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跑题【2026 61】 今天我必须说点与书有点关系却又不太相关的。 欲先灭其国，必先去其史。从今年秋天开始，某兄弟省份已经将历史降格为考察范围，不计入中考总分，虽然还上课，但权重已经非常低了，设想一下应试教育的背景下，那从老师到家长到学生，谁能心甘情愿多看它一眼？从毒教材和毒教辅开始，我总觉得有一股无形的神秘力量，在试探性的侵蚀着下一代。历史课是什么？它是在价值观形成期间的必修课，是文化自信的根基，关乎着每一个中国人对自己文明的基本认知，罗振宇昨天发视频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首先历史学不好，语文的分数一定不会高，这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讲，而从修身的角度来说，一个了解陶渊明和苏东坡、了解霍去病和岳飞的人，怎么可能和不了解他们的人一样？其次他说历史并非只是过去，它是研究“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历史就是探求所有人是怎么回事儿的学问的总和，放弃历史，就相当于放弃了所有知识的一半，最重要的一点，他指出了一个学史的误区:即学历史是为了求真——得到事情的真相，而实际上学历史最大的价值是形成共识，黄帝和炎帝的传说已经几千年了，他们生存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关于他们的细节早已经流失或者变形了，但我们依然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是炎黄子孙，是诸如此类的大大小小的共识让华夏民族有了底气。 什么方式能打败中国人？军事不可能，就现状来说自保绰绰有余，可在寸土不失的前提下歼灭一切来犯之敌。经济不可能，全产业链的内循环纵深是独家优势，西方一轮接一轮的经济制裁没有掀翻基本盘，国家用巨大的财政补贴、外汇管制和行政调控，由系统内部消化，并没有传导为普通人的生存危机。但是舆论战和文化战却是有隙可乘，先忘记，再背叛，让你和这个民族没有情感关联，让你对自己的文化没有认同，让你忘记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屠戮，忘记先烈为了后世安宁献出生命，我们忘了，就相当于我们死了，忘记历史的民族，无异于行尸走肉。我女儿也是初中生，几年后也面临中考，我宁肯让孩子少答几分，也不愿减这个负，我怕历史被边缘化了，下一代的火种就随之熄灭了，数以亿计的孩子都身处迷茫，而不自知。

花了二十多个小时，硬着头皮、囫囵吞枣的啃完了这部三十年前初版的经典著作。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首先要对包弼德先生深厚的中国传统经史根底表示钦佩。这么多年，对书中所涉及的唐宋士人，仅仅只对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文学地位、经典作品、政治主张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对于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更是只闻其名、只知道教科书上对其的负面评价。 关于中国儒学的思想发展历程，之前只看过朱维铮先生的《中国经学史十讲》和钱穆先生的系列著作，有个大概了解。惜乎朱先生作品里重点关注的是经学在春秋到两汉之间的发展壮大、明清以降的僵化和近代人士的反思，钱先生的作品重点是介绍每个人的思想主张。关于唐初经学重归一统到北宋南渡后理学崛起背后的转变历程，还是通过本书才略知一二。 包弼德先生这本书，“作为一部思想史，这部书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充分运用学术史和文学史来探寻思想史的轨迹”（译者语），以“斯文”、或者说“文”作为全书的核心概念。不再以“平民”来看待作为宋代文化创造主体的宋代士人，而是从精英的社会流动、身份转变等角度来观察宋代士人的新特征。书中指出：对于士人来说，“文化、家族和政府是鼎立的三足。每一个自身都具有价值，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传统和逻辑依据”；从初唐开始，“到11世纪末，维持士人地位的两个尺度——家族门第和某种形式的为官——对大多数士人已经不再适用。这样，那些士人家族的子孙和希望成为精英的人，只有一条道路来确保他们的精英地位代代相承：这就是‘学’”。全书讨论的重心在北宋道学兴起之前，但并未依循唐宋思想研究惯常采用的哲学史框架，沿道学滥觞的线索寻绎其间的思想变迁，而是立足价值观的演变，指出唐宋思想的转型是士人的价值观基础从文化向伦理的转向，同时细腻地勾勒了这一转向的具体轨迹。新的视角和结论，使它为道学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新颖的解释。

