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经济学

看完了。这个作者也比较凯恩斯，和我男神塔勒布（随机漫步傻瓜，黑天鹅作者）持不同意见，认为金融危机是可以避免，或者说是可以降低影响的。 1. 凯恩斯认为冤有头债有主，贪婪的结果就是作死，作死就一定会死；而我男神觉得世界是随机的，即便金融危机理性上可以避免，但是人类是非理性的，不仅是人类，整个世界都是随机的（量子力学直呼内行）。 他俩的观点，其实对立统一。一方面，作死确实会死，这是已知的；但另一方面，群体无意识，不可能不作死[捂脸] 不过，凸显了一个作者的预见性。2006年作者就大声疾呼：快摊上事儿了！与资本主义盲目乐观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2. 作者是个中吹，关于中国，他说的也“对”也“不对”。 “对”的部分是，中国出于不论任何原因，都会超越日本，而且确实想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落后就挨揍挨多了的人，不相信任何人不会揍自己，就像抱丈夫大腿被PUA终于离婚的妇女“戒掉对男人的幻想”一样，主打的就是一个“独立国性”）； “不对”的部分，中国的危机他说的很好，他说的中国好的地方，很有可能没那么好，如果为了刺激消费刺激民营经济，开始降低贷款审核，瞎贷乱贷，泡沫也不一定比西方小，金融危机也不能因为政府调控放过你，或者说，是个小美国的翻版。 别吹了，比中黑还吓人。别扒拉我们。 3. 作者很全面，罗列了各个流派的观点。论述了历史和他的推理。部分纠正，部分补充了我的世界观。 4. 应该学学凯恩斯。 5. 这个领域的书，越读我越佩服的人，反而是芒格。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说过：“历史的魅力和神秘就在于，世世代代，历史总是惊人得相似，但不会简单地重复。” 在资产证券化的利益链条上，由于抵押贷款经纪人知道不会承担抵押资产价格下跌的风险，他们就会不厌其烦地向银行推销那些“谎言贷款”。同样，把赌注大量押在CDO上的交易员，一旦投资成功就会获得可观的奖金，但如果投资失败则承担很少的责任。纵使遭到解雇，他们口袋里还有多年积累下来的大量收入。他们的冒险行为所产生的损失则是别人的问题，也就是由其公司来承担。 并不是每个人都将金融危机归咎于放松管制。有些保守的评论员认为危机源于政府的过多干预，而非过少干预。 如果说政府助长了泡沫的膨胀，放松监管又取消了对金融公司的约束，政府监管无法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也是罪恶之一。政府的失职不仅仅是对复杂的衍生品和金融机构的薪酬机制熟视无睹。在过去的30多年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保罗·麦卡利（Paul McCulley）所谓的“银子银行体系”迅速崛起，使金融体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戏剧性变化。 “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问题的抗争，即：负债是短期的“活期存款”，而资产是长期的，不能立即变现的。结果是若不花费巨大成本，几乎不可能立即用一笔贷款去偿还另一笔存款。在现实中，这就意味着陷入流动性危机的银行很快将从流动性不足变为丧失清偿能力。 1974年，由十国集团的中央银行发起设立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标志着严格监管的开始。该组织的命名来自瑞士的一座小城，也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之一，国际清算银行的所在地。 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为世界各国的商业银行制订了一个旨在评估各种资产风险的资本充足比率规定，称为《巴塞尔资本协议》，明确规定了根据它们所拥有的资产风险，银行应当持有多少资本。该协议的核心是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是8%，即银行的准备金占风险调整资产总额的比率必须大于等于8%，资产风险越大，所需的资本也就越多。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对成员国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它的建议还是为世界各国所采用。 有很多办法可以让银行逃避监管，但同时也将失去（政府）给予普通银行的保护。于是，他们开始了一种“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游戏，即为了追逐巨额利润而逃避监管，这促成了影子银行的发展。这些影子银行有一个共同点：严重的期限错配。它们大都从短期流动市场借入资金，然后将这些资金投入长期的低流动性资产。 宽松的货币政策、轻率的金融创新、道德风险问题、公司治理缺位、影子银行、廉价的外国资金等因素交织在一起，酝酿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明斯基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若参与者越来越依赖贷款，经济就会越来越容易崩溃。他坚信，对贷款和杠杆的依赖度越高，金融体系就越脆弱。 只有最后贷款人才是唯一可能阻止市场陷入恐慌的救世主，这还得归功于第一个想到这个点子的白芝浩。白芝浩认为，像英格兰银行、美联储这种银行的银行必须挺身而出，救大众于苦难之中。他所称做“现金储备”的持有者必须“无限制地为偿还他人的债务而提供现金储备。只要风险较低，他们就必须为商人、小银行家、以及其他‘任何人’提供贷款”，因为毕竟“在人心惶惶之时，一个机构的倒闭会引起大面积的倒闭，预防衍生品失灵的最好办法就是遏制引起第一次失灵的诱因”。另一方面，白芝浩反对盲目救援，认为只有那些具备清偿能力的机构才可以获得贷款。贷款要按惩罚性贴现率付利息，这样，只有最迫切需要救助的机构才会提出贷款需求。用他的话说，就是“对于有好的抵押品的银行，充分放贷并收取高利息”。 在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一书中，开明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两个概念，由此声名大噪。他认为，风险可以由金融市场进行定价，因为风险取决于投资者为某个已知概率分布事件所设定的概率；而不确定性却无法定价，因为它和无法预知、度量或设计的事件、条件及可能性相关。 这些银行遭受的损失对欧洲企业造成了相当可观的间接伤害。与更多地借助资本市场融资的美国企业不同，欧洲企业严重依赖于银行融资。当次级贷款危机开始冲击那些声名卓著的欧洲银行时，这些银行纷纷缩减贷款规模，削弱了企业的生产能力、人才招聘能力和投资能力。在危机接近尾声的数月间，这给欧洲地区挥之不去的经济萧条埋下了伏笔。 由此引发的通货紧缩将造成严重的后果。