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增订本）

读罢此书，掩卷扼腕。南宋王朝暮日残阳的余晖里，宋宁宗赵扩的身影，始终裹着一层令人扼腕的薄雾。他绝非史书里脸谱化的昏暴之君，甚至在帝王私德的标尺上，他算得上难得的持重者：无怠无荒，克勤克俭，一生无甚失德过举，骨子里藏着几分与生俱来的温厚与仁慈。 我有时想，宁宗若生于承平之世，得贤臣辅佐，纵不能成宋仁宗那般垂拱盛治，亦不失为明孝宗一般的守成令主。四海晏然的年月里，帝王的温和与克制，本就是苍生之福。他不喜铺张，不兴土木，不耽声色，对臣下少苛责，对百姓存仁心，这般品性，放在安稳治世，足以撑起一段河清海晏的岁月。 可命运偏将他抛在了天翻地覆的大争之世。这不是可以静守祖业的承平年代，是蒙古铁骑踏遍欧亚、改朝换代的洪流奔涌而至的末世。他面对的，是成吉思汗、窝阔台这般横扫天下的彪悍对手，是南宋立国百年积弊缠身的危局，可他身侧，却只有韩侂胄、史弥远这般借权柄营私的“股肱之臣”。 他的温厚，成了权臣操弄国柄的缺口；他的仁柔，成了应对变局时的迟钝无力。他并非全无振作之心，开禧北伐的初心，未尝没有收复故土的热望，可他不明不敏，既无识人之明，亦无驭下之能，最终只落得北伐惨败、嘉定和议的屈辱结局。南宋的国运，在他手中迎来了根本性的逆转，一步步滑向行将覆灭的暮途。 这便是宁宗一生的悲剧，一首属于无能的仁慈者的悲歌。他的错，从不是私德有亏，而是他的品性与能力，终究配不上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当乱世的惊涛拍岸而来，仁柔撑不起将倾的大厦，温和换不回国运的颓势，最终只能在历史的暮色里，留下一声有心无力的长叹。

南宋史的研究十分火热，然而，由于南宋中后期史料的零散性，学界对其研究不深。虞云国教授《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正是对这一薄弱点的填补。 该书以帝王传记为研究对象，也就是书名中的宋光宗和宋宁宗两位皇帝，在时间跨度上起自高宗内禅，迄于宋宁宗。全书正文按时间顺序分为共四章。第一章介绍了高宗和光宗内禅的历史背景、过程及造成的影响，第二章介绍了宋宁宗时期的庆元党禁的背景、过程和影响，第三章开禧北伐的前因后果及韩侂胄的结局，第四章介绍嘉定更化和史弥远的上台的相关情况。 首先，该书在结构上逻辑严密，环环相扣。 仔细阅读和细心观察发现，该书共四章，每一章反映的主题分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是两朝内禅造成的一系列荒唐后果的根源、理学走向官方化的曲折过程、南宋社会经济的全面失衡、权相的更迭，而这四个方面却不是单独存在，而是彼此相互联系，正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碰到主弱的局面，那么君权被迫无奈让渡给权臣，权臣借机擅权，一方面排除异己，造成了庆元党禁，另一方面好大喜功造成开禧北伐，而这四个方面最后直指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南宋已在光宁时代转入衰世，这和书名南宋行暮正好遥相呼应，行暮不正是走着走着就踅入暮色的吗？也就是王朝即将进入季世。虞云国教授可谓是进行了统筹全局的规划，整体布局，环环相扣，抽丝剥茧，从这两个相对冷门的皇帝为切口反映出南宋即将进入季世的大事件。 其次，该书在内容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本书引用古文时文白杂糅。 淳熙十五年，孝宗决定让皇太子参决政事，正月二日，皇太子正式开议事堂。太子左谕德尤袤对皇太子参决政事感到不安，便上书皇太子: “大权所在，天下趋之若鹜，这是十分值得警惕的。愿殿下事无大小，都取上旨而后行；情无厚薄，悉交众议而后定。祸害的端倪，往往开始于思虑不周的当口；疑隙的萌芽，常常隐生在提防未及的地方。储君之位，只是侍膳问安；抚军监国，历来出于权宜。愿陛下在高宗神主祔庙后，就恳辞参决，彰昭美德。” 这一段话引用的是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的原文，可以十分明显看出文白掺杂，在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中有这段话的原文: “大权所在，天下所争趋，甚可惧也。愿殿下事无大小，一取上旨而后行；情无厚薄，一付众议而后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于思虑之所不到；疑间之萌，常阙于堤防之所不及。储副之位，止于侍膳问安，不交外事。抚军监国，自汉至今，多出权宜，事权不一，动有触碍。请俟祔庙之后，便行恳辞，以昭殿下之令德。” 两段话一对比就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作者引用古文时文白掺杂的特点；书中还有其他例子，“起居舍人黄裳上奏道： 自古以来，人君不能从谏的，就是被三种心蒙蔽了：一曰私心，二曰胜心，三曰忿心。