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哲学

货币哲学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现状 价值论与现代化 人们的生活是由价值的感觉和价值判断组成的，人们生活在价值的世界，价值来源于存在，存在无法用逻辑推断，而是追根溯源的尽头。现代化来源于工业化，如果说全人类都向往现代化，那么可以认定，全人类都向往工业化所带来的无差别复制的工业产品。 经济价值是主观价值的客观化；客观性意味着对主体的普遍有效性；主观价值表达为个人的主观需求；经济体系是人类主动价值的互换；交换产生了社会化。在个体之间财富的自由交换中，社会标准是朝向客观性的第一步，这就是交换的本质。 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 社会群体基于主观价值的互换，诞生了内生货币体系，社会群体自发的衍生出了货币——货币的功能之一，是使价值更具有流动性。货币是人类衡量万物的尺度，把一切主观化的事物客观化衡量——这为互换这一行为打好了基础。 人类是拥有想象力的动物，货币给人一种拥有的感觉。货币作为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手段，货币为享有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人类的想象力，支持了货币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想象力的对立面是现实。人是集体生活动物，生活在集体当中需要使用货币，因此货币只能被集体定义。集体的最高组织形式——政府，垄断了货币的定义权，现代的银行体系和货币体系就是最直观的外生货币理论。 人类个体构成了集体，集体保障个体的生存。 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消灭了个人主义，个体在集体当中不拥有任何事物，个体也就失去了“拥有”的这种感觉。个体的感觉消失，他的主体性也随之消失。 社会主义措施的一切成功，依赖于引入了个人主义的经济体系环境。个人主义的手段意义取决于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个人主义可以逐渐减少，但彻底消灭个人主义将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 社会主义承认了个人主义，满足了个人对于“拥有”的感觉。个体具有自身的主体性，个体因此也就有了为之奋斗的主观能动性。个人之间的互动是所有社会构型的起点，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保证了个人的运动在社会中持续的发生。运动起来的个人持续的在社会之中互动，社会的经济化运转，由此得以持续。 货币要想发挥效用必须要求社会关系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强度——否则它就与其他的交换物没什么区别了——而为了使这种效用进一步理智化，还要求对社会关系进行更进一步地强化。 集体主义和政府应运而生。 在现代，资本的意义不是取决于它是什么，而是依赖于它行使着什么功能。这说明了现在的中央集权化的大趋势，这种趋势与个人化趋势根本就不矛盾；他们形成了同一过程的两个部分，即个人越来越清晰的分化和新的中心化，一个指向社会，另一个指向自我。 从心理学上看，个体间的地位平等根本不是绝对理念，根本不是绝对律令，而是纯粹的手段，用去除特定的痛苦感，产生特定的满足感。这种可能性异常紧要，因为迄今为止经验表明，尊卑等级关系是相当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手段，取消他们将破坏社会生产的一种最富有成效的形式。 这种状态的一个完美体现，就是军官体系。军人对长官服从命令，是为了实现军事目的在技术上的必须的要求。 社会主义在以集体主义为主的思维之中，保留了个人主义；用平等的感觉安抚了个体间的落差，又维持了集体主义的社会高效运转。 社会主义向金钱体制宣战，他试图阻止个体从集体中孤立出来，同时社会主义诉诸潜伏在个体内心中的对集体发自肺腑的热烈情感。 社会主义的双重动机具有截然对立的精神根源，以保证社会主义是理性主义的货币经济最终的发展产物，另一方面它是人最无所区别的本能与情绪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别具一格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是理性主义以及对理性主义的反动。社会主义在具有共产主义式平等性的古代世俗社会中找到了启发性思想，而货币体系则引导个体返回自身，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只留下少数对象作为个人奉献的情感对象。这些对象一方面是对亲密无间的个人关系，诸如亲朋好友，另一方面涉及最遥远的范围，比如祖国和人类。 社会主义承认个人主义的方法，便是使用货币。 