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博洲
本书在寻访幸存者及其亲友并搜集查阅大量机密档案的基础上,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描绘了客家籍台湾革命青年锺浩东短暂而炽热的一生——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到九死一生回国投身抗日,再到为改革台湾社会献身教育事业,直到最后为了台湾的解放慷慨赴死,为理想牺牲。作者以众多类似的“锺浩东们”作为背景,在史料、记录、文学的交错纷呈中,力图将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被刻意湮灭甚至扭曲的台湾近现代史还原重现。在追索这些青年的革命事业与人生轨迹的过程中,本书向我们坚定地传达着历史深处所蕴藏的力量,借助这一力量,读者能以全新的视野去亲近那段充满伤痛与遗憾的海峡两岸的记忆。本书曾被选为台湾地区1988年最佳小说(洪醒夫小说奖),1991年《联合文学》十大好书作家票选第一名,侯孝贤依据此故事中的部分原型创作了电影《悲情城市》与《好男好女》,并获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书名很美,这是一首日本歌的名字,歌词写的很哀美,充满了离愁别绪,当时台湾是日本殖民地,受到日本文化的很大影响,日语歌在台湾很流行。幌马车之歌是主人公钟浩东用生命送别的理想主义悲歌,像钟浩东一样的一批台湾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中被捕牺牲,作为被日本长期殖民统治下的土生土长台湾人,却有着强烈的中华情怀,后来又升华为共产主义信仰,为祖国统一和主义信仰流尽最后一滴血。我看着幌马车总会下意识想到马场町,那里牺牲了太多共产党员和拥护统一的志士。 让我感触很深的是书中张奕明和陈仲豪临别的对话。张奕明从小路送陈仲豪撤离,临别时,她说“一切都要小心,后会有期。”陈仲豪回答道:“你们留下来的,都要十分警惕啊。我们也许在大陆再见,也许是台湾解放后又在此地重逢。”后来张奕明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被捕牺牲在马场町,陈仲豪撤到大陆,他们临别时说的认为必定会实现的话,过了七十多年仍然没有实现,他们的牺牲实在让人痛心不已,也许只有解放台湾才能告慰这些把生命献给解放事业的烈士们吧。
虽然时局动荡,但当时台湾青年还是抱着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国民党很快就要倒台,台湾解放近在眼前。 直到一九五零年六月廿五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 历史走向了另一条岔路。 革命青年面前也只剩下一条通往马场町刑场的路。 以前对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退伍老兵进行过口述访谈,此时看着受朝鲜战争影响的一代台湾人的口述史有种很强烈的宿命感,个体的人生随社会政治环境沉浮,同一场战争下以不同立场置身其中的人的命运也截然相反。一段黑暗的倒退的历史时期也许终会过去,但随那段历史沉睡之人却再不会醒来了。我们也只能去尽力挖掘还原部分人的人生轨迹,使他们的奉献不至于被社会遗忘,使伤痛的记忆不至于被彻底掩埋和轻放。
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了一群出身中产家庭的台湾青年,从心向大陆、奔赴大陆抗日,到加入中国共产党,返回台湾开展地下工作、出版《光明报》的曲折历程。以钟浩东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员,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书中丰富的细节描绘,让我们得以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混乱的时代。许多发生在极端环境中的事,今天看来令人难以置信。例如,两对夫妇和一位亲戚结伴前来大陆抗日,历经艰辛辗转、徒步多地;四年多的时间里,蒋碧玉经历了两次生产。老大一出生就不得不送人,老二则在几次打胎未果后出生,终因体弱夭折。而他们对此都视为自然。他们本是抗日志士,钟浩东在就义时高唱的,却是一首他深爱的日文歌。那首歌甚至带有日本军国主义色彩,只是他并不知道其背景。这些行为的错位,在近八十年后的今天,显得既真实,又令人扼腕叹息。