本书是在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下，针对唐宋思想变迁进行梳理和阐发的专题性研究。五十多万字的篇幅非常清晰地勾勒了唐宋思想转型的基本脉络。包弼德先生作为哈佛教授，不仅引入了社会史、文学史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以观察唐宋思想转型，还对唐宋时期诸位文人的思想提出了具有洞见性的独到见解，读之不禁使人感慨包教授汉学功底之深，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观念本就抽象，而包教授作为海外学者不仅能理解还能对之进行清晰地阐述，着实令人钦佩！ 全书以“文”这一概念为核心展开讨论。唐宋的思想转型在作者的笔下是非常清晰的：“简单地讲，初唐的学者们认为，写作、统治与行为方面的规范包含在代代积累的文化传统之中。关于价值观的争论不过是在讨论何种文化形式比较适宜。但是，到了宋朝晚期，思想家们已经转而相信心（mind）的能力，借此可以对内蕴于自我与事物之中的道德品质获取正确的观念，而人们普遍接受的文化传统则已失去了它的权威性……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人们逐渐不再相信，通过正其仪表就能够引导天下。不过，在这个转型时期，最著名的学者们坚持认为，个人可以通过学习古人的著作与成就，以他们自己的内心去体会一种潜在的‘道’”。 如果说初唐学者还在遵循传统，认为“文化是一项不断积累的、没有止境的事业。过去的文化被提高改进，在这个过程中最初（不如意）的情况被改变。学者应该将传统更新”，宋代学者则已经将“圣人之道”内化于心，并在加上个人理解后将其付之于实践，而夹二者之中，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中晚唐学者之思想实际上是更为多彩且充满可能性的，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也有所提及。面对安史之乱后所呈现出的社会凋敝与政治混乱，中晚唐学者渐渐发现“人们深信过去的文化榜样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起作用”，古文运动便是中晚唐学者在面临危机时所做出的尝试——“有些人宣称自己有权治理这种状态，不是否认文的重要性，而是通过改变人们写文章的方式来恢复它最初的道德功效”——中晚唐学者所阐发的种种可能性中，除去被宋代学者所继承并改造的那一部分之外，其他的部分又去向了何处？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本书的附录：《唐宋转型之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此文尤其珍贵。包教授不仅梳理了自郝若贝以来，美国史学界对“唐宋变革论”的研究成果，还对“唐宋变革论”的缺陷提出了批评意见。文末则针对唐宋时期的社会转型进行了学术展望，对读者而言颇具启发意味。此外，读该文会让人想起海外中国研究的另一本经典，即刘子健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还会使人联想到已故的余英时先生之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研究》一书。刘子健、包弼德、余英时三位先生都是在“唐宋变革论”之启发下展开对唐宋思想、文化和政治的研究。三者各有特色，若要将三者进行对比，我个人认为刘子健先生的研究最为精妙，而余英时先生的研究最为深刻，包弼德先生的研究则最为详实。 除此之外，有关“唐宋变革论”，我个人独有一些想法。前一阵子接触到一份高中历史课件，某位教师从“唐宋变革论”讲授宋代科技与文化这一课，看到不少评论对之提出了批评，即“唐宋变革论”是带有侵略性倾向的，不应该用在教学之中。诚然，一百一十多年前的虎次郎的确是带有目的性地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可一百多年过去了，针对“唐宋变革论”的研究和探讨并没有因为其带有殖民倾向而中断。以前听北大历史网课，邓小南老师就讲到，“唐宋变革论”存在的一大意义就是提醒我们去思考，唐宋之际的中国到底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个人认为这一点是不错的。我们总在讲“批判性继承”，可真到了需要批判性继承的时候却又全盘否定，在批判“唐宋变革论”的政治化倾向之后，提示学生去思考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总归是能够起到一定效果的。 历史并非线性的阶段过程，两宋之际的社会大众并不清楚自己进入了后世京都学派所言的“近世”还是东京学派所言的“中世”，又或者是处在封建社会的哪个阶段，这种划分只对我们存在一定范围内的“意义”。当我们努力回到“历史现场”，所闻所见的才更为纯粹和丰富。 最后，我想说，本书的翻译！真是！不忍直视！译者言：“翻译这部书，对我来讲，是一项艰苦而又充满学习和思考快乐的工作”，我想说，阅读这部书，作为读者，我并不是很快乐……