人与人之间产生的关系人数越多，他们的交换手段就必须越抽象，越能为人所普遍接受；反过来说，如果这样一种交换手段的确存在，它就得穿过难以逾越的距离使人们达成一致意见，把各式各样的人囊括到同一个活动中，使人们产生互动并进而统一起来，这些人由于在空间上、社会上、个人层面和其他方面具有利益分歧，除此之外他们不可能被整合其他的组织形式。 交换产生了社会化，因为交换是一种社会化的形式。 交换是那些关系之一，通过这些关系，众多的个体构成一个社会群体，而“社会”则等于这些关系的总和。 产权变更引入了价值最大化的问题。 使用货币，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就成为了可能。 价值与价格 货币有效使用的群体规模越大，货币的价值就越高。 在一个小的、地区性的群体中，流通的可能是价值性较差的货币。 价值是价格的追随者。 人类用货币衡量万物，得到的结果是价格，根据价格估量价值。货币的意义，是用来表达其他物品之间的价值关系。 货币拥有者对于商品拥有者具有某种优越性——货币只是一种抽象的工具，与时间、事物、目的无关。货币拥有者的优势在于，他准备放弃货币。 不管经济活动如何，货币都照样可以有利可赚。货币拥有者通常会从剧烈、破坏性的经济动乱中获得好处。 货币拥有者可以通过操控价格进而定义事物的价值，被定义的价值与真实的价值形成背离。由于价值来源于需求，人拥有想象力——货币拥有者通过操纵可以感知的价格，塑造了人们的主观需求。在这一过程当中，价值是价格的追随者。 对于价值意识来说，货币绝对化的程度取决于经济兴趣从原始生产到工业企业这种重要的转型。现代人与古希腊人对钱的态度区别甚大，主要是因为古代的货币仅仅服务于消费，而现代的货币在本质上效力于生产。 古代的货币服务于消费，人类创造商品与主观需求的能力极低；现代工业社会，货币主要服务于机械化的大批次生产。 在被获得之前，货币具有终极目的价值，但一旦获得，他就立刻失去了这种价值，而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手段——除了吝啬禁止了这一过程。 把人的价值化约为一种金钱表现形式的趋势是如此不可阻挡，甚至不惜损害实际的精确度也要这么做。这种趋势不仅使货币成为人的尺度，而且使人成为货币价值的尺度。 已经成为终极目的的货币，不能容忍与其他限定性价值的共存，即使是那些非经济性质的商品也不例外。不会只满足于成为终极目的之一，而与生活中的另外诸多终极目的共存，例如智慧和艺术、人的意义和力量、美和爱；但既然货币具有了这么一种特殊地位，他就已经取得了一种力量，而能够把其他目的也化约为某种手段。 在这一过程中，价值与价格完成了背离。 物体的关系是诸种实实在在的实体的一个过程，人与人的关系不发生在物体身上，而发生在物体的价值概念之上。 货币表现出的交换性一定会不可避免的对各种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影响，或者说二者必定要相互影响。 货币代表着统一的价值，对他的拒绝意味着对世界多样性的拒绝。 主观价值来源于人类个体的塑造，货币的交换性影响了现实世界中客观事物的主观价值，客观价格影响了主观价值，反过来讲也成立。 审美与时尚 货币和时尚都是社会互动的产物。 富人对财富的享受超过了用他的钱所能买到的那些乐趣。 富人因为财富而享受尊敬特权，而且财富还经常被看做是一种道德上的优点。 价值的世界高居于现实世界之上，它的价值世界将在货币的“纯粹形式”中得到表达。 在商品与货币之间的选择，会立刻揭示出后者的无价值性。因为货币只提供给我们手段，而非目的。 但是当我们把一定数量的货币与商品放在一起，后者对前者的交换意愿通常比反过来要强烈的多。而且对于任何目的来说，财富所具有的机动性和可用性越大，它所具有的力量就越强。财富越是由金钱组成，或者越是可以转变为金钱，货币自身也就越明显的成为一种工具，或者能够自己目的的转换点。 无需考虑事物金钱价值的生活方式，有一种极大的美学魅力。对事物的获得只取决于客观看法，即只依赖于事物的内容和重要性。 必须要强调的是：根据最近的流行观点，在衣食住行和娱乐等各方面，中产阶级们希望能与上层阶级拉平，而下层阶级则希望能中产阶级看齐。第一次为一种统一的货币价值的形式开辟了可能性空间。 货币的数量体现了货币的价值。我们生活的一个主要趋势——把质化为能量——在货币中达到其最高和最独一无二呈现。 用于类比，一个军队的价值不能用每一个士兵的边际效用来估量的，一条河流的价值，也不能从组成它的每一滴水的用途来判断。 货币可以被积累的事实——这个事实的精准反映了货币纯粹的量的特性——就意味着：它将最频繁、最独特的让人们感受到它对生活内容的规定。 货币可以被积累，这一情况表明货币具有无限的特质，现实世界里只有人的想象力具有同样的特点。货币的无限性可以做到包容万物，万物因此被货币所度量和定义。 在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货币似乎达到其力量的巅峰，原因就在于：无数过去不为人知的事物现在都服从于货币的摆布，而过去这些事物对此却难以从命。因为货币是各种价值的价值。 某些事件表明货币对于经济意识阈所具有的一种非常直接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作为明确的经济意识只对金钱的刺激做出反应。 只有当花费是以钱来实现的，接受礼物者才会感觉到送礼者付出了代价。