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修订版）

《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古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两书，是陈徒手根据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和现存官方档案材料所书。他以二十多位著名作家知识分子，在建国后三十年人生经历为题材，记录了一个时代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留下的烙印。 往事如烟，斯人已去，那些日子细数已离我们有近半个世纪之遥；往事并不如烟，很多触及灵魂的痛，依然让今人心悸。这两本书很值得一读，它可以让我们了解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苦难不能被遗忘被掩盖，否则苦难会重现在我们身边。愿更多的人能读到它，了解这段社会背景下个人的灵魂挣扎，及人性在或胁迫或诱惑下的真实面目。 若泽·萨拉马戈在《失眠症漫记》中写道：“那是个各人自寻生路的时代，在别人没有抢劫你之前先抢劫别人，在别人没有打你之前先打别人，根据盲人的法则，最危险的敌人就是离你最近的人。” 人的内心天使与魔鬼同存，当我们能很好地约束内心的魔鬼，生活自会呈现一种真善美的状态；一旦被诱导释放出心中的魔鬼，不免会在生活中上演一番腥风血雨的日子。 且行且珍重，珍重拥有关起门来读书的日子。

作家林斤澜在评论本书时写道:历史是不可摧毁的，也不能抹杀，不能瞒，不能骗。还有历史会再现。以理性或感性再现在史书上，在艺术里，在真里或美里，不论喜剧或悲剧。果然再现了，就有震撼的力量，倒会是摧毁的手段。（阅读时间：2019年5月25日-6月1日；自评：8.0；推荐指数：★★★★）

《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修订版）》是陈徒手先生继《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之后，反映新中国到“文革”期间那段特殊时期，以其中的代表人物，如俞平伯、汤用彤、陈垣、马寅初、冯友兰以及沈从文、丁玲、赵树理、老舍、郭小川、浩然、严文井、汪曾褀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坛的改造历程。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杨绛先生的《洗澡》都是反映这段知识分子改造历史的优秀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启动了对旧社会的改造，1956年完成初步改造，国家进行了社会主义。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还都是1949年以前那些爱国的旧知识分子，像赵树理、郭小川等作为党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还不是太多，出于国家建设和发展需要，事关政权稳定、社会民生和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但在改造过程中，由于高层的意志和对形势的判断，难免就出现了扩大化，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了冲击，时间跨度甚至达到了20年以上。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歌颂新中国，一方面切实感受到了思想的寒冬，噤若寒蝉。 在这些文化系统人物中，基本每个人都与周扬产生了关联。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担任了较长时间的文化部部长，作为鲁迅先生所说的“四条汉子”之一，他是作为新生的共和国文化代言人身份来抓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基本上可以看到每个受冲击的著名知识分子都与他产生了关联，“文革”前经过他牵头改造的不在少数，在临近“文革”时，可能已经感到风暴即将来临，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针对写作体裁和写作内容的谈话，他说，现在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值得注意，有些写文章的人不敢写了，说《人民日报》社论上有的，我就写，没有的就不写，这样一来就没有创作了。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担心。但“文革”结束后，还是看到了周扬在不同场合的忏悔。在这里，颇感意外的却是刘白羽。 初中读他的《长江三日》，感觉作品激情澎湃，歌颂新中国不遗余力；后来又看了他的一部中篇小说，好像是写一位病人的，反映的也是“文革”里的事，应该是伤痕文学之后的小说了，结局出人意料，很有欧亨利的风格，也颇为喜欢。但这次看了《人有病 知知否》这本书后，则对刘的一些行事方式颇感意外，都说文人相轻，但大权在握之时，无论是对以前的同事还是师友，都下得了狠手，甚至不留余地，如此相熬相煎，确实出人意料，虽然其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但不值得怜悯，人做事，总有底线，突破了底线，那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格了。虽然说那是他特殊的年代。 至于其他的知识分子，像老舍虽然是重要统战对象，但“文革”前已经被边缘化了，许多话闷在了肚子里；丁玲满口的“文革”谀辞，早已不是延安时的丁玲了；而郭小川、严文井、俞平伯等人已经经受不住同样的运动了，只有沉默才是最好的应对，也才是明哲保身最好的做法。茅盾从1964年起，经过特意安排，“作家茅盾”在文坛消失了，代之的是“民主人士沈雁冰”，只是偶尔在某些政治性场合露面。在顾及自身安危、如履薄冰的情况下，他保持相当长时间的缄默。 为了收集写作材料，作者采访了很多人，但每个采访的对象都似乎意犹未尽，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又是欲言又止，把话咽了下去，只有一声叹息。是为生者讳，还是真的不想说？ 共和国的历史不容否定，那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改天换地的年代。但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在实现改造的同时，我们也从那个年代看到了人性的阴暗面，也有人鬼不分的是非时期，没有尊严，也没有立场。但愿新生共和国知识分子改造那页历史和“文革”的浩劫永远不要再来，祝福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看完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突然想起来书架上还放着的《人有病天知否》，打开来看。 这本书看完是极其艰难的，尤其是占着三分之一的郭小川部分。最初是恐惧于它的长篇幅，后来读起来的情绪是一种压抑与绝望。读书时间和郭小川的经历时间结合在一起（更何况我的时间比郭还短好多），那种效果第二天想起来都不堪回首。读的时候有好多话好多想法在脑子里回环，现在写评论到不知道干什么…… 一个远离的时代，说实话，很多东西理解不了。前言里边王蒙和林斤澜近乎黑话密语似的讨论让一个出生于新世纪的我云里雾里。接着窥探着一个又一个生命在那三十年中的不知所措。 老舍，丁玲。这两部分是我比较熟悉的题材，尤其是作者把老舍的时间维度拉长，从更远的时空来看老舍的自尽。一个积极靠拢的作家，一个虚心向人求教，这是对自己前途，更是对自己作品的负责，对人民的负责。这个结局，和他那种“民主会”似的创作，到最后形成的反讽，确实足够震撼人心。铜头皮带的暴力，短暂闪烁，而在太平湖前一夜的思索，时间从他起飞美国开始，一幕幕走马灯，估计更加让我们心疼，这个悲剧终于走到了高潮。 沈从文，《1948》之中的他，在蒋介石南下之中，他最后下定决心没有走，他为着后代，明明知悉这边阵营的典型代表郭沫若给自己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可是仍然留下来。我将他和之后沈从文的自杀联系起来，或许这个时候他都预设好了那个结局。天幸，留下了他给中国历代服饰研究。这个生物意义上“重生”的人，他的性格或许没变，但是走过一次生命，眼光和思想上也许会有一种超脱，我们不明白其色彩的超脱。 这些人，虽然不多，但足以构成其时文坛的群像，一种集体却又色彩各异的命运。 陈徒手和《1948》钱理群的风格大不相同，起初看的时候我还保持着看《1948》的一些总结习惯，但很快发现不行。陈的笔法是采访与叙述，有时候看着看着能明显感觉到作者写着写着情绪的变化，他不能够极其理性的如钱氏一般分析，他更像是一个虔诚的放空了自己作者形态的时空旅行者一个记录人。 写到最后，读到最后，这部书千头万绪万语千言，也就四个字吧—— 一声叹息。

