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史探（修订本）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拓拔史探》一书中先生以拓拔氏“子贵母死”制度入手，探讨了拓拔氏的缘起，发展，兴盛直至衰落，在此书中，他将“子贵母死”与“部落离散”这两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联系起来，使拓跋部早期历史走向变得明朗化。拓跋部想要建立大一统政权，就必须摆脱强权部落,所以才有离散部落之举。部落离散，后族无所依仗，此时去母留子是加强皇权的必然选择。虽然方式野蛮，但却符合历史发展趋势。通过这两件事，田先生还论证了一个定理:野蛮孕育文明。 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权。孝文帝对这些鲜卑族人实行自上而下的汉化改革，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就是鲜卑的汉化改革很彻底。但先生却提出哪怕到了魏末，拓跋人依然对汉字没有多重视，记事还是以拓跋旧习为准。除此之外，孝文帝进行的将汉字作为拓跋国姓的改革，也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个人认为这是汉化改革时间较短的缘故，改革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以孝文帝进行汉姓改革来说，公元496年孝文帝宣布改汉姓，而北魏在公元534年就已亡国，此时距孝文帝改汉姓的时间仅仅过去了38年，所以汉化改革不彻底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北魏立国，崔浩修国史引发了长达百年的国史之狱，但国史之狱的源头却是道武帝时期的邓渊。 史家修史强调“不虚美,不掩恶”,北魏统治者却因史家秉笔直书而制造冤狱，助长了其后历代王朝修史的不良风气，也为后世研究历史真相造成了一定困扰。

这次再读感觉到以前真的是没太读懂，有启发和思考的部分还是挺多的。可以作为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如何做政治史的研究范式。现在的我是能明显感觉到运用的大多数是传统史料，把研究做到这个程度是多么难能可贵，而且还有“分寸感”，其实能够十分确定的结论并不多，书中推测词句也不少，但是还是被说服了。另外一直觉得田先生几位学生的著作都是可以和田先生的作品进行对读加深认识的，这本是《北魏平城时代》。 虽然一直觉得日文版标题『北魏道武帝の憂鬱 皇后・外戚・部族』起的非常好玩，但是确实还蛮合适的哈哈哈哈。 顺便读过仍然觉得最好的书评，是胡宝国的。 胡宝国《在题无剩义处追索》 田余庆先生新作《拓跋史探》已于2003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二十四万字，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北魏子贵母死制度与离散部落的关系。第二，拓跋与乌桓共生的问题。第三，《代歌》、《代记》与《魏书》序纪的关系。我认为，其中第一部分是全书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部分。以下的讨论主要围绕这部分展开。 关于北魏子贵母死这一现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赵翼说：“立太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也。”(1)周一良先生说：“拓跋氏入中原前之旧制，凡其子立为太子者，母妃先赐死，至孝文帝母犹因此而被杀。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未闻有此风俗。且游牧部落亦不如封建王朝之易于发生母后专权之例，其来源尚待研究。”(2)韩国学者朴汉济对此提出过一个解释。他认为，子贵母死既非拓跋旧法，也非汉制，而是北魏胡汉体制中的特殊事物，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皇权。（朴说见田书所引）这个解释是不错的。 关于北魏离散部落，《魏书》中一共有三条记载。