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吴兢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徵、房玄龄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诤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2024年第一本书| 历时19时54分,划线638个,想法163条,摘录读书笔记73句。 回顾2023年已读书单,历史读得确实不多,因此2024年要多历史,争取每个月都能读完一本。 性格太弱,一定要狠狠读历史。 眼界不宽,一定要狠狠读历史。 格局不高,一定要狠狠读历史。 胸怀不广,一定要狠狠读历史。 大唐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而开创这一辉煌的便是“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缔造者是一批有着远见卓识与开山破土之功的非凡人物,唐代史学家吴兢的这本《贞观政要》便记载了这些非凡人物的非凡举动。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记述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的诤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对于想了解唐代历史,又不喜欢读文言文和正史的读者,可推荐王觉仁的《血腥的盛唐》,跟《明朝那些事儿》风格相似。 经典摘录: 卷一 为君之道‖君道第一 1.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唐太宗 2.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魏徵 3.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 ——魏徵 4.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 ——唐太宗 政体第二 5.自古shi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 ——魏徵 6.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唐太宗 卷二 任贤纳谏‖任贤第三 7.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唐太宗 8.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唐太宗 9.李靖、李𪟝二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唐太宗 求谏第四 10.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 ——唐太宗 11.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 ——唐太宗 纳谏第五 12.以卑干尊,古来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 ——唐太宗 卷三 君臣鉴戒‖君臣鉴戒第六 13.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 ——唐太宗 14.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 择官第七 15.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魏徵 16.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 ——魏徵 17.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 ——魏徵 封建第八 18.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 ——唐太宗 卷四 教诫太子‖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19.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 ——褚遂良 尊敬师傅第十 20.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为难,纲以为易。 ——李纲 21.上智之人,自无所染,但中智之人无恒,从教而变。 ——唐太宗 教诫太子诸王第十一 22.见善思齐,足以扬名不朽;闻恶能改,庶得免乎大过。从善则有誉,改过则无咎。兴亡是系,可不勉欤! ——魏徵 23.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诸弟何能学朕乎?选良佐以为藩弼,庶其习近善人,得免于愆过尔。 ——唐太宗 规谏太子第十二 24.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淫巧,昵近深宫。爱好者皆游伎杂色,施与者并图画雕镂。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隐密,宁可胜计哉! ——张玄素(谏太子李承乾) 25.帝尧以则哲垂谟,文王以多士兴咏。取之于正人,鉴之于灵镜。量其器能,审其检行。必宜度机而分职,不可违方以从政。若其惑于听受,暗于知人,则有道者咸屈,无用者必伸。 ——李百药(谏太子李承乾) 26.克俭节用,实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败德之本。 ——于志宁 卷五 道德伦理‖仁义第十 27.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去之已远。 ——唐太宗 忠义第十四 28.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立出身事主,期之效命,当战之日,无所顾惮。 ——冯立 29.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唐太宗赞萧瑀 孝友第十五 30.仁孝之性,岂隔华夷。 ——唐太宗 公平第十六 31.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陈寿 32.小人之小善,谓之善善,恶君子之小过,谓之恶恶,此则蒿兰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 ——魏徵 33.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 ——魏徵 34.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 ——诸葛亮 35.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左丘明 36.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 ——唐太宗 诚信十七 37.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唐太宗 38.謇谔之辈,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 ——魏徵 卷六 正身修德‖俭约第十八 39.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 ——唐太宗 40.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 ——唐太宗 谦让第十九 41.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 ——唐太宗 42.己之才艺虽多,犹病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 ——孔颖达 仁恻第二十 43.