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与帝国：明清时代

👨上田信，1957年出生于东京都。在东京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现任立教大学文学部教授。 研究方向为东亚生态环境史、中国社会史，在中国史领域主攻明清时代。主要著作包括《传统中国》、《森林与绿色的中国史》、《老虎讲述的中国史》等。 🌹1983-1985年间他曾留学南京大学，因此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他是第一位将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重大史实载入教科书的学者；2001年，他作为专家证人，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出庭，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原告诉讼团作证。这么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写出来的中国史，自然值得信赖。🌹 ———————————- 这本书叫“海与帝国”，由书名可以看出作者关注的主题，共计两个关键词，一是海洋，二是帝国。 不同于一般的明清史写作，作者尝试从海洋史的角度来写这段历史，比如，红巾军起义如何导致了元朝的崩溃？明朝推行海禁与清朝推行海禁有什么区别？倭寇里面为什么会有中国人？明清时代的中国到底是不是“停滞的帝国”？ 以对海洋的态度，与海洋的关系为线索，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呈现了明、清两大帝国的曲折与失落、光荣与梦想。 ⚠️需要注意的是，这本书涵盖了明史的全部，至于清史，只写到太平天国，如作者自述，他的起点是1351年刘福通所发动的红巾军起义，终点是1851年洪秀全所发动的金田起义，前后正好五百年。 —————————————— 以海洋为观测点，从明朝到清朝这五百年，被作者分作五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以元末江南地区起义军领袖张士诚脱离元朝为契机，东欧亚的海洋开始独立于大陆，海域世界形成。 元朝建于1271年，亡于1368年，这个盛极一时、不可一世的大帝国，为什么只活了不到一百年呢？上田信指出，元朝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定都北京，当时叫大都，政治中心在北方，财政依赖于江南，经济中心则在南方，这一南一北，如何打通，构成了元朝执政者的一大难题。 对大运河的改造不尽人意，元朝人把目光投向了海洋。元朝头号名将伯颜是第一个尝试者。1282年，他开发了一条航线，从长江下游的刘家港出发，在黄海沿岸航行，绕山东半岛转一圈，进入渤海，由此把江南的粮食运到了北京。但是这条路上浅滩过多，容易触礁，于是稍加调整，从长江河口出发之后，直接驶往海面，经山东半岛头部的成山，进入渤海湾的刘公岛。从此，海运成为了元帝国的大动脉，自1289年开始，粮食全部由海上运输，至1329年达到高峰，年运输量约为247000吨。 ⚠️记得有人指出，通过漕运，可以观察一个朝代的兴衰。那么什么是漕运呢，就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包括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不过一般谈漕运，都是指河运，即用大运河来运输粮食。清朝曾有漕运与海运之争。其实早在元朝，争论便已开始。争论的背后，自然不只是观念，更多属于利益纠葛。书中写道，海运派与漕运派互不相容，在朝廷内部各自结成党派，如果装载粮食的船只遭遇台风而沉没，漕运派便会强调海运的危险性，当黄河泛滥，冲毁大运河的时候，海运派便会强调漕运的不稳定。 ❓为什么红巾军起义最终导致了元朝崩溃呢？这与起义的地点有关。颍州地处淮河中游，离大运河不远，红巾军起义之后，在这一代急剧扩张，严重威胁到大运河的航程。此后不久，起义之火蔓延到徐州等地，这更不得了，徐州是大运河的要塞，一旦陷入战争，漕运则被阻断了。江南的物资要运到北方，只能依赖海运。不幸的是，红巾军起义两年之后，即1353年，张士诚在江苏泰州发动起义，泰州是江南三角洲的出入口，不仅影响漕运，还影响海运。等到1359年，整个淮河流域完全脱离了元朝的统治，大运河的功能彻底停摆，海运也处于半废状态，北京陷入饥荒，气数已尽，亡国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说元朝开辟了海洋时代，明朝初期，则反其道而行之，关闭了海洋的门户，把帝国封闭起来。这背后最大的原因，在于执政者的政治心理。我们都知道“君主专制”这个说法，自君主制诞生以来，最专制的朝代，便是明朝。此前如汉朝、唐朝、宋朝，君主的权力都会受到一定制约，制衡者或者来自天道，或者来自豪族，或者来自士大夫。到了明朝，君主大权在握，予智予雄，外界的压力被降至最低。这自然是朱元璋的得意手笔，他要打造一个密不透风的专制国家，海洋象征着开放，与专制八字不合，所以必然被禁止。这就是海禁的由来。 🚢所谓海禁，不等于闭关锁国，只是“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禁止自由贸易，国家则把贸易权垄断到自己手里。由此来说明朝的朝贡政策。朝贡，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外国前来朝拜，同时进行贸易，当然，政治上你认我为大哥，经济上我则让利于你，这叫“厚往薄来”，乃是朱元璋一手制定的朝贡原则。朱元璋时代的朝贡国，包括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就是越南北部）、真腊（就是柬埔寨）、暹罗（就是泰国）、占城（就是越南南部）等十五个国家，大体覆盖了东南亚。 2⃣️第二阶段，从十四世纪中期到隆庆元年（1567年）解除海禁。这期间，以朝贡体系为主流，自由贸易被禁止，倭寇由此横行。 纵观明朝，大多时期，都在实行海禁。与海禁对应的一个现象，则是倭寇，也就是日本海盗。 据其考证，早在元朝，倭寇的足迹便侵入中国山东半岛，其队伍当中，不乏中国的海民。这一模式，在明朝得到克隆。