《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魏书》卷一○三《高车传》：“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魏书》卷八三上《贺讷传》：“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对于道武帝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之举，研究者多从拓跋社会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变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求得解释。这个解释也是不错的。 总之，不论是子贵母死，还是离散部落，都是老问题了，而且也都有了不错的解释。不过事情常常是这样的，不错的解释往往对我们妨碍最大，因为它使得我们有理由停下来，不再进一步思考。田余庆先生的可贵之处却恰恰是不满足于此，而是按他惯常的思考习惯，在一般人停下来的地方继续穷追不舍。他指出：“拓跋鲜卑，相对于先后兴起的其他胡族说来，是一个发展缓慢的部族。东汉桓帝时拓跋南迁，‘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群体庞大松散。汉末建安年间拓跋诘汾再次南迁，部落联盟更扩大了。《魏书·官氏志》所谓‘七族’、‘十姓’，是拓跋部落联盟新形成的核心，血统亲近，‘百世不婚’。拓跋部作为联盟领袖，其后妃必取之于七族、十姓以外的部落，其女子也必于七族、十姓以外择偶。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出现一些与拓跋部世代为婚的部族，形成与拓跋部的特殊关系；由于君权不张，拓跋后妃也就自然而然地居间起着联络作用，甚至有可能成为维系拓跋部落联盟的关键人物。”(3)在本书的另一处，作者明确写道：“道武帝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母、妻。这一现象令我恍然大悟，原来道武帝用战争手段‘离散部落’，首当其冲的竟是母族贺兰和妻族独孤，这并不是偶然现象。打破部落联盟的束缚，建立帝国，是此举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如部落役使之类，在当时似乎是第二位的。……离散部落之举和子贵母死制度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通，后者是前者的后续措施。”（3页）至此我们看到，作者从他独特的思考角度出发，终于把本来属于皇室内部的子贵母死制度与看似毫不相干的离散部落问题结合了起来。两个问题的结合真可谓互相发明，相得益彰。如果没有联系到离散部落，关于子贵母死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无话可说；如果没有联系到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的问题就难以落到实处，而只能是国家形成理论的一个具体例证而已。 诗歌语言中有所谓“陌生化”之说。一位诗人朋友曾就此向我解释说，“形式主义”批评家们提出过一个概念。他们认为文学，这里主要指诗歌，目的就是要把语言“陌生化”，也就是说，让语言能够给人以新的刺激，提供看待世界的新角度。借用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不妨说，田余庆先生也是把我们熟悉的问题陌生化了。在原本已经题无剩义之处开掘出了新的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动力。不过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是诗人的有意追求，而田余庆先生的“陌生化”却并非刻意为之，而只是他研究工作的客观结果而已。 与陌生化的结果相反，对于熟悉他研究特点的人来说，作者在书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点也不陌生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政治史的方法。我们知道，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作者曾研究了南方几大家族的政治关系，而在《拓跋史探》一书中，作者研究的则是北方几大部族的政治关系。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总括起来说，实际上就是一部拓跋早期政治史。众所周知，年鉴学派重视长时段，而对于属于短时段的政治史则比较轻视，认为是“转瞬即逝的尘埃”。这个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在以前写的《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较多地指出单纯政治史的缺陷。