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很失望，序言、正文乃至参考书目皆弗如汗青堂《魏晋南北朝》远甚。个人只觉得第六章挺有魅力，蛮汉比胡汉冷门太多了，其引南梁《舆地志》所载黟歙谯贵谷竟与武陵桃花源同构，推衍出“桃花源”概为“桃花洞”，此类汉人润蛮洞的历史记忆显然正是在这种蛮汉交流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然唐师长孺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拾遺》）一文，早已发此覆，私以为论证更为绵密，识见更为精深。盛名久著，竖排繁体，披阅者鲜🤣 九、十两章也可以看看吧，然于稍涉日本古代史者而言，也是略嫌平泛。不过中华的崩溃与扩大，这个主题还是很有魅力的。

👨川本芳昭，生于1950年，毕业于九州大学文学部，现任九州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与丛书第一卷《从神话到历史》的作者宫本一夫是同事。他的研究方向包括东亚古代、中世纪的民族问题、国际交流、政治史等，在中国史这一块，主攻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史。代表作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北朝国家论》《中国史中的诸民族》《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等。 🚩介绍一个记住十六国的小窍门：“五凉、四燕、三秦、二赵、一成、一夏”， 五凉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这都是在西北凉州一带建立的政权，哪个民族的都有； 四燕指前燕、后燕、南燕、北燕，都是鲜卑族慕容氏的政权，也就是金庸《天龙八部》里那个慕容氏； 三秦指前秦、后秦、西秦，其中前秦是十六国中最强大的，一度统一北方，后秦西秦是从前秦里分裂出来的； 二赵指前赵、后赵，就是前赵终结了西晋； 一成指成汉，氐族在今天四川一带建立的政权； 一夏指夏国，也叫胡夏，由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在今天的宁夏一代。 🇺🇳 本书的核心：中华的崩溃与扩大——在魏晋南北朝，中国是怎样陷入分裂乃至崩溃，又是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重建。 😡“崩溃”的原因： 1⃣️在于豪族社会结构里 豪族起源于汉朝，在西汉，它的势力一般局限于县里，到东汉，则扩大到郡，就是市一级。当豪族的子弟步入仕途，掌握权柄，其势力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豪族基本垄断了官僚系统，成为了东汉王朝的支配者。像东汉的外戚，基本上都来自地方豪族。 三国时代，豪族经历了战争的洗牌，不过整体势力并未衰减。曹丕建立魏国之后，陈群献上了九品官人法，豪族纷纷把子弟塞入朝堂，巩固本家族在政界的势力。作为豪族的代表，司马氏掌权获得了豪族势力的支持，所以他们执政之后，魏晋政权就变成了豪族的代言人。所以。晋朝政权的实质就是豪族政权，无论西晋、东晋，都是如此。 西晋开始，这种强枝弱干的权力结构，是魏晋南北朝众多大小政权都不太长命的主要原因，而当政权丧失了最起码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皇权不再神圣，那么谁来维持社会秩序和认同呢？这个任务，便落到豪族头上。说白了，对地方而言，谁当皇帝不重要，重要的是主宰这个地方的豪族屹立不倒。所以，豪族这样一个集团或者阶层的存在，对具体的政权的号召力，是起分流作用的，豪族的做大，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就减弱，这个毛病，可以说是西晋以来各个政权的通病。不过，反过来说，豪族在皇权不强盛的时候，起到了凝聚中国、传承中华文化的作用，这也使得中国没有在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中灭亡，所以说，魏晋南北朝，豪族的正面作用要大于副作用。 2⃣️全球气候紊乱 当时的全球气候系统都处在紊乱状态，生活在亚欧大陆北部的游牧民族，经常遭遇极端天气，不得不举族向南迁徙，这种情况在同时代的中国和欧洲都发生了。 少数民族统治北方，从十六国到北朝，长达两百多年。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与汉族及其文化的关系；留守北方的汉族也是一样，他们最棘手的问题，则在如何处理与异族统治者的关系。 😄“扩大”是如何进行的 大体而言，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无非两种态度：接受，或者排斥。