边读边惆怅甚至流泪，有时不用太多议论，如实转述史实或者材料自然就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郭小川两节尤其令人难过。1949年以后的人与事格外复杂，又格外简单，能坚持自己的想法的人便遭受更大痛苦和磨难，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他们也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有时政治的狂热性也超乎想象，理性在那几十年仿佛成了奢侈品。于是又一次想到徽音，如果健康情况下，以其性情之刚烈，大抵她57年也挨不过，遑论十年后了。而这种刚烈，也是我最欣赏她的地方之一。我性格其实也自有其刚烈一面，具体表现为坚持某些东西绝不改变，则如若我身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抵也会是不堪其辱而自杀了。世道衰变之际何以自处，各人有各人的选择，越刚烈固执的人越容易以身殉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孟子有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活着的时候，以道殉身，遭逢大乱则如若能以身殉道，又何尝不是保有自己精神的完整的幸福呢？我对遗民又多了一些感情。

人有病人知否？风雨飘荡中无一人不是惶恐着奔走，苦闷着彷徨；当社会成为一潭不安的水，身处其中的人又怎么能看清楚方向。 人有病天知否？喧闹虽然渐渐平息，但我们回望那片烈日下的黄色沙场，仿佛仍听到喃喃的低语。我们颤栗着，无声的泪水与叹息也难以向后来者诉说悲哀的深重。 当时代的尘埃轻轻落在每个具体的人身上，它就变得太过沉重，化为难以承受的痛苦，默然旁观千疮百孔的心灵。 政治话语高于一切。当它严厉起来，会成为巨大的枷锁，无法反抗，无法挣脱。人像一根脆弱的芦苇，轻易被摧折。 回看每位作家年轻时的照片，感慨万千。曾经那么锐不可当、心比天高的青年才俊，却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左右动摇，流落四维。饱受如此坎坷而辛酸的人生后轻轻抹去昔日荣辱恩仇，难辨是非。