从另一方面讲，以上层社会的标准来看，花费金钱的礼物则是不合适的，有时甚至仆人、车夫和信使也经常是更喜欢一根雪茄，而不是一笔可能价值相对于他的消费。在后者的前行情形里，关键的事实是礼物不应该表现出经济价值，或者，至少礼物的经济本性应该退到幕后去，应该表现出来的是真挚和诚恳。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唯独价值的货币形式在刺激人们的经济意识，且，同样的过程是接受还是拒绝取决于被激起的情绪如何。 由于货币变成了人类世界万物的尺度，而人类又是天生的社会性动物，本能之中就会给人划分阶级。复杂的社会之中，货币就变成了划分阶级的完美量尺，货币具有统一性，无论性别、年龄、种族都可以用货币这种统一的尺度加以度量。社会性动物的人类，追求发展的本能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血液之中，社会的客观性却无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部落首领，这时候货币又站了出来——通过定义物品的价格来定义时尚，时尚品做到了让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可以获得自我的认同。这一点在礼物的事例中再次得到了诠释——对于收取礼物，上层社会不喜欢统一标准的货币，而是更喜欢能表达具体个性的客观事物，掌握大量货币的上层人士塑造了“收取礼物的观念”，与之接触的中层阶级和下层平民也随之效仿，偏好实体礼物而厌恶收取货币。在收取礼物的事例中，货币只表现价值尺度本身，但无法代替事物的自身价值，因此只有实体礼物才能激起收礼物人的情绪变化，而货币无法做到这一点。 对贵族利益而言，强调贵族与其他出售东西的人之间存在的任何一点差别都是十分紧要的。因为金钱交易产生了民主式的夷平差别的后果。尤其是当交易双方中社会地位较高的一方卖东西赚钱，而地位较低的人购买产品时，交易双方很容易被视为彼此是“平等的”。所以贵族认为金钱交易贬低了他们的人格，而农民如果向庄园主交租时付的是钱而非实物，就会觉得自己的地位上升了。 每一种时尚在本质上都是社会阶层的时尚，也就是说时尚通常象征着某个社会阶层的特征，以统一的外表表现其内在的统一性和对外区别于其他阶层的特性。 只要存在时尚的地方，时尚无一例外的被用于展现社会的区别。近几百年来的社会变革使时尚丧失了其十分独特的步调，一方面是通过削弱阶级壁垒，以及众多个体(有时甚至是整个群体)不断向上升为较高阶层的社会灵活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第三等级占据着统治地位。 如果说当今流行的时尚不如前几个世纪的时尚那么奢侈放纵、豪华昂贵，但持续时间也短的多，部分原因应归咎于现代时尚必须覆盖更广阔的范围，必须更容易被社会底层的人所模仿，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现代时尚真正的发端于富有的中产阶级。 贵族是国家的统治阶级，如果统治阶级被货币夷平差别变得与平民一样，那么“统治”这一概念也就随之消失，因此贵族要通过“可积累的大量货币”打造时尚，以简单直观的外表直截了当的表现区别于其他阶层的特性，由此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以时刻提醒其他阶层自己是贵族，和可以统治群体的客观现实。但是货币的夷平作用始终存在，其他阶层可以借助货币追赶时尚的脚步，甚至反客为主塑造时尚。到这一步，人类群体的阶级客观性和个人追求平等的主观性同时发生了。 无论什么时候提到钱，货币单位的数量大小必须与人所感觉到的中心价值有所关联，以使这个钱数被当做人心目中站的最高的某个对象或行为对等的等价物。 假如不同的人对这个对象的评价相同，得出的结论则不可避免的就是该对象的价值就是这么多。 货币的另一个客观特质，是每一个人都能对事物进行价值评定，并用货币作出自己的主观定价。当所有人的评价相同，这件事物的“群体客观定价”就形成了。群体定价的延伸，是群体审美的塑造，货币夷平差距让每一个拥有货币的人都拥有了说话发声的权力，过去由贵族阶级定义的时尚，现在改由中产阶级定义也是因为如此——中产阶级是中层和下层平民可以接触并实现的真实状态，而且人数众多。 自由与义务（束缚） 自由的程度与义务并存。 人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表现任何人类命运的进程，即它经历的是一个奴役与解放、义务与自由之间不间断的交替轮转。 初看上去，自由似乎只具有纯粹的负面性。只有相对于束缚，自由才有意义，自由一向是指不做某件事的自由（Freheit von etwas）充盈着自由的是无所阻碍而表达出的概念。 自由本身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这种形式只能在其他生活内容的发展中，以及凭借这种发展变得卓有成效、生机勃勃、富有价值。 所以，当我们处身于世界的痛苦和忧虑之际，安宁往往像是绝对的理想，直到我们有了经验才了解到：只有做具体的事情是忙里偷闲才有价值，甚至这种安宁才是可堪忍受的，前提条件是这种安宁同时也是忙着做具体事情时得到的宁静。 