但是读了《拓跋史探》，我却感到政治史的方法也有它不容忽视的长处。政治史虽然不能解释一切，但从此入手，却也可以发现并解释民族史上的很多重要问题。具体到早期拓跋史，政治史的方法显得尤其必要。如果从传统的民族学的角度去研究，除非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否则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资料了，而一旦从政治史的角度切入，就会发现还有不少值得我们分析的素材。正是借助于政治史，作者才描绘出了一个早期拓跋族的隐约身影。由此，拓跋早期的历史不再只是一种部落➝国家的理论概念的演进，而是变得具体了，生动了，活泼了。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研究具有很强的个性特征。我们知道，研究政治史，既可以依据政治学的某种理论框架展开，也可以不要这些框架。在我看来，田余庆先生属于后者。我们看作者在本书前言中的一段话：“五胡十六国这一破坏性特别突出的时代得以结束，归根结柢是五胡日趋融合，其主要部分终于陆续积淀在农业地区而被汉族文明逐渐同化之故，这可说是今天史界共识。但是，在这漫长过程行将结束而又尚未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别的部族担当了促死催生的任务呢？”（1—2页）我们再看作者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就“王与马共天下”说的一段话：“为什么江左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总的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士族高门与晋元帝‘共天下’，归根到底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高门士族与晋元帝‘共天下’的问题。”（3页）这两段话充分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认识。这个认识简单地说就是：当时的事情必有当时的原因。由此，他自然不会满足于理论框架给出的解释，也不会满足于一般性的说明，而是一定要找出一个具体的历史原因。受这种认识的引导，他在本书中又有如下的一段话：“我不排除道武帝曾在某个时候发布过离散部落号令的可能，也不排除某些具有定居条件的部落俯首接受号令的可能，但不认为所谓离散部落主要就是如此而无其他更直接、更急迫的原因和具体的过程。”（62页）把问题具体化的思路会很自然地诱导出新的疑问：道武帝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离散了哪些部落？道武帝母后究竟又是来自于哪些部落？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之间的关系就自然地呈现了出来。在解释历史现象时，研究者很容易急切地求助于“规律”、“趋势”来加以说明，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再向“具体”索要答案。与众不同的思考方法使他更像是一位旷野中的孤独旅行者。在他不断的追问中，泛泛的解释愈来愈显得苍白无力，而我们原本熟悉的问题也终于变得陌生了。 研究早期拓跋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料太少。作者虽然竭尽全力钩沉索隐，但很多地方还是不得不以推测来弥补资料的不足。这之中有的推测极有道理，给人以启发，但也有的推测难免令人生疑。 在《〈代歌〉〈代记〉与北魏国史》一文中，作者指出《魏书·乐志》中《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应该就是拓跋史诗。根据有限的记载，作者进而推测，在当时替道武帝整理、辑集代歌者只能是汉族士人邓渊。以后邓渊又奉命修《代记》，《代歌》中的内容应是《代记》的主要资料依据。因此《代歌》、《代记》同源。邓渊之后，又有崔浩修国史。记录了早期拓跋史的《代记》基本包含在了崔浩的国史之中。这些资料以后又成为魏收《魏书·序纪》的蓝本。因此辑集《代歌》、撰成《代记》的邓渊应是《魏书·序纪》的第一作者。由此，作者就勾勒出了《代歌》→《代记》→崔浩国史→《魏书·序纪》这样一条史学发展线索。我认为这条线索不仅清晰而且很有道理。其中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意识到《代歌》与《代记》之间可能的联系。