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望：辽前期政治史

本书的序言和导论两部分尤为精彩。当然，正文中的许多具体论断，诚如封底张帆在评语中所说的：“未必能够成为定论。”不过，如同刘浦江在评介李锡厚的《临潢集》时所说的： “学术研究讲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尤其在向常识挑战时更应如此，而他的某些见解则显得不够稳妥，不够邃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有错误的创见要比没有错误的平庸有价值得多。” 王玉冬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也有一段类似的话： “我从来不会想到，像我这样一个一直以来认为自己可以允许所有观点、所有时代都拥有它们自身价值的彻头彻尾的老牌文化史家，会变得像现在的我这么偏激。⋯⋯我不再会对每件事情、所有事情的价值做出那种貌似客观的泛泛认同，我要让自己重新变得偏狭。” 一、汉化命题 本书试图通过研究“辽前期政治史”“为重新思考汉化命题在北族政权研究中的意义提供一个较详细的案例”。 针对西方学者“对汉化命题的批判”以及“从非汉族的角度研究异族王朝”，本书作者承认其“对还原历史的复杂性，确有贡献”、“的确能鞭策我们反思自身的盲点”，但着重强调的则是，他们“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嫌”。 作者将“非汉族为中心的视角⋯⋯概括为两个基本观点”： “其一，文化无高下之别，非汉族并非野蛮人，他们并不追求文化上的汉化，相反，异族王朝的精英往往致力于维护民族文化和坚持自身的族群认同，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排斥汉化。其二，从地缘政治和统治族群角度强调异族王朝的特殊性，认为非汉族政权并不寻求复制中原王朝，其政治目标与中原王朝有根本差异，政治制度上的汉化不是其出路。” 并进一步指出： “西方学者对汉化的批判和新模式的提出，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相对主义认为，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价值观都是相对的、主观的，不存在绝对的、普世的终极真理。而不同文化的差异，表现在方方面面的价值观的不同。既然没有客观标准可用于判断不同价值观孰是孰非，文化自然就无高下之别。受文化无高下论的影响，史学家们在对历史上的族群和文化进行研究时，就完全放弃了价值判断，主张没有文明与野蛮之别。” 作者认为，他们的“矫枉过正”之处在于： “首先，相对主义并不能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石。” “其次，对汉化的批判在具体事实层面还有很多可商榷之处。”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提倡新角度固然应当欢迎，但如果不能也无意以坚实的实证研究为其基础，这样的’新研究’到底有多大价值，实在值得怀疑。Native perspective不是简单的一个所谓视角转换的问题，它意味着艰辛的努力，真正去读懂、理解其他民族，必须经过多年乃至几代人的努力。” 就对于“辽前期政治史”的研究而言，作者采取了政治史与制度史相结合的方法。这么做的原因是，他认为： “就统治者而言，最能说明其政策倾向的，恰恰是其政权的制度建设。” 作者依据自身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 “辽朝前期的这六位皇帝，都可以称得上是汉化派。” “辽朝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元的复杂局面。如何避免汉化危及王朝安全，如何使汉化与草原本位间保持足够的张力，不仅是阿保机，也是所有异族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而所谓的“二元”或“多元”的“复杂局面”，具体而言，是“汉文化主导下、融合契丹传统优势（如骑兵）的二元或多元”。因此，作者指出： “辽朝的复杂性非但与汉化命题并不矛盾，而且必须在汉化视角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 “所谓契丹本位与汉化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现代人的建构。” 二、“诗化历史” 本书的具体论断，多有推测之处。作者经常使用“似乎”、“应该想象得到”、“从情理上说”、“笔者怀疑”、“很可能”、“笔者大胆提出一个推测”、“笔者大胆提出一个猜测”、“笔者大胆推断”一类的词语。 而“睡王”辽穆宗患有“性功能障碍”这一“怪病”，并在“治愈痼疾无望后心理扭曲、寻求宣泄”，以至于“酗酒滥刑”，就是这“大胆推断”的内容之一。 不过，本书对辽穆宗的分析，重点在于反驳前辈学者的观点，强调他不是一个“草原本位主义者”，还指出： “穆宗醉中施暴⋯⋯其宣泄亦能理性选择对象，并未丧失自制。固然，穆宗之状态使其难有进取之心。但应历十三年以来，辽朝对北汉之援助始终如一，这说明穆宗并未放松对宋朝之警惕，仍能保持防御积极性。更何况，穆宗之失态并没有影响到契丹整体国力。” 作者据此反驳了历代对宋太祖“先南后北”策略的质疑和批判，指出它“主要建立在耶律璟不恤国事，欲弃汉地的错误基础之上，而批评者又往往过多掺杂了当世情怀，或许有理由期待，对赵匡胤之质疑可从此休矣”。 可见，本书的具体观点，尽管有作者推断的成分，但还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研究理路值得借鉴。他对史学研究中过度强调实证主义的倾向提出了反思和质疑，指出： “与传统史家不同，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现代历史学者们似乎天然地排斥假设，拒绝考虑历史虽未发生、但曾存在的可能性。笔者以为，这似有舍本逐末之嫌。实证主义，只是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真相的工具，而非史学研究的目的本身。我们不能为了让研究符合实证主义设定的条条框框，而牺牲对真相的追求。我们不能被方法、被工具绑架。在现实生活中，即便再苛刻的实证主义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未来充满了种种不确定因素，小至个人，大至国家乃至世界，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的抉择，有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未来走向。历史难道会不同吗？历史难道不就是过去的现实生活吗？ 既然历史本身真实地存在过种种不同的可能性，历史学家就应当有勇气有义务去假设、去检讨可能的发展道路。只有明白了可能性为何没有变成现实，才能真正明白历史何以呈现出事实所呈现的面貌。将历史完全解释为必然性，不为偶然性、个人选择留下空间，铁板一块、严丝合缝的研究才是真正值得怀疑的。” 王玉冬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也指出，作者采用了“直觉方法”，并考虑到了“历史虽未发生但曾存在的可能性”： “作者的论述始终如一地聚焦于辽代政治大业的一系列关键事件，凭借身处现实政治当中的政治家（即辽代前期诸君主）的政治思维，去阅读、阐释史料。⋯⋯ 作者不仅论及曾经发生的事情，他还谈论可以发生的事情。他关注的是政治家（包括辽代政治家）根据或然性和必然性，倾向于做或说哪一类事情。这也就让他的历史关怀变成了一种普世关怀。隐藏在本书众多文献考证之下的，是一部布克哈特式的诗化历史。” 整体而言，本书的某些具体论断或许有值得商榷之处。不过，对于并非研究宋辽金史的人士来说，重点看的是作者的视角与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极具启发性的著作。

