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中国史（2025版）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的历史知识浅薄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朝代顺序表始终背不下来，中学时代考历史几乎没有及格过，就连春秋战国和五胡十六国孰前孰后、八王之乱和安史之乱有何不同、淝水之战和赤壁之战是谁打谁，我都解释不清。 去年，我从相对不太陌生的近代史入手，领略到了历史的趣味，但当我想读古代史时，却总有无从下手的抓瞎之感。于是我想是时候给自己建立一个粗略的中国史框架了。 在这种想法的驱动下，我选择了读这本书，其理由非常单纯。 一是薄。不瞒你说，这是最重要的理由。市面上比较权威的中国史都是动辄大几十、甚至百万余字的巨著，而这本书只有不到三十万字。对于已有基础、希望掌握更多历史细节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或许会太过简略，但对于我这种压根不指望记住细节、只求捋顺更迭脉络的读者来说，却是详略得当刚刚好的。 二是通俗。本书的语言通俗易懂，口语化，完全没有大段引用史料，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我便将这本书的读者当作我的学生，执笔时仿佛给久违的学生授课。」 三是本书主要谈论春秋战国至清之间的历史，对远古的三皇五帝、夏商时期和现代史着墨不多，其中最长的章节是北宋，其次是南宋和明，这恰好是我最感兴趣的时期。 作为一本日本学者的中国史作品，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其视角的不同。 本书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世界史观，二是景气史观。 所谓世界史观，就是把全世界的历史进程看作一张交织的大网，在研究网上某个区域的历史（比如中国史）时，不能只考虑这个封闭的区域发生的事，而要全面地考虑大网上其他地方的文化、军事、经济活动的推动或牵制作用。同时，由于共享一张大网，将中国历史与类似时期的西洋历史进行对照，可以发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共性。 中国并非孤岛，因此我认为以世界史的视角书写中国史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编织起更庞大的因果关系之网，解释许多难以理解之事。 举一个我觉得最精彩的例子，即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史与西洋古代史一样，都可以看作是“氏族部落-都市国家-领土国家-古代帝国”的进化过程。 夏商西周时期与西方爱琴文明时期一样，还处于氏族部落的阶段。 春秋时期大量被城郭环绕的“邑”或“邦”兴起，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类似，属于都市国家阶段。 都市国家争夺霸权而互相打战、吞并，形成了七雄称霸的战国时期，这与西方统一了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与迦太基、叙利亚、埃及等对峙的时期类似，此时国家数量变少，且有着明确的过境，称为领土国家。 最终，秦吞并六国统一中国，对应着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沿岸大片土地，进入古代帝国的阶段。 从这中西相似的历史流变出发，作者谈论了两个让我觉得颇有道理、于是印象深刻的问题。 一是关于民主诞生的问题。 西方的民主思想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城邦中的Agora（古希腊集市）或Forum（古罗马集市）不仅是交易场所，还是讨论政治的地方，民主思想就在这种庶民对政治的自由讨论中逐渐成型。 中国也有集市，但中国的集市政治色彩非常稀薄，最终也没能成为庶民政治运动的中心。 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都市国家维持独立的时间非常短，城邦类型的市没有来得及发展成熟。中国的集市真正发展成熟，是在进入领土国家的专制君主统治以后，但此时讨论政治的社交场所已经是专制君主的朝廷了，集市的社交属性远远弱于交易属性，庶民不再有自由议政的场所，自然也就难以培育出民主主义。 