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概述

硬着头皮读完，没读明白。但是我对这帮搞理学的儒林中人的感觉难以置信。 他们整天说心性、理气，搞什么“格物致知”“天人合一”，又是太极又是无极，又是静坐又是察识。还有什么诚意正心、穷理尽性……连喜怒哀乐“发没发”都要分个“中”与“和”。说什么存天理灭人欲，结果这个天理到底是什么他们也没说明白，到是把人欲要掐死在念起之前。 偷人家佛禅的东西还死不认账。 他们崇礼教，他们立牌坊，他们裹小脚，他们统一教材，他们写八股。 二程，朱陆，阳明各帮各派争来争去，吵吵嚷嚷，他们吵什么呀？真的跟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 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裹小脚，立牌坊，统一全国科举教材，写八股都是他们干的

“格物致知”与“致良知”——内外之争 朱熹的“即物穷理”：主张通过接触、观察、研究具体事物（“格物”），探究其中蕴含的“理”（规律、法则、道德原理）。这是一个积累、归纳、由外而内的过程。格物致知嵌入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生活实践中，在个人成长、教育学习、道德判断、职业发展乃至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影响。 我们上学通过大量刷题、反复练习、总结错题（格具体事物之理），逐步掌握知识点和解题规律（穷理），最终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和解题能力，豁然贯通。强调“书山有路勤为径”。反复练习基本功（格物），理解原理（穷理），最终熟能生巧，掌握精髓（致知）。 在道德实践与修养方面，通过外在规范，学习法律条文、社会规范、礼仪准则（格外在之理），理解其背后的道理（如维护秩序、保障公平），从而自觉遵守（致知于行）。强调“知法守法”、“克己复礼”。比如：新人入职，先学习公司规章制度、岗位职责、操作流程（格物穷理），理解其必要性和意义，内化为职业素养和行为习惯。强调“勤能补拙”、“水滴石穿”。 通过穷尽万物之理，最终豁然贯通，体认到宇宙万物共通的、内在的、至高的“天理”，并将此天理内化为自身的道德意识（“致知”）。强调‌客观性‌与‌普遍性‌。认为“理”是客观存在的，不依赖于人心；认识是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由特殊到普遍、由外而内的‌渐进积累‌过程。体现了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尊重。 王阳明的“致良知”：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最高的“理”和判断是非的“良知”本就存在于人心之中。认识的关键不是向外探求，而是向内“发明本心”，祛除私欲遮蔽，将内在的良知推广到日用伦常之中。他著名的“岩中花树”之喻，生动说明了“心”对意义世界的主导作用。 比如教育中老师不直接灌输答案，而是通过提问、引导、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内在的好奇心和思考能力（发明本心），让学生自己领悟道理和发现答案（致良知）。强调“悟性”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艺术家不总是依赖大量写生或技法训练（虽然基础重要），有时更依赖于内心的感悟、情感的涌动和瞬间的灵感（本心/良知的呈现），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致良知于行）。 在面对没有明确规则可循的难题时、如家庭矛盾、朋友义气与原则冲突，不机械套用书本道理，而是静心自省，追问内心最真实、最符合道义的感受和判断（致良知），然后行动。与人交往，不是机械遵循客套礼仪，而是发自内心地尊重、体谅、关爱对方（良知之真诚），言行自然流露知行合一。 人生经历重大事件、挫折或受到强烈触动后，突然看清了生活的本质或自身的局限（良知觉醒），决心彻底改变生活方式或追求（如放下执念、追求真正热爱的事业 - 致良知于行）。强调“一念翻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佛指觉悟）。不是仅靠学习心理学知识（格物），而是通过内观、冥想、接纳，直面内心的恐惧或执念（拂拭心镜），认识到其虚妄，恢复内心的平静与力量（良知本体显现）。 最理想的状态是二者的统一：以内在的良知、道德方向感和价值判断为指引去“格物”，去探索世界，在“格物”实践和认知的过程中不断印证、修正和扩充“良知”，最终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认知与实践、外在与内在、理性与直觉的和谐统一。王阳明强调的“事上磨练”，正是将“致良知”落实到具体的“格物”（处理事务）之中，体现了这种融合的努力。

