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

《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一书由美国经济学家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合著，通过古典贸易模型的现代重构，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中国家间利益分配的复杂性。核心观点与内容总结： ​​核心论点：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冲突​​ ​​传统理论的局限性​​ 传统贸易理论基于“比较优势”和“收益递减”假设，认为自由贸易能通过专业化分工提升各国福利。但作者指出，现代经济中​​规模经济​​、​​技术快速扩散​​和​​大型企业主导​​的特征，彻底改变了这一逻辑。 ​​关键矛盾​​：一国生产能力的提升可能以他国福利损失为代价，导致贸易伙伴间的利益冲突。 ​​例证​​：发达国家（如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初期技术转移带来双赢，但当后者进入高附加值产业时，可能挤压前者的市场份额。 ​​国家发展阶段的动态影响​​ ​​互利区​​：当发达国家与极度落后的国家贸易时，双方通过分工共享红利（如发达国家输出技术，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成本劳动力）。 ​​冲突区​​：一旦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发展阶段并试图升级产业（如汽车制造、半导体），两国将进入竞争状态，一国的进步可能直接损害另一国的整体福利。 ​​数据支持​​：书中通过模型和图表分析，显示多数均衡结果中，一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与另一国的下降呈正相关。 ​​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 ​​规模经济与多重均衡​​ 保留产业模型（Retained Industry Model）表明，产业规模扩大可能导致多重稳定均衡，包括“互利”与“冲突”两种状态。 ​​图解工具​​：通过合并两国国民收入曲线，直观展示不同均衡下的福利分配差异。 ​​生产率变化的全球效应​​ 生产率提升可能引发“产业转移”，例如发达国家的高技能产业被发展中国家追赶。 ​​关键结论​​：跨国公司对母国的负面影响（如就业流失）可能超过其对全球福利的贡献。 ​​线性贸易模型的扩展​​ 引入多部门、多国模型，分析贸易政策（如关税、补贴）对均衡结果的影响。 ​​政策启示​​：政府需通过产业引导、技术壁垒等手段保护关键产业，但可能加剧国际摩擦。 ​​现实意义与争议​​ ​​对全球化政策的挑战​​ 书中质疑“自由贸易无条件有益”的传统观点，强调需动态评估贸易伙伴的发展阶段。 ​​案例​​：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对华为等科技企业的打压，部分印证了“产业竞争力威胁论”。 ​​学术与实践的桥梁​​ ​​学术价值​​：将规模经济、学习效应纳入贸易模型，填补了传统理论的空白。 ​​政策争议​​：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增长，但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发达国家则面临产业空心化风险。 ​​延伸思考：全球化困境的出路​​ 作者未提供明确解决方案，但通过模型推演提出方向： ​​国际合作​​：通过技术转让协议、多边贸易规则协调，缓解冲突。 ​​动态调整​​：发达国家需主动培育新兴优势产业（如绿色能源），而非固守传统领域。 ​​发展中国家策略​​：在提升生产能力的同时，探索差异化竞争路径（如东南亚的数字经济）。

蛋糕可以做大做强，但蛋糕尖尖的那一小块奶油仍然是零和博弈。 那么问题来了，“顶层人类”真的“故意”设计了游戏，让底层国家无法向上攀爬了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用各种模型来模拟，把你控制在什么位置，对他们最有利。都是老伦敦祖传的手艺。 我不知道中国智库有没有看过这本书，但老中似乎正在解锁这把密码锁。目前已经集齐了几个“高危”元素：成熟的工业，低工资和产业链升级。 老美用来防老中的这套玩法，原本是老伦敦用来防法国的。