因私心而生胜心，又因胜心而生忿心。忿心一生，事情就完全不在道理上了。景珪，乃平常之才，陛下原也以常人待他。就因为台谏攻之不已，致使陛下庇之愈力。陛下应心无所系，听台谏之言，就不会有欲胜之心了；待台谏之心，便不会有加忿之意了”，这也是作者在书中的原话。 但在宋史中记载如下： “自古人君不能从谏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胜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于公，而以己见执之，谓之私心；私心生，则以谏者为病，而求以胜之；胜心生，则以谏者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胜，因胜而生忿，忿心生，则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台谏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势相激，乃至于此。宜因事静察，使心无所系，则闻台谏之言无不悦，而无欲胜之心，待台谏之心无不诚，而无加忿之意矣。” 文白杂糅一方面能够流露出作者的写作风格，既能营造历史情景，又能表达现代情感，让读者更加体会到该书的这书和其他书的不同之处，但另一方面，对读者来说，在总的一段文言文引文中穿插着白话文，不能很快适应这种风格。 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作者在引用古文时候，文字大小和格式发生了变化，也就说作者将引文单独成段，缩小字体以表示区别，可是就是在引用的一段中却文白杂糅，将有些原文言文句子用自己的话表述，这样让读者很容易误会这是原文，实际上并不是，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第二个特点，本书专业性较强，需反复阅读和大量涉猎相关书籍才能深刻认识到作者所表达的内涵。作者在新版自序的首页就提到“绍兴体制”，如下“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借由‘绍兴内禅’甫登皇位的宋孝宗，雄心勃勃主动发起隆兴北伐，试图改变绍兴和议定下的地缘政治格局。然而，受制于内部因素（太上皇宋高宗的掣肘与反对，主事者张浚“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等等）与外部条件（金朝的实力），被迫与金朝再订隆兴和议，重归宋高宗确立的‘绍兴体制’。其后，在内政上，宋孝宗也只能在奉行“绍兴体制”的大前提下略做微调与腾挪。” 如果读者没有专门学习过“绍兴体制”或者没有阅读过与之相关的书籍，就很难知道“绍兴体制”是什么，也就读不懂文中“宋孝宗也只能在奉行“绍兴体制”的大前提下略做微调与腾挪”。 实际上，日本学者寺地遵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中提出了“绍兴议和体制”或“绍兴十二年体制”，是指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间，宋高宗和秦桧联手打造的政治体制，该体制核心是对金关系和收兵权问题。虞云国认为，这一体制固然包含着致力于达成和议与固守和议的因素，但当时与其后的实际内涵已超出了政治、军事与外交的领域，因此他称为“绍兴体制”。 除此之外，宋代的职官制度错综复杂，胶葛混淆，若没有对此认真学习过，便很容易云里雾里，不知所以。例如文中提到，叶适改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作者并没有为此专门解释，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基础知识。这个话里面“权”的意思是暂时代掌的意思，“直学士院”是官名，这句话意思就是让他改任代理吏部侍郎，并且兼任直学士院，还有在诛杀韩侂胄的政变成功后，卫泾即由御史中丞升任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我们知道，宋代官员最主要、最核心的三种官职，是“官”（即阶官，具体为“本官／寄禄官”）、“差遣”（即职务，具体为“差遣+职事官”），以及“职”（即“职名、贴职”），当我们看到“知”“判”“监”“发遣”“管勾”“勾当”“主管”“干办”“提举”“提点”“签署”“签书”“检正”等等动词，加上一个表明具体官司事务的名词时，就可以基本判断这是一个差遣了，此外的一些差遣，则需要具体事例具体分析。 第三个特点，本书对造成宁宗年间权相专政的原因分析客观。总的来说作者是按着这样一条线索来分析权相专政的原因：韩侂胄、史弥远专权是表象---皇帝责任是深层原因---君主专制下制度的问题是根本原因。 