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倭寇不仅指日本人，其中中国人并不在少数，甚至充当了领袖角色，像王直、徐海等，都是倭寇的大头目。王直成为倭寇，极具代表性，他本是盐商，后作海商，由于海禁，海商只能从事走私贸易，在明朝的重重围剿之下，一些海商渐渐转型为海盗，与日本浪人结合，则成倭寇。这则有点“逼上梁山”的意思，用王直自己的话讲，叫“国家驱盗”，就是国家逼我当倭寇，而非自愿当倭寇。 正基于此，王直作为倭寇，并非单纯为了利益，还拥有明确的政见。他一度控制了东南亚与中国、日本之间的交易，自称徽王——他是徽州府歙县人——对外宣称这是一个独立政权；他还向明朝政府喊话，要求解除海禁，使海上贸易合法化。1557年，对于抗倭领袖胡宗宪通商互市的承诺，他信之不疑，向明朝投降，两年后被处死。由此来看，今人为王直翻案，称其为自由贸易的先驱，不能说没有道理。 3⃣️第三阶段，1570年海禁解除以后产生了互市体系，以中国为核心，围绕日本与东南亚的交易开始活跃，为海域世界出现独立政权创造了可能性。 倭寇走向衰亡，沿海形势渐渐缓和，明朝的执政者才有意放开海禁，允许私人贸易。这在国史之上，叫“隆庆开海”，主要开放了两条航线，一是从华南到越南、马六甲的西洋航线，二是从中国经菲律宾到文莱的东洋航线。需要注意，基于对倭寇的深恶痛绝，与日本的贸易依然在禁止之列，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否则将处以“通倭”之罪。 对于这项政策，上田信称之为“互市体系”。他认为，互市体系并不是对朝贡体系的否定，而是一种补充，“要把朝贡体制中原本有的那些交易活动从礼制体系中独立出来，如此就可以满足迫切希望与中国进行交易的海外各种势力，夺取像倭寇这种武装势力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会满足那些在福建等地参与走私贸易的地方上有权势的人，还会使明朝这个需要靠白银来经营的国家的海关税收得以保障。”进入十八世纪以后，互市体系发展成覆盖整个东欧亚的交易体系，不仅在海上，在内陆，明朝与蒙古人之间的交易，一般称作“马市”，其实质也是互市。 4⃣️第四阶段，始于郑成功政权瓦解、迁界令被取消的1680年代。海域世界的独立活动不复再现，海洋受控于陆地政权的管理。 清朝的制度，之于明朝，继承的地方多，扬弃的地方少，明清并称，不是偶然。 清朝开国初年，内有三藩未平，外有活跃在东南沿海的郑成功政权的威胁。为了对付郑成功，1656年，清政府颁布了禁海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入海用大陆的产品、货物进行海上贸易，违禁者，不论官民，一律正法，货物充公。1661年，清政府更进一步，颁布了臭名昭著的迁界令，又叫迁海令。什么叫迁界令呢？就是把南至广东、福建，北至山东、河北，沿海三十到五十里以内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同时，沿海的船只、房屋、土地等全部焚毁或废弃，越界者不论远近，立斩不赦。这简直可称之为焦土政策，目的在于制造无人区。 废除迁界令的第二年，康熙皇帝颁布了展界令，允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不过，经此一劫，海域世界的原有势力已经消失了，其管理权完全落入陆地政权手中。写到这里，上田信不由长叹一声：“存续了400年历史的东欧亚海域世界终于迎来了它的末日。” 此后一百五十年间，清朝虽然在闭关锁国，不过有些领域还是在享受海洋时代的遗产。譬如农作物的普及，我们都知道，明朝中叶，玉米、红薯等便从美洲传入中国，它们的普及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玉米进入浙江、甘肃、陕西等地，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进入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则在康熙年间，进入安徽，已经迟至18世纪中叶的雍正年间；红薯的普及比玉米还晚，在湖北、湖南、山东、山西、安徽等种植开来，要等到乾隆年间。还有烟草，传入中国，在17世纪初，18世纪以后，才在福建、广东等山区广泛种植，这都是大清的故事。 5⃣️第五阶段，即鸦片战争以后，欧美的船只往来于东欧亚海面，东欧亚的海域逐渐占据环球一角。 说到马戛尔尼使华，不妨引用一下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的名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书中认为，这次英国人的出使，意味着“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遭遇“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传统社会”遭遇“现代社会”。上田信引用了“停滞的帝国”这一说法，不过对此他持质疑态度。他站在海洋史的视角，阐述了五百年中国史的曲折进程，判定中国社会绝非停滞不前，二十世纪之前的中国，从外壳上看，的确数百年如一日，社会内部却逐步发生蜕变，暗流汹涌，只待爆发。 ————————————- 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明清历史书，它以海洋的视角，讲述从元末到清末的历史，并试图通过海洋，来找出中国元明清三代兴亡成败的秘密——漕运与海运，以及背后的利益集团之争，迫使元朝发动大量民力疏浚黄河，直接导致红巾军起义，最终元朝被推翻； 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把贸易权牢牢控制在国家手里，所以虽然明朝初期拥有世界上最强的航海能力，但以寻求朝贡国为目的的航行，没有让中国成为海权国家，当航海的巨大耗资导致入不敷出之后，辉煌的航海成就被废弃； 海禁的挤压下，一些海商转型为海盗，并且和日本浪人合流，形成了长期困扰明朝的倭寇； 清代的迁海令，使中国的民间资本错过了大航海时代最后的机遇，海洋陆地政权控制，中国因而落后，终于被海上来的西方列强打败，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史。