尽管国家形式的演变方式相似，但其中某个形态持续时间的差异，就会大大影响其思想和政治的走向。在其中，我既看到了世界历史走向的大趋势，也看到了各区域历史中蝴蝶效应般的混沌。 二是关于封建制的问题。 对于“国王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这种政治制度上的封建制，目前的主流说法是，西方的封建制是中世纪的产物，持续了1300年，而中国的封建制是从西周开始至秦朝便终结，还是从战国开始延续了2300年，在网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 但在这本书里作者让我看到，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制度，远非如水到100度就气化、到0度就结冰的相变一般，有着非常明确的从一个制度向另一个制度的转变的节点，而是由不同底层逻辑驱动的、非常具体而灵活的东西。 封建制的底层逻辑是中央政府无力管辖所有土地。 对处于氏族部落后期的西周来说，所谓分封制，很可能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周武王平定全国之后再把土地分封出去的结果，而是某种意义上的部落联盟。周氏诸侯的亲属关系，或许是后来编造的系谱。将国际关系置换为亲戚关系，或许和我们现在管人叫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有些异曲同工的意思。 在秦之后，封建制也经常短暂而局部地出现，比如西汉、清等王朝刚建立的时期。譬如西汉建国时，刘邦对部下的大将与其说是当作臣下，不如说是视作盟友，因此统一天下后，分封土地是稳妥的做法。并且，此时大一统帝国的行政制度尚未成熟，中央政府无法妥善管理边陲之地，对边疆土地的封建成为必然。于是汉高祖采用了封建和郡县并举的姑息政策。明清初期的情况稍有区别，但在中央集权尚不稳固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并且最终一旦皇权稳固，分封的土地就被收回。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虽然看起来是君主赐领土给臣下，但其实君主的地位却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而是由诸侯推举，与中国的皇帝相比说起有名无实也不过分。蒙古由各部族掌控各汗国，再通过忽里勒台选出最高领导者的形式，貌似反而与欧洲封建制更为类似。 像“封建制”这样的现象该不是孤例。一个抽象名词，掩盖了多种多样的具体事实，造成对历史的误解，这是十分危险的。在以世界史观看待中国历史时，切忌生搬硬套。 所谓景气史观，就是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状态纳入视野，以经济史的角度重新认识政治史。 我认为书中的景气周期所指，与经济周期大致相同。 经济周期是我们现代人毫不陌生的词汇，指的是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 贸易顺差、货币流通性强、“生产-消费”良性循环、稳定的通货膨胀等都是好景气的标志，与如今所说的经济上行阶段特征基本一致；反之亦然。 景气史观首当其冲的运用，就是决定了本书的时代划分法。 作者采用的是与主流十分不同的四分法，划分依据是景气起伏（经济周期轮转）的动态趋势，而非政治制度或社会关系之类的静态特征。 古代（太古至汉代）是长期分散生活的人类逐渐因为向心倾向而迈向大一统的过程，有着缓慢上升的好景气。 中世（三国至唐末五代）是总体有着分裂趋势的时代，在经济上逐渐退步和恶化，有着螺旋下降的坏景气。古代与中世共同构成一个景气周期。 近世（宋至清朝灭亡）中国由武力国家向财政国家转型，社会变动加速，景气变动的周期也大大缩短，大约一个王朝的长度便构成景气的一个周期。 最近世（中华民国及以后）科技进步带来更快的社会发展速度，景气周期的长度越来越短，几年便是一个周期。 从经济的角度看历史，还能将历史事件发展逻辑的链条补充完整。 书中关于太平天国崛起的经济学视角论证就非常有趣。 太平天国的诞生自然受到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景气变化的影响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角度。 