在嘉定更化中，以宁宗名义颁发的追赠制词说：“今是非已定，尔则殂矣，朕甚悯之”也就是说，你在庆元间受诬遭谪，这是天命，与人主无关；而现在昭雪，这是人君在昭示天理。众说周知在专制体制下，朝廷黑暗、吏治腐败、言路堵塞等种种结果，都是因为人主被小人所蒙蔽，也就是说，千错万错，都不是皇帝的错，但是作者却清晰的认识到韩党当初所为，都是通过他的名义，获得他的认可才推行下去的。这一点认识是极其客观公正的。在诛韩政变成功后，史弥远成功上位，一般而论，在君主政体下能以非常手段搞掉强权之臣的人，最有可能取而代之成为威震人主的新权臣，比如搞掉赵汝愚的韩侂胄，搞掉韩侂胄的史弥远。历史偶然性却给出了一次避免重蹈覆辙的绝好机会---史弥远丁忧守服。作者深刻认识到“宁宗若是一个稍有统治术的君主，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契机，以孝道为理由让史弥远遵守27个月的丧制，将以史代韩的炙热势头来番冷处理，然后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嘉定更化”然而，在政治上，宁宗就像一个永远的孩提，始终要寻找强有力的保姆：即位之时，他依赖慈福宫太后和赵汝愚为他做主张；其后，他离不开韩侂胄这根拐杖；诛韩之时，他需要杨皇后把定主意；现在，他又放不下史弥远这支奶瓶了。正因为他的个性因素，历史循着另一种轨迹延展着”。 这样的人能够当上皇帝，“多亏”君主专制制度。在君主专制下，宋孝宗传位给光宗，“仅凭上代君主的个人审察与最终独断，在选接班人上难免出错，而一旦失误，往往殃及王朝命运，改变历史走向”，历史不断演进，谁知道光宗最后会变成一个精神病患者呢？以一个精神病而临大国，结局可想而知，这给李皇后乱政开了绿灯。她不仅让家庙逾制，“卫兵多于太庙”，还大肆推恩，连娘家门客都补了官。李皇后还挑唆光宗与太上皇的关系，为过宫事件推波助澜。 再说宁宗，个性软弱，犹豫不定，许多言官大臣陈疏时弊，而宁宗是怎么样的呢？“面从而心拒”，史书记载“待罪史官，分立柱下，今逾两月，每睹陛下尊居座，延见群臣，奏篇无虑累牍，前席或至移时，陛下霁色温颜，兼听广览，虽靡厌倦，而圣志谦抑，深自退托。未尝有所咨访，有所质问，多唯唯默默而容受之。进言者不得极其谏，秉笔者无所载其美。已事而退，皆若有不自得之意”，这不是个例，而是宁宗在位期间的普遍现象，让这样的人去当皇帝统治天下，这不是儿戏吗？ 可是在君主专制下，这非但没有成为儿戏，还变成了现实。虞云国先生就认为造成以上种种现象的根源是在于君主专制制度。宋孝宗之所以视天下为私产而传之子孙，宋光宗之所以以精神病而君临天下近三年，致使南宋折入衰世，其根源必须追溯到君主专制政体的家天下世袭制度的层面，其认识之深刻，没有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第四个特点，客观充分论证了南宋历史走向的逆转正是定形于光宁时代。 在阅读书籍的过程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论调——“明实亡于万历”、“南宋实亡于高宗”等等，虞云国先生在《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中也提出了在光宗、宁宗在位的三十余年缓慢顿渐的变化，标志着南宋王朝已不可逆地从治世折入了衰世，就此话而论这是一种站在现在看过去，知道了结果说过程，典型的西方人观察历史的方法，而且是近代西方人观察历史的方法。用这种思维来解释历史，那么一切都是必然的，比如中国必然要出个秦始皇，南宋必然会灭亡……可是这样去解释历史，历史就不需要解释了，因为现在是什么情况，就说明它本来就应该是这种情况，历史的必然性规定了它只能是这种情况。这种逻辑显然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那就是：是谁事先安排了历史的结局？基督教说，是上帝安排了历史，历史按照上帝的安排展现出来，只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现在很多西方人已经不说上帝了，但西方的历史观却始终建立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原点上——历史是安排好的——启蒙运动也没有改变这种思维方式。 原以为作者也会陷入这种思维，细读发现虞云国教授在提出该观点时，以丰富的史料证据来论述自己的观点，有理有据，证据充分，他是有资格说这句话的。虞云国先生从君权与相权、嘉定初年纸币信用危机、开禧北伐、理学的官方化四个方面来详细论述南宋历史走向的逆转正是定形于光宁时代。 以政治史而论，南宋皇权的一蹶不振和权相的递相专政始于这一时期。