纸质版断断续续读了8天终于读完了，应该是讲谈社这个系列里我最喜欢的一本。从欧亚大陆和海洋上各国互动的宏大视角出发去考察接续了元代的明清时期，对明代移民（大槐树、云南移民等）、漕运和清代人口增长都有之前没看过的视角。并且原来早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海上贸易就十分活跃了，除了漕运粮食之外还有和日本、英国等各国的海上贸易互动。这些是很难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的。 此外，作者曾为731的中国受害者出庭作证的气节也令人感动。

在《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中，海洋不再是帝国辉煌的点缀，而是一面冰冷而诚实的镜子，映照出一个庞大文明在历史十字路口的犹豫、退缩与内在裂痕。 明清两代的根本困境在于：帝国本质上是一个陆生动物，却被推向了海洋时代。 郑和的宝船并非开拓的先声，而是陆权秩序一次奢侈的外展。当朝廷的视线从浩渺波涛转回广袤农田，那道“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不只是闭关，更是一种深刻的路径依赖——它选择用熟悉的、内向的陆地治理逻辑，去应对陌生的、外向的海洋挑战。 于是，一个撕裂的景象出现了：民间帆影点点，拼命挤向已渐成型的全球化贸易网络，追逐着白银与货流；而帝国庙堂之上，却将海洋视为需要防范的边患与扰动税源的麻烦。国家力量从海洋的主动抽离，并未阻止汹涌的暗流，反而将巨大能量让渡给了海盗、走私商团与西方东来的冒险家。 这本书最深刻的启示正在于此：帝国的崩塌，未必源于刀兵的直接入侵，而可能始于认知的僵化与选择的错误。 列强以舰炮叩关时，他们挑战的不只是中国的边防，更是一个在海洋议题上自我放逐了数百年的陆权思维体系。明清错过了与海洋彼此塑造的历史窗口，最终，海洋成为它最陌生、也最致命的威胁方向。海的广阔，最终丈量出的，是帝国视野的边界。