由于债务人急于清偿债务（同时，由于商品总需求在严重的经济萧条中开始下降），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下降反而提高了美元的购买力，甚至会增加剩余债务的实际负担。换言之，通货紧缩增加了名义债务的实际价值。人们希望提前偿还债务，结果适得其反。费雪称此为“大悖论”，即人们偿付得越多，债务给他们造成的负担越重。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非常简单：联邦基金利率（或其他国家的类似利率）的下降并未渗透到更为宽泛的金融体系。银行有资金，但不愿意贷出。金融危机引发了不确定性。同时银行担心现有的大部分贷款和投资将最终变为坏账，因此变得厌恶风险。传统货币政策的失灵恰好印证了一句古老的格言：牵马河边易，逼马饮水难。 总之，传统和非传统货币政策的运用共同构成了对金融体系大规模、史无前例的干预行动。在危机蔓延过程中，伯南克和其他中央银行家们试图运用3种政策工具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第一种方式是最传统的，是为包括银行、经纪自营商，甚至是外国中央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即最后贷款援助。 第二种较为少见，即采用特殊的政策工具购买某些特定的短期债务工具，如商业票据，或者为买入这些债务工具提供资金支持。 第三种方式是美联储承担最后投资人角色，这是最为激进的一种政策工具，即美联储承诺干预长期债务市场，包括形形色色的资产支持证券和长期国债。 凯恩斯主义的“工具箱”已经从最初几个可信赖的“工具”，发展成为今天一系列让人迷惑的“成套设备”，并成为完成政府干预经济目标的一种途径。在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政府支出不仅包括公共项目投资，还包括为银行贷款、债务和储蓄提供担保等项目。政府有时甚至还会动用税收来购买产业巨头和大型银行的股权。就像货币政策已经复杂得让人摸不着头脑一样，财政政策也已成为一个代价高昂的戏法。 更糟糕的是，某些财政政策虽能刺激当前的需求增长，但却以未来的需求减少为代价。 完美无缺的财政刺激政策只能是一种幻想，至少在大多数民主国家是这样。它不像货币政策那样不用承受选民投票的压力，能被中央银行立即实施。财政政策的启动需要时间，会被无用的民意工程及其他无效的资源配置项目所累。通过重新修建落后的基础设施带动未来经济的增长，这样一个完美的刺激计划将会带来巨大的回报。 很多有关公司治理的研究表明，任何一种企业环境都容易遇到委托代理问题。现代企业不是由股东（委托人），而是由经理（代理人）来经营的，双方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股东想要实现长期回报的最大化，经理却想要实现其短期收入、奖金和其他形式补贴的最大化。 这种困境被公司治理界称为“信息不对称问题”，意思是一方比另一方知道得多。 下面，再加进一个被称为“双重代理冲突”的问题。许多金融公司的股东（委托人），自己也被困扰在委托代理问题中。他们在一个大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那里拥有股份，这些基金管理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正如很难监管交易商的行为一样，他们也很难有效监管这些基金管理人。更糟糕的是，这些机构投资者并不是最终管理者，而是常常出现在公司董事会上的人。 有些时候，股东更愿意看到交易商从事杠杆和风险活动。他们愿意让交易商这样做，因为实际上他们在游戏中并没有付出多少成本。他们为银行投入了一些资金，但那不是银行资金的全部。虽然他们也不想失去这些钱，但当交易商玩骰子时，他们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实际上交易商经营的大部分资金是借来的，也就是说，这些资金其实属于其他人。如果交易商在轮盘赌中赢了，股东也就赢了。如果交易商输了，负担就落在借钱给银行的人身上。如果以此次危机为例的话，那就是政府承担了这些损失，股东遭受的只是小小的打击。 金融和政治之间的纽带关系一日不破，这种不正当的利益交换就不会终止，放松监管、资产泡沫和危机、潜藏道德风险的援助计划等一系列故事就会继续。因此，只有严格限制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这种毁灭性的相互利用关系才能削减。从目前的情形看，政治家和监管者对监管范围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立法机关掌握财权，那些不被政治家们所青睐的政府机构就会由于它们的独立性而受到惩罚。 爆发于2007年的这场危机也不例外。几十年来，正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本身为这次大崩溃奠定了基础：所谓的改革家们将大萧条时期制定的银行业监管法律弃之如敝屐，而剩下的法律法规又被那些华尔街公司想方设法逃避过去。这一过程中，一个巨大的影子银行体系一夜之间在法律监管之外成长壮大起来。 资产证券化政策也必须做出改变。仅仅简单地要求银行将部分风险留在银行内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实施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资产证券化必须更加透明化和标准化，其产品必须进行严格监管。最为重要的是，用于证券化的贷款资产必须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抵押贷款及其他贷款资产必须是高质量的，如果不是，那么必须是非常容易识别的。毕竟，不是高质量的贷款资产风险将更大。 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都将有助于减少危机的发生，但危机不会永远消失。诚如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所说的： 妄图通过一次拨乱反正实现一劳永逸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改革使不稳定重回稳定，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新的不稳定又会因其他原因重新出现。 与飓风一样，危机是无法消除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管理好危机并尽量降低危机带来的损害。 没有任何货币联盟能够在没有财政和政治一体化的情况下存活下来。一旦上述违约和贬值发生，欧元区与美国的对比将会更加醒目。当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或者其他州面临预算危机时，凭借财政联邦制的优良传统以及破产法的相关条款，这些州可以将局部问题放在全国的层面进行解决。相反，欧盟缺乏这种类似的负担共担机制。