《代歌》早已不存，根据有关的只言片语而注意到它的价值，并将其纳入史学史的发展线索中是很不容易的。 与上述合理的推测相比，接下来的推测就不那么合理了。关于邓渊之死，史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魏书·邓渊传》载，渊从父弟晖坐和跋案，“太祖疑渊知情，遂赐渊死”。但作者不相信这条材料，反而认定邓渊与以后的崔浩一样，也是死于国史之狱。在毫无材料依据的情况下，作者为什么一定要作出这样的推测呢？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作者不自觉中已经被前面自己发现的《代歌》、《代记》的线索束缚住了。我们先来看崔浩国史之狱。崔浩因修史“备而不典”、“暴扬国恶”而遭祸。《资治通鉴》也说崔浩国史“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北人无不忿恚。”。由此可知崔浩国史当是记录了一些有悖人伦、有伤风化的早期拓跋故事，因此惹怒了皇帝，引来杀身之祸。但是，崔浩所记拓跋早期历史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代歌》、《代记》线索，这些内容应该都是从邓渊所撰《代记》那里来的。如此，既然崔浩已经死于国史之狱，那么更早的邓渊能不死于国史之狱吗？看来，为了符合这个逻辑，作者只能让邓渊死于国史之狱了。 更为值得商讨的问题还不是邓渊之死，而是关于离散部落的史料依据。根据作者的统计，贺兰部被离散的经过是这样的： 第一次：据《资治通鉴》记载，北魏登国三年（388）三月，“燕赵王麟击许谦，破之，谦奔西燕。遂废代郡，悉徙其民于龙城。”作者指出：“显然，慕容麟尽徙代郡民于龙城，当包括三十年前的前燕时期由贺赖头率领居于代郡平舒城的数万贺兰部民在内。”（67页） 第二次：登国五年，道武帝与慕容麟合击贺兰、高车诸部于意幸山。稍后，铁弗刘卫辰又袭贺兰，贺兰部请降于拓跋，“遂徙讷部落及诸弟处之东界”（70页）。 第三次：登国六年，贺讷兄弟内讧，后燕“兰汗破贺染干于牛都”，慕容麟“破贺讷于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数万。燕主垂命麟归讷部落，徙染干于中山”（70页）。 第四次：作者在叙述皇始三年贺讷之弟贺卢逃奔南燕后说：“至此，道武帝舅贺讷、贺染干、贺卢三人，只剩下贺讷一人，据《贺讷传》，此时贺讷已无所统领，而且后嗣无闻。道武舅氏中还有一个贺讷的从父兄贺悦，待道武‘诚至’有加，得到道武善遇。贺讷、贺悦的部民，自然也被强制离散，分土定居了。这是第四次离散贺兰部落，也就是现知的最后一次。”（70—71页） 以上离散贺兰部事例中，第一次、第三次都是被慕容部离散的，真正被拓跋部离散的只有第二次、第四次。 我们再看独孤部被离散的情况。 第一次：《资治通鉴》登国二年记“燕王（慕容）垂立刘显弟可泥（亢泥）为乌桓王，以抚其众，徙八千余落于中山”。作者指出：“刘显八千余落徙中山，这是独孤部的主要部分第一次被强徙，是孤独部落离散之始。”（80页） 第二次：刘亢泥降于慕容氏，《太祖纪》皇始元年（396）六月“遣将军王建等三军讨（慕容）宝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亢泥部落于平城”。作者指出：“这是《魏书》所见独孤部民第二次被强制迁徙。”（83页） 独孤部被离散两次，一次是慕容氏所为，一次是拓跋氏所为，这与贺兰部被离散的情况类似。作者在59页曾分析说：“部落离散，就其实质说来，本来是部落发育的自然过程，它之所以在道武帝时比较集中地出现，却也是由于道武帝创建帝业的特别需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离散部落只留下这几家外戚部落的个案，而大量的对道武帝帝业无害的部落却得以保存下来。”显然，作者十分关注、十分强调的是道武帝拓跋珪离散贺兰、独孤部落，而不是别人的离散行动。但是，根据他提供的事实，不论是对贺兰部还是对独孤部，离散部落的发动者都是不仅有拓跋氏，而且也有慕容氏。两家各占一半。既然如此，恐怕就不能把离散部落很特殊地仅仅看成是道武帝为打击外戚部落，“创建帝业的特别需要了”。应该说，作者也意识到了慕容氏在离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在35页又补充说：“看来，贺兰部破败主要是拓跋部借慕容部之力，得利的是拓跋部。”这个补充其实没有太大用处。这里所谓“借慕容部之力”一说，给人的感觉似乎慕容氏只是前台的表演者，而拓跋氏才是幕后操纵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上述由慕容部发动的离散事例就不构成对本书观点的反证了，但遗憾的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可以证明。