特别好的书。 一部作为电影剧本、获得小说奖的报告文学作品;一首讲述热爱乡土和祖国、固执于造福全人类真理的青年们的悲歌。 书的好,已经有很多大家评论。既厘清了一段复杂又不为人知的历史,又用极好的形式作了文学表达——中性的口吻背后是极强的情感张力、高尚的价值观和值得反复思虑的深刻问题。 当然,这些东西拿给懂得感受、想要思考的人固然很好。但对于时局,对于更广大的民众,似乎没有起到作者想达到的预期(如他在三版后记中说的)。今天的台湾社会,观念越来越撕裂,有尊严的民族意识和有远见的理想主义越来越少… 也许很多问题,就不是知识分子能够解决的吧,在锺浩东的时代如此,在蓝博洲的时代还是如此。
很久之前看了悲情城市之后加到书架,一直没有看,暑假翻到就断断续续摸鱼看完了。 嗯,其实不太知道要写下些什么,我对于历史知识一向匮乏,一切纪实作品读后都只有扩充了知识之感()这本写作上并不煽情,书的编排基本上都是采访记录,虽然不加藻饰冷静克制,史料背后能感受到作者的心血与真情,同时历史本身就太令人动容,如此可歌可泣的一段故事。
这本书出版于1988年,虽说是小说,但其实是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史料,记录了一段被遮蔽的台湾近代史,读完能补齐很多以往模糊的历史认知。 要读懂这本书,先要理清时代脉络。 1895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迫割让日本,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据时代。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重回祖国怀抱。两年后,1947年爆发二二八事件,随后国民党当局展开大规模镇压,自此在台湾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白色恐怖统治。 本书的主人公钟浩东,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成长于日本殖民时期,自幼接受日式教育,还曾赴日本留学,拥有优渥的学识和眼界。但他心底始终认同大陆、心系祖国。 抗战期间,他主动跨越海峡,自发组织医疗团奔赴大陆前线,亲身参与抗日救亡。战争结束、台湾光复后,他选择回到故土深耕教育,担任基隆中学校长,建设家乡。在此期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二八事件之后局势骤变,他遭到逮捕,最终被枪杀。 除了钟浩东之外,书中还记录了很多人。他们有学识、有良知、有家国情怀,身处割裂的时代,却始终守住民族本心,是一群纯粹、高尚、值得被记住的人。 这本书也是侯孝贤《悲情城市》《好男好女》两部经典电影的原始素材原型。 客观来说,这本书历史价值很高,但阅读体验一般。 从长见识、补历史的角度看,它是一本好书。它用大量采访资料、档案记录,还原了白色恐怖时期台湾进步青年的真实命运,填补了教科书之外的历史细节,让人真切看到特殊年代的无奈与悲壮。 但从文学阅读性来讲,全书以纪实、访谈、史料堆砌为主,读起来略显枯燥,没有很强的阅读快感。 时代动荡之下,个人的命运无比渺小。 但这些被时代掩埋的普通人,恰恰是历史最滚烫的底色。