宋高宗时期，秦桧能够专权很大程度上是高宗主动让权给秦桧，在双方共同作用下，最终在绍兴十二年，高宗收回兵权，正如张溥《宋史纪事本末叙》指出，“构既无良，桧尤凶丑，君臣鱼水”，而在宋宁宗时期的权相专权就不同于高宗时期，这一时期君权是被迫无奈让渡给权相，那么权力的走向就脱离了预定的轨道，光宗时期便已经埋下了灭亡的线索，正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以经济史而论，嘉定初年爆发的纸币信用风潮标志着南宋社会经济自此跌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南宋当时的财政情况，“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在全面动员长期预算膨胀下，南宋已险象环生，而以财政上之紊乱为尤著。”虞云国先生提出“有关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的，却是国库之连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这座大厦已是十分脆弱，只要蛮族用力地推它一把，就会倒塌下来”。尽管这座大厦最终被推倒是在宋宁宗去世的半个世纪后，但其倒塌的种种条件却在嘉定后期基本具备了。 以军事史而论，开禧北伐的溃败和嘉定之役的支绌预示了南宋在即将到来的宋蒙战争中的败局。一方面开禧北伐失败，嘉定和议，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而另一方面是日渐强大的蒙古，开禧二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开禧四年，蒙古始攻金国，南宋大多数人却始终没有认识到金宋唇亡齿寒的道理，宋金对峙，从根本上说是地缘政治的产物，揭示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达到并保持着力量的平衡，但是日渐强大的蒙古已经开始打破这种平衡，而南宋方面在军事实力远远落后于蒙古的情况下终日还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简直无可救药，虞云国教授无奈指出这已经预示了南宋在即将到来的宋蒙战争中的败局。 以思想史而论，嘉定时期理学官学化的前兆折射出统治阶级在社会危机面前向新的统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新儒学原来就具有内省性与收敛性那一面，面对着宋宁宗时期内外交困的形势，在专制政体前不能不取退守之势。其原先设计的“内圣外王”经世路径，逐渐由外向内的转折与断裂，鉴于“外王”空间在专制君权（在南宋中后期首先表现为权相专政的面相）的打压与拒斥下几乎为零，致使“外王”之道日渐淡出，“内圣”之学日渐凸显，而当时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级看中了新儒学的“内圣”之学，向臣民灌输新儒学中安顿政治秩序、反省自身心性的那部分内涵。 南宋正是这样折入衰世，并最终走向覆灭的！ 第五个特点，该书对宋光宗执政时期采取了心理学的分析方法。这一点也是本书的创新之处。虞云国教授在对“过宫风波”中，就对精神病患者——光宗用了心理分析法。虞云国教授认为光宗不愿见孝宗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精神病患者所特有的多疑症。精神病患者的一大表现就是多疑，由于光宗的皇位是孝宗禅让给他，因此光宗心里害怕某一天孝宗夺去自己的皇位，对于祖制规定的定期探望太上皇的制度深感恐惧，光宗不停猜疑，孝宗是想利用这一机会教训自己，夺去自己的皇位，因此往往说好探望的日子却不停推辞，就算孝宗驾崩了，光宗也不愿意去看一眼。除此之外，在朝政处理上，狂躁、遗忘、偏执、猜忌等精神病症状，光宗都有明显的表现。光宗常把重大朝政忘诸脑后，今日迁延某事，明日迟滞某事，丢三落四是习以为常的。据陈傅良说，“班直待试于殿庭，侍从待命于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记”，虞云国教授就提出这正是由于光宗的精神病所造成的情况。 第六个特点，史料来源丰富。全书共引用了79处不同的史料，按史料的类型就有官方史料，比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也有笔记史料，比如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也有文集史料，比如袁桷的《清容居士集》、彭龟年的《止堂集》等，可以看出虞云国教授史料搜集和运用的功夫炉火纯青。 总之，该书论述南宋行暮，在南宋中后期史料零散杂乱情况下，能够深入挖掘整合光宁年间的事件，并且运用心理学的新方法考察光宗执政情况，将其他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到史学方面，实属难能可贵。该书还对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行为举止进行了详细深刻论述，这对当今知识分子阶层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南宋历史走向的逆转正是定形于光宁时代。