所谓“得利的是拓跋部”云云，其实只是一种客观效果而已，并不能因此把慕容氏离散贺兰、独孤部归结为拓跋氏操纵的、有预谋的行动。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概念问题。究竟什么是离散部落？按书中多数场合的表述，所谓“离散部落”就是指强制迁徙部落。但十六国时期某个部族强制迁徙另一个部族从甲地到乙地是常有的事情。如果仅在此意义上来理解离散问题，那道武帝离散部落还有什么特殊意义好说呢？作者似乎也认识到这个问题需要解释，所以在75页又说：“强徙部落自十六国以来就是常有的事，包含离散部落，但并非都离散。道武帝在完成帝业的过程中，从总体上意识到离散部落的深层意义，理解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采取更主动更连续更强烈的措施，不只是迁徙部落，而且还要离散部落。这是他与十六国君主的不同之处。”按这个表述，似乎强制迁徙部落又不等同于离散部落了。 按我的理解，强制迁徙部落不等于离散部落。前引《官氏志》说：“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贺讷传》说：“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按离散的结果既然是“同为编民”、“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因此所谓“离散”应该是指打破部落内部旧有社会等级结构而言的，唐长孺先生也是这样理解离散部落的，他说“部落的解散使贵族、人民都成为单独的编户。”(4)而所谓强制迁徙部落，即只是把某部落从甲地强制迁徙到乙地是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按作者上面的表述，似乎道武帝不只是迁徙部落，而且还离散了部落，但根据前面提到的有关贺兰、独孤部的史料，我们见到的还只是迁徙而不是离散。总之，如果我的理解不错，如果强制迁徙部落真的不等于道武帝登国年间的离散部落，那么本书所有有关于此的讨论就值得重新考虑了。 写到这里，我不想再就作者的种种可疑推测说更多的话了，因为作者本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前言中说：“我衰年涉入拓跋史题，颇感力不从心、步履维艰，更感到资料不足，结论难下。”他还说：“基于以上认识，我把本书所见主要作为窥探拓跋史的一种思路，而不一定是作为确切结论，奉献给读者，希望起到促进思考、共同探求的作用，以期尽可能把古史的这一模糊区域一点一点加以辨识。”凭借着几十年的研究经验，田先生当然知道要尽量避免过多推测，本书诸多推测实在是出于无奈，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炊。史料的极度缺乏制约着每一个研究者。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尽管有些推测还需要再斟酌，但他毕竟已经给我们描述出了一个以前未曾见过的、精细的历史过程。这是我们要十分感谢他的。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载，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本传又载司马迁语：“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实录”之说、“文采”之说，正反映了史学的两个特点，一方面，史学是求真的学问，另一方面，史学也是展现史家思想、才华与魅力的手段。换言之，史学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艺术的。从求真的角度看，我对《拓跋史探》多有疑惑；从展现史家个人才华与魅力的角度看，我又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著作。这种矛盾的态度或许就说明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真与美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统一。 原载《读书》2004年第6期 (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三“《魏书》纪传互异处”。 (2)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380页。 (3)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4—25页。下引该书仅括注页码。 (4)　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205页。

