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全2册）

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历来饱受争议。从书名看，这似乎是一本通史，实际上《国史大纲》史论部分占比特别大，很多人也是诟病于此，认为钱穆先生“学术水平低下”，明明是想写一本通史，却卖弄学问，一味说教，夹带私货。我认为，从通史角度看，这本书可能并不十分优秀，但以史论类书籍的角度评价，作者把自己的观点陈述的极好。而读者同不同意，有没有共鸣，那是各位的自由了。我很喜欢历史，但我一直觉得写历史类的书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写小说，写散文，最终所有权都归你所有；而写历史，无论是史料的搜集，观点的论证，都会产生极大的争议。不过这也正是读史的魅力所在。至少我认识的喜欢读史的人，我觉得他们都是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是有责任感的人。 无论当年明月，渤海小吏，还是易中天，乃至钱穆，胡适，无论是通俗读物，还是专著，甚至是二十四史，可以说都是争论迭起，褒贬不一，所以有人说史圈很乱，因为是各种私货横飞，我却觉得这样的书，才不辱“历史读物”，史圈这样的特点，才不辱对历史的热爱（当然，一切探讨都不应太过偏激） 总之，钱穆先生，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写下了《国史大纲》，诸多文字的背后，是难言的苦痛。今天的中国人在评判《国史大纲》，我想这是钱穆先生十分乐意看到的。最后，填一首词，以表对先生的敬重： 满江红 烽火漫天，山河碎、赤心未灭。思救国，笔端凝力，志如钢铁。十载精研《国史纲》，一朝唤醒炎黄血。望九州、浩气再重燃，驱胡羯。 山河破，情更切；风雨骤，心如铁 。叹飘摇华夏，病躯难孑。旧籍新笺寻脉络，真知灼见昭明月。看先生、功绩耀千秋，情难绝 。 有书友问有哪些历史类书籍推荐，评论区已回答，我再在原文贴一遍：如果是历史小白，可以先看些通俗读物，比较有名的有明朝：《明朝那些事儿》 汉：《那时汉朝》 三国：《易中天品三国》 宋：《如果这是宋史》 唐代好像有个叫《大唐兴亡三百年》吧 据说不错 我没看过 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的荔枝》之类的也不错 这些属于比较通俗的，易读的，噢还有渤海小吏的书，微读你能搜出很多，从春秋战国到后面好像都有，微读评分挺高，但我感觉一般性，文笔不够好，而且爱说教。 如果对历史已经比较了解，可以看这本《国史大纲》 就是微读这版错误有些小多，但影响不大，还有《东晋门阀制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历史大脉络》《天朝的崩溃》等等 再有就是如果文言文底子好，可以直接去看二十四史，南明史，晋书，当小说看，还是挺有意思的。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国史大纲》著于抗日战争时期。其时国难当头，战火纷飞，疑古之论甚嚣尘上，同期新文化骁将钱玄同甚至于认为应该废除汉文。当此之际，生活的窘困、物资的紧缺、内忧外患的状况都使钱穆将对家国命运、民族未来的思考贯穿于全书始末。 一　　上世纪三十年代，钱穆于北大讲授通史课时，“必求一本全部史实，彼此相关，上下相顾，一从客观，不骋空谈。制度经济，文治武功，莫不择取历代之精要，阐其演变之相承……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罗并包，成一大体”。钱穆此一远大追求，终至大成于《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脱胎于授课讲义，但编撰时的立意已不限于教科书。《国史大纲》对国史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士族阶层追溯其历代变迁轨迹，以凸显中国史特色所在。 　　钱穆写《国史大纲》，遍读同期史学专家研究文字，根据他自己的通史观点而判定其异同取舍。《国史大纲》惜墨如金，语多涵蓄，其背后不仅是正史的旧史料，实则包含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史。 　　严耕望将《国史大纲》读了好几遍，越读越倾佩：“早年我即钦服宾师境界之高，识力之卓，当上追史迁，非君实所能及。再读此书，此信益坚……即此讲义，已非近代学人所写几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项背，诚以学力才识殊难兼及！” 　　“上追史迁”毫无疑问是至高评价，“学力才识”则道出了钱穆治史过人之处的原因所在。 二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一节是《国史大纲》最具代表性的篇章。为了编撰这一节，钱穆的数据考据极为扎实。