概括而言，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只有广州，而在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朝被迫开放了上海等口岸。过去，商品必须由广州出发运送到全国各地，带来了沿线无数运输业的就业岗位。而一旦上海开放，从广东经广西、再由湖南到长江的物流路线由繁荣骤然沉寂，该线路上的运输业从业者大量失业。这些失业的人，原本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刀头舔血的走私商人，一旦失业，暴动叛乱自然不在话下。他们就是让太平天国的崛起的主力军。 至此，鸦片战争-口岸开通-运输变更-高失业率-暴动叛乱，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可靠的逻辑链路。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本入门中国史的佳作。但也有很多人不这么认为，他们的核心观点就是批评宫崎“夹带私货”。 有这样的批评，或许是因为对“何为历史”的理解不同吧。 的确，这本书中与主流叙事不同的观点不胜枚举，其中有许多并非一定是正确，尤其对于先秦时期的历史，身为“疑古派”的作者用了很多“可能”、“或许”、“不能完全相信”之类的表述来谈论他的看法。 假使把历史看作客观的、确凿的事实，则自然会很看不惯本书中的许多表述，进而对作者产生愤恨，认为这是一种故意扭曲历史的“夹带私货”。 但我所理解的历史并非客观事实。我非常认同作者所说：「历史学不是单纯的史料堆砌，应当是事实的理论体系。换言之，是在选择的基础上构建的学问。」 倘若激进地说，我认为历史研究就该是一种私货。只不过，这种私货应该有充分的史料佐证和严谨的推理逻辑，这种私货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个性化的解释，是一个立足现在之人对过往的反思的独特结晶。 不同的历史学家，应当有对历史的独特见解。了解这些大家对历史的理论构筑，才是读史最有趣的地方。 作者说：「对历史学家而言，就算是历史概说，也应当同时是历史哲学。」 对此，我深以为然，并且认为本书便是历史概说与历史哲学兼备的好书。

几度放下又重拾，终于在磕磕碰碰中读完本书。对自己而言，与其说这是一次颇为坎坷的阅读经历，则『难忘的旅途』更为贴切。释卷之时，似解脱而又不舍；本想匆匆结束阅读，但心中微妙的情感却实在折磨人，催促我写下一点字，便算为这次旅途印上一张明信片吧，留个回忆吧。   毫不掩饰地说，自己只是一名乳臭未干、确谈不上有什么历史学专业素养的学生而已，自然没有什么鞭辟入里的话可说。因此只是根据自己的所感所想，简单回顾一下而已。   本书立足『经济史观』的基点，将中国分为『古代』『中世』『近世』『最近世』数个阶段，概论中国历朝。诚然，书中的部分观点放在今日的眼光下审视，确实略显陈旧；但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恰恰在于其历久弥新的内核价值。不管是作为历史学入门书籍，亦或是梳理中国历史脉络的工具，本书都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另一方面，京都学派严谨的学术风格、以及宫崎市定先生扎实的文字功底，亦在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初读之时，由于自己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偏见，在读到书中部分冲击力较大的『疑古』观点时，难免心生抵触，便半读半放地翻着。所幸后来产生了『硬着头皮也要读完』的想法，于是从头认真看了起来。但不曾意料到的是，在读到魏晋南北朝的部分后，阅读体验渐由抵触变为享受，所得启发也自然多了起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教训吧。如若问读过这本书有何感触，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是『辩证思考能力的习得』。   不管从何等角度出发，这本书都带给了我很多的知识和思考，这是我所珍视和庆幸的。阅读本身就是一个与作者对话的过程，因而要边读边想，收获才能更多。最后，以书中一个小笔记结束吧。   回望往昔，大抵在很多時候，自己也是如此——習慣於接收碎片化的信息，而常常『順手拿來』、把別人的觀點當成自己的思想；懂得一點皮毛便喜好賣弄，還以為自己博學，其實不過是膚淺之舉而已。   常思常新，閱讀的過程，需要少一分基於習慣做判斷的偏激，多一分辯證思考的冷靜。即便是完全正確的『聖賢之言』，也應該通過認真的思考消化後，才能夠化為己用，最後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之中。 历史学不是单纯的史料堆砌，应当是事实的理论体系。换言之，是在选择的基础上构建的学问。为了体系，对于构成重要支点的部分，某种程度上，我是凭自己的眼光查明合适的确切文献。因为完全与自己无关而依靠他人之眼确认的，是不会成为有自信的体系的。