王德峰说，要理解儒家思想，不能用理性分析的方式，而要用感性的方式去体会。这话放在儒学的幼年期也许是对的，但从儒学两千年的发展观之则失之片面。 从宋明理学的发展，我们分明看到，当时的儒家是如何从佛家的形而上学中吸取营养，围绕道德形而上建立起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体系的，这和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如出一辙，都是从前哲学时代直觉感知的朴素思想进化到逻辑理性的理论架构，这样的趋同进化在人类文明史上屡见不鲜。事实说明，没有什么特色哲学，人类的哲学无论从发展路径还是内在结构上都是相通的。如果硬要说到差别，恐怕只能是在哲学的广度上，儒学始终没能走出道德伦理学的框框，而中国的其他哲学流派又过早被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扼杀，导致中国社会长期缺乏探索自然的兴趣，实在令人唏嘘。

本书带你回到那个思想激荡的时代，看懂宋明儒家如何在佛道的挑战下重建精神家园，看懂中国人思维模式里那份“究天理”与“致良知”的独特情结！

读思想类的书还是难度很大，援引古文中的辨析均不甚明白。此书却大量引用原作，对其中的义理之辩实在是难以完全明白，只了解了些浅显的，读起来也是昏昏欲睡。对比来看，史学脉络倒清晰有趣，颇了解了一些古代大儒的逸闻趣事。 纵观宋明理学，或者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下半场，是几个人的思想：周 张 二程 朱陆 王，学术的流转也在于此几人的思想发展，往前北宋欧阳修 王安石颇是一些启蒙之感。终还是程 朱 陆 王之发扬。 程颢，中期宋学的正统，特讲人生修养与人生境界，鞭辟近里之说。明道先生，颇有些颜渊的自得之乐，自己体贴来的天理二字，便更深刻更有真精神。他说“人心常要活，不滞于一隅”，越是执着，越是捉摸不定。 程颐，伊川先生，程门立雪之杨时、游酢之师，性格不似其兄一般随和，颇严肃。 接下来高光的时刻，便是朱陆了，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格物致知之工夫。朱熹提出了性即理，同时给思想界指出了寻找理的路径：向外格物，便引出了读书这一途径，以读书明理。他本身也是一大家，阅书万卷，无所不学，著作丰富。与之相对的是陆学，心即理，求诸于心，以九渊最称。鹅湖之会，思想界碰撞出了耀眼的光芒，朱熹令人泛观博览，后归之约，二陆令人发人之本心后使之博览。陆之学，落在实践上，便人人可学。陆之心学后经守仁发扬光大，并称陆王。 朱陆之际，陈亮以一史学家的身份，看待思想之流变，提出不应完全抛弃汉唐诸儒。颇有道理。 到明一代，便属于王守仁的。阳明先生 龙场悟道，事功卓著，一代名臣。起思想也高屋建瓴。本性洒脱，有大志。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是其立言之宗旨。只有完全知道了明白了，才能行的稳。求于心，不免落于唯心境，无具体的工夫在手，落入只言本心之伪良知之说，晚明多此流弊。而守仁本身事功卓著，有在事上磨练的经历，故而立得住。后弟子们却不见得如此，不读书怎立得住？ 其他诸人不一一说明。 最感还是晦庵与阳明，思想之大家，德行之楷模！

