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直解《资治通鉴》 (全2册)

《张居正直解资治通鉴》这本书是明代名臣、一代帝师张居正，专为十岁的万历皇帝编撰的帝王启蒙史书，也是兼具史料价值与实用智慧的传世佳作。 相较于司马光原版《资治通鉴》偏重客观记史、文字深奥、体量庞大的特点，此书做了极致精简与通俗转化。张居正摒弃细碎琐事，筛选千年历史中关乎王朝兴衰、君臣治乱的核心事件，以上古三皇五帝至元代的历史脉络为轴，用浅白通俗的语言解读原文，破除了古文阅读的壁垒。 最珍贵的是，全书融入了张居正半生辅政、改革治国的实操心得。不同于普通史家的空谈评述，他的点评精准通透，剖析历朝得失、用人之道、处世准则，句句贴合现实，既有帝王理政的格局，也有普通人立身行事的智慧。就连康熙皇帝都盛赞此书内容精实、字字恳切，无空洞之语。 读史不在于堆砌典故，而在于以史为鉴。这本直解版，褪去正史的枯燥厚重，留存历史的精髓智慧，无论修身自省、识人处事，还是洞察世事规律，都能让人有所收获，是人人可读、人人可用的通俗史学经典。

读书笔记《张居正直解<资治通鉴>》 这本书可以说就是资治通鉴青春版，从三皇五帝开始讲到了元朝而结束,砍掉了大量的史实片段，而留下了首辅比较认可也比较适合小孩子去读去理解的内容，比如屠城、易子而食、筑成京观、那些吃人肉等等历史都因为过于黑暗而未编进这本书里。这本书的核心目的是教育万历皇帝如何成为一个好皇帝，是给皇帝讲课的讲稿汇编整理而成的。 至于三皇五帝到夏禹这段历史，除了中国古代圣王哲学角度去理解以外，其实也可以从唯物史观角度去理解，建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结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去读这段历史，可以了解婚姻、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的产生。国家产生的标志，就是夏启开创了家天下。以前大家更多从人性角度或者道德角度去理解或者评价夏启，因此而对夏启颇有意见。但夏启不过是历史客观发展的代言人，在启生活的年代，家天下存在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没有启，也会有其他人，只是家天下晚到一段时间而已。 至于说到太宗皇帝，那么最出名或者说最厉害的自然是唐太宗了。“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直接将其与开国皇帝放在一起。军事才能顶呱呱，“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政治才能没得说，网罗天下英才而用之，一手打造贞观之治。这本书中省略了很多东西，但是关于唐太宗的记述，特别是与大臣的对话，记述特别详细。唐太宗有很多过人之处，但最大的过人之处便是纳谏如流。纳谏不是人说啥便是啥，而是能够从中得到各种有益的信息，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否则就是耳根子软不是纳谏，最后就会成为汉元帝一样的平庸之辈。 至于说到太宗皇帝，我个人认为第二出名或者说第二厉害的自然应该是汉文帝。以前总觉得汉文帝跟汉武帝一比，过得窝窝囊囊的。后来，才知道汉文帝的厉害。开国功臣周勃等人灭了吕氏一族，担心齐王的孩子不好控制于是选了看似文弱没有根基的代王刘恒做皇帝，而且还杀了汉惠帝的所有孩子。刘恒当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但是他硬是给大汉的天下给打下了一个稳稳的基础，他政治手段的成熟老道可见一斑。汉文帝一方面休养生息，改革弊政，比如缇萦救父；一方面，加强战备，保卫国家。汉文帝是个务实的皇帝，应该称之为汉务实帝。一个王朝能不能长久，担任太宗角色的人物能不能出现很是重要。 至于说到太宗皇帝，我个人认为第三出名或者第三厉害应该是宋太宗。说到赵光义，网络上谈到最多的就是高粱河车神。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且宋军有轻敌的嫌疑，刚刚灭了北汉，未经休整便直接去攻打幽州，辽军有效地发挥了骑兵的优势。宋朝能够传承很久，就是因为宋太宗的优秀表现。他也能做到从谏如流，类唐太宗，唐太宗也一直是他的榜样。他本人也非常好学。政治手段是一流的，如果没有高粱河一战，那么灭了北汉，那么大家也会认可他的军事手段的。虽然宋太宗登基时已经人到中年了，但还是吃了“年轻”的亏，因为缺乏足够历练，没有经历过大的挫折，所以，有了高粱河的骄兵必败。 至于王安石变法，我最想知道张居正是什么态度。张居正确实提到了，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应该的，但应该有所变，有所不变，要顺应世事发展变化。他认为王安石，缺乏容人之量，又固执己见，最后陷入偏听则暗的境地，事实上造成了党争。王安石的出发点现是好的，但是缺乏合适的策略，特别是缺乏务实而接地气的改革举措而导致民声沸腾。张居正专门举了苏轼的例子，来说这场改革，既批改革派又批保守派。“王安石轻变宋朝祖宗之法，纷纷为百姓患苦，如青苗、方田等法，诚当急罢之、以利民矣！至于免役、保甲之类，却又民之所便，岂可概以其人而废之哉！苏轼之言，可为议法之准，保治者所当深念也。”苏轼是一个有才气的人，拥有丰富基层履历，且政绩突出，是一个务实的人，但是情绪外露、城府不深，所以，总是仕途坎坷。张居正是认可苏轼的，而且他不仅有苏轼的才气与务实、还有王安石的改革之志、也有司马光的深厚底蕴，是个老道的务实的政治家。关于改革，用马克思的一句话作为总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 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的发展的，是一种曲折的线性发展过程。总是有遗憾，总是有不甘，经常遭遇至暗时刻，但最后又回到光明的时代。春秋战国以前，记载比较少，姑且不论。春秋战国时代，先是大国争霸主地位，再是大国追求武力统一天下。记载中最惨烈的，在那个人口稀少的时代，便是白起坑杀40万赵军。之后便是秦末再起刀兵，天下户口再次锐减，攻下一城，史书常常两个字概括，屠之。魏晋南北朝，唐朝末年军阀割据，五代十国，更是人间惨剧一次一次地上演。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历史更迭与人间惨剧后，我们又一次迎来了光明的时刻，目前是有史以来，最为光明的时代，但还可以更加光明。这也应该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 读史，使人明智，希望可以让多多我开拓视野，增加对世界的认识吧。