《宫崎市定中国史》思想体系的核心局限性 一、民族理论硬伤：“文明主义—朴素主义”二元对立史观带有战时军国主义底色 1. 二元框架诞生于侵华战争时期，暗含侵略合理化叙事 该理论成型于1940年《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战时预设逻辑：中原农耕文明长期发展会腐化、患上“文明病”；草原游牧“朴素民族”勇武纯粹，征服中原可以为文明“解毒”、注入活力；并暗示日本是留存朴素主义、掌握科学的完美民族，有改造东亚的历史使命，直接为日本大陆扩张提供历史说辞。 2. 二元划分机械、片面，割裂民族融合复杂性 - 简单把农耕汉文明等同于堕落、奢靡、涣散；游牧族群等同于勇武、纯粹，完全无视游牧政权内部的阶级分化、内乱、残暴统治，也忽略中原文明内部尚武、勤俭的传统； - 将民族融合简化为“朴素征服文明、随后被同化腐化”的单一循环，无视双向文化交融、中原主动吸收草原制度、各民族平等互动的多元历史； - 刻意美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统治，淡化战乱带来的人口毁灭、经济倒退，立场存在明显偏向。 3. 以近代民族主义曲解古代“夷夏之辨” 将传统天下观、华夷秩序等同于近现代民族国家对立，夸大宋辽金夏的民族对抗，套用近代国家竞争逻辑解读古代族群关系，混淆“天下体系”与近代领土国家的本质区别。 二，核心史观缺陷：“景气循环经济决定论”单向化、过度简化历史 1. 经济单向决定论，弱化政治、思想、制度独立能动性 全书将商品流通景气度作为解释王朝更迭、制度变革、思想兴起的唯一底层逻辑，陷入经济还原论：战争、礼制、诸子思想、民族冲突全部简化为贸易、货币、盐铁利益驱动。 严重忽略：政治权力结构、礼制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地缘安全、天灾疫病、人口结构、基层土地矛盾的独立作用。例如将商周战争全部归于争夺盐池贸易资源，完全淡化礼乐秩序、王权天命、部族生存空间等多重动因。 2. “景气”概念模糊、缺乏量化支撑，主观化严重 “景气/不景气”是类比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强行套用于前近代农业文明，没有统一衡量标准：仅凭城市繁荣、货币流通主观判断周期，无视古代实物经济长期为主、商品经济仅局部存在的现实。魏晋庄园自给经济被简单归为“不景气”，但未区分“民间自然经济”与“商业衰退”的本质差异。 3. 无法解释反经济逻辑历史事件 很多历史行为不以商业利益为核心：士大夫的理想主义、农民起义的生存反抗、王朝闭关锁国、王朝主动抑商政策、儒家重义轻利价值观，在宫崎体系内无法自洽解释；他刻意贬低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将民众反抗归为景气萧条的附带产物，无视底层生存压迫根源。 三、历史分期体系：照搬欧洲史框架削足适履，“宋代近世说”存在结构性偏差 1. 分期标准完全依附欧洲史学范式，以西裁中 继承内藤湖南三分法，新增“最近世”四分框架，完全套用欧洲古代—中世纪—近代三段模板对标中国历史： - 以古希腊城邦类比商周都市国家； - 以欧洲封建贵族时代对应魏晋中世； - 以欧洲文艺复兴定义宋代为“近世开端”。 强行用欧洲历史发展标尺切割中国自身文明脉络，忽视中华文明独有的大一统、礼制、农耕文明长期延续性，中西社会结构、权力模式根本不可简单类比。 2. 高估宋代“近代化”程度，夸大财政国家的现代属性 宫崎称宋代是完全的“财政国家、平民社会、早期商业近代化”，过度放大商品经济、科举平民化特征： - 无视宋代皇权专制强化、土地兼并严重、人身依附关系并未彻底瓦解； - 将君主面向士大夫的平等，曲解为近似现代“民主平等”，概念混淆严重； - 忽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制度延续唐宋，却又判定明清停滞，逻辑自相矛盾。 3. 割裂历史连续性，过度放大唐宋变革断裂 过分强调唐宋之间制度、社会、经济的突变，淡化隋唐对宋代制度、土地、赋税、科举的长期铺垫，简化中古到近世漫长渐变过程。 