再读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一遍。 此书简明扼要，不想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时候可以翻一翻。读之，宋儒气象，扑面而来。就像钱穆所说，正统宋学全是狂。宋学，乃圣贤境界、狂者气象。读宋学，亦不可存门户之见，但视其为一场诸子百家之大讨论，更能领会宋学之精彩。宋明理学，不但再造道统，更开创了一种大开大合、活泼生动的学术生活。宋之文人画，明之文人小品，皆不离于此。近日读晚明·冯梦祯之《快雪堂日记》，明初·吴与弼之《日录》，我实在是喜欢这两部日记，前者近学术，后者近文艺，然皆是趣味盎然之生活片段。如《快雪亭日记》： 「丁亥五月初五，雨。杭俗端阳颇盛，奎奴㓾鲥鱼去鳞，亦鼓掌一助也。」 【十六，景升来。余羡昨夕月色，景升遂有夜约。午后有雷雨。夜同子晋、季象持卧具出，而月色似为云物所妒，主人意不怡。余谓当待之自佳耳，登舟良久而云消月现。湖风扬波不能远泛，至断桥而止。刘生度曲，季象吹箫。四山渐明，水灯一片，如繁星堕地。游船为风雨所阻，无一开者。此夕风景全属我辈，故自不易。已登断桥，语笑良久，主人及刘生别去。登舟就寝已四鼓矣。】 宋明理学依次可分为初期宋学、中期宋学、南渡宋学，金元诸儒、初期明学、中期明学、王门诸流。 初期宋学： 钱穆言宋学兴起的背景是佛学与小文艺的气衰骨弱：五代时，除却佛学，所剩只是晚唐以来进士轻薄的诗，以及如南唐二主之词，这一类颓废无力的小文艺。 于这一背景中，宋初胡瑗与孙复，徐积与石介，孙、石代表宋学初兴期之北方派，胡、徐代表宋学初兴期之南方派。后来南派为宋学正宗所尊。它们代表宋学的最先姿态，即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 之后，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王安石，刘敞·司马光·苏轼·苏澈，群起而兴之，宋代儒者里大政治家，几乎都在此时。按钱穆所言，这一时期，有各式各样的人物，“五光十色，而又元气淋漓。”他们都“有一共同趋向之目标，即为重整中国旧传统，再建立人文社会政治教育之理论中心，把私人生活和群众生活再纽合上一条线。换言之，即是重兴儒学来代替佛教作为人生之指导。这可说是远从南北朝隋唐以来学术思想史上一大变动。” 中期宋学： 初期宋学，是在一大目标下形成多方面活动，中期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较之初期，精微有余，博大转逊。 初期诸家如伊尹，中期诸家如柳下惠，他们的政治意态实不同。论其教育事业，初期是在书院与学校中，尤其如胡瑗，是一模范的教育家。中期讲学，则只是师友后进，自由相聚，只能算是私人讨论，并没有正式的教育规模。文章、政治、教育，三大项目之活动，中期都较前期为逊色。即论学术著作，初期诸儒，都有等身卷帙。尤其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对于经史文学，都有大著作，堪与古今大儒，颉颃相比。中期诸儒，在此方面亦不如。只邵雍、程颐、张载可算有正式的著作，但分量上少了，性质亦单纯，不如初期诸家，阔大浩博。 初期画成了一条龙，要待中期诸儒替他们点睛。点上睛，那条龙始全身有活气。 中期之贡献，在于学术与风格，这一时期创造了一种活泼生动、体系健全的学术传承与进径。 这一时期，首先是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 周、邵、张三大师，都善讲宇宙论。到程颢，他的精采处，则在其讲人生修养与心理修养上。此乃颢所谓“鞭辟近里”，亦即是他对宋学思想最大贡献之所在。程颢也因这种学术转向，被尊为中期宋学之正统。程颐继承并开拓了程颢的路子。 五子中，周敦颐开宋之图书易，邵雍开宋之象数易，张载联系易与中庸、发明关学，二程创洛学。 二程之后，有程门四弟子：谢良佐、游酢、杨时、尹焞。 关学张载之后，有吕大钧、大临，他们发展了张载的新农村设想。 南渡宋学： 南渡以后，首推朱熹、陆九渊。 朱熹在中国下半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殆可与前半部的孔子相比。没有他，恐怕周、邵、张、程诸家，也不会有那般的光辉与崇重。正统宋学，完成在他的手里。他对方的陆九渊，又开启了明儒王守仁，那是明代学术思想界惟一中心人物。 南渡以后，洛学传统有两大派。一传自胡安国、胡宏父子。宏有大弟子张栻，称湖湘之学。一传自杨时，其后有朱熹，称闽学。 朱熹、陆九渊之外，张栻为湖湘学派之大成，吕祖谦又斜出一个浙东学派，这两个学派是宋学照进现实里的强光。 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使湖湘学派盛极一时，此学派至元明衰落，至明末清初，衡州王夫之继起，至清末邓显鹤、曾国藩等中兴，影响湖湘千余年。清末除曾国藩以外，如唐鉴、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魏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等，都受湖湘学派影响。这一学派的影响，还可以再拉远一点，如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变革人士；再到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等开国元勋。可以说，湖湘学派打下了新中国的精神底子。 