书中指出，但凡有见识、有作为的少数民族领袖，几乎都主张善待汉族、倾向汉化。不妨说，对五胡的领袖而言，对待汉族与汉化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的历史位置。 五胡对中原的入侵，导致了中华的崩溃，然而等到五胡占领中原，走向汉化，胡汉混杂、融合，则重新铸就了一种中华意识。 历史学家有一个说法：不同的民族之间一旦结成了平等关系，就会焕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国力就会增强，文化就会提高。如陈寅恪所言：“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魏晋南北朝的胡汉合流，中华这个概念的重建与扩大，促成了中国古代最强盛的王朝：隋唐帝国。

认真的阅读过这本书后，想到了著名的思想实验“忒修斯之船”。公元1世纪普鲁塔克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忒修斯的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后来对此进行了延伸，如果用特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制度》当中对于异族入侵后，随着逐渐汉化，中原文明正朔也逐渐发生转移的论述逻辑，非常接近“忒修斯之船”，我们可以从延续性、同一性、形式感几个角度来确认，这条船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依然是忒修斯的那条船。 那么进而对川本先生在本书中的研究进行思考，川本先生提出“古代日本在导入中国政治思想的同时，在自身内部亦构造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华”世界，形成了中国式的中华意识。””五胡、北朝、隋唐与古代日本可以说是具有以下共同侧面的国家群：它们都是以秦汉帝国为母胎，以接受其册封的形式在魏晋南朝的体系中成长，并在突破这一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崛起。“川本先生在书中将隋唐与日本等周边逐步形成“中华意识”的国家并列起来。将这一结论带入“忒修斯之船”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可以从延续性、同一性、形式感几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隋唐依然是忒修斯之船，而日本等国家，哪怕造出完全一模一样的船，也只能称其为仿制。用这个思想实验，能够非常好的反驳川本提出的这一学术观点。 虽然不同意川本先生的观点，但这本书还是颇值得一读，日本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自有独到之处，对于史料的使用与分析，不拘泥于中国传统史学观点，读后颇有收获。 有两个小知识点记录如下： “蜀”含贬义，只是时间慢慢消磨掉了这层贬义。首次意识到这个问题。 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政权的始祖慕容廆曾想招揽出身汉族名望世家的高瞻到自己胡族政权中为官，遭到拒绝，他不由感叹道：“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如何耳。”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反正我是把他当成中国人了。

一、五胡十六国时代胡汉之间冲突与合作。 1.西晋末年朝廷内乱，北方少数民族趁机袭取中原，也就是历史上常说的“五胡乱华”。随后五胡、以及部分汉人先后在中国北方和四川地区建立起多个政权，历史上选取其中十六个国家，代表这个纷乱的时代。 而其中真正左右历史走向的是“四燕、三秦、二赵”这九个政权。而这九个政权又可以大致分成两个集团。其中，以秦为国号的政权，势力范围主要在今天的陕西关中地区。而以燕、赵为国号的政权，则主要掌握着函谷关以东的地区，再算上此时偏安江南的东晋，这一时期的中国也可以说是一个“新三国”时代。 2.与之前的三国时期不同的是，此时的北方主要由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而这也是北方游牧民族，第一次掌握中原地区的统治权。所以，一开始无论是胡人还是汉人，都对这个全新的局面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先说汉人，汉人在武力上不如胡人，所以非常畏惧胡人的军事实力，但同时汉人又自认为在文化上高出胡人一筹，所以总是怀着“夷夏只别”的心态看不起胡人，不信任胡人统治者。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但凡胡汉双方出现对立，彼此总会把问题归结到族群矛盾上，进而演变成战争，乃至屠杀。