人是动物，动物的特征是运动，绝对的安宁让人丧失了运动这一特质，无所事事让人无法忍受；忙里偷闲很好的结合了运动和静止、集体与个人，在集体束缚的间歇之中获得自由，束缚塑造了拘束的情感，自由是对束缚的挣脱，束缚与自由是事物的正反两面。 如今也有类似的现象，那些为了赚钱必须工作的才华横溢者，更加青睐的是有严谨客观的管理体制的公司，而不愿效力于单个雇佣者；又或，家务劳工的短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从事该行业的女性们更喜欢工厂工作，不愿意给东家干家务活，家务工作的物质条件肯定要好些，但是服从于主观的个人权威之下，她们自己感到少了些自由。 实际上，由于在瞬息万变的货币交易中不再根据具体的生活内容的范畴来划分财产类别，就绝不可能继续发展内在与具体财产中的那种约束、融合、献身，虽然他们限制了个体，却依然支撑着个体，赋予个体以内容。这就阐释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尽管从总体而言的确比过往任何年代都有更大的自由，我们却无法好好的享受自由。货币使我们从束缚关系中购买自身的自由成可能，不仅有他人对我们的束缚，还有从我们自己的占有物而来的束缚。 当庄园主向佃农索要一定量的啤酒、家禽、蜂蜜时，就注定了后者的农事活动在某一特定方向上展开。但一旦庄园主只向佃农征收货币地租，佃农就可以完全放开手脚，决定养蜜蜂、牲畜或其他东西。 日耳曼农民的农役租赁和实物租税向货币缴租转化的过程自12世纪就开始了；这过程后被打断了，因为14、15世纪的资本主义也传染了封建主。他们认识到实物地租比货币地租有弹性的多，且可以随意增加，而货币地租的数量一旦被固定为确切的数字就不好改动了。 如我们已指出的，只要承担义务的人搞得到需要缴纳的钱，就他自己的行动而言一笔单独的地租确实使他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但是定期缴租迫使承担义务者的行为变成一种外力强迫的、固定的模式，所以只有地租资金化以后，同最大限度的人身自由相对应的各种义务形式才能形成。 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不涉个人关系的载体，且是个体自由的载体。 古代的日耳曼农民、印度商人、斯拉夫人或印度等级社会中的成员，甚至常常还有中世纪的人，正是与这些确定的、个人间熟稔的、不可替代的人处于经济上的依赖关系中；涉及的相互依赖的功能的数量越少，这些功能的载体就越持久、越重要。但反之，想想处于货币经济中的人得依靠多少“售货员”吧！然而，他无可比拟的较少依赖单独的确定的某个人，经常说换人就换人。 货币是人类世界统一的尺度，自发明货币以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换范围便随着货币的无限性而扩大；庄园主与佃农的关系也因货币的统一性而发生了变化——过去单方面的权力——庄园主统治佃农变为了双方的互相依赖——佃农提供货币，满足庄园主收租要求，且数目固定不可随意更改；劳工与雇主的关系也因货币而改变——私人雇主的要求随性而无固定要求，完全按照雇主主观意愿指挥劳工——工厂具有严谨客观的工作标准，固定的客观标准给予了劳工一定的自由。货币再次展现了夷平差距的作用，在不涉个人关系的基础上，完成了劳动分工与价值交换，摒弃个人关系就意味着客观世界里的平等；佃农转变为只需要缴纳货币意味着佃农获得了自由，可以自行选择工作的时间、种类、空间，不必时时刻刻受到庄园主的支配。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活动的专门化，所以比原始人——他们可以在非常狭小孤立的人群中过生活——更多的依赖社会的整体，但我们却不依靠社会的任何一个特定的成员，因为他对于我们的意义已经被转化成其劳动成就的单方面的客观性，这一成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由个性截然不同的任何人完成，我们与他们的联系不过是完全以金钱表现的利益。 从主观方面观之，与早期的劳动形式相比，他们与单个雇主的劳务关系无可比拟地要宽松的多。当然工人被固定在工作上一如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然而，在货币经济中顾频频被替换，以及工人——通过薪水的形式得以实现的——经常有着挑选和变换雇主的可能性，使工人在其义务关系之中得到了一种崭新的自由。工人的自由对应的是雇主的自由，而在劳动形式受到束缚的情况下，雇主的自由也不存在。 社会意义上的自由，一如不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自由的发展意味着这种关系从固定的、一种不变的形式转变为不稳定的、人与人互换的形式。 货币的巨幅贬值使单独的一款项越来越不值钱和无关紧要，而整体意义上的货币发挥的作用却变得日益强大，无孔不入。 个体自由的发展程度是，自然对我们而言越是变得客观、实在、表现自身的规律，个体自由就越是随着经济世界的客观化和去人格化（Entpersonalisierung/depersonalization）而提高。 