翻开这部书，最先感受到的是双重视角的碰撞：一面是司马光笔下千年王朝兴衰的正史脉络，一面是一代名相张居正立足朝堂、经世致用的独到解读，让厚重的史书褪去晦涩，多了落地的现实智慧。 全书最动人的一点，是张居正并非单纯训诂释义，而是以政治家的眼光读史。他身处明代官场，深谙权术、吏治、民生、边防的种种难处，解读历史事件与人物时，总能跳出书生论史的空泛。谈及君臣相处、朝堂博弈，他字字贴合为政实情；点评战乱、改革、用人得失，句句带着实操者的清醒。读来不只是回望过往，更像聆听一位身居中枢的长者，拆解历代治国的成败逻辑，很多观点犀利又中肯，直击问题本质。 而作为改革家，他对历代变法、新政的解读尤其有价值。对照自身推行改革的经历，他剖析前人变革的阻力、漏洞与经验，道尽改革之路的艰难与取舍。这部分内容跳出了单纯的历史故事，延伸出关于规则、时局、人心的深层思考，不只适合读史，也能让人学会理性看待当下的困境与选择。

此书时间跨度上起三皇，下至宋元，最初二十五卷，以后陆续增至二十八卷。为了给皇上编写一本政治历史教科书，张居正以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基础，从周威烈王向前推进，参考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宋代刘恕的《通鉴外纪》补全了前面的诸位周王，还有三皇五帝以及夏商君王的事迹。

# 《张居正直解〈资治通鉴〉》高阶书评 ## 上位者的战争：权力从来不奖励最正确的人，只奖励能让未来围绕自己重新结算的人 《资治通鉴》最残酷的地方，不是杀伐、废立、流放与灭族，而是它用一千多年的重复证明了一件极不体面的事实： > 人类建立制度，是为了降低互相伤害的成本；人类争夺权力，则是为了决定制度在谁身上可以例外。 皇帝讲名分，臣子讲忠义，将领讲功劳，士人讲道统，外戚讲亲情，宦官讲信任，改革者讲天下，野心家讲天命。语言千变万化，争夺的核心却始终相近： - 谁能定义局面；- 谁能分配未来；- 谁能决定谁有罪；- 谁能让自己的利益成为“公义”；- 谁能把失败转嫁给别人；- 谁能在秩序改变后仍留在牌桌上。 这不是厚黑学，也不只是所谓宫斗。它是大型人类组织在资源稀缺、责任不清、未来不确定时必然产生的政治现象。 所谓“上位”，从来不只是职位提高。真正的上位，是别人不得不在制订计划、分配利益、解释失败和安排未来时，把你计算进去。 --- ## 一、权力的本质不是控制，而是制造预期 普通人理解权力，往往想到命令、处罚、任免和资源。那是权力已经显形后的结果。 更高阶的权力，是让别人提前调整行为。 一个真正有势的人尚未开口，周围的人已经开始猜测： - 他会支持谁；- 他是否会继续掌权；- 谁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 反对他会付出什么代价；- 投靠他是否能得到兑现；- 他失势后，谁会清算旧账。 因此，权力首先存在于他人的预期中。 历史上许多大臣表面仍有官位，命令却已经无人认真执行；另一些人职位不高，整个朝廷却围绕他重新站队。区别不在印章，而在于众人如何判断未来。 这也是“势”比“位”更重要的原因： - 位是今天的正式排序；- 势是大家对明天排序的共同想象。 真正的上位者并不满足于让别人服从当下，而是要让别人相信： **未来的利益分配必须经过自己。** 这是一切宫廷政治、董事会政治、组织派系和高层博弈的第一原理。 --- ## 二、上位竞争不是能力竞赛，而是“未来分配权”的竞争 许多高学历者有一种深层误判：只要能力足够强、成果足够硬，组织最终会承认价值。 《资治通鉴》反复证明，能力只是进入竞争的原材料，不是结果保证。 功劳必须经过三次转换，才可能成为权力： $$\text{完成任务}\rightarrow\text{获得归因}\rightarrow\text{进入未来分配}$$ 第一步是做成事情，第二步是让组织承认事情由你做成，第三步才是让这份功劳转化为更大的人员权、资源权和方向影响。 大量能臣死在第二步与第三步之间： - 功劳被君主解释为威胁；- 功劳被上级吸收为领导有方；- 功劳太大，反而破坏既有平衡；- 本人只会完成任务，不会安排功劳的政治归属；- 事情做完后，可替代性迅速上升；- 没有参与战后分配，胜利反而成为离场时刻。 所以，真正危险的不是没有功劳，而是： > 你有足以改变格局的功劳，却没有足以保护自己的政治结构。 韩信式悲剧的根本，不只是“功高震主”，而是他的军事价值在战争时期无可替代，战争结束后却无法转化为皇帝能够长期容纳的政治位置。 历史上无数功臣都犯过同一个错误：他们以为胜利以后仍按战争时期的价格结算自己。 但组织不会为过去支付永久溢价。它只会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付钱。 --- ## 三、最值钱的人不是最能干的人，而是最难被安全替代的人 “不可替代”常被误解为掌握独门技术。技术上的不可替代只是低阶形态，而且最容易被流程化、自动化和团队复制消解。 政治上的不可替代，来自四种更深的结构： 1. 多个相互冲突的集团都能通过你完成交易；2. 只有你能把复杂局势翻译成可承担的决策；3. 你的离开会破坏某种脆弱平衡；4. 替换你的成本不仅是业务损失，还会引发联盟重新洗牌。 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业务能力并不耀眼的人，能长期处于权力中心。