“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越过某个临界点之后，通常会损害他国的整体福利。” 此句直接挑战了李嘉图—穆勒以降的古典贸易福利定理，将“自由贸易必然互利”从一个普遍性结论降格为一个依赖于特定参数区域的特殊情形。戈莫里与鲍莫尔（Gomory & Baumol, 2000）由此开启了国际经济学中一条被长期忽视的分析路径：在规模报酬递增与技术内生变迁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不再是天赋禀赋的函数，而是国家战略性行动的产物，贸易利益的分配也不再是帕累托改进，而可能呈现严格的零和乃至负和特征。 一、模型框架：保留古典外壳，植入现代内核 本书的理论建构具有高度的“节俭性”（parsimony）。作者有意保留了李嘉图模型的单要素（劳动）、线性生产函数与柯布-道格拉斯偏好结构，仅引入两个关键修改： 1. 生产率向量的可塑性：每个国家的各产业劳动生产率 e_{ij} 不再被视为外生给定的常数，而是在一个闭区间 [0, e_{ij}^+] 内可变，且其上限受技术前沿约束。这意味着比较优势可以通过投资、学习与政策干预被“创造”而非仅仅被“发现”。 2. 规模报酬递增：通过设定生产率随产业产出增加而上升（即 e_{ij} 是产出水平的增函数），模型引入了正反馈机制。这与克鲁格曼（Krugman, 1979, 1980）的新贸易理论一致，但戈莫里—鲍莫尔将其从“行业内贸易的解释”延伸至“国家间福利冲突的根源”。 在此基础上，作者定义了 贸易份额指标 Z_1 = Y_1 / (Y_1 + Y_2) ，即国家1在世界总收入中的占比，并绘制了 (Z_1, U_1) 平面上的均衡集合。该集合呈现出典型的 多重均衡结构：存在多个局部稳定的均衡点，分别对应于不同的产业配置与福利水平。这些均衡按国家份额的大小呈有序排列，形成一条“均衡曲线”（equilibrium locus）。 二、核心发现：冲突区的存在及其经济逻辑 模型推导出的最重要结论是 福利的非单调性。随着一国份额 Z_1 从低向高移动，该国自身的福利先上升后下降，而其贸易伙伴的福利则呈现对称的逆向变化。具体而言： - 互利区（ Z_1 < \theta_L 或 Z_1 > \theta_H ）：当一国份额极小（远低于对手）或极大（远超对手）时，双方福利均可因贸易扩张而改善。前者对应“追赶红利”——落后国提升效率不会显著挤占先进国份额，后者对应“霸权红利”——领先国主动让渡部分产业仍能通过市场规模扩大获得补偿。 - 冲突区（ \theta_L \leq Z_1 \leq \theta_H ）：当两国份额接近时（典型值约为30%–70%），一国的技术进步通过“份额挤占效应”直接削减对方的总收入，导致对方福利净下降。此时贸易不再是正和博弈，而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竞争性零和博弈。 这一发现的深层机制在于 规模报酬递增下的锁定效应：一旦某个产业在某国建立规模优势，其平均成本持续下降，使得其他国家难以通过正常市场竞争实现逆转。因此，初始的产业布局（可能是历史偶然或政策选择的结果）决定了后续的福利分配，且这种分配无法通过自由市场的自发调整达到全局最优。 三、理论贡献：对主流贸易理论的两次修正 本书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谱系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它完成了对李嘉图范式的 两次修正： 第一次修正（相对于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 李嘉图模型假定收益递减或不变，从而保证单一均衡与自由贸易的帕累托最优。戈莫里—鲍莫尔证明，一旦引入收益递增，均衡不唯一，且自由贸易结果未必是帕累托有效的。这实际上是将 克鲁格曼（1979）的“新贸易理论” 从解释产业内贸易扩展到了解释国家间福利冲突的宏观层面。 第二次修正（相对于新贸易理论的福利中性假设）： 克鲁格曼早期的垄断竞争模型虽然承认规模经济，但其福利分析通常隐含“对称国家”假设，得出贸易利得大致均分的结论。戈莫里—鲍莫尔打破了这一对称性，明确刻画了 非对称国家 在技术追赶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冲突。这使得他们的理论更贴近现实中的南北贸易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崛起引发的摩擦。 此外，本书与 布兰德—斯宾塞（Brander & Spencer, 1985） 的策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形成了互补：后者聚焦于单个产业的寡头博弈，前者提供了一个宏观经济层面的“多重均衡—福利冲突”框架，使产业政策正当性从微观特例上升为一般性命题。 四、关于人工智能与未来经济秩序的洞见 尽管原书写作于2000年（当时AI尚未成为宏观经济变量），但其理论骨架对AI时代的贸易冲突具有惊人的预测力。以下三点构成了本书对未来的间接但深刻的洞见： 1. 