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3：从列国到帝国

《依旧秦时明月、汉时关》从春秋到西周的部分，是杨照这套书最精彩的华章。儒家的内敛守礼，墨家的兼爱非攻，纵横家的好辩不怠，随着纷争与兼并的风云而一再变化。秦的一统铿如金石，却无法将法家的现实性代代相传。后来再读到唐宋部分，无论怎么寻找，只看到作者柔淡的影子。似乎他的灵魂最有力的奏音，都留在了子路、孔子、太史公、屈大夫的身上。 一、 臣死且不避《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发生了严重的弒君变乱，齐大史如实记录： “崔杼弒其君。 ”崔杼大权在握，大史这样写，他当然很不高兴，就将大史杀了。大史是世袭的工作，这个死了，换他弟弟来担任，仍然还是直书： “崔杼弒其君。 ”崔杼把这个也杀了，再换上更小的弟弟，一样，还是写： “崔杼弒其君。 ”崔杼一怒，再杀一个。杀了三个，只剩下最小的一个弟弟，却仍然不退让，继续写： “崔杼弒其君。 ”崔杼杀不下去了， “乃舍之” ，只好无奈地接受了。 那个时代的人，更拥有信念的力量。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活下去是第一要义。春秋时代的价值观不同。人们看重自己如何死，高于关心自己如何活下去。而他们的赴死，是自己理想的选择，并非“礼教吃人”的牺牲者，也不是死于任何压迫之下。 他们的思维从今日眼光看似乎比较负面，但想想也不尽然。生命固然可贵，但始终有限。有没有一个人，让你宁愿自己死去，也不愿他受到丝毫损伤？有没有某种价值和原则，你宁愿付出生命的巨大代价也要坚守？如果都没有，人即使还活着，也只是撕碎给人看的喜剧。 如果为了短暂的生命，背叛那些你始终愿意坚持的、弥足珍贵的东西，勉强活着有什么意义？小人鱼为了王子，宁愿失去嗓音，变成海上的泡沫。她不是为了一个男人盲目付出，她是为了拥有不灭的灵魂。子路“君不死，冠不免”一点也不迂腐可笑，是永远勃然的、令人崇敬的生命现象。 二、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太史公“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动人至深。后来的文人都喜欢以屈大夫投射，从李白“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到辛稼轩“九畹芳菲兰佩好” ，直如汨罗江之鲫。但本书让人从地理和历史角度看到，楚文化中脱胎于商朝的巫祝气质，和战国时代情感氛围的悲观失落。 诗经质朴现实，楚辞浪漫扬厉；诗经慎终追远，楚辞表达忧愤。楚辞没有周文化的清醒，而是不断地想象超越异领域经验。无论哪一本《文学史》对楚辞的关照，都没有本书史学家的新奇视角。 读本书以后，更理解为什么我更喜欢《楚辞》而非《诗经》，表面上因为我不喜欢《风》的教化色彩和统治功用，喜欢《骚》纵横肆恣与左右逢源。但内在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内在有着强烈爱恨好恶的人，是和东坡一样“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的性情中人。 三、 珠襦玉匣万人相送归北邙孔子说韶乐之美，就说三月而不知肉味。孟子说义利之辨，就说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本书从历史环境与时代环境为始终，以非常精彩的论证来表现这时期种种思想激越的碰撞。法家的一度横行，是百家争鸣后的消歇，是孔孟、荀子、扬墨、老庄等辩战不休后的统一。 法家的成功，与所有变法能成功的人一样，立足在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上。现实主义是至关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但就是有限而短浅的。让人生充满光辉的，终究是理想。现实就是现实，我们彻底承认现实，但不能为现实控制。 秦皇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是威吓、蛮横的代名词，读本书感受到了一些他对千秋后世的藐视。秦皇好大喜功，天资聪颖，后天勤奋，思路和远见也卓然，确是十分杰出的政治家。他固定了近两千年的制度与思想。 可惜能力旷古烁今的人，自我意识和野心也都太强了。目空一切、刚愎自用对领导者都是自掘坟墓（字面意义），但几乎没人走得出这怪圈。 四、 赚得英雄头似雪，功名，打入渔樵话里听以前觉得《史记》记载的“刘项原来不读书”真是精彩绝伦，读本书发现，秦汉之间的记录只有这一段——所以总被搬上课本，就又显得格外精彩绝伦。 此段之曲折之淋漓不用赘述。刘邦与秦皇、与法家人才相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完全不像项羽“彼可取而代之”的高傲。读完以后，很不客观地叹一句，刘邦太狠了，心理强度远远高于稚的、守旧的、缺乏帝国眼光的、对虞姬无奈何的项羽，现实主义真是要彻头彻尾、赤裸裸的狠绝。对别人的狠心其实不如对自己的狠心，因为“反求诸己”是更坚实的力量呀。

