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全球经济视角下的明清外贸政策（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

真实的历史跟我们过去理解的不一样。西欧在地理大发现时期的对外扩张，并不是一个进行和平贸易竞争的过程，所有的商业扩张和垄断，都有军事支持。而所有贸易兴衰的背后，都伴随着军事层面的对抗。 而同一时期明清时期的中国并不完全是“闭关锁国”的状态，它有自己的一套贸易理念和体系，就是“朝贡贸易”。而“朝贡贸易”的初衷不是经济利益，是政治秩序。从政治的层面上来说，中国的“朝贡贸易”模式确实比西欧的“仗剑经商”有优势。在政治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维持了亚洲东部地区几百年的和平，而同一时期施行“仗剑经商”政策的西欧，却彼此之间打了大大小小几百场战役。 但是，既然中国的贸易思维不是以获取利益为主，就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商业竞争力很弱。中国政府只承认“朝贡贸易”的合法性，对民间贸易既不认可，也不保护。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由于中国民间商人不受保护和支持，所以在和西欧的商人接触之后，就始终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样一来，不仅中国海外贸易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就连“朝贡贸易圈”也被蚕食和压缩，最终连中国本土也被西方贸易侵蚀。 第二，东西方贸易理念和模式的不同，不仅影响了全球的贸易格局，造成了中国在近代的贸易衰落。而且从社会层面上来看，西方侵略式的贸易扩张，让欧洲社会可以获取足够的外部资源，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度过了“马尔萨斯陷阱”，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跨越。但是，中国的“朝贡贸易”，虽然叫“贸易”却是以输出为主。虽然明清时期中国内部贸易比较发达，却无法使中国社会跨越“马尔萨斯陷阱”，造成了彭慕兰所说的“大分流”。也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的国力差距越来越大。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侵略式扩张就值得肯定，中国的和平贸易政策就要被否定。这本书给我们提供的绝不是关于东西方贸易模式好、坏、优、劣的评价，而是理解近代史的一个新视角。

阅读本书来源于个人的一点兴趣，那就是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究竟如何。本书的内容，以及博物馆等其他信息均显示，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相当发达的，但是从留存的材料中却很难发现古代中国商人对海上商路的记述。后来听说一个解释是，中国人历来是在自己家里，由阿拉伯人将古代的“中国制造”倒往西边。而看完这本书才发现，不是中国人不愿意出去，实在是缺少国家保护与支持的中国商人，无力面对西方以国家为主体的仗剑经商和有组织的反人类犯罪。温老有“全球化竞争的主体是国家”的观点，而随着西方有政府支持的商人集团进入东亚，明清时代的中国已经进入全球化竞争。五六百年已经过去，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我们应该用历史经验教训警醒当世，用开放包容的态度和务实举措，维护世界贸易，增进人民福祉，重回世界之巅，为人类文明开辟新的发展方向。

改变看到世界的角度，种植-分配 依赖人口和自然。 掠夺-分配 的优势在于忽略了这些客观条件，投入赚钱的速度快太多了 谈起西方世界的兴起，“让市场发挥作用”、“资本主义精神”和“先进的制度”等历来是被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中国商人的不思进取、目光短浅则成为一种反面的映衬。本书并没有打算否认这些观点的正确性，也许在另外一些历史中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明清国际贸易的历史很直观地告诉我们，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国际贸易中，遵守市场原则的正是中国商人，他们用公平竞争的办法将中国产品提供给世界市场；他们按照利润原则，受价格信号的指引，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纵横海上贸易上百年；他们没有满足于一时的财富，在国际贸易中从没有停止开拓的步伐，即使在遭到政府打压、西方殖民者掠夺的情况下，也没有放弃进取精神；正是由于中国商人的智慧与奋斗，所以在与西方商人的平等竞争中屡占上风。相反，在亚洲国际贸易的历史中，不遵守市场原则、违反自由竞争、实行原始的残酷的剥削制度的正是西方商人。他们用武力占据贸易据点，并趁机控制商路；他们采取一切措施排挤他国商人，在商船上配备了齐全的战争武器，抢夺、武力征讨与鸦片等是常用的手段；他们丝毫不顾市场比较优势，建立起强制性经济，将东南亚强制纳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分工体系。 亚洲贸易的历史表明，西方商人到亚洲来似乎根本就不是贸易的，西方商人是以抢劫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是仗剑经营。首先，西方商人展开了对香料的抢夺，并依靠武力控制了东南亚贸易海域；其次，展开对中国贸易机会的争夺。在东南亚贸易区域被他们控制之后，他们很容易地击败了中国海商；在国力强大之后，他们又将仗剑经营的方式推行到中国国内，造成以商帮为代表的内陆商人的衰败。在打败中国商人之后，他们又依靠从中国窃取的手工业技术，提升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再度用本国产品占据中国国内市场。