比较优势的人工化：AI产业的比较优势完全取决于人力资本、数据规模、算力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而非自然资源。这完全符合戈莫里—鲍莫尔“比较优势可被创造”的核心论点。AI领域的“赢家通吃”现象正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极致体现：模型训练成本固定且高昂，边际推理成本趋近于零，先发者的数据飞轮与网络效应形成不可逆的锁定。 2. 冲突区的强化：AI产业的高附加值与国家安全敏感性，使得任何国家的AI能力跃迁都会迅速引发对手的战略反应。当前的芯片出口管制、算力限制与大模型开源/闭源之争，本质上就是戈莫里—鲍莫尔模型所描述的“份额挤占效应”在数字时代的具象化。当中国AI产业份额从个位数向两位数攀升时，冲突区的到来几乎是模型的内生结果。 3. 多重均衡的政策含义：本书暗示，在规模报酬递增领域，自由放任的结果往往不是最优均衡，而是随机锁定于某一可能对本国不利的状态。因此，战略性产业政策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这一论断为各国AI产业扶持政策提供了超越保护主义叙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五、客观评估：贡献与局限 理论贡献： - 首次在保留李嘉图线性结构的条件下，系统证明了规模报酬递增如何导致多重均衡与国家利益冲突，为“贸易摩擦的内生性”提供了简洁有力的数学模型。 - 将“比较优势的创造性”纳入主流分析框架，架起了新贸易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如幼稚产业保护论）之间的桥梁。 - 提出了“份额—福利”图示法，使复杂的多维均衡问题可视化，极大降低了传播门槛。 实践贡献： - 为理解21世纪的中美贸易冲突提供了事前分析框架，其“冲突区”概念已成为政策话语中的常用修辞。 - 为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追赶战略提供了理论辩护，避免了单纯依赖“自由贸易必然双赢”的教条。 - 启发了后续关于“全球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技术民族主义”等议题的研究议程。 局限性： - 模型的过度简化：两国模型、单要素假设、无中间品贸易、无资本流动，使其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全球化已深度嵌入价值链碎片化（如Feenstra, 1998），跨国公司与FDI的角色未被纳入。 - 缺乏实证校准：30%–70%的冲突区间是定性示意而非计量估计，不同产业的阈值差异巨大（半导体 vs. 纺织品），书中未提供产业异质性的处理方案。 - 策略性政策的福利判据缺失：虽然证明了均衡可塑，但未给出何时干预、何种干预力度能实现全局福利改善的充分条件，容易沦为“为保护主义背书”的工具。 - 忽略金融维度：当代贸易冲突往往伴随汇率操纵、资本管制与储备货币竞争，而这些因素在纯实物流模型中完全缺位。 总体而言，《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是一部“提出问题重于解决问题”的著作。它的最大价值不在于提供精确的政策处方，而在于拆解了自由贸易意识形态的数学神话，迫使学界和政策界正视现代经济中利益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在AI与地缘经济重构的今天，这本书的预言性比其出版时更为醒目——而这恰恰是对一部学术著作最高的评价。

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 与这种狭隘而且恶意的观点相反，我将大胆地断言，财富和商业在任何国家的增长通常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其所有邻国的财富和商业；当周边所有的国家都被无知、怠惰和蒙昧困扰的时候，一国很少能够在贸易和工业上走得太远。［大卫·休谟，《贸易的猜忌》 在古典贸易经济模型中，一国生产什么产品完全是预先注定的。由于一国只有作为特定产品的最优供应商才能成为产业中的主要生产商，因此，上述结果总能符合所有贸易国普通大众的经济利益。所谓“最优”就是以最低成本生产固定质量的产品，或者在成本既定的条件下，生产较高质量的产品。 这一经济学理论最著名的结论就是，上述唯一的结果往往使各贸易国的消费者福利和生产效率达到最优水平。 在古典贸易模型中，市场力量——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只能导向一种结果。与此相反，无论是高启动成本还是学习都能赋予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大量的选择。