中华大地的政治也在这种变乱中趋向崩溃。再说胡人，胡人在军事领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因此在面对汉人的不驯服时，他们往往喜欢采取暴力手段，残酷镇压。 而另一方面，这是胡人统治者是第一次入主中原，所以他们在心理上也并没有真正将自己当成这片土地的主人。比如，后秦开国皇帝姚苌，是五胡之一的羌人，或许因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汉人王朝里担任过高官，所以他潜意识地认为，胡人当天子没有先例，由汉人作天子的东晋王朝才是天下正统，所以姚苌在世时还曾教诲自己的女儿们，等到他死后就回归东晋。 3.也正是这种反复而又微妙的心态，使得胡汉开始尝试用合作取代杀伐，但是由于这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尝试，所以初期的牵头人明显有些得不得要领。比如，氐族出身的前秦皇帝苻坚与汉人的合作，就有些矫枉过正。统一北方之后，苻坚俨然已经将自己当做了天下共主，所以他对臣服于自己的汉人、鲜卑人等外族人都绝对的信任，甚至为了他们不惜打压本民族的利益。 可是，当时的前秦，无论汉人也好，鲜卑人也罢，才刚臣服于苻坚，忠诚度显然很有限，而本家的氐族又对他亲疏不分的行为非常不满，前秦帝国的根基由此动摇。后来，苻坚举兵南下，进攻东晋。进军途中，只不过是受到了轻微的挫败，就立刻军心涣散，将士溃逃。原本臣服于苻坚的鲜卑贵族也闻风而动，重新立国，甚至举兵进犯前秦。自此北方再度陷入混乱。中国也失去了一次重新统一的机会。 二、南北朝时代的民族大融合 1.秦汉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都在北方，而南方的长江流域则长期被视为“化外之地”。西晋末年，北方黄河流域陷入了连绵不绝的大混战，大批北方豪族为了躲避战乱，开始向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迁徙，史称“衣冠南渡”。 北方豪族的到来，也将北方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原本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因为受限于破碎的地形，发展程度大多处在部落阶段，不具备对抗汉人移民的组织能力。所以很快在汉人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文化面前败下阵来，开始汉化。 2.北方的民族融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胡人汉化阶段，二是汉人胡化阶段。五胡十六国末期，北魏王朝异军突起，终结混战，统一了北方。北魏有过硬的军事镇压能力，但相比北魏本家的鲜卑人，汉人的人口基数实在过于庞大了，这就使得北魏王朝的民众基础很薄弱，迫切的需要取得汉人的支持，巩固国家根本。 此时没有南渡的汉人豪族也意识到，想要把胡人重新赶出中原已经不太可能。尝试与胡人合作，将胡人同化到中华文化体系当中或许才是更好的出路。由此胡汉双方都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探索。 率先付诸行动的是汉人政治家崔浩。为了尽快消除胡汉分立的局面，崔浩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提出了“姓族分定”改革。借此在一定程度上阻塞胡汉双方的内部通婚，逼迫他们与同等级姓氏的异族通婚，加速胡汉双方的民族融合。 不过，这套安排遭遇了强烈的抵制，崔浩的改革也因此被迫中止。随后崔浩本人也遭到了鲜卑贵族的打击报复，含恨而终。 3.后来太武帝拓跋焘的孙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继位。继续发动汉化改革，他在整个鲜卑统治集团内部推广汉姓、汉服和汉话。同时，孝文帝再次启动了崔浩“姓族分定”的改革思路，将鲜卑人纳入到了汉人的门阀系统内，推动胡汉通婚。此时，有了崔浩的第一次改革垫底，又经过了三代皇帝的时间，胡汉矛盾已经更加平缓，所以这一次改革进行的颇为顺利。北魏王朝也如愿在汉人豪族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支持。 4.但是作者指出，孝文帝的这轮汉化改革仍是不彻底的，胡汉双方也并不完全满意，随着这种不满的爆发，甚至间接导致了北魏王朝的灭亡。一位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仍然没有触及到胡汉分立的根本问题——汉人不能掌握军事大权。站在汉人的立场来看，鲜卑统治者只是看起来像汉人了，可还是拒绝将军事大权交给汉人。