导言摘录： 这部书的核心内容，就是描述在唐宋思想生活中，价值观基础的转变。但是，单单讨论这个问题会忽视一个更大的转变，即学者们是如何确立价值观的。简单地讲，初唐的学者们认为，写作、统治与行为方面的规范包含在代代积累的文化传统之中。关于价值观的争论不过是在讨论何种文化形式比较适宜。但是，到了宋朝晚期，思想家们已经转而相信心（mind）的能力，借此可以对内蕴于自我与事物之中的道德品质获取正确的观念，而人们普遍接受的文化传统则已失去了它的权威性。初唐时期人们相信，文化传统能为大一统的秩序提供必要的典范；宋代晚期人们则相信，真正的价值观是内在的理（principles）。在这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个思想多样化的特殊阶段，这个阶段始于唐朝后半期，并持续到北宋。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人们逐渐不再相信，通过正其仪表就能够引导天下。不过，在这个转型时期，最著名的学者们坚持认为，个人可以通过学习古人的著作与成就，以他们自己的内心去体会一种潜在的“道”。斯文，作为来自上古的形式传统（formal traditions），仍然作为规范性观念的可能来源而发挥作用，即使这些观念超越了它们最初为人所知时的特定形态。思想生活被一种创造性的张力所包围，一方面要维持形式文化的延续性（formal cultural continuity），保持过去的“文”，另一方面要寻找那些曾经支配了圣人的观念，发现古人的“道”。但是对于宋代道学家来讲，个人的任务就是要学会按照天地内在赋予万事万物的规范去行动。初唐的学者认为，人们承袭的文化传统由于它源于上古而获得了权威地位；转型时期的学者则认为，斯文的典籍传统（textual traditions of Our Culture）是诸种规范性观念的来源；与这二者不同的是，道学家则主张，如何正确行动的观念基础独立于文化而存在。然而几乎很少有学者不意识到，有必要建立共同认可的准则，不论这是正确的文化形态、正确的价值观念，还是为己之学的方法。宋代的道学家也许会拒绝承认，存在一种代代积累的文化形式传统，学者们对此有责任加以延续；但是在否认被承袭的文化与真正的价值观之间有对等关系的同时，他们仍然要拯救斯文。矛盾的是，他们将学习的重心从文化活动转移到伦理修养，以此来拯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创造了一套新的传统典籍、学说和实践，所有这些都为斯文作出了新的定义，这一定义一直延续到17世纪。

唐宋变革自带的经济、社会、阶层、商业“近代化/早期现代性”的成果最终在中国转化为政治集权、思想固化、文化排外。此书原著为非东亚语种，今呈译本。作者考据精深、学风严谨，非深耕史学者慎读。然其旁征博引，史料出处详明完备，足为典范。