湘学胡宏一派在当时，有其独特之思路。朱熹学术乃由胡宏转回到程颐。没有胡宏一番新意见，将转不出后面朱熹那样的大系统。 吕祖谦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 狭义浙东学派，指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研究经学兼史学的经史学派。 广义的浙东学派，包括“狭义浙东学派” 及浙江其他地区的学术派别，如宋代今浙中（浙江中部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今浙南（浙江南部地区）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 从吕祖谦，到王应麟，到胡三省，到陈亮，到叶适，浙东学派虽然没有如初期宋学一样出现大政治家，但这一派对中国史学的贡献，真是开天辟地的。而且，清代学术也与这一派关系甚大。 金元诸儒，许衡、刘因、吴澄为代表。 初期明学： 明代学术，较之宋代，远为单纯。初期宋学之博大开展，以及南渡后浙东史学之精密细致，明人都没有。他们只沿袭着正统宋学的一脉，但又于正统宋学中剔去了周、邵、张三家。实际明代学术，只好说沿袭着朱、陆异同的一问题。他们对此问题之贡献，可说己超过了朱、陆，但亦仅此而止。明学较之宋学，似乎更精微，但也更单纯。 在清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书中，《崇仁学案》位列第一，吴与弼为《崇仁学案》的第一人。吴与弼是明代理学开山，他创立的“崇仁学派”享誉中外，其下开的“江门之学”、“余干学派”和稍后的“江右王门之学”是推动中国文化教育第二次下移的端绪，为中国思想史从朱熹智识主义向内省功夫做出了突出贡献。 近日正好在读吴与弼的《日录》，极享受。 吴与弼之后有胡居仁、娄谅、陈献章。三人之外，又有薛瑄。 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 宋以后从祀孔庙者，宋有五人：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张栻。明有四人：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王阳明。 清有三人：汤斌、张伯行、陆陇其。 中期明学： 初期明学，南方如吴与弼、陈献章，都是隐退人，偏于田野山林。北方如薛瑄，亦仅持守，于义理少发挥。明学要到王守仁，始是光采毕露。与守仁同时，尚有湛若水、罗钦顺。守仁问学于娄谅，若水从游于陈献章，都远从与弼开端。王、湛之并立，犹如朱、陆之对抗。而罗钦顺则学无师承，生前既少朋徒之讲习，卒后亦无从学之传述。 补，明代因军功封侯者有三个：王越、王骥、王阳明。 王阳明心学影响之大，不表。王阳明以后，王门派别繁多。黄宗羲《明儒学案》从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止修、泰州等地域角度来划分阳明后学之派别，并逐一为之设立学案。 钱穆主要讲了浙中王门、江右王门与泰州王门。 浙中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钱德洪、王畿，王学之宣扬，两人功为大。 江右王门：罗洪先、聂豹、邹守益、欧阳德、刘文敏、王时槐等，这是在士大夫阶层的，读书闲居人中的王学。 泰州王门：这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创始人王艮。王艮家学有其子王襞承传。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有徐樾、韩贞、颜钧、赵贞吉、罗汝芳、何心隐等。 钱穆说，泰州一派为王学惟一的真传。 这一派有点像王学里的共产党。 其中，有两人的事迹，独来令人飘飘然。 朱恕，泰州人，樵薪养母。一日过王艮讲堂，歌曰：“离山十里，薪在家里，离山一里，薪在山里。”艮听得，便对他学生说：“小子听之。道病不求耳！求则不难，不求无易。”恕听艮讲，浸浸有味，自是每樵必造阶下旁听。饿则向都养乞浆解里饭以食，听毕则浩歌负薪而去。 韩贞，兴化人，业陶瓦。慕朱樵而从之学，后乃卒业于王襞。有茅屋三间，以之偿债，遂处窑中。自咏曰：“三间茅屋归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年近四十未娶，襞门人醵金为之完姻。嗣觉有得，以化俗自任，农工商贾从游者千余。秋成农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复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 晚期明学： 程颢是中期宋学之正统。由他转出程颐，再由程颐转进到朱熹，那是一条路，却由中期会合到初期。其次由颢到陆九渊，再到王守仁，转出泰州学派而至罗汝芳，那另是一条路。这路到此而尽，如远行人到了家，到了家就无路可跑了。若你不安于家，尽要向外跑，那须得再出门。晚期明学是承接那一条走尽头路，到了家，又想另起身，另具一计划再出门，既不肯随便安居家中，也非无目的出门作闲逛。这不是件简单事，惜乎晚明儒出门行走得不远，扑面遇着暴风雨，阻着路，迷失了，那是明、清之际的大激变。只有临时找一安躲处，但一躲下来又便耽搁了，而且把出门时原兴趣原计划打消了，放弃了，那才有清代乾嘉盛时之古经学考据。 晚期明学以东林学派为代表。关节处为高攀龙、刘宗周，刘宗周为黄宗羲老师。那又是另一个时代了。