这就为我们通过私人行动或公共政策修正这一结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历史把我们带到今天，但是我们可以在现在采取行动以改变偶然的历史结果。 经济学家应用的古典贸易模型反映的是大约200多年前的世界。该模型反映了一个其假设之下的世界，这个假设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规模收益递减。规模收益递减是指当一个产业扩大规模时，其产出效率下降而不是增加。增加的产量将耗费更多的生产成本，而不是更少。 我们用“保留产业”(retainable industry)一词表示所有具备如下特征的产业，即启动成本很高，由此导致很难以小规模进入的产业。由于其很高的实际启动成本，一个保留产业为现有生产者提供了很高程度的保护，使之免于竞争性进入的威胁，从而可以很容易地保留既有地位。在收益递减的产业中，市场力量有利于小规模的竞争性进入者；而在保留产业中，同样的市场力量则有着相反的效果。不经济的小规模进入者往往被市场力量淘汰，而大规模进入者很少遇到这种情况。保留产业中的市场力量倾向于维系现状。 与古典模型不同，在一个普遍存在高启动成本的经济中，也就是说，以保留产业为特征的经济中，有可能产生大量的可能结果，其中的任何结果都有可能成为并继续成为一个稳定的世界生产结构。而且一些可以实现的均衡可以给全世界公众带来很高的经济利益，并提供大量的贸易所得，而许多其他的结果也许真的非常糟糕。我们现在可以描述这些均衡的本质，并计算出到底有多少种均衡。 从均衡模式的分析中产生的第二个深刻洞见是：在具有规模经济的自由贸易环境中，贸易并非总是好的；而在传统的规模不经济的世界中，贸易却必定总是好的。当大多数产业都是保留性产业时，总会有一些均衡结果使某些国家的境况坏于其实施贸易封锁时的境况。 当代世界的特点不仅表现为高启动成本和规模经济，即许多产业的可保留性，而且还表现为重大而迅速的技术变化和产业变迁。今天，产业的成功更有可能是后天习得而非自然形成的。它更有可能源自制造技能、诀窍、低工资、技术知识，或者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有效组合，而不是源自任何自然的赐予。生产能力以及销售某些商品或服务的能力越来越不取决于矿藏的有无，相反，它们更多地取决于后天能力的优越性，更确切地说，是后天能力的水平加上其工资水平能够使一国在某一特定产业上成为竞争者。尽管以自然优势为基础的优越性为存在这些优势的产业提供了稳定性，但是随着新进入国获得专有技术并变成竞争者，其经营管理方法可以被学习而且不需要巨额进入成本的产业必定会发生竞争地位的迅速变化。 如果生产是线性的，就不存在进入成本，大规模生产既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在线性生产的情况下，有可能小规模地进入一个新产业，而且其生产效能与大规模的竞争者不相上下。这是古典规模不经济情形的重要特征，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导致一个唯一的、预先决定的国际贸易结果。 我们的国际贸易模型表明，如果一国的国民收入份额相对于其贸易伙伴没有达到最高点，那么对保留产业的保护符合国家的利益 我们已经说明，参与全球贸易的国家既有内在冲突，也能共同获利，冲突和共同获利的可能性遵循一个系统的模式。在发达国家之间，使其中某个国家受益的变化很有可能使另一个国家的利益受损。但是从某种角度看，欠发达国家真实收入的提高和其发达贸易伙伴真实收入的提高之间也存在着真正的共生关系。如果不富裕的国家变成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国家，则两个国家都会受益。 在规模经济的世界里，市场力量在驱使经济实现局部利润或者局部福利最大化方面是可靠的。但是这些力量无法使世界经济摆脱局部最优状态，走向一个确定无疑的更优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在规模经济下，明显次优的均衡可以保持局部均衡。借助历史的偶然性，“看不见的手”的确能够实现均衡，该均衡是局部最优，但从全局来看却远远次于其他情形，甚至次于至少一个贸易国的自给自足均衡。 一个经济体在国内生产几乎所有的这些商品并供国内消费，这就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相对稳定的、由几乎完全在境内交易的商品和服务组成的国民收入基础部门。