读明清史的时候，总不能做得心平气和，因为太近了的缘故吧，恍如前世，而这之前的历史，似乎都可以隔岸观火，那些鄙视欺负过我们的人，毕竟没有熬过我们。但前世就不同了，怎么也逃脱不掉和今生的因果。然而作者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隔岸观火"，甚至是"管中窥豹"，作者主要是从商贸视角来"窥"这个尾大不掉之国，侃侃而谈，如围炉夜话，正好是我们的所谓正统历史书的补充。我自己是内陆人，生于长江之滨，很年长的时候才"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当初选"秋水"做名字，正是这个意思。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能″乘桴浮于海"了。

从贸易的角度去解读国家的变迁或者更替，制度，社会风俗等，蛮新颖的。作者在货币与粮食里对于白银，铜钱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以及对粮食的影响的描述有趣。清朝皇帝就关注粮食能不能稳定，关系到统治地位。各种义仓低买高抑，维持大部分人的生活稳定。一个国家或者社会，本来就是各种利益团体在互相博弈，在博弈中产生秩序，当博弈的蛋糕失衡，就会有一方出来挑战秩序破坏秩序。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有人。

本书选择了以“海”作为一个新颖的角度，把叙述范围设定为14至19世纪，从“大海”这个舞台逐步展开了自蒙古帝国以来的东欧亚近代历史。作者着眼于帝国与海的关系，这让我们可以不断去关注通过海洋贸易与中国连接起来的日本、东南亚、欧洲的同时代性……白银、生丝、苏木、鸦片等大大改写中国历史的这些物产，通过这五百年之间的四种交易体制（战争、互酬、纳贡、政府统一再分配），映射了中国历史的分合阶段与王朝更替。由此作者得出了明清这两个王朝不是传统的中华帝国，而是在蒙古帝国开拓的欧亚世界这一空间中诞生的世界帝国的观点，对此我深表同意……

本书是这套书中的上乘之作，作者观点鲜明服人，许多论断都相当有道理！从货币贸易体系去解读明清王朝！明清时代无论从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都大有提升，世界性的大国，朝贡体系不是别人依附你，而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元朝试图白银为轴，建立一个囊括欧亚的世界贸易体系，但此体系不是以白银的存储量为基础，而是以增加流通为基础，一个环节出错，步步出错！明朝建立铜钱交易体系，世界性较差！到清朝建立了地方之间用白银交易，地方之内用铜钱交易的货币体系，铜钱不外流！由于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品的出口，赚取了大量白银，成为“白银的坟场”。工业革命改变了一切，东方不亮，西方亮了！落后就要挨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并且每个人的世界都是各不相同的！本书比较客观，作者上田信，值得一读！