他们未必最聪明，却是： - 派系之间的缓冲层；- 决策者的心理稳定器；- 旧部与新贵之间的翻译者；- 不同资源集团共同接受的中间人；- 可以替最高层承担模糊责任的人。 博士型人才最容易追求第一层不可替代：我比别人更懂。 真正的跃迁却是第二层：没有我，几方无法达成合作。 前者依靠知识稀缺，后者依靠关系结构。AI正在快速压低知识检索、材料生成和常规分析的稀缺性，却很难直接替代现实组织中的信任承担、利益调和、责任背书和跨阵营协作。 2026年以后，真正昂贵的能力不再只是“知道答案”，而是： > 让一群利益不同、判断不同、彼此不完全信任的人，愿意暂时接受同一个答案。 --- ## 四、忠诚不是道德品质，而是一种相互扣押的政治资产 史书喜欢称赞忠臣，现实组织也喜欢强调忠诚。但任何单向要求的忠诚，本质上都不稳定。 真正牢固的政治忠诚通常包含某种相互扣押： - 主君把关键秘密交给臣下；- 臣下把个人声望押在主君事业上；- 上级用晋升和公开支持证明不会轻易弃子；- 下属用高风险行动证明不会临阵倒戈；- 双方共同拥有一段不能轻易切割的历史。 这不是浪漫关系，而是相互提高背叛成本。 为什么有人会在更高待遇面前仍不离开旧主？因为他离开的代价不只是失去一份工作，还包括： - 过去的承诺被重新解释；- 原有身份信用破产；- 新组织也会怀疑其稳定性；- 曾经的牺牲失去意义；- 自己必须承认过去选择可能错误。 所以，很多忠诚并非纯粹源于感恩，而是源于人无法轻易推翻自己的生命叙事。 高明的领导者不是天天要求忠诚，而是让核心成员的地位、声誉、未来与共同事业发生深度绑定。但这种绑定若失去边界，就会变成道德绑架。 对个体来说，需要区分三种忠诚： - 对共同目标的忠诚；- 对稳定合作关系的忠诚；- 对某个具体掌权者的私人依附。 前两种可能形成长期信用，第三种则可能随着权力更替变成政治负债。 --- ## 五、所谓站队，不是选择谁更好，而是判断谁能活到结算时刻 低阶站队看态度，高阶站队看结算。 一个集团当下声势浩大，不代表它有能力在未来兑现承诺；一个领导暂时受宠，也不代表其权力能穿越继任、重组、业绩失败和外部冲击。 真正的站位判断至少要看六件事： 1. 他的权力来自职位、业绩、亲缘，还是多方联盟；2. 他能否稳定保护追随者；3. 他是否拥有离开当前位置后的生存能力；4. 他的上升会触碰哪些更大集团的根本利益；5. 他是否有继任安排；6. 失败时，他会承担责任还是牺牲下属。 最危险的领导者未必是无能者，而是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人** 。 因为一旦局面恶化，他必须寻找替罪者来维持自身合法性。越是靠完美形象上位的人，越可能在失败时清洗最了解真相的旧部。 所以，跟随一个人不能只看他如何奖励成功者，更要看他如何处理失败者： - 是区分责任，还是寻找祭品；- 是保护承担风险的人，还是事后切割；- 是允许解释，还是要求统一口径；- 是修正战略，还是追究执行不够忠诚。 宫斗的真正残酷，不是人人都坏，而是失败到来时，组织必须有人承担意义上的死亡。成熟的政治判断，是尽早看出谁会被安排成为那个人。 --- ## 六、所有高层斗争，最终都围绕“败局由谁解释” 胜利时，权力集团可以共享光荣；失败时，联盟才暴露真实结构。 谁有资格定义失败，谁就拥有清洗权。 同一场失败可以被解释为： - 战略判断错误；- 执行不力；- 用人失当；- 客观环境变化；- 数据失真；- 下属欺瞒；- 跨部门不配合；- 个别人立场有问题。 这些解释不是学术争论，而是责任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因此，上位者争夺的不只是决策权，还包括 **事后命名权** 。能够定义失败的人，可以把自己的责任写成“艰难条件下的英明决断”，把对手的责任写成“破坏大局”。 《资治通鉴》中的许多奏章、廷议、罪状和史家褒贬，本质上都是不同集团对失败解释权的竞争。 现代组织也一样。一项战略失利后，最先出现的往往不是诚实复盘，而是叙事抢占： - 谁先形成时间线；- 谁控制原始数据；- 谁能得到最高层注意；- 谁把局部问题上升为系统问题；- 谁把系统问题压缩成个人问题；- 谁能证明自己曾经提示过风险。 对35—45岁的中年专业人士而言，最危险的不是做错，而是承担了责任，却没有保留决策条件、资源约束和风险提示的可验证记录。 但记录不是为了甩锅。真正有政治成熟度的人，会同时做到： - 明确自己承担什么；- 不替别人承担无限责任；- 不在失败后伪造先见之明；- 不让贡献和风险全部变成口头记忆。 组织中的记忆若完全由胜利者书写，专业者就可能在每一次重组后重新变成没有历史的人。 --- ## 七、道德不是权力的反面，道德本身就是高阶政治技术 把权力斗争理解为“坏人讲利益，好人讲道德”，是最幼稚的历史观。 道德语言之所以在政治中经久不衰，是因为它可以完成赤裸利益无法完成的三件事： ### 1. 把私人利益包装成公共原则 “我反对他，因为他损害我的位置”，缺乏动员力；“我反对他，因为他破坏祖制、伤害天下”，才能吸引联盟。 ### 2. 降低陌生人合作成本 共同的道德语言能让没有私人关系的人迅速识别彼此，形成政治共同体。 ### 3. 为清洗提供非私人化理由 权力斗争若公开表现为私人报复，会损害统治合法性；一旦被解释为维护纲纪，清洗就获得了公共形式。 因此，真正的政治高手不会抛弃道德，而会争夺道德解释权。 张居正反复强调君子、小人、名分、纲纪，并不意味着他不懂利益。恰恰相反，他非常清楚：改革若只被理解为首辅扩权，就无法获得长期正当性；必须被解释为整饬吏治、恢复财政、保全国家。 但这里也隐藏着危险：当任何政治对手都被定义为“小人”，复杂的利益冲突就会被道德二分掩盖。改革者会逐渐相信，反对自己的人不是利益受损、方案存疑或程序不服，而是人格卑劣。 政治自信一旦变成道德自恋，强势改革者离孤立就不远了。 --- ## 八、上位者最大的敌人，不是对手，而是自己制造的单一现实 权力增长会产生一种危险：周围人开始自动删除让领导不舒服的部分。 最初，领导只是厌恶冗长汇报；后来，坏消息被压缩。 最初，领导只是喜欢果断的人；后来，谨慎意见不再出现。 最初，领导只是重视忠诚；后来，事实本身也要先接受忠诚审查。 