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增订本）

贫瘠的时代，火热的岁月！“一些被埋没多年的人物在事隔20余年后，第一次铺展在人们眼前，引起读者的兴趣。而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之间，也引起一些“兴奋”，彼此相告，“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名字”，于是，他们找报纸来读。” 致敬🫡那些为共和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

多么火热的八十年代！他们（本书里提到的各路英雄）是在前面开山辟路的大哥大姐们，我们是尾随他们的小伙伴。我们一起经历了那火热的岁月，那是一个日新月异，目不暇接的年代！ 八十年代，我们有理想，有情怀，意气风发；我们伴随着祖国的腾飞而成长。我们亲身经历了包产到户、承包制、股份制，见证了深圳发展银行第一个上市股票公司…… 八十年代注定成为中国历史光彩夺目的篇章。它是自由的、发展的，朝气蓬勃的、是奋发向上的！“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

历史很多时间都是可以看到当下的结果，而对于未来反而是不确定。很多经济体的发展总是要面临着若干危机，只是解决的方案存在着重要的差别，不同解决的方式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结果，而且周期性总是存在着，如何来根据时间来解决经济问题，还是充满了挑战，很多国家就是在危机面前没有扛过去，而发生了更多的社会动荡，甚至发生了混乱，其实如同发展需要时间，解决社会问题也是需要时间，尽管时间是良药，但是也是苦口，经历其中大部分都是非常不愿意的过程。当然从当下回顾四十年前的决策，无论正确与否，都是产生了当下的影响，其实对于很多事情认识不够完全，也就会产生了若干无知者无畏，对于很多问题解决方式也算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非常类似小平同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是不是被设计出来的状态，如此思考八十年代，还是稍微有些疯狂的状态。