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中,安避辰日? ——唐太宗 慎所好第二十一 44.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唐太宗 45.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 ——唐太宗 慎言语第二十二 46.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亏失,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实如陛下所戒慎。 ——魏徵 杜谗邪第二十三 47.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 ——唐太宗 48.史官之设,君举必书。善既必书,过亦无隐。 ——褚遂良 悔过第二十四 49.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凶未定,东西征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比来四海安静,身处殿堂,不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 ——唐太宗 奢纵第二十五 50.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 ——吴兢 51.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 ——马周 贪鄙第二十六 52.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唐太宗 53.昔尧、舜抵璧于山林,投珠于渊谷,由是崇名美号见称千载。后汉桓、灵二帝好利贱义,为近代庸暗之主。 ——唐太宗 卷七 崇尚儒术‖崇儒学第二十七 54.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 ——岑文本 文史第二十八 55.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 ——魏徵 礼乐第二十九 56.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良有以也。 ——唐太宗 卷八 固本宽刑‖务农第三十 57.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 ——唐太宗 58.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 ——唐太宗 刑法第三十一 56.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张蕴古《大宝箴》 57.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 ——张蕴古《大宝箴》 58.理国守法,事须画一。 ——唐太宗 59.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 ——魏徵 赦令第三十二 60.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 ——唐太宗 贡赋第三十三 61.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乂安,自谓不减二主也。然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 ——唐太宗 辨兴亡第三十四 62.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 ——唐太宗 卷九 征伐安边‖征伐第三十五 63.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 ——唐太宗 64.卑宫菲食,圣王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 ——充容徐氏 65.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志骄于业著,体逸于时安。 ——充容徐氏 安边第三十六 66.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 ——李大亮 卷十 善始慎终‖行幸第三十七 67.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唐太宗 畋猎第三十八 68.以万乘之尊,暗行荒野,践深林,涉丰草,甚非万全之计。愿陛下割私情之娱,罢格兽之乐,上为宗庙社稷,下慰群寮兆庶。 ——薛广德(谏唐太宗) 灾祥第三十九 69.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 ——唐太宗 70.臣闻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 ——岑文本 慎终第四十 71.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 ——唐太宗 72.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魏徵(谏唐太宗) 73.立身成败,在于所染,兰芷鲍鱼,与之俱化,慎乎所习,不可不思。 ——魏徵
《贞观政要》 我看的是俞婉君译注版本的 应该是25年8月份看完的 那段时间内心烦闷,实在无法消解,我就买了很多实体书,把所有空闲都拿来看书,就像备考一样,早上五六点就起床看书,直到晚上要入睡时。那段时间还是看了好几本书的。 原来古代的皇帝还会如此听劝,比我还能听得进劝告去。 以前一直觉得小说写得虚,原来古代的男主角真的是十八岁征战天下,24岁登基为帝,能征善战、文武双全,这么完美的人设……小说来源于现实,现实往往比小说还难以置信。
在中国漫长的政治思想史上,很少有著作能像《贞观政要》这样,既是一部帝王教科书,又是一面映照权力本质的镜子。吴兢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编撰的这部政治典籍,表面上记录了唐太宗与群臣的治国对话,实则构建了一个关于"明君贤臣"的理想政治神话。千余年来,这部作品被奉为帝王学的圭臬,其影响力远播东亚文化圈。然而,当我们以现代政治学的批判眼光重新审视这部经典时,会发现《贞观政要》本质上是一部关于权力自我规训的奇特文本——它既是权力为自己编织的神圣外衣,又是权力对自身施加的制约机制。这种悖论式的双重性,使得《贞观政要》成为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力合法性建构与自我限制的绝佳案例。 《贞观政要》通过精心编排的叙事策略,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明君"形象。唐太宗在书中被描绘为虚怀纳谏、励精图治的君主典范,他"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名言,成为后世帝王自我标榜的经典修辞。吴兢采用了对话体的形式,让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名臣的问答构成了文本的主体,这种结构本身就暗示了一种理想化的权力运行模式——君主虚心求教,臣子直言敢谏,双方共同致力于治国安邦的大业。然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贞观年间的政治现实远非如此和谐。太宗与建成、元吉的玄武门之变,对魏徵等前太子僚属的复杂态度,晚年对谏诤的逐渐厌烦,这些都被吴兢有意淡化或美化。文本中的太宗形象是一个经过高度提纯的政治符号,其功能是为权力提供一种道德合法性证明。通过将实际政治操作转化为道德叙事,《贞观政要》完成了对贞观之治的神话建构,这种建构与其说是历史记录,不如说是政治宣传。 值得注意的是,《贞观政要》产生的开元时期,正是唐玄宗逐渐由明转暗的关键节点。吴兢选择在此时编撰这样一部先皇治国宝典,显然带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意图。