迷你《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所有思想家的思想内涵点到而止，切片的性质很明显，适合想大致了解这一时间段儒学哲学的大致脉络的专业读者。钱穆的政治观点不好评价，治学确实是大家。钱穆个人崇尚理学，于心学有一些评价可能不确切。ps：这本书确实难啃。 下面是个人读完后的一点浅见：做思想史的学者有一个老毛病，忽略社会发展而想仅凭思想史的内在理路找出一条系谱线。学者个人思想于他一体之中怎样完结，师徒又是如何传承固然重要，不过这一脉思想为什么会出现，即什么社会情形，社会问题触发了新思想产生，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查。毕竟思想不能凭空存在，肯定有一个“主治”某某问题的现实诉求。为什么现在的儒学研究索然无味，其原因就有学者过于想找到研究对象思想的结构和框架。为什么朱熹一定是南宋的朱熹，李贽一定是明末的李贽。虽然不做社会史的研究，在论述这些人思想的时候，却不得不提。看这个人说什么不重要，要知道他为什要在那个时候说出那样的观点，他到底想说什么。

钱穆先生的文字还是太好了，没有“文病”也没有滞碍，明快利落，直截了当。读好几次都没到底，在读完束景南教授的朱子和阳明大传有了基础后，也就顺顺当当读完了，对宋明理学的渊源历程可作泛观了解，极力推荐。 「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昵，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镬，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虽数十年光阴浪掷，已如白驹之过隙，而幼年童真，犹往来于我心，知天良之未泯。」

我读的纸书，这是一本很不错的宋明理学入门书籍，当然，首先你古文水平不能太差，因为里面大量引用原文且多半都没有翻译和解说，这是因为这书写作时，当时学生的古文水平较现在为高，实际是当时高中水平，但几十年过去后，吾国古文水平又逾加不堪。本书实际上是宋儒学案和明儒学案的简化版，间或有钱穆的部分读书体会，初时会觉得不得要领，久之，则心有所会，于宋明理学略有所明，其于书目目录学也略类。

把所谓理学，改一个字，一切都易于理解了。儒学、理学，都可以把“学”改成“教”，其实就是一种宗教，披着学术外衣的宗教，但本质上是遵循宗教的本质与进程的。你信它，它就有道理，仿佛可以指导你的人生，你不信它，它就一无是处，变成了迷惑人心的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