本书可以说和新清史、罗新的“内亚传统独立性延续性”等针锋相对，以辽代为切入点，重述了耶律阿保机以降辽代前期几代君主笃定的南向主义，强调汉化因素在辽代政治、制度、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认为，在辽朝体制的各复杂因素中，汉制与农业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而且在有辽一代的发展中，汉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草原因素始终在辽朝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不仅从未真正主宰过辽朝体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是逐渐淡化的。辽朝的复杂性非但与汉化命题并不矛盾，而且必须在汉化视角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 在论述中，作者以时间顺序，从政治、制度、外交几个角度，论证了自阿保机始，辽初三朝君主的共同心愿是入主中原，穆宗以降，契丹对外关系上趋于保守，是形势所迫，并不能证明穆、景、圣三帝放弃了入主中原的梦想。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三朝出现过草原本位主义势力的崛起。太祖至圣宗六朝，契丹政权从传统部族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的转变是始终不变的方向。 整体的观点还是值得认可的，有些观点，如阿保机放弃继承回鹘汗位追求中原皇帝，耶律德光如果不早死辽可以占据中原，还有澶渊之盟的过程，很有新意也很有启发。有的观点比如穆宗性无能，也挺有意思…

唐天祐四年，耶律阿保机逼迫遥辇氏退位，成为契丹可汗。其后阿保机诸弟三度叛乱，欲取而代之。平定诸弟之乱后，阿保机于神册元年称帝建元，大契丹开国，长子耶律倍被立为太子。然太祖殂后，皇位之继承又引发流血冲突，应天太后舍倍改立次子德光，是为太宗。而太宗死后，耶律倍之子兀欲与叔父李胡争夺帝位，双方一度兵戎相见，大战几欲爆发，终在耶律屋质斡旋下和平收场，兀欲承统，是为世宗。世宗朝谋逆频仍，兀欲即位未久，即为从叔察割所弑，然察割亦未能如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终太宗子耶律璟荣登大宝，是为穆宗。穆宗无子，因暴虐为近侍所弑，世宗子耶律贤继位，即景宗。景宗之后，传子遂行。 契丹小字“宫”（斡鲁朵、院）与“帐”（帐族、族、房）之区分。 斡鲁朵创制之本义，是建立直属皇帝的军事及生产力量，加强君主权力，以对抗并压制宗室。其主体，是皇帝私属人口。这在《营卫志》中有非常清楚的表述：“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而王子帐虽归诸宫都部署统领，但事实上游离于斡鲁朵之外。在这一意义上，宫更接近于作为行政组织的部，而不能视为作为血缘组织的族。 古代中原王朝所谓禅让及辞让，是为掩盖违背君臣伦理的丑陋行径的遮羞布，是营造权威的一种方式，