有别于传统认知的思维方式。现在越来越觉得，自信是经济基础给的，没有自信的时候总觉得得向别人学习，别人都是先进，有自信的时候觉得老子才是文明人，别人都是刚洗干净脚。为什么规则要跟着别人的跑，我要基于老子的一般规则。

本书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研究明清对外贸易政策的成败，深入探讨明清外贸政策。书中详细分析朝贡贸易体系的运作与影响，以及民间仗剑经商的发展状况。通过对比同时期世界其他经济体，揭示明清外贸政策的特点、成因及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深远作用，为理解明清时期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提供了新的视角。

历史证明，明政府既无力维护明初苦心建立起来的朝贡贸易体系，也无法应对西方国家的仗剑经商。 不同的发展环境： ➡️欧洲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欧洲是一个多元的政治体系。 欧洲肥沃土地的分布在地理上具有不连续性，在土地肥沃的地区形成了人口密集、生活富裕的经济政治中心，欧洲多元的政治体系正是以这些分散的中心区域为基础形成的。这些分散的政治体系之间没有合并成一个国家，而是形成了谁也无法统治谁的政治单位。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分散的政治体系中如果不够强大，就有被吞并的危险。国家势力的变化与国家间的激烈竞争导致战争最重要的原因，其次是宗教、争夺权力、民族、商业、争夺殖民地等；竞争的外在压力，促使各国君主都十分重视国家力量的加强。 ➡️中国很早就走上统一的道路，邻国相对弱小，缺乏外在的竞争者。 黄河流域肥沃的冲积平原非常适合人类定居，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而这个中心因为需要调动全国资源应对水利问题，小国难以应对，于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面积广阔的大国家，这个国家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备的官僚体系。一旦统一的国家形成，又缺乏邻国的竞争，国家统治者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国家内部的反叛，所以政府更加注重保持社会内部的稳定。且中国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程度较高，国外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大于中国对国外商品的需求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 不同的贸易观念： ➡️西方重商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财富观、对外贸易和国家干预。 西方国家将其他国家当作竞争对手，强调在竞争中谋求生存，希望在国际贸易中增强国家势力。随着国家与国家意识的形成，认为货币是最好的财富，货币的多寡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各国把国家富强作为发展目标，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争夺国际贸易。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帮助商人开拓国际贸易，例如垄断对外贸易，颁布保护商业与工业的法令，限制或禁止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实行保护关税，商业与国家政权结合进行殖民扩张等。 ➡️传统中国的贸易秩序则是将重农抑商政策延伸到国际贸易中，较于商业利益，更加关注国际贸易的政治性与华夷秩序的构建。 华夷秩序是一种以天子为核心的、伦理等级式的天下模式。中国的天子与“四夷”的君长之间的关系，在名义上是类似于分封制下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关系，是宗主与藩属之间的关系，而分封制下的诸侯对天子的“朝”、“贡”之制，则是维系“中国”与“四夷”关系的基本方式，贸易只是传统中国体恤远人的方式。

前半部分对欧洲海权崛起有一定可读性，但后部分关于明清朝贡体系，有夹带私货之嫌疑。对理解中国海权历史有一定帮助，需要辩证来看。

本书综合描述了中西方在明清时期的海贸情况和政府决策，记录较为详尽，可以了解当时军政和海商之间的互动。不足之处在于，本书把中西方的差异看作中国“怀柔远人”而西方人喜欢海盗行为，通过道德观念来解释历史潮流往往会倒果为因。本书在字里行间点出明清帝国更在意帝国内部的平靖而非海贸，政治利益凌驾于商业利益之上，而西方军政商一体、商业利益即政治利益，如果往这个方向论述探讨东西方差异背后的结构性原因，会更有说服力和学术影响力。

非常全面的介绍了明清时期东亚的贸易格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