《危机经济学》的主要价值，不在于给出某个精巧模型，而在于把危机从酝酿、扩散、失控到政策救助的历史细节重新摊开。尤其是复盘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它能让人看到危机并不是突然降临，而是由低利率、过度杠杆、资产泡沫、监管失灵和市场自信共同堆出来的结果。真正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人人恐慌的时候，而是风险溢价被压到极低、市场相信“这次不一样”的时候。 放到今天看，这本书仍有现实意义。2008 年 GFC 之后，全球并没有真正摆脱债务、金融化和政策依赖，下一次大危机未必遥远。结合私募信贷扩张、HY OAS 处于历史偏低区间等现象，复盘危机历史不是怀旧，而是风险管理。它提醒我们：危机研究不能只看宏大叙事，更要追踪杠杆、流动性、信用利差和政策反应函数。对投资者而言，这本书值得读。

作者没什么预见能力，现实和他预测的正好相反

本书好像说得很多，但是都流于表面，也没有什么新观点或新的分析，入门快速翻看一下还可以，不推荐

引：本书主要研究经济危机问题。研究表明，经济危机并非偶然事件，而是无论新兴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会出现的必然事件。经济危机作为一种不可持续的繁荣之后的经济崩溃现象总是与我们形影相随，不可消除。

鲁比尼曾经在2006年预见到了美国会发生非常严重的危机，会有几家大型银行倒闭或被国有化，并且会波及欧洲，中国，美洲等地区。本书大体介绍了历史上的几次经济危机，并分析了2008的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伯南克把1930年代的大萧条称作经济学的圣杯，并自以为找到了解决2008年次贷危机的答案，采用量化宽松和前瞻性指引等多种金融工具来对冲风险，并使用货币互换来缓解欧债危机，以不使欧债危机的波及回美国。这些向市场投放的大量资金导致美国，日本等主要国家的赤字水平大幅提高，为未来通过紧缩政策，加税等措施来降低政府赤字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作者花很大的篇幅总结了这些危机发生的原因，应对方案，预防措施等，为未来预防和应对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些思路。

《危机经济学》一书的作者鲁比尼教授，被全球金融界视为世界上第一个准确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学者。 他给出了预测经济危机的主要原理，通过对近期经济危机的实证分析，证明了危机不仅是可以预测的，而且是完全可以扼杀在摇篮里的。同时给出了如何重建金融体系，以把将来经济危机的冲击降低到最小的建议。

晦涩难懂的经济学书籍，不过从中学习到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理论，当下2020年，读这本书是吸取经验，也可以拥有判断未来的经济趋势！

学习到的：经济的周期性。经济学里忽视人的影响。从动物精神里反应出来人性的贪婪与恐惧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 缺点：宏观较多，微观研究较少。总结较多，方法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