标新立异太过，作者几乎每个部分都在与学界的旧观点反着来，想着将原先那套草原本位与汉化道路之争的陈旧观点全盘推翻，代之以历代辽朝君主不断强化国家机器与自身权位而“汉化”。野心很大，但是论证极为虚浮，我观此书不知道使用了多少次“怀疑”“推测”“笔者以为”，而具体的论证却相当少，并且论证不严密。联系到结语处，作者自大地认为严丝合缝的考据使史学失去了“想象力”和“精彩”，要敢于大胆联想。 真以为自己是陈寅恪吗？即使是陈寅恪也丢出不少暴论，而被岑仲勉、黄永年等人批评，陈寅恪敢大胆联想是他能创建研究范式，作者自问自己跳出了“汉化”与“草原本位”之争的范式吗？一边强调要把文化上的“汉化”和政治上的“封建化”，经济上的“农业化”分开，一边又随意将这三者弄混，最后在结语出跑出来做一段糊弄式的总结，你的结语和正文能契合上吗？😅难怪同行很多人对你这本书不置可否，说你想法多，论证少，我看完我也难绷，刘浦江天马行空般的想法尚且需要扎实论证，你倒好，笔者以为和师友提点就解决所有了。

序和导论确实质量极高，尤其是导论，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确实非常有价值。 正文部分的考证讨论，固然多为揣测，常常叫人不太信服。然而正如作者在附录一《结论​》中对于可能性所发表的观点和张帆老师对于此书的评价：“其中提出的具体观点，虽然未必能够成为定论，但无论可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辽代乃至其他北方民族性质、地位的认识”所说的那样，它毕竟提供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思路、观点，对于史料的解读方式。我自己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本书提到的问题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和考证。且部分论证，其实是很具有说服力，很可能就是历史真相，比如《附录一：契丹选汗说商兑 兼论所谓北族推选传统​》，还是很精彩的，虽然对于摩尔根学说对于过往学界的影响的看法我并不很赞同。

去年选修宋辽金史，期末选择的读书报告就是《南望》，所以直接摘录一段文章的内容作为这本书的评价吧。 “作者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通过对辽前期政治史一系列议题的重新解读，提出辽前期汉化程度不断深入的观点，其中对依违梁唐、建国契丹、夺嫡之争等史实的梳理、对建号大辽、集权改制等问题提出的创见以及对历次政治斗争原貌的钩沉都应该得到认可，但是本书核心的辽代汉化问题解决得并不圆满，作者极力想要以此书反驳西方的“征服王朝论”和“二元性”概念，以至于完全将自己的观点和论证建立在“汉化”的基础上，忽视了辽政权对于捺钵体制的保留，先入为主地为自己本书的主题预设了答案，使得之后的史实论证建立在材料的主观选择上，并不能很好地自圆其说，尽管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被假设的历史可能，但这种可能也是建立在有意识的材料选择与历史建构上，也就显得大胆有余而论证不足了。笔者认为，历史学家应该有勇气有义务去假设，去检讨可能的发展路线，只有明白了可能性为何没有成为现实，才能明白历史何以呈现出事实所呈现的面貌（第299页），但必须要注意这种假设是需要建立在客观的视角和详尽的史料考察之上的，而非是为了论证而论证，为了反驳而反驳，把历史研究变为问题的争论，缺乏对于人类根本问题的关怀（王玉冬语）。”