《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增订本）全书概况（原文完整保留+量化指标+板块拓展参考书目） 柳红著，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增订本出版，全书536页，45万字，定价79元。本书由专栏访谈、口述回忆、事件纪实汇编而成，时间覆盖1978‑1991，聚焦八十年代三代经济学人群体，记录经济学家参与改革决策、政策研讨、实地调研的全过程；增订本新增朱嘉明序言，补入莫干山会议再反思、杜润生、马洪、五道口研究生教育专题篇目，大量素材来自当事人访谈、未公开书信、会议记录，区别于纯理论著作，属于改革群体的纪实史料集。 成书时代背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起步阶段，旧理论框架不足以解释现实，农村改革先行，城市改革逐步启动；一批经济学人直接介入政策研讨、方案起草，在思想交锋、实地调研、国际借鉴之中探索中国改革路径，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皇城根9号院为核心活动空间，形成跨机构、跨代际的政策研究网络。全书以三代经济学人为人物主线，串联重大会议、政策争论、调研实践，把理论争论和现实改革实践相互对照。 第一部分：第一代经济学人（20世纪20年代前出生，建国前参与革命与经济工作） 代表人物薛暮桥、杜润生、马洪等，他们脱胎于革命实践，立足现实经验，推动突破传统计划经济教条，为改革打开理论口子，重点覆盖农村改革、早期计划体制松动、外资引进议题。 薛暮桥提出把计划经济的“漏洞”变成市场的“大门”；杜润生主导农村包产到户调研论证；马洪兼顾工业、外资、商品经济理论论证，推动体制内思想解放，为后续城市改革打下基础。 量化与史实指标： - 1978‑1984年，杜润生领导的农村发展组累计赴全国24个省份开展田野调研，形成调研报告77份，很多报告直接送达中央决策层； - 1982‑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起草过程中，发展组提供基层调研素材占比超过60%； - 1979‑1984全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覆盖率由0.2%提升至97%，第一代经济学人大量参与政策论证； - 1979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度仅8000万美元，围绕“利用外资，还是被外资利用”的大争论，成为八十年代对外开放理论起点。 拓展参考书目：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薛暮桥回忆录》、《1978‑1984农村改革档案选编》、《新中国利用外资史料汇编》 第二部分：第二代经济学人（1920‑1940年出生，承上启下，城市改革理论核心） 代表刘国光、董辅礽、高尚全、吴敬琏、赵人伟。一部分受过民国时期现代经济学训练，一部分成长于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后引入东欧改革理论、西方现代经济学，深度参与体改委，主持改革方案设计，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双重模式、中期改革规划、通货膨胀治理。书中记录体改委作为改革中枢运行实况，记录赴南斯拉夫、匈牙利体制考察，布鲁斯、奥塔·锡克、科尔奈来华讲学，颐和园讲习班，巴山轮会议等关键事件，以及《经济研究》刊物的思想转型。 量化与史实指标： -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高尚全等20余位经济学家参与座谈会，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进入中央决议； - 1985巴山轮会议，中外正式代表32人，国内参会经济学家17位，会议形成的宏观调控思路，直接影响八十年代中后期反通胀政策； - 1987‑1988“三五八中期改革纲要”，刘国光课题组提出稳中求进改革方案，划分3年、5年、8年改革时序，共8个子课题，产出内部研究报告21份，反对通胀环境下价格闯关单兵突进 ； - 1988年全国CPI同比涨幅18.8%，抢购风潮爆发，学界分化为“激进价格改革派”与“稳中求进稳健派”两大路径； - 八十年代社科院经济所派出第一批海外访问学者，累计派出41人次，搭建中外经济学交流通道。 拓展参考书目： 《刘国光文集》、《董辅礽经济文选》、《巴山轮会议记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研究（1988）》、《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研究》 第三部分：第三代经济学人（1940‑1960出生，中青年群体，会议与政策新锐力量） 以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莫干山会议、天津会议为核心场景，这批学者大多30岁上下，把基层实践转化为政策建议。书中重点记述1984莫干山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天津腾飞构想讨论会，西部发展研讨，《中青年经济论坛》办刊历程，突出群体协作、跨地域网络的力量。增订本补充专题《辉煌，但是不可持续——解读“五道口”现象》。 量化与史实指标： - 1984莫干山会议，正式参会代表124人，来自全国28个省市，提交论文1300余篇，筛选会上交流53篇；会议形成价格双轨制核心政策建议，上报中央，直接进入改革实操层面； - 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五道口），1981‑1990累计招生426人，大量毕业生进入央行、体改委、金融机构、政策研究部门，八十年代金融改革的人才供给来源； - 《中青年经济论坛》刊物，1985‑1989刊发中青年学者论文合计417篇，成为改革新锐观点重要发表阵地； - 莫干山会议代表当中，有基层调研经历者占比72%，大量观点来自县、市实地调研，而非纯书斋推演。 拓展参考书目： 《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文集》、《五道口往事》、《八十年代中青年改革思想文选》、《双轨制改革史料研究》 第四部分：改革争论的核心议题（全书贯穿，对应你研读的上海、阜新改革案例） 本部分分散于全书各章节，覆盖八十年代全部核心命题，也是理解九十年代房改、国企改革、乡镇企业政策的思想源头。 1. 国企改革方向：承包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扩大企业自主权，争论是放权让利，还是整体体制重构；八十年代末地方国企亏损面上升，已经出现后来上海、阜新遇到老国企困境的早期讨论。 量化指标：1978‑1988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亏损面由22%上升至26.4%，承包制推行企业占比1987年达到83%。 2. 价格改革路径争论：一步到位激进闯关，还是双轨制渐进过渡；双轨制带来的寻租、通胀风险，八十年代中后期已经被学界充分讨论。 量化指标：1985‑1988生产资料价格双轨价差最高达到2‑3倍。 3. 住房与社会保障早期理论探索：书中记录八十年代中期学界已经开始讨论住房商品化、社会保障社会化，不再完全由企业包揽，是后续上海房改、阜新房改改革的理论预演；八十年代住房调研样本覆盖全国13个大中城市。 4. 乡镇企业评价：一部分学者高度肯定乡镇企业增量突破，一部分指出产权模糊、地方行政干预带来的潜在风险，和阜新谈话“不能行政下指标办乡镇企业”形成思想上的前后接续。 量化指标：1978‑1988乡镇企业总收入增长11.8倍。 5. 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财政包干制利弊，地方积极性与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之间的权衡。 拓展参考书目： 《中国价格改革史料》、《八十年代社会保障改革思想研究》、《乡镇企业的制度分析》、《财政包干制研究》 第五部分：学术共同体、制度环境与知识分子生态 记述八十年代经济学界的运行模式：会议研讨、内部调研报告、高层内参、国际学者交流，没有商业化资本介入，学者直接对接决策；同时记录理论争论之中的思想张力、时代局限。书中描写《经济研究》等刊物转型，讲习班、海外讲学、访问学者项目如何重塑国内经济学认知。 量化指标： - 1979‑1989，国内召开全国性改革专题研讨会合计117次，大量政策雏形诞生于非正式会议； - 八十年代经济学类内参、调研报告每年产出约2000份，相当一部分不对外公开发表； - 1978‑1989国内翻译引进国外经济学著作累计620部。 拓展参考书目： 《中国经济学的转型1978‑1990》、《改革时代的知识分子》、《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史料》 本书史料特点与局限（保留原文逻辑，补充量化对比，关联你正在研读的改革文本） 全书以当事人访谈、回忆、会议纪实为主，属于口述纪实类改革史，大量保留现场的争论细节、人际网络，能够复原政策观点从学术讨论走向中央决策的完整链条，适合对照阅读《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1991阜新调研谈话，可以看到：九十年代落地的房改、国企改革、乡镇企业政策，很多理论雏形来自八十年代这批经济学人的研讨。 本书的视角以北京体制内研究机构、学院派经济学家为主，更多记录思想与政策方案生成，对基层工厂、矿区一线工人、县级地方官员视角的记录相对不足；书中人物大多属于改革建言者群体，较少记录改革落地之后，地方执行层面产生的变形、财政压力、民生代价。 量化对照：八十年代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1988年为1747元，上海职工工资高于全国均值约42%，而辽宁矿区职工工资低于全国均值约16%，八十年代经济学人很多改革方案，是基于大城市样本推演，对于资源型老工业基地的适配问题，在八十年代并没有完整展开，这也是后来阜新这类城市改革困境的思想源头。 全书综合拓展参考书目：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八十年代中国改革思想文选》、《老工业基地改革前期研究资料汇编》。