历史从来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事件列表，而是一场思想、制度与人性的剧烈碰撞。杨照先生以其独特的叙事能力，将我们带入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不仅讲述了“发生了什么”，更揭示了“为何发生”以及“如何改变中国”。 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在于杨照先生打破了传统王朝史观的局限。他并没有将秦的统一简单归因于军事强权，而是从深层结构入手，剖析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铁器的普及如何瓦解贵族经济，郡县制如何替代分封制重构国家机器，法家思想如何为中央集权提供理论支撑。通过这些分析，让我们看到，秦帝国的诞生不是突然的，而是数个世纪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杨照先生对“统一”的辩证解读。他既肯定了秦制在打破封建割据、创建统一文化方面的历史贡献，也尖锐指出这种以“控制”为核心的统治模式对个体自由的压制。书中对商鞅变法“户籍控制”和“赏罚机制”的分析，令人不禁联想到传统社会中国家权力与个人关系的本质特征。这种解读超越了简单的善恶评价，呈现出历史的复杂面相。 杨照先生的笔触始终带着人文关怀。他在描述制度变革时，从未忽略个体的命运。无论是思想家如韩非、商鞅的理想与挣扎，还是普通人在战争和变法中的生存状态，都让宏观历史有了人性的温度。这种平衡“大历史”与“小人物”的叙事能力，正是本书的独特魅力。 合上书页，不禁沉思：我们今天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许多认知，其实都源于这个从“列国”到“帝国”的转型时期。杨照先生通过这本书，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秦帝国，更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延续性与断裂性并存的特性。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帮助我们跳出非黑即白的史观，以更包容、更辩证的眼光看待我们的过去与现在。

本书主要写春秋战国到秦汉的巨大转型。它叙述了从春秋战国到帝国转变的原因，对比春秋和战国多方面的不同，梳理诸子思想流变，把儒、墨、道、法四家的时代使命讲得通俗易懂。 不过本书还是偏重思想史解读；对战争进程、各诸侯国具体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史实细节讲得浅且少；较少罗列史学界不同的争议看法，甚至有论述史实错误的地方；秦朝历史，楚汉争霸都讲得比较浅。

汉朝算是我们代表的时代，因为大统一时间持续了数百年，也出现了如何完成第一代之后，选择合适的继承人，并且产生了更加巨大影响力，最为典型的似乎就是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两者使得中国帝制完美的建立了起来，而且形成把全国也进行思想和文化的统一，这个似乎是秦始皇没有完成的内容。与罗马向外竞争不一样，是因为国家扩大了，为了完成统治的效率而形成了帝制，当然这样帝制也是非常不稳定的，非常容易消退，同时这样帝制对于皇帝产生似乎也没有形成完全可靠的方式，所以罗马灭亡之后，也就陷入了混乱的状态，尽管东罗马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曾经尝试恢复罗马帝国，而不是东罗马，只是似乎存在着的瘟疫使得帝国雄心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似乎也在与罗马差不多的时间从春秋战国走向了帝制，秦始皇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各种东西，比如文化方面，使得社会变成没有太多离心力，即使有也都是要统一的状态，而且社会似乎在秦二世混乱也会产生统一的状态，所以在刘邦的楚汉相争之后，形成了所谓大一统，当然很多制度还是按照秦朝的方式进行的，毕竟每次变化都是那些底层发起，逐渐进入了精英的阶层，而且在形成帝制的过程，总是喜欢统一的中央统治，而不是采用了分封的形式，因为这样国中之国是非常不利于帝制的中央统一，其实历史还是存在着若干惯性的，也就是所谓祖训还是非常难以发生改变的，一旦形成似乎就会产生非常久远的记忆。

#风书评# 每天一段，快速读完了杨照这套书的第三本，4星 第二、三本的质量不如第一本，考虑到对先秦诸子的介绍较有新意，多给了一星 一共十章，大致按时间顺序编排，春秋、战国，墨子、楚辞，孟、荀、法，秦制、始皇、楚汉 春秋：春秋精神，人格胜于生命 战国：生产力的发展 墨子：墨家的发展轨迹 楚辞：与中原大相迥异的楚文化 孟子：儒家的辩论流派（战国使然） 荀子：由儒至法的过渡 法家：从商鞅到韩非，早期法家与后期法家的区别 秦制：法家的集大成者 始皇：自负的始皇 楚汉：楚汉战争简介（两大败笔，一是写低了韩信，二是内容偏流水帐、显疲态）