推翻比较优势等古典经济理论，多一种视角看世界贸易。现代的贸易战和关税战是必然的，因为各个国家都在争夺塔尖的产业和利益。攻和守之间必然爆发冲突。 读书笔记: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一直给人们灌输一个观念：自由贸易是双赢的，只要各国按自己的优势分工，所有人都能从贸易里受益，国家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 但现实世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看到：发达国家会拼命保护自己的汽车、半导体产业，对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产品加关税；发展中国家也会搞产业政策，砸钱扶持本国制造业，明明按比较优势，这些国家根本不该碰这些产业；甚至发达国家之间也会因为贸易问题吵架、互相制裁。 为什么现实和理论差这么多？ 这本书解释:当世界经济变成 大规模生产、技术快速迭代、规模经济主导 的时代，传统的 双赢贸易 理论已经失效了，国际贸易里其实藏着固有的国家利益冲突，一国的产业崛起，很可能就是以另一国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有两个非常关键的前提：1. 收益递减 2. 产业是小而散的。 但现代经济里，这两个前提都被推翻了：现在的主流产业，比如汽车、半导体、航空、制药，都是收益递增的，进入门槛极高。因为规模经济和高门槛，同一个世界，完全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贸易结果，而且这些结果对各国的利弊天差地别。 在现代全球经济中，国际贸易确实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这意味着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往往以牺牲他国的总体福利为代价。别再迷信自由贸易永远双赢 ，现实里的贸易，本质上是各国争夺产业主导权的博弈，里面充满了利益冲突。 如何在竞争中胜出，才是考虑的问题 。 保留产业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有高进入门槛、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成本优势是滚雪球的。前期投入是沉没成本。技术和供应链的积累是不可逆的。1. 历史的偶然因素。2. 政府的主动干预。市场自己不会自动选出一个对所有人都好的结果，而是谁先动手、谁有能力占据保留产业，谁就能获得优势。而一旦优势形成，就很难改变。谁占据了保留产业，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国民收入，其他国家只能拿低收益的产业。所以，各国才会拼命争夺这些保留产业，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本国的国民福利。 一个国家的生产率提高，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取决于这个生产率提高发生在什么产业里。如果是保留产业，就会引发利益冲突；如果是非保留产业，就是双赢。比如农产品 ，和芯片 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提升，为什么会让发达国家紧张？很多贸易冲突的根源：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生产率提高，进入了发达国家的保留产业领域，对发达国家的福利造成了威胁。发达国家害怕的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提高本身，而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提高，进入了它们的保留产业，抢了它们的饭碗 市场确实会让经济达到某个均衡，但这个均衡不一定是对所有国家都好的。市场只会根据成本和价格，把产业分配给先动者，不会考虑这个分配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专业人士部分总结: 在以规模经济和高门槛保留产业为主的现代全球经济中，传统的自由贸易永远双赢理论已经失效，国际贸易中存在固有的国家利益冲突，一国保留产业的崛起，往往会以另一国的福利下降为代价，市场不会自动带来公平的结果，各国对保留产业的争夺，是现代贸易冲突的根源 这本书打破了人们对自由贸易的浪漫想象，它告诉我们：贸易不是慈善，而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保留产业是国家福利的压舱石，谁掌握了保留产业，谁就掌握了国民福利的主动权；市场不是万能的，发展中国家要打破低福利的均衡，离不开政府的主动干预和产业政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本质上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保留产业，维持高福利水平。