可以说是非常出色的学术著作。研究契丹历史，当以《辽史》为本，不应根据《五代史》《资治通鉴》之类宋人史料，盖宋人史料多有偏见和编造。后人研究这段五代到宋初的历史，又往往因袭宋人成说，遂使历史真相越发糊涂，甚至积非成是。比如最为明显的，就是到现在依然被某些半吊子学者沿用的“穆宗中衰”，说什么辽穆宗不理国事，残暴无能，所以周世宗北伐本来可以拿下幽州云云。 简直是莫名其妙，仅以周世宗在位的六年来看，当初派兵支持北汉入侵后周的是谁？是辽穆宗。后来后周反击，围攻太原，派援兵击败后周，挽救北汉的是谁？是辽穆宗。周世宗攻打南唐，在北部边境出兵袭扰，声援南唐的是谁？是辽穆宗。周世宗北伐，亲自率军驰援幽州的是谁？是辽穆宗。再向后后来宋太祖第一次北伐北汉的时候，派契丹救援北汉的是谁？是辽穆宗。自始至终，辽穆宗对于中原都保持着一种军事上的对抗态势。 汉地史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在谈到辽穆宗，都喜欢说他是昏暴无能的君主，但是对于契丹一再的军事行动，尽管想尽办法弱化处理，却也不得不承认其存在。于是就有了薛定谔的辽穆宗：一会儿辽穆宗对中原保持强势对抗，一会儿辽穆宗又昏聩不理国政。 其实只要去读《辽史 穆宗本纪》就会发现，辽穆宗酗酒不理国政，那是应历十三年开始的事情，周世宗北伐，那是在应历九年！以辽国的情况，如果辽穆宗真的不理国政，只知道酗酒杀人，他怎么可能在辽国皇帝宝座上一坐就是十九年才被杀？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中原腐儒，给辽穆宗编这个人设的时候连基本的逻辑矛盾都没有注意到，纯属一厢情愿的YY。事实上，辽穆宗在位时期，辽国国力没有衰败，百姓生活比起前代更加富裕，穆宗对于大臣也是颇为宽容礼敬，即使是应历十三年开始酗酒杀人，他也只杀身边的侍从，没有杀朝廷大臣。只是因为他有隐疾，不能人道，没有子嗣，后来的辽景宗是辽世宗的儿子，对于穆宗这个趁着世宗死于政变而抢班夺权的“养父”并无任何好感，所以不仅宋人对辽穆宗极度抹黑，就连辽国史书对穆宗也没有开美颜滤镜。 被周世宗夺回的三关和瀛洲莫州，对于辽国确实没有军事价值。因为三关二州，都位于平原，无险可守，并且城池规模小，难以屯驻大军，只要幽州还在，辽国的南部防线就还完好无缺。如果你愿意把史书往前翻几页就会看到，当初河东的李存勖，攻灭幽州的刘守光的时候，李嗣源率军北上，瓦桥关不战而降，瀛洲一天就被攻下，莫州也是不战而降。这局面与后周世宗北伐何其相似？无他，三关也好，瀛洲莫州也好，无险可守，难以屯军。但是河东集团攻取了幽州周围所有的州，四面围困幽州，足足攻打了将近一年，才总算打下幽州！ 李存勖拿下幽州后，耶律阿保机率军三十万来进攻幽州，足足打了二百多天也没能打下来，反而被前来救援河东军击败。 视线拉回周世宗北伐，他拿下三关和瀛洲莫州，其实对于整体幽云局势，可以说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一直到宋太宗与辽景宗撕破脸为止，辽国没有过试图夺回瀛洲莫州的军事行动，原因很简单，拿到了也没用什么价值，过于鸡肋。为了这两两块鸡肋而跟中原撕破脸，实在不划算。 设想周世宗不死他就能攻下幽州，实在过于滑稽——周世宗北伐的军事力量，难道能超过五代第一军事强人李存勖和河东军，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三十万契丹骑兵？就在后周朝幽州进发的二十天后，辽穆宗就率军赶到了幽州，不过当时后周军因为周世宗病倒而撤军了。以幽州城的坚固，难道还能守不了二十天？假如周世宗没有撤军，继续攻打幽州，他面临的只可能是辽穆宗亲率契丹骑兵的攻击！ 周世宗因病撤军，其实是避免了自己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周世宗撤军后，把瓦桥关益津关改为雄州霸州，建筑州城，其实就是因为他也意识到了瀛洲莫州过于孱弱，如果不增加州城，根本没办法组成抗击契丹的防御战线。

说实话，国内辽史研究确实是学术冷门，《辽史》虽然位列二十四史，但是很多人研究五代史和宋代历史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查看《辽史》，完全采信宋人的记载。结果宋人胡扯八道的地方，就一直被沿用。

近两年，我开始有意识地读一些关于辽史的书籍，谈不上研究，毕竟不是科班出身，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生长和生活的热土，曾是大辽契丹的上京所在地，自己的祖上，也是闯关东落户在辽宁省辽阳市，同样是大辽契丹的都城之一，也算是机缘巧合，更应该多多了解一千多年前，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斗转星移，山水却有情。沧桑变幻，岁月亦如歌。这段历史，如此可歌可泣的故事，但凭后人来评说吧！

查了下辽代的世系表，基本上以辽圣宗为分界线，前期是建朝，皇位纷争不断，流血不断；辽景宗开始渐渐安定下来，很多制度逐渐稳固下来，并正式实施嫡长子继承制。辽圣宗在位半个世纪，辽也走到鼎盛，平定了北方，与宋长期势均力敌，订立澶渊之盟，也走向和平。我们长期关注中原王朝的发展，其实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也应该了解一下，尤其是石敬瑭献上幽云十六州之后，直到明朝建立，徐达以统治阶层的身份来到燕云，这个地方才又回到汉人手中。汉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百年变迁，民族融合，历史真的很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