唯有当经济发展了其范围、复杂性、内部的相互作用时，才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通过取消个人因素这种依赖关系使单个人更强有力地返回自身，使其更积极的意识到自己的自由。 自由呈现自身的方式就是毫无规律、难以预测和不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像英国这样自由的政治体制是以内部组织的不规律、缺乏规整系统的结构为特征。而强制性的专制制度的高度体现为结构对称，内容统一，避免一切随意即兴。 按照那句“有自由的地方就有纳税”的格言——他远超出乎政治学范畴——劳动者为了自由（正因现金工资的形式自由才成其为可能）付出的代价是纳税（以工资的不确定的形式）。 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个人单独处于雨林之中不会萌生自由这个想法。在社会之中，自由意味着随机即兴、毫无规律、瞬息万变，自由是一种个人的主观表达。当人与人的关系越发的紧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变得频繁，经济也就发展了其范围、复杂性、内部的相互作用；货币在此刻交到了每一个人的手上，并且巨幅贬值，使得每一笔款项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以使得大量货币显得日益强大、无孔不入；在这种情况下，自由的感觉显得越发珍贵，想获得自由的途径却恰恰是获取大量货币然后去亲近自然。 货币与社会 当我声称货币把个人的经济成就从总体的人当中剥离出来，以及绝对而言经济成就一向是个体的一部分时，那么在另一方面，这意味着个体不再可以保存其绝对的整体存在，而只有那些心理内容和心理力量——在经济方面的内容从他的存在中被排除出去之后——被保存下来。所以，人们可以把货币发挥的作用描述为单个个体的原子式裂化（Atomisierung）​，以及发生于个人之内的个体化（Individualisierung）​。 当人们的兴趣集中在货币上，导致财产全数由金钱构成时，个人就会发展出独立于社会整体之外的倾向和感觉。 假若领导阶层占有的财产主要都是动产，可以在国家危难之时随时拿走的话，国家就危在旦夕了，在这种情况下，地主的利益却难解难分地与国家的命运同舟共济。在英国，当工业财富超过地产占据越来越大的优势时，就导致上层阶级对公共-社会生活丧失了兴趣。起初英国自我管理的基础是上层阶级的个人积极参与国家管理，而现在个人参与正越来越让位于国家的机构管理。单纯的金钱纳税——人们目前早已习惯服从——说明了所有社会关系日益加深的金钱性（Geldmäβigkeit）和古老的社会责任的衰退之间确有勾连。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货币同时发挥了分裂与统一的作用。例如，一方面货币经济造成的结果是破坏了家庭生活的有机统一与狭小空间，而当这成为公认的事实时，另一方面要强调的是家庭几乎不再是别的，只是一个继承的组织罢了。 维系社会生活的纽带越是具有为了特定目的而临时组成的联合形式（Zweckverband）的特征，它就越冷漠无情。所以金钱彻底的冷酷无情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反映出来，而这种文化本身又被货币所决定。 社会组织规模的扩大需要这种转化，以货币手段来褒奖功绩，因为奖金意味着社会团体不可避免原子式的分裂倾向。既然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在大团体中唤起跟在小团体中类似的感情，在大团体中脱颖而出的人就需要有另一种接受奖励的方式，无需再依靠整个团体的同意与合作。 大团体依靠组织结构来运行，丧失了小团体中的个人情感联系，在大团体中用货币手段作为褒奖是获奖者，货币在此刻具备了原子化功能，使团体产生分裂倾向。 通过交换，个体从根本上走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子。这比抢劫或赠礼的方式扩大的交往圈要大得多。不过，就交换最根本的特征而言，唯有私有财产才可能被交换。 一方面，统一体的分裂关涉个体之个性，因而可能把诸要素（无论它们之间有多么大的分歧，不可调和）相似的兴趣汇聚到一个集体构形中。另一方面，这种分裂也影响到了共同体，使得现在鲜明分化的个体很难实现内部和外在的公有化（Vergemeinsamung/communalization）​。 如果极大地简化一下这种情况，人们或许可以说，小型团体靠一致性和一体性保存下来，而大型团体则通过成员的个体化和劳动分工而得以维持。 小型团体，只需要通过个人人际交往就可以维持正常运转；团体规模一旦变大，就变得需要规则明确的规章制度与组织分工，来确保合理高效的使用个体劳动力。小型团体与大型团体的人数分界线是50人。 货币与私有财产以及因此与人体自由的发展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钱的灵活性为条件的，这在货币占有形式的反面，即土地占有中极为明显。 但是显而易见，古代自然经济中的集体主义无论其核心还是含义均与社会主义大相径庭，社会主义的理念可以说恰恰源自最货币经济式的（geldwirtschaftlichsten）​、最灵活易变的财产状态。 