经济方面参考了唐朝天宝年间仓粟、元代岁入粮数、唐十道贡赋丝布织物、洪武年间夏税绢数等各项数据，文化方面参考了唐会昌年间进士数、明朝乡试及会试额数、宋元明户口数等大量史学研究数据，依此数据考据，钱穆得出：“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样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 　　吕思勉盛赞《国史大纲》论南北经济这一节，还说《国史大纲》写魏晋屯田到唐代的租庸调，自古至今进行史学研究的人，没有人能像钱穆这样能“详道其所以然”。 　　吕思勉对整本书的评价是“此书所论诚千载只眼也”。作为中国通史的大师、钱穆的师长，吕思勉的这一评价是极高的了。 三　　《国史大纲》开篇即谓“温情与敬意”，旨在唤醒国人的民族自信：“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钱穆首倡史学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不应仅限于鉴古而知今，还应对未来的精神重建尽一份孕育和向导之责任，“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此即“温情与敬意”的本意。 　　阅读《国史大纲》，时时体会到钱穆所倡之“国家民族独特精神”： 　　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 　　“中国文化和历史独特精神”不止钱穆的学术观点，实为钱穆一生不移的信仰。余英时在《师友记往》也有此论： 　　梁启超、章炳麟、《国粹学报》派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钱先生实有支配性的影响。他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这一点无疑是承清末的学风而来。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承继了清末学人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接受他们的答案。他的一生便是为寻求新的历史答案而独辟路径。《国史大纲．引论》所说的“于客观中求实际，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正是这一路径的具体描写。但这在他不是空论，而是实践。 四　　阅读《国史大纲》推荐纸质书，不推荐WD电子版。相比于纸质书，WD的这个电子版存在很大的排版问题。 　　纸质书正文以大、中、小三种字体排版，大字体为正式内容，中字体为引用的史料内容，混排于大、中字体之间的小字体为钱穆的注释。三种字体编排有序，清晰明了，阅读时不需来回翻阅，极为方便。 　　反观WD电子版，不论内容注释，均以单一字体排版，结果是正文注释掺杂，文字混编，主次相蒙，阅读时不知所云。 　　此处摘录一编一章四节WD电子版、纸质版内容做一对比。 　　WD电子版内容为： 　　舜、禹征三苗，屡见尚书、尧典、皋陶谟、禹贡、吕刑皆言之。战国策、秦策一见，魏策二见。墨子、二见。荀子、二见。韩非子、贾子新书、准南子、三见。盐铁论、说苑诸书，必为古代一大事。 　　这里的“屡见尚书、尧典、皋陶谟、禹贡、吕刑皆言之。”是什么意思？没看过尚书的人不会想到这里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吕刑》实为《尚书》中的四篇，但哪怕了解到这一点，也无法很好理解以句号结尾的“这句话”。我们知道《秦策》、《魏策》是《战国策》中的策论，但这句“战国策、秦策一见，魏策二见。”作为整句又该怎么理解？ 　　翻阅纸质书，这里的阅读障碍就荡然无存（为阅读方便，以“【”、“】”标示纸质书中的小字体注释文字，以区别于正文文字）： 　　舜、禹征三苗，屡见尚书、【尧典、皋陶谟、禹贡、吕刑皆言之。】战国策、【秦策一见，魏策二见。】墨子、【二见。】荀子、【二见。】韩非子、贾子新书、准南子、【三见。】盐铁论、说苑诸书，必为古代一大事。 　　由纸质书中可见，整句话是“舜、禹征三苗，屡见尚书、战国策、墨子、荀子、韩非子、贾子新书、准南子、盐铁论、说苑诸书，必为古代一大事”，而其余小字体文字是钱穆对于正文中的多处注释。对于“舜、禹征三苗”，钱穆将各处史料的考据以注释文字详尽标示，治史严谨可见一斑。且小字体注释贴近文字内容，阅读时一目了然。 反观WD电子版，将好好一句话拆分得支离破碎，不堪卒读。 五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年，钱穆不断起草、修改和增补“中国通史”课程讲义，至一九三九年六月《国史大纲》终于大成。屈指算来，《国史大纲》初版（一九四〇年）至今（二〇二三年）已历八十三载。 　　《国史大纲》出版之后，因其境界之高、议论之卓，被当时学界称为近几十年来中国通史最佳著作。八十年后的今天，阅读时仍能感受到钱穆写“中国最后一本通史”的悲壮、对“中国文化、历史自有精神”的信仰。 　　余英时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这是一部应该人手一编的中国史学无尽藏”，深以为然。

