系的文字，掌管祭祀的那些造字的人那得非常博学才行（牛顿那么牛，都不敢说要造一整套象形文字出来，只好去搞个经典力学、微积分啥的），因此汉字必然是来自生产劳动中的长期积累，用于记录和交流的用途，不记录就不用符号，不交流就不用象形，象形为的就是别人也能看懂，这些长期积累的象形符号就成了汉字的基础文字，由于传递信息的需要，后来才开始人为的发明了形声字、会意字、指示字。 再有汉字不是殷商时期才有的，平势君你又说笑了！因为从殷商青铜器金文来看，这时候的汉字已经是一个非常完备的系统，没有长期的使用是不可能的，如果仅仅是祭祀时才使用其演变时间得多长？光靠那些个跳大神的去演变？变成鬼也变不出来呀！所以殷商之前的夏朝应该是存在的，不过因为没有掌握青铜铸造技术（也许有在木头上、泥板上、自家岩洞里～～学习过，但作业本早烂掉了！），所以没有留下文字记录而已，个人认为汉字成熟于夏，起源还在夏之前。二、平势隆郎认为殷、周时期诸侯都是自然形成的，本人认为平势君就是老爱说笑话！，我说呀，大部分诸侯各国是殷、周分封的，这也就解释了“老狼”通篇都没有解决的汉字是如何传播的问题，《史记》这方面的记录是正确的（别一旦怀疑就全盘推翻呀）。而且我还告诉你，夏商周三代并不是《史记》等传统史书记述那样是夏亡才有商，商亡才有周，事实上三代很可能是共存的或重叠的，夏禹因交通疏导搞出了成绩，使其部落开始强盛（要致富、先修路），其它部落纷纷归附（有奶就是咱妈），搞不好商就是其中一个部落，在夏的统治下，经济发展出现了城市，文字完善，夏桀被强大起来的商汤消灭（外来户反水了），至于《史记》所说妹喜迷惑夏桀，从此夏桀荒淫无道一说我跟平势隆郎立场一致，认为那就是后人的胡说，中国人自来就缺少创意，后来的商纣王被妲己迷惑、周幽王被褒姒迷惑等等的记录也都是胡说（考试的时候可不敢这么说），一个故事反复编造，叫他屎官（史官）不冤，太缺乏职业操守，老吃屎不腻吗？周什么时候周在陕西镐地发达的我不知道（透露个底：陕西是块宝地，周武王发了、秦始皇发了、刘邦发了、共产～～～嘘！），但是发展起来之前周似乎不在夏、商的正统“天下”之列，也许是“夷”，也许后来就归附了商，再后来看商不爽就灭了商，这不是笑话是事实，但是当时灭亡了商，不是你我这样残忍的以为是统统杀光一个不留，那时候的灭亡只是将商赶下台而已，商纣王自焚而死，周武王做了老大，商原来亲戚朋友只要表示归附一样分封各地，就是换个地方而已（好地方当然得腾出来），当然周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分好地方，这样一来就解决了“老狼”想不通的汉字是怎么传播的这个千古谜题了，答案很简单，还是那些人，人家是家传，只是家里人越来越多，所以识字的也越来越多，要不偌大一个中国，汉字咋就长一样呢（家传时间一长，糊涂老子记不清了，教给儿子弄错的也有，所以各国汉字略有不同）？

#2026年的读书笔记# 第〇玖伍本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的第二本，「本书的重点将放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上，试图对秦始皇之前的中国史进行分析和研究。」 「前言」写到夏商周是文化地域，有通过陪都等方式扩张统治区域的情况，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都是以历来存在争议的领域为基础建立的，夏商周的势力范围与秦统一后的范围是不同的，前者相当于日本那么大，而后者「秦始皇的天下之大，可以与现在的欧盟媲美了。」 「第一章·本书所涉及的时代」写到汉字最初只是城市中使用的文字，汉字圈开始急速扩张是在春秋时代，形成了一个广域的汉字圈；然而商的汉字是否从夏传来以及汉字是如何从商周传到其他国家，都不得而知。 战国时代「联系中央与地方的文书行政开始出现，而支撑这一制度的律令也在不断成熟完善」，汉字的属性也从用于祭祀活动的城市文字变成了行政工具，「战国时代绝不应被描述成一个昏天黑地、战火弥漫的时代。」 「第二章·周王朝的史实」史书记载亦有差别，「我们才需要先阅读早于《史记》而成书的《逸周书》的《世俘解》和《克殷解》​，充分理解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后再阅读《史记·周本纪》以为参考。」 读的历史书籍一直说有明确纪年是从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的，此前的纪年都稍嫌含糊。