最终，上位者看到的世界越来越整齐，而真实世界越来越混乱。 权力越集中，现实反馈越昂贵。因为指出问题的人不仅在挑战判断，还可能被理解为挑战权威。 许多帝王、权臣和组织领袖不是缺少智力，而是输在成功带来的认知封闭： - 过去的胜利证明自己总是正确；- 身边人的迎合被误认为众望所归；- 反对者的消失被误认为分歧已经解决；- 没有坏消息被误认为没有风险；- 恐惧造成的服从被误认为认同。 权力的晚期症状不是暴怒，而是只剩下一种现实。 真正高阶的上位者必须付出成本购买反对意见：让说“不”的人不因说“不”而失去一切。否则，他拥有的不是忠诚团队，而是一群等待风向变化的人。 --- ## 九、宫斗最黑暗的真相：很多人并不在乎谁正确，只在乎谁能保护自己 普通人常用价值观解释站队：“某人支持改革”“某人保守”“某人忠于国家”。这些理由可能真实，但在高风险环境中，人首先计算的是生存。 一个官员会问： - 谁能保护我的职位；- 谁能保护我的家族；- 谁倒台后会牵连我；- 我今天的沉默是否会被记账；- 新集团上台后是否承认旧集团的功劳；- 我是否还有退路。 因此，联盟并不总由认同组成，也由恐惧组成。 看似强大的集团，可能只是大量不敢先退出的人暂时聚集。只要出现一个可信的安全出口，联盟就会突然坍塌。 这解释了历史中许多“昨日满朝附和，今日争相揭发”的场景。人性并非一夜改变，而是风险价格改变了。 所谓人心，不是恒定的道德存量，而是不断根据权力变化重新估值的安全选择。 所以，上位不能只靠威慑。威慑能阻止第一个叛徒，却无法制造最后一个忠臣。一个完全依靠恐惧维持的集团，看似坚硬，实际上是最脆的：每个人都在等待别人先动。 --- ## 十、真正的宫斗高手，不追求消灭所有对手，而是控制对手的选择集合 低阶斗争追求让对手消失；高阶斗争追求让对手只能在有利于自己的选项中选择。 杀掉、开除、公开羞辱对手，往往会产生额外成本： - 让中间派恐惧；- 促使潜在对手提前联合；- 制造烈士效应；- 暴露自身不安全感；- 破坏未来合作空间。 更高明的做法，是改变对方的激励结构： - 留下有条件的退路；- 让中立比反抗更有利；- 把对方的局部利益与己方秩序绑定；- 允许对手保留体面，但收回其关键杠杆；- 让其继续存在，却无法形成新的联盟中心。 这不是仁慈，而是降低统治成本。 历史上最危险的清洗，常常源于掌权者无法忍受任何独立性。他想要的不是合作，而是人格征服。结果是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学会隐藏，所有真正的风险都转入地下。 成功的权力运作，不是证明自己可以毁灭多少人，而是让多少人发现：在你建立的秩序中合作，比反抗、观望和逃离更划算。 --- ## 十一、博士和博士后最容易输在“法庭幻觉” 高强度学术训练会培养一种珍贵但危险的倾向：相信存在一个最终根据证据裁决是非的中立法庭。 在研究中，证据理应胜过身份；在组织中，证据进入决策之前，必须经过利益、信任、时机、责任和风险的多重筛选。 这不是说组织不要事实，而是事实本身不会自动行动。 许多高学历者的失败路径高度相似： 1. 发现一个真实问题；2. 形成逻辑严密的结论；3. 直接指出现有决策的错误；4. 低估结论对既有角色和利益的冲击；5. 把未被采纳理解为他人愚蠢；6. 不断提高表达强度；7. 最终从问题解决者变成“需要被处理的问题”。 他们输的并不是专业，而是没有理解： **每个正确结论都附带一份权力账单。** 你的方案如果成立，意味着谁过去判断错误？ 谁的预算应被削减？ 谁的团队失去价值？ 谁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谁将因为你而获得更大位置？ 提出结论之前不计算这些，不叫清高，叫缺乏政治完成度。 真正成熟的专业者，不会修改事实讨好权力，却会设计事实进入现实的路径： - 给关键人物留下调整空间；- 把人格否定改写为条件变化；- 让方案可以分阶段验证；- 让支持者看见自己的收益；- 把反对成本降到可接受水平；- 为最终决策者保留体面。 这不是圆滑，而是让真相具有穿透组织的能力。 --- ## 十二、35—45岁的上位逻辑：停止证明优秀，开始经营“可结盟性” 年轻阶段，个人优秀可以换取机会；中年以后，单点优秀越来越像一种基础设施——重要，但不足以决定你进入哪个层级。 越靠近高层，别人评估你的标准越不是“聪不聪明”，而是： - 能否保守必要秘密；- 能否承受模糊责任；- 能否与不同类型的人合作；- 成功后是否急于夺功；- 失败后是否立即甩锅；- 获得资源后是否建立私人山头；- 在关键时刻是否有稳定立场；- 是否具备让别人安全合作的边界感。 这可以概括为“可结盟性”。 高层不会仅因为你优秀就接纳你。优秀而不可预测的人，比平庸而稳定的人更让权力警惕。因为前者可能： - 公开挑战既有判断；- 用专业优越感羞辱合作者；- 缺乏利益交换意识；- 在成功后迅速要求重新定价；- 对组织秘密和政治边界不敏感。 所以，中年跃迁不是让所有人更喜欢你，而是让关键合作者相信： > 与你合作可能有压力，但收益可预期、边界可判断、风险可控制。 这比会来事更难，也比单纯能干更值钱。 --- ## 十三、2026年的权力重组：AI让“会做事”贬值，让“决定做什么”升值 技术不会消灭宫斗，只会改变宫斗的筹码。 当AI能够快速完成检索、归纳、分析、写作、编程和方案生成时，过去由知识壁垒产生的一部分地位会下降。新的争夺将更集中于： - 问题由谁定义；- 数据由谁授权；- 风险由谁承担；- 方案由谁背书；- 跨部门冲突由谁协调；- 自动化收益由谁获得；- 技术造成的失误由谁负责；- 哪些岗位被重构，哪些人进入新的核心。 AI提高生产效率，也提高了组织对中间层的怀疑：既然工具能做这么多，为什么还需要你？ 博士和高知不能再只回答“我能做更复杂的分析”。必须回答： - 我能判断哪些分析值得做；- 我能识别模型无法承担的组织责任；- 我能把技术能力嵌入真实流程；- 我能处理自动化引发的利益再分配；- 我能让多个集团接受新的协作秩序；- 我能在技术失败时组织止损，而不只是解释原因。 未来的上位者不一定是最懂模型的人，而可能是最懂得如何利用模型重构权责关系的人。 --- ## 十四、上位者必须掌握的五个冷酷判断 ### 1. 