有点自不量力的读了这本学术类书籍～拓跋探史，很多章节看得我云里雾里，读来甚是痛苦，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饮，能看懂多少算多少吧，读书万卷，书海里总有艰难前行的时候，坚持总有所收获…… 拓跋史的这段在历史较冷门，史料也极为稀缺，也是历史长河中的模糊领域，要清晰了解这段，必须先把拓跋之前要搞清楚，整本书从多方面对拓跋族的兴衰进行梳理，而其中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贯穿了拓跋史的更替。 子贵母死，出现在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一个特定阶段，事极残酷悖伦，受到千古谴责。道武帝是此事的蓄谋者和带头的执行人。它的出现，符合拓跋部摆脱无序继承的纷扰以及巩固父子继承制度的需要；符合进一步消除强大外戚部族干预拓跋事务的需要；更符合拓跋部道武帝从部落联盟共主地位上升为专制国家皇帝的需要，古往今来，制度永远服务于政权！

我去山西之前读完了这本书，在山西的太原和大同待了五天，于秋风飒飒的古城里写完了这篇书评。帮助我了解山西是有用的，尤其是追踪女性历史和民族融合。“拓跋鲜卑建立北魏，将近百年以山西大同（平城）为国都，山西是北魏最核心的龙兴之地。”田余庆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者，代表作有《东晋门阀政治》，我还没读过，只读过他学生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也是一本讲北魏的历史书，从宫女王钟儿的视角切入，还不错。OK，回到这本拓跋史探，田余庆探索了北魏的开国前史，包括子贵母死制度、部落离散，以及拓跋和乌桓的共生融合关系。 【子贵母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奇特的制度，儿子要当皇帝，首先赐死生母。拓跋族本来是一个母系部落，被称为女国，后来男人开始造反了。各个都是入赘的蚂蟥男，为了巩固自身势力，杀妻杀母，吞噬她们的政治资源，父权制彻底取缔了母权制，整个北魏朝代都和子贵母死制度绑定。“他先是用离散部落方式以杜绝外家为乱，然后在择嗣时实行子贵母死之制以杜绝母后预政之虞。”【女性执政】不管是拓跋还是北魏时期，女性参政的现象很普遍，尤其是冯太后、桓后祁氏、平文后王氏。冯太后没有留下真名，她真的太厉害了，真正改变了北魏的历史。利用子贵母死制度，主政14年时间，发明均田制和三长制，推进汉化改革。大同仍有她的身影，比如她主导开凿的四组云冈石窟，我确实看到了很多二佛对坐，这也算二圣临朝的象征吧。 这本书的考据挺严谨的，但是我很不喜欢田余庆的男性史观，他描述冯太后参政是玩弄权术，说她残忍。“史家称赞的太和之政背后，竟有冯氏姑侄相继演出这许多恶剧、龌龊剧，是议论文明太后功过者未甚留意的问题。”有点女人祸水那一套了，你们拓跋男杀妻杀母，就是凤凰男逆袭（其实是蚂蟥男，我们女性参政就是祸乱朝纲，怎么不叫拨乱反正？

在野蛮孕育文明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当一个部族、一个社会群体走完了进化过程的某一阶段而高奏凯歌之时，他们在精神上还可能承受沉重的负担，隐藏着由于他们的残酷行为而留下的心灵痛楚。我们为拓跋的历史感到沉重，为乌桓的历史感到沉重，也为人类历史包括我们亲历的历史感到沉重，而祈求理性的进步。（阅读时间：2020年6月4日-7日；自评：8.2；推荐指数：★★★★★）

就我个人而言，阅读难度有二，一是对拓跋早期历史很陌生（虽然此前认真读过《漫长的余生》和《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但对拓跋史所知仍极少），需要记笔记；二是半文半白的行文风格加上较多引用史料原文，需要静下心来慢慢读。本书是田先生基于匮乏且散乱的拓跋早期史料，大胆假设加上细腻推理，做出的一些可能性解读。虽不是定论，但这个抽丝剥茧的过程很惊艳，很多观点和逻辑的梳理让人有眼前一亮和豁然开朗的感觉，对拓跋史中的子贵母死、部落离散、乌桓共生、国史之狱等都讲得很清晰，对于“为什么是拓跋结束了十六国乱局”也算做出了让人信服的回答。非常精彩，强烈推荐给对北魏历史有兴趣的朋友，是值得反复精读的书。