文本中反复强调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虚心纳谏"等主题,实际上构成了对当下统治者的委婉规劝。这种通过历史叙事干预现实政治的做法,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以道事君"的政治理想。更具反讽意味的是,《贞观政要》虽然旨在约束君权,但其约束方式却是通过强化君主的道德自我期许来实现的。书中构建的明君形象越完美,就越成为后世君主难以企及的标杆,从而形成对权力无形的制约。这种通过树立榜样来规训权力的方式,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独特的权力制衡智慧——它不是通过制度性分权,而是通过道德话语的内化来实现的。 《贞观政要》对君权的规训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纳谏、民本与慎终。在纳谏方面,文本花费大量篇幅记载太宗接受臣下批评的事例,甚至将魏徵塑造为敢于"犯颜直谏"的模范。这种对谏诤制度的美化,实际上确立了一套权力自我纠正的机制——君主通过主动暴露自己的"可被批评性"来展示其开明,而臣子则通过履行谏诤职责来参与权力运作。在民本思想方面,书中反复强调"君舟民水"的比喻,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主张,将民众福祉纳入权力合法性的考量范围。最耐人寻味的是"慎始慎终"的主题,吴兢特别收录了太宗晚年的一些反思性言论,如"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谓三代以降,拨乱之主,莫臻于此",既展示太宗的自信,又暗示其晚年可能出现的骄傲情绪。这种对权力生命周期规律的洞察,构成了对统治者的一种预警性规训。 将《贞观政要》置于比较政治学的视野下考察,其独特性更加凸显。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相比,两者同样关注君主如何获取和维持权力,但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君主论》赤裸裸地讨论权术与暴力,而《贞观政要》则将权力运作包裹在道德话语之中;与西方宪政传统通过制度设计限制权力的思路不同,《贞观政要》试图通过道德内化使权力自我约束。这种差异反映了中西政治文化的深层分野:一方相信权力可以通过教化变得善良,另一方则认为权力必须受到外在制约。即使在东亚文化圈内,与日本的《十七条宪法》或朝鲜的《经国大典》相比,《贞观政要》也因其强烈的对话性和反思性而独树一帜。它既不是单方面的君主训示,也不是冷冰冰的法律条文,而是通过君臣互动展现的理想政治图景。 《贞观政要》的当代启示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政治困境:权力如何既能有效运行,又不致失控滥用?吴兢提供的答案是道德内化与话语约束,这种思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在现代社会,我们当然不能满足于这种软性约束,而需要建立更加刚性的制度制衡。但《贞观政要》提醒我们,任何制度最终都需要参与者的内在认同才能有效运转。当代政治文明的建设,或许需要在制度设计与道德教化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此外,书中展现的对权力异化的警觉——如统治者如何避免因长期掌权而脱离现实、如何保持初心理想等问题——仍然具有跨越时代的价值。 剥去《贞观政要》神圣的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关于权力自我规训的深刻文本。吴兢通过塑造太宗的神话形象,实际上创造了一套约束权力的符号体系。这种约束的效力取决于统治者是否愿意接受这种道德游戏的规则,其局限性在玄宗由明转暗的过程中暴露无遗。然而,《贞观政要》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展示了权力自我合法化的复杂机制——通过将实际政治操作转化为道德叙事,通过将历史经验转化为政治规范,通过将个人行为转化为集体记忆。在这个意义上,《贞观政要》不仅是一部治国宝典,更是一面映照权力本质的多棱镜,它提醒我们:最有效的权力约束,或许始于权力对自身的怀疑与反思。
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 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故‘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太宗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史书,其作者为吴兢。吴兢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公元670年),卒于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一生经历了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五朝。他因“励志勤学,博通经史”而受到器重。 《贞观政要》以历史经验、历史智慧“再现”了“贞观之治”的面貌和唐太宗君臣论政的风采。全书10卷40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23年中,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所讨论的问题,大臣们的诤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道德和治国思想;此外,书中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作为史书,《贞观政要》有其独到之处,它不以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的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诫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通过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的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穷其口,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闻奏。本欲察其情状,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节,或重其罪,使人攻击惟恨不深。事无重条,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顷年犯者惧上闻,得付法司,以为多幸。告讦无已,穷理不息,君私于上,吏奸于下,求细过而忘大体,行一罚而起众奸,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讼息,不可得也。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此篇《君道第一》列全书之首,基本内容是讲为君之道,也可看作全书的总纲。文中认为有道明君治理国家,国家就能安定兴盛;无道昏君统治天下,天下则必动乱危亡。“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书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为君之道:一是把握创业与守业的关系。创业历险,固然艰难,但创业后要居安思危,安而能惧,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守业岂不更难?二是正确处理君民关系。明君常思古训:“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君不能“竭泽而渔”,逼使百姓起来造反。三是正确对待君臣关系。