判断一个位置：看它能否分配未来，而不是今天有多少资源 资源大但只能执行既定任务，不是真正的高位；资源未必大但能影响下一轮人事、预算和方向，才有长期价值。 ### 2. 判断一个领导：看他如何对待知道太多的人 如果一个领导习惯在危机后清理最了解事实的人，那么你越接近他，长期风险越高。 ### 3. 判断一个联盟：看利益消失后还剩下什么 只有短期分赃的联盟，环境一变就会瓦解；同时具有身份、历史、互补能力和共同风险的联盟，才可能跨周期。 ### 4. 判断一次机会：看它给你的究竟是舞台，还是责任陷阱 有些“重用”只是把无法完成的任务交给一个缺乏根基的人，以便失败后有人负责。接受高位之前，要核对授权、资源、时限和失败边界。 ### 5. 判断一次胜利：看胜利之后谁最希望你消失 如果你的成功使上级显得无能、同僚失去价值、旧集团失去资源，那么庆功时刻可能已经是政治危险的开始。 --- ## 十五、不能说出口却必须看懂的七条规律 1. **组织不会因为你受了委屈而补偿你，只会因为失去你会付出代价而重新定价你。**2. **没有人天然反对不公平，人们首先反对的是自己成为不公平的受损者。**3. **多数人不是忠于某个人，而是忠于这个人所代表的安全预期。**4. **公开称赞常常是在确认秩序，私下求助才是在承认真实权力。**5. **被赋予责任不等于被赋予权力，很多责任只是提前安排好的归责位置。**6. **越强调所有人都是一家人的组织，越要检查利益分配时是否真的按家人处理。**7. **权力从不真空：你拒绝参与分配，不代表分配不会发生，只意味着别人会替你决定。** --- ## 十六、权术的边界：成功不是短期赢，而是赢后仍有人愿意与你交易 洞悉人性不等于鼓励构陷、造谣、泄密和伤害无辜。那些手段当然可能在某些环境中奏效，但它们通常有一个致命缺陷：会持续提高所有人与你合作的风险价格。 一个人可以靠恐惧上位，却很难靠恐惧获得高质量信息；可以靠构陷清除对手，却会让潜在人才隐藏能力；可以靠背叛获得新主信任，却会永远被新主防备。 真正高阶的权术，不是无底线，而是对代价高度敏感： - 什么时候必须强硬；- 什么时候必须保留退路；- 什么利益可以交换；- 什么信用一旦损失无法重建；- 哪些人可以击败但不能羞辱；- 哪些胜利会制造更强的敌人；- 哪些短期位置会毁掉长期交易能力。 权力不是一次抢夺，而是一系列重复博弈。能上位的人很多，能在多次权力更替后仍被需要的人很少。 --- # 结语：真正的上位，是让自己成为秩序改变时不能被绕开的那个人 《资治通鉴》并不保证好人获胜，也不保证聪明人长寿，更不保证功臣善终。它反复展示的是：个人命运取决于能力、时机、联盟、名义、风险和权力结构的共同作用。 张居正读它，是为了教育皇帝，也是在理解自己的处境。他知道改革必须借助最高权力，官僚必须用考核驱动，名分必须为行动提供正当性，反对者必须被压制。但他最终也证明了另一件事：一个人可以在权力顶峰重塑国家，却未必能控制自己离场后的解释权。 这才是全书最锋利的结论： > 权力的最高形态不是你在位时所有人服从，而是你离场后，别人仍无法轻易取消你建立的现实。 对一个希望成功、上位、跨越圈层的中年高知而言，下一阶段不应继续沉迷于“让别人承认我更优秀”。那是低层竞争。 真正的竞争是： - 让自己参与未来的定义；- 让自己的价值跨越单一领导和单一平台；- 让多个集团都能从与你合作中获益；- 让功劳可以转化为持续位置；- 让失败不能被轻易全部结算到自己头上；- 让自己既有进入核心的信用，也有离开核心的生存能力。 不要幻想权力世界会因为你正直而善待你，也不要误以为变得残酷就能驾驭权力。 最危险的人不是善良者，而是天真的善良者；最可悲的人也不是有野心者，而是只有野心、没有结构判断的人。 真正成熟的上位者，既看得见人性的欲望、恐惧、嫉妒、虚荣和背叛，也知道不能让自己的秩序只依靠这些东西运行。 因为他最终要争夺的，不是一把椅子。 而是当所有椅子重新排列时，仍由谁决定座次。

这本书是张居正对《资治通鉴》的讲评和解析，在每一段原文后面附上他自己的观点和点评；因为这个是对当时皇帝讲学，都饱含深刻的用人、为政、爱民等政治思想与主张。整体读来还是有故事性与启发，但对于我这样的普通民众，也只能当故事听听。

自古帝王以经天纬地为文，以法祖安民为务，岂与文人学士，争一字一句之长。如唐太宗虽无文集，而其善政善言，至今炳炳尚在史册，万世称圣明焉。有天下者，可不知所务哉！ “为治也不在多言，只看其力行何如耳。能着实去行，便可以致治；议论徒多，反生惑乱，无益也。” 《通鉴直解》是明朝隆庆六年下半年开始日讲至万历元年（1573年）十二月期间给万历小皇帝讲解历史的讲稿，其讲评文字以最通俗的白话文写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同时还融入了大政治家张居正对历代王朝兴衰的总结。此书时间跨度上起三皇，下至宋元，最初二十五卷，以后陆续增至二十八卷。为了给皇上编写一本政治历史教科书，张居正以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基础，从周威烈王向前推进，参考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宋代刘恕的《通鉴外纪》补全了前面的诸位周王，还有三皇五帝以及夏商君王的事迹。《通鉴直解》第二十三卷以后的历史叙述，已经超出《资治通鉴》这本书的叙述范围，那么后面的内容张居正又是从哪里找到资料的呢？原来他参考的是明代薛应旃的《宋元通鉴》。因此，《通鉴直解》一书不仅仅是对节选或概括编写的来自《资治通鉴》的史料的“直解”，还包括采摘其他史书而编成的政治历史内容，是一个“扩大版”的“资治通鉴”，具有鲜明的两朝帝师张居正的特色。 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子思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自古君德贵明不贵察。明，如日月在天，万物皆照；察，如持火照物，用力劳而不免有蔽。盖其所见者小，而所失者大也。然人主恃聪明，则必流于察；喜苛察，则必伤于急；上愈急，则下愈欺。人无所措手足，且相率而为诞谩矣。