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资：经济学分析

制造业效率持续提升、利润不断增长，但与劳动收入份额一度持续下降的背离是企业组织、劳动制度、最低工资政策、全球化与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 工资由劳动生产率决定，是新古典分配理论的基本命题。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长期高于工资增速，二者差距持续扩大，工资与生产率之间原有的相关性逐渐减弱：企业新增价值更多流向资本收益与利润，而非劳动报酬。驱动这一脱钩的核心变量是资本密集度。规模更大的企业通常支付更高工资，但控制资本密集度后，规模的解释力明显减弱，企业规模更多是资本密集度的伴生现象。这一规律在外资企业和东部沿海地区不显著，表明资本积累、市场竞争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在加工贸易占比较高的行业中，出口比例越高的企业，平均工资反而可能越低。议价能力取决于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处于价值链低端、承担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的出口企业，规模的扩张不必然带来议价能力和工资水平的提升。生产率决定可分配财富的总量，工资水平还是要看资本结构和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劳动者在既定财富中的所得份额，取决于其议价能力。中国的工资形成机制大致对应赫希曼退出—呼吁框架。呼吁机制指工会、集体合同与集体工资协商等制度化安排，其效果对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扩大养老保险覆盖率有显著作用。但该机制的效力高度依赖企业所有制：集体协商在国有企业中作用显著，在民营和外资企业中明显减弱，部分外资企业的集体谈判参与率甚至低于内资企业。退出机制指劳动者的市场流动能力本身构成的议价资源。企业对员工流失风险的敏感度往往高于对正式谈判的重视程度：劳动者保留工资越高、退出选择越充分，企业越倾向于主动提薪以降低流失风险。两种机制随所有制结构呈现替代性分布：在集体协商制度薄弱的部门，市场退出权实际上承担了制度性谈判本应发挥的议价功能。这也是中国工资形成机制中，市场流动性的作用整体强于制度性谈判的原因所在。 除市场化的议价机制外，最低工资制度也是一次结构性的再分配，其效应呈现出企业间收敛、企业内分化的双重特征。企业之间的最低工资提升主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发挥作用，且该效应随企业自身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呈非对称特征；生产率的改善进而推高平均工资，且工资越低的企业，生产率对工资的拉动作用越强；净效应是企业间工资差距的缩小。企业内部的最低工资与技能溢价显著正相关，企业生产率越高，这一正向关系越强；最低工资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间接扩大技工与非技工之间的工资差距，在技能维度上强化分化。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也延伸至就业结构和宏观需求。对正规部门工资的提升弹性大于非正规部门，且分位数上呈U型分布，拉大部门间与部门内的工资差距；同时，最低工资提高对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但行业层面的反应不一致：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的正规部门出现扩张、非正规部门相应收缩，而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呈逆正规化趋势，这种异质性主要由行业需求强弱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差异所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并于2008年前后转入回升通道，形成典型的U型轨迹。地方间的招商引资竞争是早期下降阶段的主要推手，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双向负相关关系的制度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U型关系，而下降阶段的中国正处于曲线的下行区间。民营化进程对劳动收入份额同样构成负向冲击，与工资侵蚀利润现象被扭转以及劳动力供给的正向冲击有关。与之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财政支出扩张以及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对劳动收入份额起到一定的提升作用。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相对次要，更多起到放大波动的效果。2008年后的回升来自可贸易与非贸易部门的技术路径分化，叠加投资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其中偏向型技术进步冲击可解释这一回升七成以上的幅度。部门内部技术进步方向的解释力强于产业间结构的变化，且来自中国自身的冲击是主要驱动，外部冲击的解释力相对有限。 劳动收入份额随技术进步方向动态调整，每一轮技术革命的结果均指向劳动者议价空间的压缩。在就业端，工业机器人的替代效应集中于中低技能岗位，高技能岗位受影响较小，就业结构明显极化；这一替代效应在市场集中度较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并会通过产业链波及上下游企业的用工需求。在工资端，机器人的渗透扩大不同劳动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制造业就业受到的冲击是直接的，部分非制造业劳动者则可能受益于产业转移与服务需求扩张，高低技能劳动者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进一步拉大。相较于直接裁员，自动化对劳资关系的冲击主要体现为企业下调工资水平、削减隐性福利，自动化的分配效更多落在薪酬与福利条款的重新谈判上。人工智能进一步将替代压力延伸至部分认知性、非重复性的任务，在更广泛的维度上压缩劳动者的整体议价空间。

本书的研究方法有一个最为明显的缺陷是研究的视角局限于显现的直观因素及其可读数据的实证分析，而忽略了更基础更重要的影响面更具决定性的经济学的元初的形而上学的因素，这种对于元初因素的形而上学的抽象归纳演绎才是能够发现高价值学术成果与实践指导的意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