搜索后知《国史大纲》成书于抗战时期，彼时之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机！处此乱世中，钱穆先生以深切之民族忧患、悲悯之家国情怀，著成国史一书，实冀此唤醒全民族之自尊自信意识，并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积淀之古老中国，历经苦难病痛后，必能焕发涅槃生机，从而重向辉煌！ 先生之著史观可令人景仰，于史料之钩稽贯串实可叹服！非精于读史又勤于记思者，不能常鱼贯于几千年之间。 建议书友在通读历史，掌握历史发展梗概后，再深读、细读、复读此书，必能受益匪浅！不足者本书版本错漏字稍多，还需书友留意甄别！

国史通读初览纪要 宾四先生的这部书恰好是我阅读计划里“通史”部分的最后一本，故写下此时之心得体会，以备日后精进。 一、通史 通史极难写作。 其一在学人勤奋之功力。 国史纷繁，每一时期应注重之史料亦有不同，且考古（尤其是上古史）材料渐多，亦是一大考验。功力不深，根基不厚，其文章很难有洞见。 其二在通。 前人治史，多有家学，兼通文史哲。自胡适先生提倡整理国故之后，系统整理我故国之经、史、子、籍，此为通之一处。即打通前典。 前处所提勤奋亦是意在纵向之通。 此外，西学东渐至今时，各学科多已有成熟之理论。历史学本是一极广大之学科。各学科之间互相印鉴多可有新发现之处。如上古史，前人所作大抵为神话与儒家经典，今可结合考古学推敲我文明之起源，海外学人于此处用力较深。如许倬云先生之著作大抵从此处开源。 另参考顾颉刚先生《古史辨》之学术原委，历史上之制度变迁，个人之行为举止，社会之风尚沿革。可借诸政治学来探其认识，借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来分析其人与社群。 其三在写 此处不得不提当下流行之通俗史写作，若是以此类作品培养对历史之兴趣是极好的。但若是把这一类作品等同于历史，读了几本便自以为可以纵横五千年，是要避免的。 如果这样做，失之在“敬”，这一字可说是读史或可说读书之一大要义。若无“敬”，思难“诚”，更难求“真”。 至于学者之写作，或文笔肆意，或持论严谨。各家方法不一，最好在备览诸家的时候尤其留意其书之体例，即这么一个摊子，是如何铺开的？是否有侧重？侧重在何处？为何要如此侧重？ 一部好的通史应有“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之体量，故而求学者问题越多越好。 不患前人不治学，而患后人读书不善思。通史之难，亦在此间。 二、专门史与断代史 此处我尚未完全读完，所以只能谈到目前为止之漫想。写下此文也是为了自己之后阅读能更有方向与目标性。 专门史写作之难亦在于欲就通史谈专门，若是把时空之范围界定在一自身可驾驭材料间，于其上书写多可一观。 若学力未深写一大作，或许其中某一章不乏精彩之语。然通书观之，会发现多有只知专门不知他方面与专门之关系。或因知关系却因学力太浅，行文走笔至文末却发现通篇轻重次序混乱。 至于断代史，前文提到上古史需多引证考古学方面的著作。 秦汉史之史料较少，若有志于此，前四史、诸子经典、资治通鉴之魏以前部分都是需要读完的。看叙述这一时期之著作，不难发现无论怎么写，《史记》与两汉书都是材料之最大源头。 且这些书本身亦不是纯史料，皆是前人治史之经典，故后人所发之议论较难有新异之处。故而需尤其重视原典。 魏晋南北朝应当注意思想之流变与进入对于政治、经济以及民族气质之影响。若果欲品鉴“盛唐”，南北朝之思想、文化需特别留意。花开叶茂，皆在此数百年破土萌发间。 隋唐宋元直至晚清，尤需注意我华夏文明之形成、外散以及与他民族之交流。如“天下观”之变迁即是一极好注解。 晚清、近代直至当下，是谓“千年未有之变局”。史料极多，青春年少、学力尚浅、精神有余者应细大不捐，遍读诸书。 三、意象与观感 意象本为文学鉴赏之术语，但在我看来，亦可作为读史所求之“通”。 常言道：“文史哲，不分家。” 如何不分？ 其一，如太史公之文，文笔洗练，意象飞扬且不失严谨。往来诸人治史皆以将妙手文章与考辨之通彻相结合作为最佳之史著。 其二，观念之变迁。 如前文所提之“天下”，亦如许倬云先生所注目之“华夏”。 其三，与观感相接。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若是不读书只知行路，难免看的太浅。如一古迹，身自履之，故可知此地之概况，亦可了解书中描写之景致为何。不到龙门，必难想象太白之“黄河之水天上来”。 或在诸博物馆中，此为重中之重。因为所陈列之文物多由眼力高深之前辈先行拣选。 可从陶器与玉器之工艺图案推敲先民们的思想与生活，从青铜纹饰看商周之变，从塑像状貌看世俗认识之变，从瓷器的流光溢彩与书画之意境、气韵看汉文明之变。从钱币处看王朝之社会与经济状况之变化，或是看其地之地域文明特殊之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皆须有对美学之观感。 仰观天地，俯察品类，遨游间培养对历史之认识，澄明对文化之鉴赏。 此处应系统整理、虚心勤奋，如此方不负年华往逝、不负前人辛劳、不负少年之志。 是为记。