23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220430-0503，4天，531分钟，471个笔记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套装全十卷）》的第九本（卷），讲的是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海洋帝国史。 讲谈社系列读至尾声，明显感觉日本学人对中国史的严谨态度。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观是中华正统，在日本人眼中，则是大中华为核心的东亚史及欧亚史，这就别开生面了，算是本书的特点之一，也是讲谈社系列书籍的共同特点。 本书书名是《海与帝国：明清时代》，这是特色二。自元朝开始，中国疆域开始拓展至中亚和欧洲，实现了真正的“世界化”，该观点在前书《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有详细说明。到了明清，开始以新视角来讲述两朝五百多年的历史。简言之，中国历经自西周起的农耕时代，到北魏开始游牧时代，以及起于元代，兴于明清的航海时代。 不管是中国学者，还是美国学者，研究内容主要还是政权正统，辅以政治、文化、宗教、科技，来还原历史。本书旗帜鲜明地从“交易”的视角来解读两个朝代，不管这个交易的内容是具体的贸易，是朝贡，还是战争掠夺，都明显区别于同类书籍，确实提供了另类的视角。相比帝王和权臣，本书也讲了两朝时期的商人，这些人都离不开海上贸易。这也是书名的一种体现。 作者对历代中国政权的更替有自己的独特的理解，按交易体制分为三个阶段，他管这个模式叫“聚散离合”。 第一个循环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1世纪东亚世界的西周（合）-春秋（散）-战国（离）-秦汉（聚）； 第二个循环是公元1世纪到8世纪中东亚世界的西汉（合）-三国/晋（散）-南北朝（离）-隋唐（聚）； 第三个循环是公元8世纪到13世纪东亚世界的唐末（合）-五代（散）-宋（离），以及欧亚世界的元/明/清（聚）； 作者对海洋帝国“交易机制”的解读让我想起《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中提到的中国制度史观。该书中还开创性地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历史观——区别于经济和文化的第三种，制度中国史观。 三种中国历史观主要是： 1）经济史观，郭沫若提出的按“五种生产方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划分的中国历史观； 2）文化史观，以内藤湖南为首的日本京都学派按上古（上古至东汉中期）、中古（东汉中至唐中）和近世（唐宋之后）“三段论”划分的中国历史观； 3）制度史观，兼容“全球化”和“中国历史特性”的全历史观，比如田余庆提出的描述魏晋南北朝的“常态-变态-回归”概念，就极具中国史发展特性。 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对游牧部落各政权及其创建者重点描写不同，本书讲了一些小人物，主要是商人和海盗，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从明初沈万三到七下西洋的郑和，到熟读《盐铁论》的早期徽商人物黄崇德，到明中期横行海域的王直，再到明末清初的郑芝龙、郑成功，所有的历史，都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留下注脚。 盐铁自古是中华政权的关键命脉，这些小人物多少都跟盐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自元朝起，各地盐业相继发展起来，我的老家就有偌大的盐池，20年前我们也是“盐化”子弟，对盐的感觉自然更加特殊。 除了盐铁根基之外，可用于贸易的主要有白银（银）、丝绸（帛）、瓷器（瓷）、茶叶（茶）🍵等物品，其中银帛的贸易可上溯至汉朝，瓷茶则在宋朝之后。元时期的中国，可是算得上世界级的国家，随后的明清，输出同时也引入更多外来文化和农作物，如：基督教、胡椒等。 海洋帝国，让中国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也让中国更早进入近代社会，500多年的明清两朝再一次为中国正名。（内容摘自公号《红盐》） 想了解更多内容，推荐看原书📚 海运五百年：明清时代 https://mp.weixin.qq.com/s/FnMMvToVkLFarfE7-hhFZQ

《海与帝国》以海洋、贸易、白银流通重新审视元至鸦片战争五百年历史，将中国置于东欧亚海域网络之中观察，极具启发。 但其以海洋交易为核心主线，对陆地军政冲突有所弱化，与国内唯物史观有很多冲突，简体翻译亦存瑕疵。阅读时宜把书中理论当作分析工具，不能直接等同于史实，需结合内陆视角的史料相互参照。

这本书视角新颖而立体。从国际贸易视角、产业发展视角、货币视角、海权与陆权视角辅以政治体制视角（皇帝即位制度）、人口视角、宗教文化视角（蒙古大汗与西藏高僧）梳理了元末到清鸦片的中国史。相较于国内专注于政治体制和文化的角度，本书更立足于经济和政治经济学，通过多元学科对历史进行解构，让读者能够从不同剖面去重新回顾这段悠久的历史。 但从知识丰富性、学术性和语言方面看其实本书可以打五星。四星原因在于书的部分前后略有矛盾比如前文刚论证完人口增长导致新作物栽培后文又说新作物推广利于人口增长。又如朱元璋试图排斥继承元朝的世界性帝国所以采取实物收税，没有考虑朱元璋出身和经历。事实上朱元璋统一中国建立政权后一直把元朝当作正统前朝，自己是继承元朝而行天命。 另外，作者在元朝历史中对于元朝构建世界贸易体系的说法未能说服我。有元一朝，更多的还是发挥游牧民族特性，不断扩张和劫掠。包括对都城的设计要包括牧场这种构思与行为说明元朝统治者仅仅部分吸收了农耕文明。在这种情况下元朝如果有强大的主动构建国际贸易体系的倾向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可能的是受到了宋朝的一定影响，在不自觉情况下促成了这一体系的形成，也没有精心去维护。如果元朝能理解和主动构造国际贸易体系，那么它的崩坏也不会如此之快，也不会采取血腥的征服手段。 最后，作者虽然是日本人，但汉语很不错。而且书中能体现出作为一位学者的谦卑，如“本书以为……”。此外本书还将一些有争议和有猜想的结论一并附上，并标注是争议和猜想的结论，这让读者能更全面的了解历史的细节。本书结尾的名词解释和参考文献的注释也很有意思，看完后可以更好理解本书而且这种做法在同类别书中我第一次见，作者用心程度可见一斑。 总结就是对中国古代或明清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强烈推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必读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