以政治史而论，南宋皇权的一蹶不振和权相的递相专政始于这一时期。以经济史而论，嘉定初年爆发的纸币信用风潮标志着南宋社会经济自此跌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以军事史而论，开禧北伐的溃败和嘉定之役的支绌预示了南宋在即将到来的宋蒙战争中的败局。以思想史而论，嘉定时期理学官学化的前兆折射出统治阶级在社会危机面前向新的统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 如果把宋宁宗后期的统治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审视的话，展现的全景则是：一方面是蒙古铁骑无往不胜的西征和南侵，一方面是西辽、花剌子模的覆灭和西夏、金朝、高丽的乞和，而另一方面却是南宋完全缺乏现实的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不能不为南宋方面扼腕和忧心。明人张溥以为：南宋之亡，“积于理宗四十年，成于度宗十年”。实际上，在勃兴的蒙古马背文明面前，南宋灭亡的种种症状，早在宋宁宗后期就基本具备了。南宋之所以还能苟存半世纪之久，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南宋方面，而在于夏、金的地理缓冲，在于蒙古骑兵更适宜在中亚、东欧广袤的高原平野地带驰骋，在于蒙古贵族的内部纷争，一句话，在于蒙元灭宋时间表的确定。

窥见历史深处的影子，有细节有关怀，也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介于严肃史学和历史小说之间，反而有种别样的趣味。（阅读时间：2020年4月16日-25日；自评：7.8；推荐指数：★★★★）

近期看的几本书从时间维度来看，《南渡君臣》主要讲宋高宗时期；《崖山》着重于理宗以至南宋灭；《隳三都》也是理宗及以后。终于，《南宋行暮》补齐了上启高宗，下承理宗中间的这一段历史。就书本身来说，因为有些事件细节很多，自感其实不是很“易读”。但整体看完，还是颇有种拼图终于找到最后一块的兴奋和激动。对于南宋的认识，单从时间维度来说，至此完整了。

政事衰，人事乱，财事崩，其行将就木是也。《南宋行暮》统论的宋光宗、宋宁宗的时代，是上承高、孝稳定恢复之世，下启理、度衰颓之世，约35年。在政事上，赵宋的祖宗之法破坏殆尽，赵汝愚、韩侂胄、史弥远等同姓、外戚、大臣相继专权，台谏如鹰犬、宰相失其权；在人事上，党禁开又闭，一大批学习理学的有志之士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在财事上，而今我等引以为傲的纸币因国家信誉问题滥发而崩盘，最终导致了经济海啸。总而言之，光、宁之世，南宋确将行至暮也！

较为枯燥，光宁二帝在历史帝王中并不起眼，作者抓住其中一个点进行细致的“剖析”，翻阅大量史料确实下了一番苦工，核心有点类似万历十五年，在看似平平无奇时间点，实际暗中已种下亡国的种子，有对南宋感兴趣书友，可以看看

据说出了增订版，文字上有修改。这版遣词造句方面雕凿过多，有喧宾夺主之嫌，在文学作品和史学作品之间摇摆不定，文白夹杂，过于文饰且琐碎，功于文采和辞句，事件叙述起来倒显得平淡乏味，而并非光宁朝史料无奇。另外，窃以为史学作品当以表达史论、史议、史观为主，文字工作为辅，行文清晰、通透即可，无需过多追求遣词造句、精致华丽。对史料的引用，文中时而翻成白话，时而大段原文引用，断裂感强烈，阅读经常受阻滞。要么都以自己语言表述，要么都以原文以示引之有据，何况史料翻译多藏主观意识，不如不译。作者那本《水浒寻宋》读起来倒是舒服，毕竟跟小说相关，展示文采学识，如行云流水。作者的观点无外乎高屋建瓴般指出君主专制的愚昧，皇位继承的荒唐，无懈可击的史观正确，略显单调。 毕竟二十多前的旧作，叙述光宁二帝生平为主，未及深挖。

王朝兴衰总透着宿命感。孝宗堪称南宋最有为的君主，可彼时金朝在完颜雍治下同样如日中天。等到金朝转衰，南宋经历光、宁二帝，也早已腐败积重。宋金对峙百余年，起落几近同频，所以双方都没能突破僵持的地缘格局，直至蒙元南下统一… 书中反面人物都描写的很生动，精神失常的光宗、毫无主见的宁宗、飞扬跋扈却渴求青史留名的韩侂胄、愚君擅权但惯能假手于人的史弥远…想了解南宋史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作者功夫到位，读之一气呵成，很增见识。光宗宁宗事迹过去不甚引人注目，所知无非疯皇弱主。细读此书，光宗原为中资之主，隐忍有年，自抑过度，敏感于帝位归属，又以意外致使失常，其事可悲。宁宗智力低下，暗弱无能，然自奉甚俭，尚悯百姓，且极好学，故能于朝堂敷衍撑持数十年，诚不易也。国势整体下滑，原非英主名臣不能扭转，奈何君无英断，臣多行私。南宋于其后究竟又混了五十几年，只能说这两代君臣总算演过几回袍笏登场的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