这本书随着关税战热闹起来了，中国现在的处境完美验证了书里的理论。一个后发国家的崛起会侵蚀先发国家的利益，在初始阶段，后发国家的廉价劳动力降低了先发国家的物价，接下来后发国家的廉价商品开始侵蚀先发国家的市场。先发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开始反击。 作者一直在批评古典经济学，却面临一个困境。经济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国家却可以干预经济。作者试图为政府指出一条正确的干预方式，问题是，当一个政府决定干预经济的时候，很显然并不想给自己划出什么边界，尤其是干预取得部分成效时，干预的信心会无限膨胀。 如果经济学在一个国家内部有效，为什么在国境线两边就失效了？问题到底是出在经济学上，还是出在国境线上？如果把所有的国境线都抹掉，中国真实的经济情况是什么？是生产过剩，是政治课本屡屡提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生产过剩！如果没有出口，中国的经济危机早就爆发了，大量的出口延缓了危机，但是并没有解决，终于，现在全世界都吃不下了，要么跟中国一起爆，要么隔离中国。 先发国家能否靠政策壁垒保护自己的经济优势呢？当然不能！看看他们自己来时的路，他们当初是靠技术优势才成为富裕国家的，他们想继续富裕，就必须继续在竞争中获胜。贸易战没有赢家，关税壁垒也保护不了自己。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任何一个地方的经济危机，所有的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这本书告诉我们：在规模经济存在的情况下，各国的产业分工存在多种均衡。在自由贸易的世界里，后发国家的产业升级，将导致全球范围的产业重新布局。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距离先进国家越来越近，后发国家的追赶几乎不可避免地损害先发国家的利益。这一情况不仅在两国情况下存在，在多国情况下仍然存在，在多产业的情况下也存在。 由此产生的启示是：除非愿意保持当前的分工，否则，继续的产业升级导致的贸易冲突不可避免。这在已经存在的中高技术产业的追赶中，利益冲突尤其明显。在这种追赶中，由于大多数中高技术产业都具有规模经济，有着巨大的区动成本，想要打破现有的产业格局，政府的支持是必要的。而对于前沿产业，由于产业仍在发育，均衡尚未形成，冲突还不显著，但抢夺制高点是每个国家都想采取的行动。 所以，想要美好生活，只能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了。不要想着你好我好大家好了，这不现实。即使你这样想，你的对手也已经不再这么想了。这一点，从这本书体现的思想，再考虑其研究的时间，可以推知大洋彼岸关于自由贸易的想法的改变不是两三天了。

最近毛衣展如火如荼，那么为什么这是必然的呢，这本书里的模型可以给出解释。在某方的宣传口径里面，宣称合作才能共赢，可是模型给出一个临界点，过了某个临界点，就未必有利了。所以老大一直会寻找不那么厉害的小弟进行扶植，这个时候小弟又崇拜又兢兢业业，等到小弟翅膀硬了，emmmm，那就不是飞了那么简单了。阿三的股市最近连连新高，谁是真小弟一目了然。用书里的话来讲是这样的：工业化国家将受益于非常落后的贸易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这一受益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其贸易伙伴达到在全球市场上占有更重要地位的发展水平为止。通常，这种发展水平仍然远远不及发达工业国家，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点之后，该新兴贸易伙伴更多的产业达到该点将不利于发达国家。 那么怎么办呢，毛衣展吧。我想，这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修昔底德陷阱吧。

因为在一个多重均衡的世界里，历史只能在许多备选的均衡中选择一个，所以其他所有的均衡充其量只是一个本来应该发生但事实上从未发生的均衡。

知识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这么多理论经典模型，还是避免不了现在的贸易冲突，有时候还真是组织的干预加速了这种冲突进程。 救火的故事：自然界原始森林都会发现自然雷击这样缘由造成的火灾，以前有小火灾了就派人去灭火，后面一旦发生火灾了就是特大灾难，几天几夜，几个星期，几个月的燃烧，基本无法灭火。 后来就放任自然小火灾，让其烧出隔离带，这样也就避免了超级大火灾。 从这点来看，欧美的经济危机几十年来一次好像也是这么多道理，反正都会过去，还给了一些人机会，所谓的阶级流动。这也不一定是坏事。 前苏联没有经济危机，至少hold住了，hold不住的时候就解体了，就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