钱穆先生本以为自己写下的会是救中国的最后一页，未曾想竟成了新中国开篇的第一页。《国史大纲》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承载的不仅是文字，更是一个民族在危亡之际对文化根脉的拼死守护。

记得读《国史大纲》开篇时，钱穆先生就提出了“温情与敬意”之说法，而我正是带着这样的态度逐字逐句比较艰难地看完了本书。 《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 著者钱穆先生的《引论》甚为重要，表达了著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一是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二是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穆先生撰写此书的主旨。 钱穆先生以史学为路标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学精髓，又接扬春秋传统，与以哲学思想为路径的现代新儒家交相辉印，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学。 总之，先生的思想，发人深思……

读完《国史大纲》一定是我读书生涯中的值得记住的一件事！早在高中时就闻听了钱穆和《国史大纲》，一上大学就在图书馆里找到了这套书，当时就被竖版繁体字震惊了。大二那年夏天我买下了这部书，但一直在高阁上闲置了两年，大四毕业前终于开始从头看起，中间又被耽搁了好几个月，终于又断断续续地读完了。 对于大师的著作我们的点评总是显得幼稚而又苍白，面对这样一部在中国史学史上都占有相当分量的教科书，其学术水平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宾四先生在抗日南迁的环境下，不唯参考资料相当匮乏，即便是生活条件亦难以保障，所以先生是怀着为中国修最后一部史书的念头创作的，令人鼓舞的是，全书从头到尾都洋溢着文化传承的责任、知识分子的风骨和乐观向上的态度。近两年我们常说文化自信，宾四先生在七十年前中国人最不自信的时候，用一腔赤诚书写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 或许也正是这种强烈的文化自信，使得贯穿全书的文化精神论不断夸张和放大，宾四先生甚至认为一个民族的前途与希望全在该民族的文化精神传承，不得不说，这样的观点还是略失了偏颇。所以人民大学徐之明教授在《大国兴亡》这门课上讲到钱穆时曾谈到我们看待《国史大纲》应该忽略其观点的对错和学术水平的高低，重点在于吸取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精神！ 同时我又想起了本科史中政史的老师在谈到钱穆时的评价，民国知识分子受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影响甚巨，以至于像《国史大纲》这样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著作也难逃自由主义史观的窠臼。 不过无论如何瑕不掩瑜，面对这样的著作，面对五千年的国史，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保持应有的敬畏，将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视为己任，才能担起我们民族的未来与希望！

读《国史大纲》，勿忘国耻 我曾经在知乎上看到过一个提问：抗日战争14年，中国到底曾经绝望到了何种地步？ 里面有一个高赞的回答，说的是——绝望到钱穆要写《国史大纲》。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正式拉开全面侵华战争序幕。国民政府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陷。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钱穆先生也随着北平学界的众人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继续任教；一路上他目睹了手无寸铁的人民、曾经壮美的山河在日军铁蹄蹂躏下的惨状。他和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都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亡国似乎就在眼前，未来的中国将何去何从，所有人都不敢想象。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钱穆先生抱着“写中国最后一本通史”的悲壮，在云南昆明岩泉寺着手编写《国史大纲》。1939年6月完稿，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求个人的青史留名，只求哪怕亡国，也能让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精英分子从民族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勿忘复国。 所以这本书从第一页就和其他的书不一样。没有那种相互吹捧的序，取而代之的四则“提醒”和一篇2万字的引论。他提醒读者，“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那就是：“任何一国的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的国民，对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而这还不够，钱穆先生还认为：“对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的人，必须要对本国历史有温情与敬意。” 之后的“引论”也非常精彩，虽然很长，两万多字，是一篇完整的论文体量了，但提纲挈领的表明了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 比如对于中国史的现状，钱穆先生认为，当时的中国是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的国家。今人动不动就提革新，但革新贵在能够知旧；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以往的历史一无所知，那么这个民族必然是没有文化的民族；所以，如果想要国民对国家有深厚的热爱之情，必先是国民对国家以往的历史有深厚的认知。 回到这本书出版的1939年，民族危亡之际，一些所谓的“意见领袖”，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之下，言必称“德先生”、“赛先生”，对本国文化一股脑的视为“糟粕”，弃之唯恐不及。所以钱穆先生在《引论》中对于《国史大纲》这本书立意的阐述就特别让人感慨和感动，也呼应了在“提醒”中所说的，要对本国历史有温情和敬意。 这篇“引论”曾经作为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轰动一时。陈寅恪先生评论为：“近世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 这本书一共46章，从上古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写到清朝的灭亡。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钱穆先生着重在了中国文脉的传承，分析了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千年不断？是什么串起了中华文明的——他用到了一个词——气运！ 为了写清这条主线，很多内容是被舍弃的。比如以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为代表的文学史；以四大发明、古代历法、冶铸等为代表的科技史等等在这本书几乎都没有被提及。 但，即便已经如此精简，作为一部大学教科书，读完之后我不禁感叹自己果然是学渣本渣，历史知识真的过于匮乏。看书的全程我都不得不不断地搜索、整理相关史料，才能弥补自己知识的盲区和空白。 当然，也是因为这本书，真正激发了我对于中国古代史浓厚的情趣，于是，我有激情下单储备了这些书。真的是买书一时爽，读书火葬场~ 但我觉得这恰恰是阅读的魅力，通过一本书，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然后，不断顺着这个兴趣一本书、一本书的读下去，就像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慢慢发芽。剩下的交给时间，期待它成长为一棵大树。