剖析了周封建體制總法力量的衰弱而至戰國分裂，而靠“法”崛起的秦統一六國雄霸天下，封建體制終結，而大秦卻又快速崩潰的原因。另一方面，分析介紹了諸子的思想體系。在比對分析戰國時期為何不會像歐洲真正形成多國分立而最終還是形成大秦帝國的原因略顯單薄，少了民族文化多樣化和單一化、宗教紛爭和無宗教的影響因素。

从春秋战国讲到汉朝初立，主要呈现的还是春秋战国不同时期的民国精神，孟子、荀子所代表的不同时期的儒家演变，墨家、法家等不同思想是如何与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互动产生影响的，还专门介绍了楚地文化，《楚辞》与“楚狂人”。春秋战国之交的孟子与战国后期的荀子有着不同的观念，性善论和性恶论是他们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墨家的人物其实不止墨子，还有杨朱，杨朱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非攻“也是大相径庭，但二者均是从平民角度出发，要么自私要么无私，才能创造更好的社会。法家则是唯一从实践中建立起的学派。从公元前772年周平王东迁开始，封建宗法制逐步瓦解，周天子失去对各诸侯国的掌控，中国大地开始陷入长达500余年的分裂状态，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之后更是进一步陷入征战不断的混乱时代，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王朝，书同文、车同轨。秦朝确立统治地位的关键在于从商鞅开始的国家变革，以”法“治国，商鞅、慎到、申不害，逐步将法从”势“确立为”术“，法由最高统治者王权控制，由此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专权系统。秦二世而亡，项羽刘邦相争，刘邦建立汉朝，汉朝的治理依旧是”承秦制“。读完还是觉得作者略微有点啰嗦，感觉是把他的所有思考过程都通过文字展现给读者了，所以总有重复之处。

作为杨照 “中国历史” 系列的第三卷，本书的核心问题恰如读者所感：冗余重复严重，叙事节奏拖沓，未能充分兑现系列书 “体系化” 的核心价值。 从系列书的定位来看，“体系化” 本应是优势 —— 通过连贯逻辑串联历史脉络，但本书却陷入了 “为兼顾单本读者而牺牲老读者体验” 的误区。前作已详细铺陈的列国格局、制度背景、核心人物铺垫等内容，在本卷中仍以相似篇幅重复赘述，既无新视角的补充，也无深度的延伸，更像是简单的文字复刻，本质上是对 “水字数” 的妥协，严重稀释了本卷 “从列国到帝国” 的核心主题浓度。 对于追读整套书的读者而言，这种重复带来的不适感尤为强烈：明明是奔着 “列国向帝国转型的底层逻辑、秦统一的必然性与制度创新” 等核心内容而来，却要在大量已知信息中筛选有效信息，阅读效率大打折扣。而所谓 “通俗解读” 的优势，也因冗余叙事被削弱 —— 过度啰嗦的铺垫，让本卷该重点发力的 “帝国体制建立的阵痛、社会结构变革、思想文化转型” 等关键议题，反而缺乏足够的深度挖掘，显得浮于表面。 当然，若作为独立的入门读物，本书对历史细节的通俗化拆解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对于期待通过系列书构建完整历史认知的读者来说，它未能平衡 “单本独立性” 与 “系列连贯性” 的关系，既浪费了读者的时间成本，也让 “体系化” 沦为口号式的宣传，最终呈现出 “总量厚重、核心稀薄” 的拖沓感，难以满足对历史叙事 “精炼、聚焦、有深度” 的阅读需求。