此前读完《北魏平城时代》，已经了解北朝历史的复杂幽深，再读田老的《拓跋史探》，更是彻底被扎实的史学功底震撼。本书抓住拓跋早期历史中三个关键问题，层层推演，把北魏立国前那段模糊混乱的部族兴衰史，梳理得逻辑自洽。 第一，是对“子贵母死制度”与“离散部落”关系的解读。以往读北魏史料，大多只把“子贵母死”当成一项残忍畸形的宫廷旧制，单纯视为皇权传承的极端手段。但这里跳出了单一制度的视角，精准打通了它与“离散部落”之间隐藏的深层关联。 拓跋部原本是松散的游牧部落联盟，部族势力盘根错节，其中母族、妻族的强势部落，是制约拓跋君权最大的隐患。道武帝想要脱离部落割据的旧格局，建立集权化的大一统政权，第一步必须瓦解外戚部族的强权势力。而最先被针对性拆解的，正是威胁最大的道武帝母族贺兰部、妻族独孤部。所谓“离散部落”，本质上就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权力洗牌，通过拆分、迁徙、瓦解强势外戚部落，剥夺其兵权、部众与属地，彻底消除其干预王权的根基。 也正是基于离散部落的铺垫，“子贵母死”制度才顺势成型。离散部落之举和子贵母死制度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通，后者是前者的后续措施。 第二，是关于拓跋与乌桓共生关系的考证。以往我们了解北朝历史，大多只聚焦拓跋鲜卑的主线，习惯性忽略乌桓这一重要部族。但田老通过梳理零散史料，还原出汉末至魏晋近两百年间，拓跋与乌桓在代北地区深度共生的真实格局。两支部族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地域交错，既不是单纯的盟友，也不是绝对的仇敌，形成了极为特殊的共生共存关系。 乌桓部族素来骁勇善战、铁骑闻名天下，战斗力极强，却始终缺乏稳固的核心凝聚力，没有独立建国、长久割据的能力。而拓跋部拥有成熟的部落联盟组织与领袖体系，却欠缺精锐战力与地域根基。正是这种互补性，让二者在代北之地长期交融共生。两族在漫长岁月里，既有联合拓土、共生发展的协作，也有权力博弈、彼此离间的冲突。西晋时期卫瓘离间二族，致使乌桓背离拓跋、部族离散，直接引发拓跋部内乱动荡，便是二者制衡关系最直观的体现。 所以，北魏的崛起从来不是拓跋部单一族群的功绩，而是代北多部族融合博弈的结果。拓跋与乌桓的百年共生，既塑造了拓跋部独特的部族特质，也为后来北魏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第三，是对《代歌》《代记》与《魏书》序纪渊源、以及国史之狱源头的考证。世人皆知北魏崔浩国史之狱惨烈牵连、震惊朝野。但田老通过溯源，认为祸事的真正源头，是道武帝时期的邓渊。邓渊在北魏立国之初，奉命整理拓跋口传历史，将部族世代流传的《代歌》整理成文，编撰《代记》，这也是后来《魏书·序纪》最原始的史料蓝本。 拓跋早期历史充满诸多不便被正统王朝宣扬的过往，比如游牧民族早期的收继习俗，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拓跋什翼健（拓跋珪爷爷）娶了拓跋珪母亲贺氏。邓渊如实记录部族真实历史，埋下皇室与国史书写的矛盾。崔浩修国史，不过是将这份真实继续延续、放大，最终引爆了累积多年的隐患。 读完全书，最大的感受是：很多看似野蛮、荒诞的历史制度与部族纠葛，背后都是政权生存与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今生恨不能师事田余庆先生，《秦汉魏晋史探微》史料翔实立论严谨，《拓跋史探》几乎开启了大陆内亚史观的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更是已经完全超越了历史著作的范畴，足以为传世经典。 ​《拓跋史探》，后半段读得有点仓促，因为一些原因，好几天没有精力，所幸精华部分看得比较认真。 ​一、文明的代价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但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哪一次历史的进步是不需要代价的，所以文化迷因学认为文明就像病毒一样不断地寄生宿主，而宿主可能获得利益也可能遭受损失。 拓跋的历史正是如此，道武帝将茹毛饮血的拓跋部成长为入主华夏的中原霸主，子贵母死便是代价之一。田余庆先生的史家眼光真的令人钦佩，仅仅从《魏书》用词的不同便能钩沉史料，发掘出这样一篇好文。 孝文帝改革又是另一个拓跋部走向文明的标志，虽然争议颇多，但不得不说隋唐三百年都在其中孕育，而六镇兵变可以说又是一个文明的代价。 ​二、史家风骨 中国史家一开始是想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也就是说法统在庙堂，道统在圣人弟子，然而在强权政治下，这也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有良心的史家只能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处世，实录国事，可惜随着皇权不断扩大，这也是不被允许的。邓渊、崔浩的两次大狱，成为中国治史者永远的痛。 现在​恐怕能做到康德所说“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是他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这样的史家，就称得上良心史家了。