看电影《悲情城市》时听到这首《幌马车之歌》。林文清目送难友吴继文、蔡东河赴刑场,监狱中响起这首骊歌,满是肃穆悲凉的气氛。我立刻打开听歌识曲,得知歌名叫《幌马车之歌》,是一首日本民歌。这使我生出疑惑:在这群左翼青年“死归祖国”时为何要配一首日本民歌?此书为我解清了这方面的疑惑。 此书以报告文学形式讲述客家籍台湾青年钟浩东的一生——在殖民统治的阴影里生出强烈的民族意识,九死一生渡海抗日,台湾光复后返台成为吉隆中学校长,国民政府的腐败和反动使其由“白色祖国”转为“红色祖国”,直到为台湾的解放事业慷慨赴死。书中记载,这首 《幌马车之歌》是钟浩东在台湾帝大医院时教给蓝碧玉的,因为这歌让浩东想起台南的家乡。于他,这旋律缠绕着台南的风土、青春的恋情,也成了他走向生命终点时,对故土最后的眷恋。 此书具备了好的报告文学的三个条件:进步批判、冷静客观和再现真实。作者的叙述极端克制,书中几乎没有作者带有上帝视角的任何叙述,以历史中真实人物的叙述串联拼凑起钟浩东从长成到牺牲的一生,叙事的俭省、白描的冷静无声胜有声地使悲情与正义浸入人心。作者扎实的考证、广泛的资料搜集令人印象深刻,每章节后的注释、附录中的口述证言和文字资料无不昭示作者在历史叙事中的谨慎严肃。身位作家,如此严肃的历史意识和严谨的治史态度,实属难得。 此书也使我对《悲情城市》影片生出一些新的思索。影片中《幌马车之歌》歌曲响地突兀,或许意在通过钟浩东这一代受日本皇民化教育长大的一代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日本文化侵入的双重底色揭示历史的心酸与后殖民社会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迷惘,但将钟浩东赋予个人情感的歌曲无前因后果地插入影片,或许会造成某种误解。影片既以钟浩东作为“林老师”的原型,却将“白色恐怖”时期之事挪到”二二八“后,片尾刻意出现的字幕更是有意将时间压缩至台湾光复到国民党退至台湾四年之内。这或许是囿于现实的不得已,但更能凸显蓝博洲的珍贵。
读完《幌马车之歌》已经半个月了。原本打算看完《悲情城市》之后带着电影的感觉一起讲,现在看来,等我看完电影,书的感觉应该非常九霄云外了。年初三重返小嶝,第一次认清楚岛屿的布局,照片还没来得及在朋友圈见光就传来两个渔民死亡的消息。 知道《幌马车之歌》应该是期末考试结束之前蓝博洲老师在观网有一小段采访。我对台共的认识和曾经刮到各地的国际左翼思潮一样缺乏,以至于太容易引起我的惊讶和好奇。 书的排布和我想象中不一样。大量人物采访串起整个故事,没有旁白。 我觉得这本书展现的实话实说的精神远比它的文学贡献要突出。钟浩东不是一个神话的钟校长,他有爱恶,有愣头青的一面,是一个朴素的爱国青年在时代洪流中站住了自己的信仰和立场。 读书的过程中掺杂了很多正在发生的新闻,地区选举、youtuber观选团、王局和范琪斐的对谈、两岸互联网舆情,包括看完之后春节期间和长辈话仙听到的他们父母辈的经历种种。在全书最后一段留的笔记应该会是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感受。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看《续曲》。可能会拥有这套纸书。 需要补充的是:从《奇来前书》到《亚细亚的孤儿》到《幌马车之歌》,它们远比互联网上不管是哪一派学者名嘴营销号都更值得一看。理解的基础已经被打破了,可是理解依旧是凝聚的武器。
这本书出版的政治价值可能更大于阅读价值。但其中各亲历者的娓娓道来,对侯孝贤电影和本书的多篇幅对照说明还是很为我们了解当时形势和严谨对待文艺作品大有帮助。同时,其中的大事记年表、一些明显纰漏希望未来再版时能改正。例如:zggcd成立于1921.7.21而不是七月一日,再如第三版的后记里两次写到钟浩东的生卒年份居然不相同。这样的小纰漏虽然小,也不影响阅读,但是影响读者对整本书的好感度。
三星半。一部纪实类文学。粗略读后,有一处疑惑:钟浩东因《光明报》事件于1949年被捕,由于是"台湾省籍",可以作思想左倾的"思想犯"结案,但他不服管训,屡次写"退训信",直至重审。而在重审中,他的"坦白"让我觉得异常顺从,供认出一大批地下党员,终使得自己和另两位领导者被枪决。为什么他劝别人"别出风头",自己却"不收敛"?本已结案,却非要一心寻死可以理解,可为什么又非常"合作"地供认出自己的战友?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