看这一册有点是重新回顾中国政治思想史，思想史重要吗？极其重要。先秦诸子的思想春秋萌芽，战国蔚为大观，不管是儒家、墨家甚至是农家，大部分学说的目的都是货于帝王。货于帝王后呢？就是按照思想改造社会。这里面比较另类的是名家，名家是一种纯粹的思辨。诸子思想一开始都有纯思辨的色彩，可是我们的政治成熟太早，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开始基于现实需要改造，后来的思想发展更注重实学。实学只可用于统治，但是难提炼，因为把统治实际的话说透了，统治者的嘴脸就会很难看。 因此胡适先生说中国哲学停留在了萌芽期，思辨太简单了，这就是哲学过早和实学融合的坏处。更坏的是，其后再无突破体系的发展，两千年来，最聪明的大脑都在给儒学打补丁。当然之后的儒学也不再是春秋时期的儒学，融合了许多诸子思想，更重要的是融入了汉儒的谶纬学说。西汉后的儒家，继孔子之学还不够，还必须继汉儒的周易思想。 诸子思想当然不会是凭空产生，墨家思想的源流在中低层的士和普通老百姓对越来越激烈战争的厌恶。战争烈度的增强，动员的扩大，再加上铁器的大面积使用，增加了战争的伤亡率。这些被征上战场的人，伤了、死了没有人管，墨家的彼此互助吸引了这部分人的加入，底层互助思想的提炼产生了兼爱的思想，对战争的厌恶产生了非攻的思想。非攻如果只停留在思想层面，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不可能凭借非攻思想就能劝诫强国对弱国的欺凌与征伐，就要研究攻守的战略，并协助弱势一方守御，每一次成功防守都是对墨家思想的极大宣传。如果是春秋时期的那种大国有限、小国无数的局面，墨家思想尚能得到发展，可惜到战国时，小国几乎尽灭，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呈现出不死不休的趋势，墨家思想这时的市场在哪里呢？这时帮助守御只会把自己和某一国深度绑定。因此到战国中后期，墨家实际上和名家具有了高度重合性，越来越注重纯思辨性，这种思辨显然是脱离底层民众的。 墨家式微，儒家其实也式微了。儒家的式微还在墨家之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早就破产，诸侯们需要的是富国强兵的谋略之策，但是出于维护王权的基础，儒家学说又顽强的在顶层获取了生存空间，为了应对战国的局势，荀子开始对儒学进行改造。 简单来说，儒家从荀子开始，就有意识的把孔子当教主塑造。这时候开始孔子有了神迹，比如说感孕而生，生来知之。荀子只是做了第一步，把圣人和普通人隔绝开，荀子之前，圣人和普通人的标准没那么大，普通人可以通过克己修身、学礼去达到圣人的标准，这之后就不行了。到西汉时期，圣人和人的差别就是神和人的差别了。 依照荀子的说法，圣人创造的礼，非但不是从一般人的天性而来的，反而就是为矫正一般人的天性设计的。这就是创世神话里神的作为了。 荀子给圣人制定了一套标准，“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运四枝。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抟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因此荀子之后，圣人实际上和普通人之间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天堑。 正是因为圣人的实际不可能，所以荀子的学说与秦朝的主流价值观极度契合。荀子的两个著名学生李斯和韩非子，都是典型的法家代表，荀子本人的地位在秦朝则获得了极大提升。秦二世而亡，之后历代讲亡秦的教训，就不再提荀子，但是治国理政的方式还是依靠荀子那一套。 荀子的性恶论是对现实政治的回应，因为性恶，所以需要严法来管。法该怎么严？从李悝制法经开始就有实践，其后吴起改革，商鞅改革，都是制法的先驱，但他们的改革是对现实政治的呼应与适应。法家和其他诸子不同，不是先有一套理念，后人再根据理念治理，反而是先有治理，再试图总结理论，因此早期法家有申不害与慎到的争论。法家思想真正大成是在韩非子手里，不过法家思想不管再怎么争议，尊君尊王是其核心。申不害与慎到提出“术”与“势”的理念，实际上是对改革者自身的保护，让君主有意识自尊自高，严法对待臣下，这样提倡改革的人实际是只需要出理念，以此避免商鞅的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哪怕韩非子入秦，实际上自我定位也是国师。商鞅后，法家就有意识拿别家思想包装自己。李斯在秦始皇时期取得高位，一开始也不是以法家代表身份出现的。所以到西汉时，法与儒有了合流，肇始却早在战国时期。 秦的骤然灭亡，给了刘邦很大的震撼，他和秦始皇实际是同辈人，早年当门客时就了解过国家治理的问题。可是秦制不是靠了解就够的，需要一套缜密的官僚制度。秦末的征战导致人员大量死亡，即便西汉想完全承秦制，也不大可能。因此刘邦将封建制度与秦制合二为一，看看西汉早期的疆域就知道，封国的面积实际上是比中央政府直接统辖区域要大的。 汉承秦制，承的是一整套的制度，但是因为暴秦名声太大，没有统治者承认自己是秦制。

3/6。春秋，流星一样的时代。太诗意，太浪漫，让人几乎忘了追究它坠落的缘由。 战国，沸腾，混沌。流浪的游士，各怀鬼胎的两百年，再英雄主义，也逃不开吊诡的内核。 秦，始皇帝的狂欢，螺丝钉的阵痛，早熟得摇摇欲坠的帝国。 接下来会是谁，会是哪里，会是怎样… 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每一个时刻都是起源，每一个时刻都在终结。像里尔克的诗，一刹那总把另一刹那抛弃，关于死亡，也关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