又或乐宽大之名，而优游姑息，以至长恶容奸，废时失事，亦非所以为明也。古语云：“宽猛相济，政是以和。”惟明君能辨之。 尚书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刻之俗，乃上本说道：“臣闻先王之政，赏必当功，而不至于僭差；刑必当罪，而不至于滥及。这二者都不可过，然与其不得已而过，则宁可赏有僭差，不可刑有滥及。盖过于赏，犹不失为忠厚之心，而过于刑，则遂至伤生灵之命。故赏可过，刑不可过也。往时朝廷断狱，每过于严明者，盖以法度久弛，奸慝未平，故特用刑威以惩治之，所谓政宽民慢，则纠之以猛者耳。今奸慝既平，必宜轻省刑罚，而济之以宽，然后政为得中，人无冤滥。岂可复循前世之政，而以猛济猛哉？夫为政者，譬如张琴瑟一般，张琴瑟之弦，须缓急得宜，大小相调才好。若大弦忒紧则各弦都要紧以应之，那小弦微细，必至断绝矣。然则为政者，上严密，则下何所容？上急促，则下必扰乱，其弊亦犹是也。今陛下宜隆尚先王宽仁之道，荡涤近世烦苛之法。将笞杖等刑一一轻减其数，以济活百姓每生命；推广好生之德，以奉顺上天之心。救时之政莫切于此。” ‘’王又命吕侯作祥刑之书，作刑以告四方，在位五十五年崩，子繄（ｙí）扈立。‘’ 夫威亵而不震，故戎玩而不服，徒以一异物之故，遂失远方戎狄之心，然则人君之于征伐，可不慎哉！后五十年，王又命司寇吕侯，作祥刑之书，以告四方，即今《书经》上《吕刑》篇是也。其书专训赎刑，盖穆王巡游征伐，财匮民劳，晚年耄荒，乃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耳。然其篇中，反覆晓告，曲尽典狱情状。故刑，凶器也，而谓之祥，其哀矜恻怛之意，亦可想矣。此孔子叙书所以有取也。然则人君之于刑狱，可不慎哉！ 盖其心以为侯王不立，则天下无乱人矣。孰知后来并起而亡秦者，乃出于闾巷田野之匹夫。又以为兵器尽销，则天下无乱具矣。孰知后来豪杰一呼，斩木亦可以为兵，揭竿亦可以为旗。可见人君之欲安天下者，惟在乎仁义之固结，而不在于法制之把持也。 币，是财货的总名。龟贝，俱宝货，龟可占卜，故以其壳为宝。贝，是海虫之有文理者。九府，是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之九府。皆收藏财货的库藏。圜法，是均匀通融之法。十黍重为一铢。刀与布是人间常通用的。古时称钱为泉，以其形如泉字，又以其通行不滞，如水泉之流也。比先虞、夏、商之时，通行的货币在金类便有三等。上等是黄金，中等是白金，下等是赤金。金之外又有钱，有布、有刀、有龟、有贝，这几样财宝，通行天下，民皆便之。及周而法制大备，则以商通货，以贾易物。其时太公望乃设立九府，收贮财货而各有职掌之官，为均匀通融之术，使上不病国，下不病民。钱之形圆，而其孔则方，分量轻重，以铢起算。布帛宽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周家理财之制，大概如此。然亦各有取义，盖金为天地间的宝气，故货宝于金。刀能断物，其用最利，故货利于刀。泉流而不竭，故货流于泉。布则无所不遍，故布于布。帛可以束，故束于帛。当时之制为钱币，不徒有圆融之法，又多取流通之义如此。无非欲导利于民，散财于下，而后世乃专之以为己私，敛而不散，非先王设法命名之意矣。 那时有臣名荣夷公者，专务谋利，以媚于王，王喜好信任他。大夫芮良夫谏说：“夫利，乃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载，当与天下共之，不可专也。若专利于己，则害及于人者必多矣。故虽匹夫而专利，犹且叫他做盗，为其夺人之利，与盗贼无异也。况王者为天下之主，当布利于下，而乃行专利之事，则民心不服，归之者不亦鲜乎。王若不将这荣公疏远了他，周之王业，必至败坏。”王不听，专任荣公，及荣公为卿士之官，诸侯果皆离心，不来朝享，恶其好利而不好义也。《大学·平天下章》有曰：“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无如之何矣。”其厉王之谓哉！ 为士者只论是非，不顾生死。如其非义，岂可枉义以就死；如其合义，岂肯违义以求生。今王枉杀杜伯，是王的大过失，而王不自知，故臣能尽言发明君上之过失，而辩理杜伯之无罪，何敢易言以避死乎。 然常人之情，难与虑始；圣人之心，太公至正，虽有此谤讪之言，孔子也不去理会他，只管依着道理法度行将去。……夫孔子以至圣之德，行帝王之道，其初犹不免招谤如此。可见成大事者，不和于众，而为人君者，欲用非常之人，则不可挠于群议矣。 按楚信费无忌之谗说，而戮伍奢之忠，纵子常之贪利，而结蔡侯之怨，此吴师之所由来也。其受祸之惨，有不可言者，使无申包胥则是时楚遂灭矣。国以一人亡，以一人兴，信哉！此用人者，所当鉴也。 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夫人臣事君之忠，莫大于荐贤为国，而为宰相者，尤当休休有容，绝妒忌之私，开公正之路，使天下贤者皆集于朝廷，以共理国事，乃为称职。观李克向者五言，定相之说，与折服翟璜之语，可谓知人臣忠君之大，而人主择任宰相之道，于此亦可见矣 即此，可见富国强兵，效劳任职之事，凡有材力者，皆可以勉而能。大臣处难为之际，而不动声色，措社稷于泰山之安，则非其德望器度，素能镇服乎人心者，不足以与此。人君择相者，尚鉴兹哉！ 夫文帝除肉刑，可谓至仁，及其用法，虽亲无赦，似又有不专于仁者。何也？盖立法贵宽，不可无好生之意；而行法贵断，不可有姑息之心。仁义并行，宽猛互用，治天下之大法如是矣。 这是仲舒第二策，劝武帝先教化而后刑罚，兴太学以养人才，可谓得王道之要务。至于“尊所闻、行所知”二语，尤为紧切。盖天下事，非知之难，惟行之难。武帝所慕者成周之治，而所行者亡秦之政，欲以比隆于古，不亦远乎！故仲舒此言，真深中武帝之病，而后世人主有志于慕古者，毋若武帝之空言哉。 封禅，是祭泰山之礼。加土于山上，叫做封；设坛于山下，叫做禅。 大抵郡县官务求声名，必善事上官；善事上官，必刻剥百姓。故上官好贿赂，则郡县必取民以馈遗之；上官好逢迎，则郡县必劳民以奔走之；上官好自尊大，则郡县必承望风旨，颠倒是非以阿顺之。于是监临官视此以为贤否，而举劾因之；铨曹视此以为优劣，而黜陟因之。故雷同者往往得美官，而履正奉公之士，为世所讥笑。