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徵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徵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 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理,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咎,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理矣。 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理矣。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 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 前代圣王,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著乎天下,名誉不传乎载籍。况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圣人,其无师傅,安可以临兆民者哉?《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师之位。 惟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欲求垂拱无为,不可得也。故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已明矣。 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圣人之于法也公矣,然犹惧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务也。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未讯罪人,则先为之意,及其讯之,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谓之忠。其当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则名利随而与之,驱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难矣。 故为上者以苛为察,以功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讦多为功,譬犹广革,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夫赏宜从重,罚宜从轻,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轻重,恩之厚薄,见思与见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贵其宽平,罪人欲其严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则舍准绳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者也,不亦惑哉?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万乘之主,当可封之日,而任心弃法,取怨于人乎! 是以古之哲王,尽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责下。故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为之无已,深乖恻隐之情,实启奸邪之路。 臣窃闻之,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则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然言尚于简文,志在于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夫刻薄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 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
菜根谭·进退自如(处世篇) 少变操履 不露锋芒 原文: 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饰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固不可少变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锋芒。 注释: 操履:操守。 锋芒:比喻人的才华和锐气。 译文: 志向淡泊的人,必定会受到那些热衷于名利的人的怀疑;生活俭朴、为人谨慎的人,大多会被行为放荡的人所妒忌。一个坚守正道的君子,固然不应该因此而稍稍改变自己的节操,但是也不能锋芒毕露。 简单[玫瑰]快乐[玫瑰]坚持[拳头]
本书分二十四篇,也是新旧唐书的参考资料,也是不失为一部好书,有其君臣鉴戒,太子分定诸王第九,我也更喜欢一句话 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 也喜欢慎终为去哉,诗曰, 贞观盛世之郝闻之评 郝奕修 太宗贤明天下知,肯纳忠言于改正。 君臣鉴戒微终矣,魏征逝世哀恸哭。 房谋杜断天下闻,玄武起事终是梦。 杜成逝世未可免,其孙也有志气在。 玄龄逝世皆惜乎,定社稷之功。 贞观盛世天下闻,终须还是一场梦。 生擒颉利到长安,各国尊称天可汗。 亲征高丽由此在,最终痛哭一贤臣。
20260315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史书,其作者为吴兢。吴兢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公元670年),卒于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一生经历了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五朝。他因“励志勤学,博通经史”而受到器重。吴兢一生著述丰富,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唐书》100卷、《唐春秋》30卷、《唐史备阙记》10卷、《太宗勋史》1卷、《贞观政要》10卷、《中宗实录》20卷、《睿宗实录》5卷、《唐名臣奏》10卷;此外,他还参与《则天皇后实录》20卷的修订和《唐书》130卷的集体撰述工作。吴兢的史学风格为叙事简洁、秉笔直书。他因叙事简明、准确,被人称为“良史”。
哈哈,结果相反。汉高帝反而越老越明白,临斯的时候还斥金赏医,看淡生死。反倒是太宗晚年大兴土木,不听谏言,晚年有言:“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你射出这一箭,恰好命中了自己。 幸而李二及时升天,不然直接太宗变玄宗。一生都在追求汉文,可惜又不能善始善终,立的人设太高,难以坚持到底,情有可原。 自己强行监督修史,“史官何讳焉”是史官无奈之笔触,诋侮对手,摘功兄弟,妄求长生,美化自己,史家之风开始败坏,史料含金量自此下降,与始皇汉武并驾齐驱,弗如汉高汉文两帝远甚
-_- 貞觀之治的成功在於「君臣配」和「帝後配」。《貞觀政要》里的太宗是「以民為本」(三千宮女放出宮)、「以德治國」 (四百死囚來歸獄)、「以人為鏡」、「以史為鑒」(君臣鑒戒)的。他的皇后賢德聰慧,手下名臣恪盡職守,至臻至誠:房玄齡(「虔恭夙夜,盡心竭節」)、杜如晦(剖斷如流)、魏徵(人鏡)、王珪(推誠盡節,多所獻納)、馬周(見事敏速,性甚慎至)。我讀的時候真的好羨慕太宗他們的君臣關係啊。君臣之間坦坦蕩蕩,互相勸誡相互成全。
读来深觉修身不易。唐太宗一代明主,尚且多次纵欲自矜而不自知,我们普通人更是如此。但太宗有魏徵为鉴,我们唯有多加自省。戒骄戒躁戒多欲。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唐太宗,看到他更多人性的一面,也告诉我们如果要成事所需要修炼并保持终身的众多优秀品质。是一本值得借鉴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