如此一来，汉人依然觉得自己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对鲜卑统治者的忠诚度不可能加满。一旦鲜卑人对汉化不满，起兵叛乱，汉人没有兵权，也只能两手一摊，帮不上皇帝任何忙。 公元523年，镇守北方边境的边军爆发了叛乱，北魏分裂，随后鲜卑族出身的军阀宇文泰，挟天子以令诸侯，割据西北。 5宇文泰虽然大权在握，却面对着严峻的政治考验——兵力不足。为了补充兵员，巩固政权，宇文泰采取了一套与北魏孝文帝完全相反的改革手段——反汉化改革。 宇文泰不再将鲜卑人当做改革对象，而是将改革目标放在了汉人贵族集团上。他实施了对汉人贵族的“鲜卑化”，要求汉人贵族把汉姓改成鲜卑姓，而后宇文泰又将这些愿意“鲜卑化”汉人正式纳入原本以鲜卑、匈奴等胡人为主体的军事体系当中，这一做法改善了宇文泰手中兵源不足的问题，大大缓解了邻国的军事压力。 而宇文泰的改革方式，站在鲜卑人的立场来看，将汉人“鲜卑化”，大大满足了他们作为统治者的虚荣心；而对于汉人贵族而言，只要名义上做了鲜卑人，就能实实在在的掌握军权，用虚名换实利，有什么可反对的呢。一个得名，一个得实，双方都觉得自己占了便宜，这样的制度显然可以顺利施行。至此，困扰北方政权一个多世纪的胡汉矛盾，终于得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后来支持宇文家族的“鲜卑化”汉人杨坚，见宇文氏后继无人，便趁机取代宇文氏建立隋朝。这个隋朝最终统一中国，开启了辉煌灿烂的隋唐时代。 三、中华概念的发展与扩大。 1.魏晋南北朝以来，黄河流域陷入了长期的战乱动荡，为了躲避战乱，黄河流域的贵族豪强和普通民众，纷纷举家逃离黄河流域。他们当中，有的人向南方的长江流域迁移，就形成了我常说的“衣冠南渡”；而另一部分人，则选择向东迁移，到达了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而他们的到来，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文化在朝鲜和日本的生根发芽。 2.公元336年，前燕将领冬寿为躲避战乱，带领手下的将士投奔了当时占据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政权。而他们的到来，也将中原王朝先进的国家统治经验带到了高句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国人一直将高句丽视为“东夷”，而高句丽在接受了中华文化之后，也将自己视为“中华”，转而将朝鲜半岛南部，还没有接触到中华文化的新罗人贬低为“东夷”。可见，这一时期，无论是中华文化，还是“中华”这个概念，都已经在朝鲜半岛扎下了很深的根基。 3.其次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是日本列岛。南北朝时期，日本列岛曾先后有五代国君派遣使臣去南方的刘宋政权朝贡，并且获得了刘宋的册封。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位名字叫“武”的日本国君，虽然认同刘宋的正统地位，接受刘宋的册封，但是他已经开始自称天皇，并且在国内推广“天下观”的概念，还将自己定义天下的主人。 等到隋朝时期，日本派遣使臣拜见隋炀帝时，国书上居然写得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在正统的“天下观”中，天子只能有一个。但日本统治者，公然在国书上将自己与隋朝皇帝并称为天子，可见此时的日本统治者已经期望能以平等的地位与中国交往。 4.至此，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中华概念的扩大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者指出，中国人在谈到“天下”或“中华”时，往往会把他们当成一种空间概念，认为它们指得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但在我们了解了“天下观”和“中华”这些概念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后，我们会发现他们，不仅仅是一种空间概念，更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特别强调“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宗教信仰可以是多元的，思想流派可以是多元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所有有利益集团都必须服从天下代理人——天子的管理，这才算是中华意识，这才算是服从“天下观”。而游离于“天下圈”之外，拒绝服从天子的族群就会遭到排斥，就会被视为蛮夷。 朝鲜和日本在接受了“中华”概念之后，都有样学样，将自己视为“中华”，而且也跟中国本土一样，将暂时没接触到中华文化的地区贬为蛮夷。比如，古代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幕府将军，其全称就是“征夷大将军”，而这里的“夷”指得是日本北海道地区的原住民，幕府将军的统治合法性恰恰是建立在推广中华文化，和推广“天下观”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作者指出，中华概念的扩大和“天下观”的推广，并不意味着朝鲜与日本都将自己看做了中国的一部分，恰恰相反，中华概念的到来，让朝鲜和日本都开始推动本国的政权体系走向成熟，甚至尝试脱离中国臣属的地位，与中国平等建交。