货币的灵活性，保障了人体自由；社会主义的理念源自货币经济的灵活易变财产状态；古代集体主义以土地这种不动产为主要财产，不需要灵活，只需要集体秩序。 人与事物之间具有双重关系：人未变，而事物变化无穷；或事物不变，而人却变了。当前者占了上风，即在动产的情况下，重点在个人身上，人们就倾向于强调个体的人是本质的因素。在相反的情况下，即在物体与人的关系中物体存在的状态更持久时，个人的重要性则让位于物体。 但农民通常不立遗嘱。与未留遗嘱的继承相比，遗嘱太个人化了。按照不同于传习俗的个人意习俗的个人意愿来处理财产，会使农民无比紧张。 无论在何处，财产的不动性——要么和集体性有关，要么和世袭财产有关——均被证实是一种障碍，克服这个障碍就会在分化和个人自由的道路上相应地前进一大步。货币是所有财物中最灵活机动的，它代表了这个前进趋势的顶点。货币的确是这样的财产形式，它最有效地把个人从那种统一的束缚——即从其他财产占有形式延伸而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遗嘱是非常个人化的事物。农民生活在土地这种不动产是主要资产的时代，不动产天然和集体、世袭有关，无论是集体还是世袭，都与个人化的思想矛盾冲突。在这种人文环境中，集体思想占据主流，个人思想没有生存的载体。思想以人类作为载体，群体性的思想构成文明。 辩证法与物极必反 在文化的较低阶段，符号体系经常意味着绕远和浪费精力；而在文化的较高阶段，它则更多意味着合算和节省精力。 文明人的劳动据说是有章法的，而原始人的劳动则是没有规律和盲目的；换句话说，前者涉及有意识地克服我们对劳动的抵触，而后者只是神经能量的一种释放。 货币这一工具被包含在文化体系之中，在较低阶段的初期，货币这种符号体系意味着绕远和浪费精力，远不如在小范围的部落团体、熟人社会之间更有效率；而当货币被无限扩大范围之后，这意味着节省精力和合算——没有高科技能力的普通人，也可以通过货币手段享受人类顶尖的科技成果，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尽可能多货币的愿望尽管总是存在着的，但只有个体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钱比别人的少的时候，这种愿望才会变得急不可耐，从而带来努力和勤奋；这就是那句话——Les affaires-c'est l'argent des autres[商业就是赚别人的钱]——的意义所在。 社会性贫富差距让人们有“渴望拥有”人造商品的动力，这种动力带来努力与勤奋；极端的贫富差距，让“无法拥有”人造商品的感受涌上心头，这时勤奋的反面就是怠惰。 所有货币收入的翻番将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变化，因为所有的商品价格都将同时也翻一番。这种推理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货币的一个特殊且决定性的特点，这个特点或可称为是货币相对意义上的僵化性（inelasticity）​。这种僵化性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特定经济领域内对额外货币量的分配并不相应地提高所有的价格，而是创造出新的价格关系，此价格关系不一定非得产生于个人的利益驱动力。 货币作为一种抽象工具，不仅为任何时刻的可用商品提供了选择机会，而且还为某一商品可以在什么时刻被使用提供了选择机会。 货币作为工具，不仅夷平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夷平商品和消费者的差距，在人类改造的世界之中，商品可以随时随地被购买，商品过去从属于消费者的地位也走向反面——支配消费者的地位——过量的商品就摆在这里，消费者没有货币就无法获取。 远在十分原始的阶段，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货币不适合表现人的内在性，这一点让人饶有兴味。在犹太人历史的最初阶段，可以用钱买卖妇女，用钱赎罪，但向圣殿纳的贡物却一向必须是实物。 但是另一方面，现代文化使货币与个人价值之间相距遥远，使得货币的意义越来越不能与那些真正属于个人的东西相提并论，因而，现代文化是在压制个人价值的主张，而非接受货币这样一种不适合的个人价值的等价物。 原始阶段，人们知道事物的本身固有价值，并加以重视；现代文化因为货币无限的扩张，货币占据了人们生活所有空间，人们只知道事物的货币属性——价格，而事物的原本价值则被人忽略了。 但同样真实的是，买卖妇女对于女人仍有价值这一事实给予了意义深远的、雄辩的说明，而且在心理学看来，女人之所以有价值，不单单是因为她们有价值，人们才花钱买女人，而且是因为人们必须掏钱才能把她们买到手，所以女人有价值。 若买女人的价钱非常之高，侮辱贬低人的价值的程度就降低了。因为巨额钱币的价值有一种稀有性，使它更显独特，更加不可与他者同日而语，故而也更适合充当个人价值的等价物。 买卖妇女又是货币反客为主，走向极端的又一力证：过去是消费者需要妇女的价值，通过货币手段来获取；现在是用货币定价妇女的价值，并认为高价格的数字赋予了其本就拥有的价值。巨额的金钱再一次定义了审美时尚，用自有的数量定义了质量。 