感谢那个火热的年代，就如同人的青春时代，虽然不完美，但却怀揣梦想充满希望饱含深情富有热情，跌跌撞撞却始终全力以赴向前探索，终于还是满脚泥泞的甚至是夹杂着血污的走出了一条复兴之路！

我不知道大家伙读到本书最后一节《组合的力量》的最后一个字后，看到参考文献时，是什么感觉。我的感觉是：“这就没了？！”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不舍之情。舍不得放下，舍不得1980年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岁月戛然而止，舍不得那篇篇精彩至极的故事还未看够就急匆匆地过去。 这是一本讲述1980年代三代经济学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巨浪滔天中度过的一段段传奇故事，聚焦老中青三代经济学人在改开中对信仰的执着追求，对国家与人民的无私忠诚，对真理的无畏坚守，而最终汇聚成一个最为朴素的理想：为国家、为人民、为事业无怨无悔奉献终生。 本书作者柳红老师写作初衷是：把那些被埋没的，发掘出来；把那些走向模糊的，清晰起来；把那些被歪曲的，纠正过来。 正如柳老师所言，写史不容易，写当代史更不容易，而写对今天还有直接影响，与明天还有联系的当代史就更难了。 感谢柳红老师！强烈推荐！

知晓柳红的名字是听一款播客节目对她的采访，一位年近花甲的女士为什么要读博？不安享晚年而选择吃苦，她说的明白：学习知识，每天和自己感兴趣的题目相伴，这就是目的。访谈中得知改变她人生轨迹的重大事件是失去唯一的爱子，一个身患重疾却乐天活泼的少年。柳女士身上散发出的胜于许多年轻人的勃勃活力令人印象深刻，遂找来她的书来读，才知道她曾经身处改开中枢部门的工作经历以及从报刊专栏开始的传记写作是一段怎样可遇不可求的传奇。这本书记录的人和事繁复庞杂，就像作者在后记里说的，很多是抢救性速记，需要有人继续完善整理，提升这本书的史学价值。书的再版后记写于维也纳，想必是她重新开始求学之旅的时候。期待博士论文早日出版，相信以她的学识见识，一定能写出非同凡响的思想集大成之作。 时下内卷愈演愈烈，大家怀念八十年代，读推荐文便可看出，年轻一代对那个火红年代的溢美之词其实表达的是对当下压抑情感的一种宣泄。如果说这本书记录的是一般人很难知晓的高层内部消息——改开开荒期经济学人群体机缘巧合成了国家决策机构中的智囊高参，如书中的工经所，五道口人行金融学院虽都在同时期本人活动范围五公里之内，但本人却对那里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一无所知——那么，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则是草根视角的社会观察，这两本书结合起来读，才能在头脑中勾勒出那个火红年代的丰满画像。 并且应注意到这两本书相似的出发点，都属于作者个人兴趣驱动的倾情之作，没有学究气的功名利禄追求，更没有国家机构的科研经费支持。为什么政府主导的重大科研课题不能生产出这样的作品？这本书记录的改革闯关，实际上是政府不该也不能包办经济活动的理论建构过程，然而所谓“深水区”，按马哲分类的上层建筑是否也不该不能被政府包办？八十年代以来的艰苦行军已告停止，接下来…。 读过本书之后，作为关心国族命运的每个读者都该期待，作者在她未来的新作中揭示出改开下半场“该向何处去”的新答案。

《读后感》 一气呵成读完，难掩感慨万端—— 感慨于八〇年代的社会背景如此不堪，社会变革的进步速度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快！ 那个年代最难能可贵是，无论官员还是学者，大都勤于思考、广开言路、海纳百川、满腔热忱。 与只能有一种声音比起来，恍若隔世。 …… 记载当代历史的作品，在清零“杂音”的语境之下，愈加显得弥足珍贵，因为作品承载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那个时代奋发向上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推动着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 八〇年代渐行渐远，思考和摸索的精彩，却留存下来。这是书中记录的每一位人物，映照在那个燃情岁月里的流光溢彩，令人肃然起敬。 …… 感谢八〇年代！ 感谢书中描写的每一位主角！ 感谢作者！！！

三代经济学人为国人接受今天认为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这本书选择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体，通过一个一个人物和事件来展现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画面，以及三代经济学人的探索和努力。本书曾获《新京报》、《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入围新浪、搜狐等媒体年度好书榜。此次增订新收录《历史之棱镜——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再记》、《辉煌，但是不可持续——解读“五道口”现象》、《杜润生：好大一棵树》等篇目，并有著名经济学家朱嘉明先生新序言《1980年代的“民族记忆”》，以及朱嘉明回忆马洪先生的长文《马洪——一位知行合一的经济学家》。

理想主义者，三代人，第一代最有信念，第三代如今都走向了不同于开始的路，为什么呢？ 现在怎么没有这么自由的辩论，锐意进取，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人？改革，政治，经济好像和我们普通人没有关系了，我们怎么能参与其中，只能默默接受结果。可能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种表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