这本书阅读时最难受的点或许就在郭小川的部分了，拉拉杂杂，占据了三分之一之多。说是详细地描绘了一个人在“文革”中的遭遇，但过于细致，实在是难以卒读。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也算是保留了一段“真实”的记录了。这类描写“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的书，往往有着相似的思想路径。先是57年“反右”时受到牵连，“文革”中的狂热以及“文革”后的失落与怀疑。倒是汪曾祺在78年的检查读着另有收获，“文革”后的追查压力不得不让他“拔高”其与江青的关系，算的上是另一种“文革”了。同样，牵涉的各个方面往往构成了一种“同谋”关系。江青等人“死无对证”，受到迫害的人成了“悲情”英雄，读着读着令我不禁想到高贤亮的《灵与肉》中郭pia子对着许灵均说“老右，你要老婆不要？”的自豪感，或者说是一种轻轻松松的“过关感”，仿佛都是江青和“四人帮”的错，或者采取“八二分”的策略，自己仅承担一小部分的过错，不如巴金的《随想录》。作为一种“口述史”，作者在寻求描写对象的材料时，由于时间距离近，牵扯到一些人和事，敏感材料根本无法得到，历史的“真实”已经打了折扣；在采访时，被采访人的“遮丑”行为又让历史“真实”打了折扣；在出版时，审查制度获或许再一次让历史“真实”打折扣（这条是我的推测，并无材料支持）。尤其是口述材料，万不可全信，或许“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是对的，“口述”把我们导向另一种历史“真实”，历史是一种叙述。

陈徒手先生的《人有病，天知否？》一时洛阳纸贵。 这套书独特就独特在用“档案”说话。而且是当事人自己的档案。这哪是文字，分明是活生生的录魂切片。 一个知识界的“盗墓者” 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几十万字档案，把真相展现给世人。这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永远埋起来，这时，陈徒手就像一个“盗墓者”。 他从档案中挖出残酷的真相 挖出来的值钱货攒了好几年，放进《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两部作品中，写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的种种难堪，讲述11位大学教授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过程。黄宗英曾经打电话给陈徒手：“冯亦代看了你这本书，看哭了。书中说到的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说的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1990年代，陈徒手在中国作协档案室用纸笔抄录了几十万字的档案。“主要是会议记录，还有作家来信、交代、检查。每搞运动就留下一堆。” 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这位“盗火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然而1949年之后，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的“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为此，诚挚推荐陈徒手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收录了作者多年积累和访谈而得的13篇文章，及11篇追忆当年采访和幕后花絮的“题记”，所写都是读者较为熟悉的现当代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严文井等。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和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真实面目，以及众多作家在大环境发生转变时痛苦的心路历程。这些强大而可畏的真实纪录，使那些尘封的如烟往事得以鲜活呈现，从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

“人有病，天知否？”这声源自毛泽东诗词的慨叹，被作者陈徒手赋予深意，用以叩问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这本书并非简单的文坛轶事集，而是一部以百万字档案和口述历史为基石的“信史”，它带领我们穿越时代迷雾，审视俞平伯、沈从文、老舍、汪曾祺等文学巨匠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选择与坚守。 在巨大的时代变迁面前，个人的选择往往折射出深刻的无奈与智慧。本书清晰地展现了四种不同的生存策略：俞平伯先生的超脱隐忍，以不争辩的姿态转向技术性的学术研究，在昆曲雅韵中守护内心安宁；沈从文先生的沉默转向，在被迫告别文学后，于文物研究领域重新找到生命支点，成就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学术丰碑；老舍先生的积极靠拢，其创作热情与时代要求之间的复杂纠葛，最终成为时代悲剧的缩影；汪曾祺先生的妥协与调和，在政治夹缝中求生，却始终未放弃对生活之美（如美食、花草）的挚爱，在悲凉中开辟出精神绿洲。 作者陈徒手以极大的善意与敬意书写这些人物，不溢美，不隐恶，其冷静克制的笔触让我们看到：历史的评判远非简单的是非二元论所能概括。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既有时代裹挟的必然性，也掺杂着个人性格与选择的回响。他们的故事共同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在强大的制度性压力下，个体如何努力维系精神的独立与尊严。 阅读此书的最大价值，在于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多面性。它帮助我们打破对“大师”的单一想象，看到他们作为“人”的可爱、可怜、可叹与偶尔的可恶。更重要的是，这部著作启示我们，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它提醒我们，一个尊重知识、包容思想、允许艺术独立生长的社会环境，是何等珍贵。他们的经历，已成为时代进步的基石，激励我们更加珍视当下的文化繁荣与思想自由。

知识分子也是人，反复揉搓，抽其脊梁，没死的就只能匍匐做奴才。这时候让他说，说出来的不是谄媚就是谎话，还不如不说。不说反倒干净些，可是在荒诞的年代，岂能容你不说！所以陈先生说“荒诞的时代没有干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