吏治之日坏，有由然也。要必严敕监司督察之官，崇奖悃愊无华之吏，无为声名所眩然后可。 臣闻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盈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 盖自魏晋以来，士大夫祖尚老、庄，崇奖浮薄，其自处则抑名教而贵玄虚，其取人则采虚名而略实行。至于惠帝之时，其风益盛，其习愈靡，以不拘名分者为旷达，不修职务者为高雅；丧容止之仪，纵耳目之欲，则谓之任真；托虚无之论，悖哀乐之情，则谓之忘累。废时失事，败礼伤化，无所不至，甚者以国家之治乱兴亡亦举而委之自然之数焉。驯至五胡乱华，中原板荡，王戎诸人，不但得罪于名教，抑且倾覆人国家，诚万世之所当鉴戒也 鲁褒作《钱神论》以讥之曰：“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人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夫篡逆大恶，天道好还，晋司马氏本篡魏而有天下，乃假托于禅受之名，故其后世，强臣陵夺，亦复如是。今观刘裕之所以取德文，即向日司马炎之所以取曹奂者也，先后一辙，报施不爽，可以为永鉴矣。历宋而齐、梁、陈、隋，朝君臣，暮仇敌，君如弈棋，国如传舍，才得便失，远者五六十年，近者二三十年，皆繇君德不纲，强臣擅命所致。然则国之权纲，人主其可一日不揽，而使下移于强臣，以成陵替之渐哉。 而魏朝选举失人，实自崔亮始矣！然北魏以来，历唐及宋，这停年资格，至今尚踵行之而不废，何也？盖世变久而情伪滋，便资格尽废。待选的，或矫饰声名，或窥伺隙窦，适以启侥倖之门；主选的，或交通请托，或公行贿赂，适以资奸利之弊。则年格亦何可废哉！但序迁所以待中人，而超擢所以拔异才。天下异才少而中人多，诚于资格之中，而寓考核之实：凡任满者，勿概署以称职，必明开其优劣，而简拔其卓异，亦庶乎不蹈崔亮之失矣。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太宗问其故，德彝对说：“臣非不尽心访求，但一时未有奇才可应诏命者耳！”太宗责他说：“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君子用人，就如用器皿一般，大的大用，小的小用，各取所长，岂可苛求责备？且天之生贤，何代无之，一世之才，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古来致治之主，都赖贤臣，岂是从异代假借来用？也只取于当世而已。今正患自家识见浅陋，不能知贤，何可尽诬一世之人，以为无贤可举乎！”于是德彝羞愧而退。尝观贤不肖之相引，各以其类，故惟贤然后能知贤，亦惟贤而后能举贤。德彝本邪佞小人，何可以此望之！盖小人不乐进贤，其情有三：忌其形己之短，是一件；恶其不为己之党，是二件；恐其以正直触忤人主，为己之累，是三件。至于不知而不举，此其罪犹薄也，然则知人之难，又何以责于封德彝哉！可见人主之明尤在辨奸，奸之远而贤者进矣。 按太宗此言，深得为君之大体，夫君德贵明不贵察，明生于诚，其效至于不忍欺，察生于疑，其弊至于无所容，盖其相去远矣。是以自古哲王，冕旒蔽目而视不下于带，黈纩塞耳而听不属于垣，凡以养诚心而存大体也，不然，则耳目所及，其能几何？而天下大奸，必有遗于权数之外者矣！太宗至诚一语，实万世御臣之法。 按周秦修短之论，萧瑀固为失之，太宗亦未为得也，盖周武顺天应人，固不可谓之逆取，而始皇以不道取天下，亦岂能以顺守之？二说胥失之矣！窃谓周之立国，谟烈之贻，所以佑启者远，世德之求，所以继述者善，四友十乱之臣，所以辅佐者良是以祖孙一德，臣主一心，享国久长，有繇然也。秦尚法律而弃诗、书，疏扶苏而宠胡亥，逐拂士而任斯、高，父子君臣，同恶相济如此，岂能久乎！论周、秦者，宜于此合而观之始得。 古语说：中臣以身事君，上臣以人事君。盖以身事君者，所及有限，以人事君者，所及无穷。今观房、杜之所为，庶几乎休休之臣，是以保我子孙黎民者矣！然非太宗亲信之笃，委任之专，何以得行其志哉！故太宗任相，不以躬亲细务为能，而惟以求贤为先。房、杜为相，不以同心徇国为足，而尤以进贤为务。此万世为君、为相者之所当法也。 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智力所能周，故天子委之宰相，宰相参之僚属，不以往复为烦，不以异同为病，然后众思毕集，而庶政惟和。后世庸暗之主，令惟主于必行，柔佞之臣，心惟在于保位，是以有顺从而无匡弼，讳过失而惮改更，几何而不败天下之事哉！太宗此举，可谓深识治体者矣。 上问房玄龄、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有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上谓魏徵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魏徵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 按魏徵这段说话，乃万世人主之药石。盖致治非难，保治为难，立志非难，持志为难。人主之志，每能励精于多难之时，而不免忽意于功成之后。故忧其未治，乃所以成治，而恃其已治，此所以隳治也。譬之御骏马者，历九折之坂，执辔甚谨，曾无失足，及骋乎康庄，自以为无患，稍弛其衔勒，忽不觉其纵逸而失坠矣。图治者其戒之哉！ 大抵宴安酖毒，实人主之通患，而骄侈二字，则其膏肓之病也。骄则一人临天下，而不见其可忧，由是怠荒毒虐，而过不自闻矣；侈则以天下奉一人，而犹以为未足，由是穷奢极欲，而民不堪命矣。 按玄龄奉公体国，知无不为，诚一代之贤相，萧瑀乃以素不相合而极力攻之，使非太宗之明哲，鲜不为所惑矣！夫自古以来，攻任事之臣者，大率有二：非诬之以专擅，以动人主之心，则指摘其一言一行之失，以掩其所长。故任人之道，莫善于推诚，莫不善于求备，能推诚而器使，则二者之言，无由而入矣。太宗数语，真可为万世法也。 盖唐时善理财者莫过于刘晏，故史臣记其事独详。至于论大计不惜小费之语，真经国之远猷，万世所不可废也。