四、古史核心假说缺陷：“都市国家论”片面解读夏商周文明 1. 过度抬高商贸，扭曲三代文明根基 提出“商人即商贸族群、商王是贸易盟主”，将夏商周数百城邦定义为纯粹商业都市国家，把商贸作为三代文明核心驱动力。但考古实证证明：三代文明根基是农耕礼制、宗族血缘、祭祀王权，贸易只是附属产业，城邦首要功能是政治祭祀、农耕聚居，而非商业市场。 2. 低估中原农耕文明内生发展动力，过度强调外部传播 秉持文明外来说倾向，认为青铜、马车、农耕技术多由西亚单向传入东亚，弱化黄河、长江流域独立起源、多元并行发展的考古事实；过度看重跨区域贸易交流，忽视本土文明独立演化逻辑。 3. 片面否定传统王朝叙事，走向另一种极端 传统史书偏重道德天命，宫崎完全剔除道德、礼乐、宗族维度，只用商业、交换解读上古制度，走向单一经济化叙事，无法完整还原三代礼乐文明、宗法制度的核心价值。 五、全球视野的内在局限：“欧亚交流论”服务日本东亚中心叙事 1. 所谓世界史视野，本质是“日本中心的东洋史” 虽主张跳出中原单一视角，但整体叙事暗含日本文明优越论：欧亚交流的最终落脚点是近代日本兼具朴素主义与西方科学，成为东亚文明整合者；看待东亚各国历史，不自觉以日本发展为评判标尺。 2. 忽视海洋文明、南方区域历史 全书重心放在黄河流域、北方草原、西域陆路贸易，极大弱化长江流域、东南沿海海洋经济、海上丝绸之路的长期影响；对岭南、西南边疆、海外贸易（宋元海商、明清海洋）论述单薄，陆地本位视角明显。 3. 欧亚对比简单化，忽略文明发展不同底层条件 频繁平行对比罗马、希腊与中国古代城邦，但无视二者地理、生产方式、宗族结构、权力体系的根本差异，类比多停留在表面城市、商业现象，缺乏深层结构比较。 六、史料与价值立场、时代局限 1. 实证考据存在选择性取舍 为贴合自身“景气、都市国家、朴素文明二元”核心理论，选择性采信有利于自身框架的经济史料，淡化、回避与之冲突的考古、礼制、人口史料；通史叙事简化大量复杂史实，部分推论缺乏坚实史料支撑。 2. 阶级视角缺失，底层民众视角单薄 重点关注城市商人、士大夫、君主、贵族，极少深入普通农民、佃户、底层手工业者的生存处境；评判历史变迁只看宏观商业景气，忽视土地剥削、赋税压迫、贫富分化等阶级矛盾。 3. 带有近代日本学者固有的文化隔膜 作为域外学者，难以共情中国传统“天下”、“大一统”、礼乐、宗族文化的内在价值，常以外部旁观者视角否定传统制度的合理性；对儒家思想仅解读为维护城邦贸易秩序的工具，忽略修身、伦理、民生教化的多元内涵。 4. 时代局限：无法兼顾唯物史观、社会生态多元维度 成书年代早于环境史、人口史、疾病史、女性史等新兴史学范式，完全未纳入气候变迁、疫病、生态破坏、女性社会地位等影响历史走向的关键变量，历史解释维度狭窄。

习惯性的用假设作为结论，用质疑代替证伪，“俺寻思”的东西太多了，跟很多欧美的中国史作品一个味儿。

作者毕生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和教学，被认为代表着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外国人写的中国史，读一读可以开阔视野。 赞成这句话：历史是客观的学问，所以不管谁来写，结果都是一样的。

希望我们也有像宫崎市定这样的专家去研究日本人

随便翻了一页，即发现高论……宫崎先生是真正的史家。

本书把中国放在世界史中，并且以经济史为中心进行分析，抛弃了很多以人为中心的繁冗细节，仅仅描述逻辑框架和分析结果，加上是非中国人的视角，所以读起来一方面感觉有些观点比较新颖，但同时也会觉得有些观点比较难以接受。作为开拓思路，读起来也是相当不错的。

从新的社会经济的角度来阐述中国历史，宫崎说自己在写作前尽量不看各类二十四史之类的史书就是怕自己陷入考证学而失去宏观性，对日本侵华内容一带而过但也写了一些不失客观的因素，总体值得读是一本好书！ 扩展了内藤湖南的大宋近世说，主要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去阐述历史，虽然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为以后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今后要干什么的天才人物，宫崎市定是也，及高中时期就极其自觉，大器既成更孜孜不倦。 卷中认定周前后都市国家的存在，因其互相关系而生的神话谱系渊源，与希腊城邦国家产生的神话进行的对比都是开卷精彩异常的论述。读了文学史再读如此优秀的通史，会更明亮，有融汇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