论中国历史大的转折时代，会想到秦汉时期，而在唐宋时期也存在变革。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提出“唐和宋在文化上有显着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这就是著名的“内藤假说”（唐宋变革论），围绕这一观点有许多优秀的论著，《中国转向内在》，《朱熹的历史世界》等，这本《斯文：唐宋的思想转型》也是以“唐宋变革论”作为立论基础的。 “斯文”一词源出《论语》，“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儒家的“文”可以指仪表，仪礼，或者礼乐制度。经过近千年的演变，到了唐宋时期，“文”开始转变成典籍传统和政治文化传统。 宋朝确实会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印象，与汉唐盛世比起来，宋朝不仅疆域不到汉唐的一半，对外战争也只能采取守势。但对外的疲软不能抹杀对内“文治”的繁荣，陈寅恪先生评价宋朝时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以极高的评价说明，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在本书中，作者讨论唐宋之际的大转型，认为可以从思想转型和社会转型两方面着手。先看思想转型。作者认为从唐代到宋代，“文”的意蕴又开始从探讨文化的学问，向着探讨道德伦理的方向转化。 以“文”为主线，将唐宋文人对于“文”的认识作为考察对象，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结合在一起，也指出了唐宋思想转型的基础是士人身份的变化。 唐宋思想转型的关键节点，在于唐代中后期发起的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核心发起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韩愈和柳宗元。他们反对当时盛行的过分强调华丽辞藻的骈文，主张恢复先秦诸子散文时期的古文传统。韩愈对于古文的提倡，当然并不单纯只是为了寻求一种文体上的转变。文体转变主张的背后，是重新强调文章的伦理和政治功能，呼吁政治变革，转变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国势式微，藩镇割据，中央力量严重弱化的状态。简单概括，韩愈柳宗元们倡导的古文运动，是集文学与政治变革于一体的运动，他对于唐宋之际的思想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后世所谓“唐宋八大家”，几乎全都是秉承古文传统写作的散文大家，而且他们无一例外，都强调文章的伦理教化和政治宣导功能。如果说韩愈是倡导文学的政治功能，那么北宋的王安石，范仲淹则是践实了“文”的政治效用。前者写下“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惧，祖宗不足法”，力主推进北宋中期最大的一次变法改革实践。后者则可堪称天下读书人的典范！读书人做官的有很多，但是能够“出将入相”的读书人屈指可数，范希文是其中之一。他在边境对西夏的战守，在朝堂的庆历新政，都在用实际行动实现“文人”的转型。 宋仁宗一朝杰出人才出现井喷之势，为何这一现象会出现在宋朝？ 这就不得不说到宋朝的“文官政治”，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官政治”最为发达的时代，宋太祖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宋统治者在尊孔崇儒的同时，又大力提倡对佛教和道教思想教化，形成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人文格局。基于此宋朝各个阶层人士都能吸收，融合各种不同的文化，最终创造出宋代灿烂辉煌的文化。其次是科举制度在宋朝的全面推广，宋朝的科举堪称是中国科举制度发展的巅峰。 两宋时期朝堂的中坚力量从隋唐之初的世家大族转变为专以科举入仕的文官，这种转变历程不可谓不深刻。世家大族世代为官，形成集权力，财富和文化于一身的显赫家族，到了宋朝几乎不存在了。科举入仕的文官，完全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具有科举功名的士人集团。唐宋之际这种显著社会转型的核心因素，是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深入推广。 曾经的世家大族在安史之乱和唐末五代的战乱的冲击下，消失殆尽；宋朝与“士大夫治天下”以及科举制度的完善扩大，让士人再度成为国家政治中的支配性力量。一位普通平民，只要能够层层通过科举考试，理论上就能有位列权力最顶端的机会和可能。 宋的文化并不拘泥于典章考据，而是强调经世致用，注重务实的文风，体现出一种入世的人文情怀。两宋时期的理学是希望统治者能做到“内圣外王”，但社会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促使了理学转向内省的教化方向。在民族危机，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宋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又转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范希文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是宋学经世理念在社会变革领域的实践。范希文在《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呐喊，正是这种人文教化精神的突出表现。 士族势弱，平民崛起，这是在文化政治层面，宋朝对中国的开创性意义。 除此以外，本书中作者所谈到的两宋社会经济的转变也引人注目。 与唐朝坊市隔离不同，以“重商”为核心的市民思潮分流动频繁，两宋商业繁荣，“坊市”的界限被打破，便携的纸币成为市场所需，私营工商业发展，标志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经济与文化的转型相伴相生，“文学中心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展到词，曲，小说，与“市”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又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范围扩大到更广泛的社会大众。街头巷尾，说书的艺人比比皆是，世俗文化在此时大放异彩，楼酒肆，巷陌街坊，勾栏瓦舍，都成为士人间往来的空间，交游的场所。 宋朝的社会文化风气，更加的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一部融入文学史视角的思想史，可读。

如果想要了解—— ⭐️什么是“士”（古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不同时代“士”之追求；同一时代“士”之追求分歧 ⭐️“文”之概念在古代社会的演变 ⭐️古代社会道统和政统的张力 ⭐️唐宋文明转型（从思想史与社会学的角度了解） ⭐️唐宋八大家之接续与使命 ⭐️理学兴起之前传 ⭐️理学并非历史的唯一选择 最后却为何胜出🏆 这本书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包弼德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没有将思想视为孤立存在的 “观念文本”，而是将其置于士人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社会实践中考察，由此观照一整套融合了文化传统、政治理想、道德价值与身份认同的“斯文”体系。

描绘思想变迁脉络的轮廓和光晕还是展开了一定的格局，史料充盈，辨析也很工整，某些见地玲珑剔透有启示性。行文很敢于论断，确让思路显得更为清晰，也让喜欢看对比、找差异的读者（例如在下）得到满足。虽在开篇明说是专门史研究——在后人不断回应前人的问题并对前人的著作不断推进深化中形成的，但看问题的角度还是一定程度上和传统研究道开两路了——倒是新颖度提亮了不少。此外，内容的时间跨度较长而且对每个时代都宽幅呈现，稍显匆忙和泛泛，不够在细微处切中要害、彰显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