盖天下之事，要图经久坚完，财必不可省，要图目前节省，事必不能就。世有动大众，兴大役，而以费半功倍，炫一时之功者，而不知其成易坏，则其费愈多，不惟无益而且有损者也。为国者可不察哉。 盖将兵之权，由于将将；足兵之道，本于足民。二者内修外攘之大机也。德宗当强臣跋扈之时，以猜忌待群下，既无御将之权，而横征暴赋，竭泽以渔，又敛万民之怨，卒致播迁之患。非不幸也，可以为永鉴矣。 “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又曰：“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又曰：“无纾目前之虞，或兴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 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谏诤之列，有备卫之司，见危不能竭其诚，临难不能效其死；臣所谓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岂徒言欤！ “臣闻理或生乱，乱或资理者，有以无难而失守，有因多难而兴邦。今生乱失守之事，则既往而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何忧乎乱人，何畏乎厄运！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而已。”陆贽 “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贤；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至所谓两情、九弊、四盛德之说，又可为万世之药石。 上谓陆贽曰：“浑瑊、李晟诸军当议规划，令其进取。”贽以为：“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略曰：“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机，下无死绥之志。”又曰：“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五月，以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公绰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舞文。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乱法，法亡。”竟诛舞文者。 宋太宗“士之学古入官，遭时得位，纡朱拖紫，前呼后拥，延赏宗族，足以为荣矣！岂得不竭诚以报国乎！”若水对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荣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帝然之。 ”若水对说：“陛下所言，固是臣子之分，然臣之报君，实有不系于此者。彼恬退高洁之士，爵禄不入于心，虽宠之以名位，因不以是为光荣。秉忠守正之士，忠义根于天性，虽所遇有穷通，亦不以是而变其志操。一则不可以爵禄拘，一则不必以爵禄劝，可见爵禄者，乃上之所以厚下，而非下之所由以为忠者也。如或以爵禄荣遇之故，然后效忠于上，则其心必不纯，其忠必不固，不过中人以下者之所为耳。岂可概望之诸臣乎！”太宗深以其言为是。然天性忠义不因爵禄而后劝者，上臣也，千百中无一焉！人君之治天下，如必待上臣而后任之，则天工之旷废者多矣！若水之言虽人臣自靖之道，而非明君驭下之术也。明主之所以驭臣，有德而后爵之，有功而后禄之。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恶德。而人臣之事君也，量能而后受官，度德而后居位，不以无德而尸位，不以无功而冒赏，斯百王不易之道也。 弼常说：“国之盛衰系于君子小人之进退。君子若与小人同朝而处，则君子必不胜矣。何也？盖君子以正自处，如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乐天知命，遁世无闷而已。小人心怀邪媚，若有不胜，则交结朋党，构扇凶恶，千岐万辙，变幻不测，必至于胜君子而后已。及其一旦得志，遂为罗织，以肆毒害于善良。故正人云亡，邦国殄瘁，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君子小人之进退岂可忽哉？”按富弼此言，可谓深知人情矣。盖知人则哲，自古难之，岂独小人难辨，虽君子亦有不易知者。若王安石其初不可谓非君子也，特因性执而少容，好学而泥古，遂至引用小人，基宋室之祸。可见人之才不能无偏，用其所偏，亦足以召乱，而与小人同归矣。惟人主以至公至明，用天下之才，则无此弊也。

这是大明名臣两朝帝师张居正首辅大人给十岁万历小皇帝的扩大版授课讲义。在司马光《资治通鉴》基础上，前自周威烈王三家分晋开始，上溯了周、商、夏至五帝、三皇，后又延了宋、元两朝。《资治通鉴》和张居正点评双重加持，五星打底妥妥的。白话易读，微言大义，庚子年阅读感触更深。书中关于纪纲、审时、用人、赏罚、理财、用兵、安民等治国方略也非常适用于公司管理。强烈推荐。

一本大书，一本还要再看n多遍的书。中国的文化真是太厚重太深奥太伟大了。作为中国人怎能不去爱我们自己的国，享受我们自己的文化呢。虽然很难读的懂的书，但这样的大餐还是要慢慢来细嚼慢咽的去慢慢来吃来消化的。

天子的职责，莫大于礼。礼以名为重。在韩赵魏三家被任命为诸侯的时候，就是告诉人们一件事：“名”乱了；周要亡了；天下要乱了。“履霜，坚冰至”，只看了一眼霜，就预见到万年冰。如是而像司马光这样的人，看到三家被封诸侯这个恶因，就知道三家分晋的恶果已经不远了。 文字，看懂了，受益了，觉醒了，便是价值！开篇第一句话“初命”二字，统治之道就在这第一句话里。只用一眼，可垂戒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