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环境中随处可见的是结婚率不断降低，毋庸置疑这是由于（至少部分是由于）一般高度分化独立的人很难给自己找到完全称心如意的另一半。 除了男女相互本能的吸引之外，结婚对象的适合与否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标准和记号。但幸福是纯粹私人的事情，幸不幸福完全靠夫妇自己决定，一旦现代社会不再考虑到婚姻可以传宗接代而对婚姻丧失兴趣，那么就没有什么强制的理由要夫妇冠冕堂皇地坚持某种至少是假惺惺的爱情，以掩饰婚姻单纯出于情欲的动机。 分析一下公之于众的征婚广告就会发现，征婚和应征双方的财产状况是真正的兴趣焦点，尽管有时遮遮掩掩。这相当合情合理。一个人的其他品质无法在一则广告中坦率地表现出来，无论是外貌性格，还是引起爱恋的程度和智力水平均不可能用广告描述出来，从而构成一帧直接吸引个人兴趣的清晰的照片。 货币保障了群体的大规模协作，夷平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保证了绝对客观！与此相反，婚姻是绝对的主观和私人事物，在主观的领域，人们要尽情表达主体性，摒弃无差别复制的客观性。结婚率的降低，是因为人们已经在客观化的改造世界，在这样一个由货币统筹协调的客观世界里，个人的主观特质无法被他人知悉，客观的匹配机制无法传递主观的信息——征婚广告描述的依然是货币这一可客观度量的特质。 货币经济一再地掩盖事物的金钱价值无法全部取代我们可以从事物中获取到的东西的事实，掩盖事物尚有货币表现不了的方面的事实。 不管谁听一场音乐会，当聆听到想听的节目，而且如同预想的那么精彩时，会觉得掏了钱物有所值。然而音乐表演艺术家却不只满足于金钱，他还期待着掌声。想拥有一幅自己肖像画的人拿到画的时候就心满意足了，但画家拿到预先说好的工钱时却不见得满意，除非他还额外获得了主观的认可以及超主观的（übersubjektive）名声。部长大臣想要的也不仅是薪水，还有统治者和国家对其工作的感激。教师与牧师想得到的也不只是薪水，还有人们的尊敬与忠诚。甚至连水准较高的生意人也不想仅仅用产品赚钱，还想让顾客满意，即使这样做也不只是为了拉回头客。一言以蔽之，许多具体工作的承担者除却钱以外——钱只是客观上充分地代表了他们的工作成就——也要求个人的认可，要求买家流露出某种主观的承认，这种主观的流露不在双方商谈好的价钱之内，是完全等价于其工作成果的价钱之外所补充的接受感。 一个最普遍的社会学现象就是，源出于同一片土壤的两种因素的对立似乎最明显不过了。同属同宗的其他派别的憎恨。毗邻的小城邦之间的敌对情绪也一向比空间利益和实际利益范围大相径庭的大国之间的敌视来得更趋激。 这个日渐变得实际的世界中，货币——这一体现事物相对性的东西——似乎像是一个绝对，一个包容担负着所有那些相对的事物及其反面的绝对。 在货币夷平了人类世界，变为统一的价值尺度之后，事物本身的固有价值开始显现，以反抗货币的统一规范力量。 劳动与人类 劳动价值理论起码就哲学意义而论，是最令人感兴趣的理论。人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人的思想和意志将会在劳动中达到一种整一性——这些潜能自身达不到这样的整一性——前提条件是人们把这些潜能看成似乎是可以和睦共存的。 劳动是人的天性，通过劳动，个人进行自我价值的实现。 劳动力不是价值的情形也并未被如下的说法改变：即被当作生存资料消耗的价值不是劳动制造的，而是劳动力产生的，故此只有劳动力本身——作为这些价值的承担者——才可能是一种价值。 劳动力与劳动的分野只有对社会主义的目的来说才是举足轻重的，因为社会主义提出了如此的理论：工人只拥有所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而已，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比投入到他的劳动力身上的价值——即给工人提供的生活资料——要多得多。 劳动是维持人类社会运转的客观媒介，劳动力是进入货币体系定价和交易的资产商品。劳动创造的价值多于劳动力交换得到的货币价值，这是合乎逻辑与理性的——一个组织架构，需要外在的人力劳动维持体系本身的存在和运转，以对抗熵增定律——假如工人创造的价值完全等于劳动力交换的货币价值，工人所在的外部组织结构会立刻崩塌，工人也会因此失去利用劳动交换货币的外在条件。 这种价值规定性所追求的劳动概念是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均同等行之有效的劳动概念，这样一来，其劳动概念实际上诉诸体力劳动，把体力劳动当作首要的价值或创造的价值体，它是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劳动衡量标准发挥效用。如果带着这种纯粹无产阶级式的敌意和根本瞧不起的态度看待脑力思想成果的话，就会大错特错。 一方面，思想财富可以说要比后者根本得多；另一方面，它远不及后者那样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思想内容无可挽回地是公共财富，任何人只要花点必要的心思把它回想起来，思想就是他的了。 