再读《拓跋史探》。是因为本想读《北魏时代的名号变迁与政权转型》，但发现很多知识遗忘，于是回头重读。 这次读得慢，好些时候，读过几章，就放一下，让那些文字在头脑中缓缓沉淀。 这本书，梳理了拓跋部的三次重大沉浮：力微死，诸部离叛，国内纷扰——昭桓穆帝三分拓跋，到穆帝死，部众叛离，拓跋骤衰——苻秦灭代，乌桓独孤统治拓跋，最终，道武帝建魏。 在拓跋的兴盛与衰败间，是乌桓、匈奴、鲜卑、汉等多民族的融合，是贺兰、宇文、慕容、独孤等多部落的建国、归附、叛变、灭国的时势变化。 离散部落、编户齐民、子贵母死，实现了刻木结绳的拓跋走向了正史留名的文明社会。 现代人不必要以先知身份指责子贵母死的泯灭人性，父兄母妻的爱情亲情怎及得上权力的光芒。我倒也不觉得这是女性的悲惨，倘若这是一个女国，那么子贵父死。本质上，这无关性别，只是权力的战争。 像我这样40多岁的人，年轻时看过不少武侠小说，小说中常用贺兰、慕容、独孤这些复姓，或苍茫，或孤寂，或遗世独立，竟都来自鲜卑、匈奴。 还有，前两天在看中国诗歌赏析。 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一个根本区别，便是抒情诗传统与史诗传统的不同。 西方诗歌是以史诗开场的，并且形成了强大的史诗传统；而中国诗歌却是以抒情诗开场的，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抒情诗传统。 所以，“中国没有产生莎士比亚，但要看到，西洋也没有产生司马迁与杜甫。” 但我们零星也是有一些史诗的，譬如《代歌》。 ———————— 补充： 看到本书的日文版书名，译得通透又风趣—— 《北魏道武帝の憂鬱 皇后·外戚·部族》

为什么会读这本书呢？ 一是前段时间读了田余庆老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读罢气脉贯通，神清气爽，过瘾！从一句“王与马，共天下”开始，发幽探微，索隐钩沉，写成一本泱泱神作，于是特别想找他另外的书看看。 二是很早以前读坑比江南《九州缥缈录》的时候上头，听他说九州的世界观架构参照了北族历史，于是对北族历史一直心生向往，刷完巴森演的成吉思汗，再看北朝十六国。 三是拓跋、慕容、独孤这些名字听起来很酷，天龙八部里慕容复一心想要复国的大燕，神雕侠侣里隐居养雕的独孤求败，拓跋这个词的音节又很好听。 于是就看这本书。 这本书在老先生衰年始作，类似门阀一书，也是从一句谚语“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开始，发幽启微，探索道武帝拓跋珪确立后宫“子贵母死”制度的动机及渊源，完成本书第一个主题；进而由“子贵母死”的动机出发，解释道武帝离散其母族贺兰部及妻族独孤部的原因，事实上也是解释为什么拓跋部能够在北族中崛起，为什么结束十六国乱况的是拓跋而不是其他哪个谁，完成本书第二个主题；三是讨论北魏修国史问题，由拓跋珪杀邓渊、拓跋焘杀崔浩，终致北魏国史涂抹过多，事有不实，甚是遗憾，这一点吕思勉先生在他的两晋南北朝史中也多次吐槽，“矫诬至此，叹观止矣，然终不能尽掩天下后世之目也”，吕老先生义愤填膺的样子，也是如在眼前啊哈哈。 拓跋史，史料奇缺，所以本书中部分结论是推测，读起来稍微会让人不太信服，如离散部落，有把惯常操作归于道武帝独创的嫌疑。不过先生自己说了，他的初衷，“仍旧是秉持学术公器理念，以一己心得和眼下认识，归结为一种研究的思路，而不是作为定见，奉献给同好读者，以便共作进一步的考察。我执着于历史新知的获取需要学界长远积累这样一种愿望，而无急功近利之心”。先生久已成名之人，不惧非议，大胆探路，苦心可叹。 老先生2012年给门阀一书写后记的时候说，“但是去秋以来，我的健康状况退步，估计难得有足够力气完成这个题目，只好作罢”，我看书的时候标注说，老师保重身体啊，没想到老先生2014年就已故去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吧。 道武帝死的时候三十九岁，南北朝时留下姓名的很多人都在三四十岁时死去，我读书的时候常常心惊肉跳，我的人生所余几何？想来快三十年过去，还有种人生还没正式开始的感觉，唉，忽然而已，忽然而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