本书作者根据阴阳历对照和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对象是君王的在位年份、月相、日干支三者的结合体」，列出了从文王到厉王的在位年份，但与百度出来的有偏差。 「《史记》中所记载的是“东迁”​，即平王将王都迁至东边的洛雒（洛阳）​。但历史的真相却是王都镐京的携王与雒邑的平王平分天下，二王并立。」（据《汲冢竹书纪年》）「通过将兮甲盘、虢季氏子组盘、虢季子白盘的铭文相互对照研究，我们才终于弄清楚平王与携王的关系，发现了历史的真相。」 「第三章·“华夏”的源流与夏商周三代」里提到「《左传》中所用史料多成于战国时代。」是韩国对齐国做法的一种反击。战国时代史书中常有政治中心人物和辅佐他的圣人的组合，《左传》中的就是韩宣子与郑国的子产。 「第四章·战国诸国各自讲述的夏商周三代」说秦国以限定区域视角所著且流传至今的书，最早也是成书于战国后期，「因此在这书中我们看不见《左传》中那种将某个限定的区域看做是一个领土国家所统治的领域的主张。」从青铜器秦公镈中所见，「在《左传》中被看做是“中国”的陕西一带在此被称为“秦”​，而《左传》中的“夏”​、​“东夏”在这里则被称为“蛮夏”​，其地位也略逊一等。​......在《左传》中被作为特别地域的中原之地，到了秦人眼中就降级成了略逊一等的地域。在《左传》中被贬低为西戎之地的陕西一带，在这里却摇身一变，成了具有独特地位的特别地域。」与秦公镈相当的有齐国威宣王所铸青铜器叔尸镈。 「《竹书纪年》从传说中的五帝纪开始，记录了夏纪、殷纪、周纪、晋纪，最后是魏纪。」魏王的纪年开始时采用的是逾年称元法。 除了战国时期的大国外，居然还提到了鲜卑白狄中山国，「中山国的史书即是《穀梁传》​。......对其之前的齐国《春秋》​、​《公羊传》以及韩国《左传》所创造出来的“形式”加以利用，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对齐韩之说进行否定。」与楚国只字不提“中国”不同，中山国则主张自己就是“中国”​。 「第五章·夏王朝、商王朝的史实」认同「《禹贡》自古被认为是战国时代的魏国所作。......比较幸运的是，​《尚书》的《禹贡》是没有被朱熹等人伪造过的篇章，也就是普通的非赝品的篇章。」此外还有从《容成氏》和《墨子·兼爱》来解读大禹，也提到《尸子》的禹步。作者把大禹的作为从平等对待天下的治水扭为对水路交通网的掌控及对其他地域的精神威慑，《兼爱》里也说大禹是无法做到兼爱的代表人物。 「第六章·春秋时代的史实」说春秋自然绕不开孔子，鲁国采用立年称元法，而《春秋》采用逾年称元法，本书作者认为「《春秋》和《公羊传》都是在公元前338年齐称王的时候所作。...《春秋》是按照“君子”的命令，由孔子所作的架空的、特殊的编年史书。」而韩国作的《左传》「借助他人的言论，作者一有机会就会对孔子的言论加以否定。​」 「第七章·战国时代的史实」「提及战国时代，人们一般都会把这段历史视为合纵连衡的时代。」作者用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地图否定了合纵连横，接着说古籍记为“苏子”的不全是苏秦，还有他弟弟苏代，但在后世补全文章时一律替换成苏秦，「结果，变成了前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苏秦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第八章·战国时代的学术」除了宇宙观外，还有木星纪年法，「木星纪年法的使用，意味着当时的天象观测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铁器从锻铁到铸铁，青铜器制作工艺也简化了，「由于古人发明了用青铜和铁制作出了针，医疗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与穴位相关的知识也不断细分，刺激穴位的导引术（现今太极拳的始祖）和针灸技术也开始发展起来。」 「第九章·战国时代的变革者」有吴起、申不害、商鞅，本书重点讲的还是商鞅，毕竟秦国资料比其他国要多些，「关于吴起变法，现存的史料中只有些简单的记载，具体的内容尚不清楚。目前能知道的就是吴起也主张纪律严明，并废除了爵位的世袭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