以前听人说我国教育、思想、文娱界被渗透得很厉害，这两年无论在身边还是在互联网上，我算是真切地见识和体会到了。尤其是在人文和社科领域，民族虚无、历史虚无和逆向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有些严重了。 其中一个典型现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教育与文娱行业开始刻意美化、洗白清朝；每当触及清朝确凿的历史罪责与暴行时，部分舆论便刻意将明朝与清朝捆绑抹黑，诱导大众形成“中国所有朝代都一样腐朽不堪”的认知，以此模糊、消解清朝独有的历史问题。直到2019年公安部捣毁境内外联合组建的意图“推动东北独立、复辟伪满洲国”的“满洲国协和会”组织，并在之后严控清宫剧的上映，洗白美化清朝的风气才有所收敛。 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和政制颇有见地，让我学习不少，也有所启发。他对满清的揭露与批判更是令人称快，称满清“毫无良善制度，只有压制汉人的权术手段”，可谓切中要害，毫不夸张。他在开篇强调中国国民对本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应当保持温情和敬意，我也比较赞同，只是最好加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就十分赞同了。 然而，钱穆先生作为旧式传统知识分子，看待经济、军事问题时，往往流于表象、难察本质，在政治认知上，也始终难以摆脱传统士大夫的思想局限，立论常有迂阔空疏之弊，且常带有浓厚的文化决定论倾向，脱离真实社会运行规律，在实践层面助益甚微。 譬如钱穆先生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粤军的领导人，对于本国文化，既少了解，对于外来文化，亦无领略。他们的力量，一时或够推翻满淸政权，而不能摇撼中国社会所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风俗习惯，这是洪、杨失败最主要的原因。” 再如钱穆先生评价明末崇祯朝局：“又其时对流寇常以议抚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不得言和，遂致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贼，尚可救。” 这一论调与1931年日军侵华时蒋介石提出的“不抵抗政策”、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逻辑如出一辙。再加上他当时明确表示对工农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对，固守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不务实践不事生产，打心底里瞧不起底层大众、寄望于英明实权人物扭转时局，教员将钱穆划归为旧式保守文人的评价，结合其整体思想立场来看，合情合理。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对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与政制相当有帮助，但由于作者旧式保守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当下的实践指导意义不大。

《国史大纲》是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代表作，成书于抗日战争时期，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 钱穆先生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国家民族存亡的深切关怀，倾注了无限的热情与心血于本书之中。 本书的撰写背景十分特殊，正值国家危难之际，钱穆先生希望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唤起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 他强调，研究历史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积累知识，而在于理解国家民族的生命精神和内在动力。 《国史大纲》的内容涵盖了从上古三代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历史，尤其注重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变迁及其相互影响。 钱穆先生在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将中国古代政治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秦汉时期的封建集权大一统、西汉中期到东汉的政府构成演变、隋唐时期的科举竞选制度。 钱穆先生在书中不仅关注历史事实的陈述，更重视对历史的思考和解释。他反对将历史研究简化为技术性的知识积累，而是强调史学应该是活的、与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学问。 他倡导读者对本国历史持有温情和敬意，认为这是国民应有的基本态度。 《国史大纲》以其深入浅出的叙述、独到的见解和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它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部充满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力作。 对于想要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来说，这部书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