没看这本书之前，我对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可谓知之甚少，但当我饶有兴致地读完后，又发现我的脑容量不足以容纳这么多细枝末节，丢三落四的，对自己不禁多了几分质疑。 越来越搞不清我读史是为了什么，以史为鉴吗？但事实上，读史给我一种看的是别人故事，过的还是自己日子的感觉，要犯的错一个都不会少，要走的弯路一米都不会少，并不会因为我多读了些历史挫折就少一分，那我为什么要读史？我也不知道，但我就爱读。 每次读到不同历史人物的出场，他们那种因时而动，顺势而为的能动性会让我很激动。对于历史而言，我们是旁观者，知头知尾，难免变得佛系，但对于历史人物本身，他们是当局者，不知结局，所以他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开创。我想，彼时的他们不就是此时的我们？ 刚开始读史，读出了四大皆空，现在读史，读出了积极面对人生，主动去开创。以后会读出什么，继续读吧。

本书把这段时期确定为一个“汉民族与异民族、异文化之间的大对抗、大融合时期”，并揭举了这样的任务：自汉帝国以后，经过与诸多异族和异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汉族文化和文明发展演变至今日，运用这种民族形成的视角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分析梳理之后，进而对十六国北朝的胡汉民族、胡汉政治集团和胡汉文化的冲突融合，对相关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系统的论述…… 数十年前陈寅恪先生论唐史，曾有“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之说（《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其另一表述是“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吴宓转述）

本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及民族融合过程心理演变的阐述是一大亮点，但是提及一些讲解插曲方面，误区甚多，显然作者主攻政治契机带来的民族融合问题，而并非中华历史研究。这点，也需要明确说一下。

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综合全面的研究，对魏晋的形成发展演变，对五胡十六国的兴亡、十六国时期的国际关系、佛教的普及、各民族的迁移与融合、政治、经济、军事等进行研究，同时还分析了这一时期对东亚诸国的影响，是一本简洁详细地展现这一时期全貌的优秀著作，当然书中有很多地方还是适合专业人士阅读，大众读者可能会云里雾里。

司马氏结束了后汉三国时代的大动乱，一统中华！但晋的和平稳定太短暂了，内斗，胡汉之争不断，门阀制度限制了各种人才的发展，让社会失去了活力，社会的进步发展需要不断更新的有效激励制度，人尽其才，公平发展！中国是广义的，不止有汉族，还有其他各民族，彪悍的游牧民族战胜了内斗不断的农耕民族，在政治上胜利了，在文化上被融化了，大动荡，大整合，胡汉融合造就了更有活力的中华文化，造就了更成熟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权利由贵族阶级交到了读书人的手里了，科举制度产生了，在探索试错中发展！本书作者川本芳昭，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思考那段历史，国际化的眼光，大中华文化圈的定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前面还行，思路清晰，结构完整，表达一般；虽然日式留白我不习惯，但尚能博个中上评。直到作者分析孝文身世，就让我特别无语了：真的熟读中国史书的话，为什么要忽略文明和献文的矛盾与冲突？都开始幻想孝文乃二人之子，还一副言之凿凿的模样，非要摁死母子关系，实属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