被表达出来的思想和个人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思想一经表达就成了可以被不停地复制重现的内容，这样一种方式在经济领域中没有与之类似的现象。 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当前的科学社会主义拒斥机械共产主义式的人人平等主张，它只希望建立起多种工作条件的平等，在这些工作条件下，各色人才、能力、努力的不同也会造成工作地位与满足程度的多种差异。 体力劳动的直观、简单，与之对应的脑力劳动抽象、复杂；但脑力劳动所形成的的思想财富天然具有可复制性，进步与可复制的特点定义了科学——科学的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更好的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 但进一步明察秋毫地观察下去则可以揭示这样一个观点，劳动量的多与少是劳动价值大与小的基础。 音乐大师轻松自如地完成了演奏，而初出茅庐者演奏难度低得多的曲目时还忙得满头大汗，这里体现的就是大师在背后付出的辛劳比后者多得多了。 劳动量的多与少是劳动价值大与小的基础，这与货币量的多与少是货币价值的基础相符合。 做出相同的成绩时，一个天才需要习得的东西比一个资质平常的人少得多，因为天才知道那些他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样的奇事似乎表明天才的遗传能力可以完美自如地协调配合，给人深刻的印象。 按此，​“极具天赋”的人就是把祖先前辈的劳动累积至最大值的那个人，这种累积的方式深藏不露，并可以持续不断。 假如劳动成就价值的量不是通过必要劳动的数量来计算，而是通过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那么这也不可避免得出同一种解释：劳动成就里含有特殊天赋时价值较高，这意味着社会再一次造就一位天才之前，一定会经历并运行一个较长的特定时期才行。 极具天赋的人注定改变世界，天才改变的事物可以是科学、货币、社会组织结构其中的任意一种，在天才改变世界之前，世界已经按照旧有的模式运转了一段时间。反过来说，当整个社会平稳运转，没有较大的变动时，天才的定义就不会被人们所承认。 毋宁说，某些特定类型的劳动本来就表现了比其他劳动更高的价值，所以，在某一类劳动中，个人要获得成功，既不需要下大力气干活，也不需要才气逼人，而在另一种劳动中，要想获得更高的地位，就需要这些东西。 一个杂技演员或变戏法的人的工作性质所要求的，恰恰是跟某些手法娴熟但却毫无思想深度的钢琴家弹钢琴时同样的毅力、熟练和才能。但情况依旧是这样，我们不仅对某一类劳动付的酬劳远远高于另一类，而且在很多时候与此并行不悖的是社会上对价值一视同仁的感觉。 从一开始我就承认，我不会简单地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未来可能会发现等于精神活动的机械当量（Äquivalent）​。 与体力劳动相比，脑力劳动伸展到整个生活的内容更多，脑力劳动四周被宽泛得多的间接（mittelbar/mediated）关系包围着。 而且，若没有特别优越的生活条件来配合作为个体存在的现代知识人，他特有的智力、内心的创造力以及个人才能简直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 只运用体力干具体工作的人们大概只需要相差无几的食物和一般的生活标准。但是，对于此处讨论的领导、思维抽象活动，所有最终能取得相似的脑力成果的人们，却鲜明揭示了至关重要的多样差异性。 然而，的的确确存在劳动效用的差异，要把“一切价值均是劳动”这一命题在伦理学上站得住脚的基本假设颠倒成“一切劳动均是价值”​（即价值相等）​，简直就是谬论。 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但有些劳动是无效劳动，与目的价值无关甚至背道而驰。 理智与特性 客观世界是没什么目的性的，除非有意志存在；理智世界亦然；理智仅仅是对世界内容或完美或不太完美的再现。 一旦意志强调了某一点之后，人们就发现意志以纯逻辑的方式，通过已确定的理论客观性，转变成了别的观念，这些观念跟早先出现的意志有因果上的联系，如今变成了通向“最终目的”的“手段。 由于任何手段本身都是完全居中无偏向的，所以现实中的一切情感价值都与行动的目的地、行动的关键点（Haltepunkte）息息相关，这个关键点一旦达到，它就不再影响我们的行动，只影响我们心灵的感受能力。 手段只是达成目的的中间过程，没有任何好恶偏向，所以现实中的价值来源于个人的主观片面性。 然而，关键在于一个普遍的事实——我们在较早时已经分析过这一事实的出现——即，货币到处都被视为目的，迫使众多真正目的性的事物降格为纯粹的手段。 再者，由于货币以残酷无情的客观性衡量一切对象，还由于这样来衡量的价值标准决定了与各种对象的关系，一张由客观的和个人的生活内容编织而成的网就浮现出来了，它近似于按自然规律而行的宇宙，连续不断地聚合在一起，遵奉严格的因果关系。 如果说特性从来就意味着人或物确定地处于某种排斥任何他者、区别于任何他者的个别存在方式（Daseinsart）​，那么我们可以说，理智是绝不受这些因素的左右的。因为，理智是不偏不倚地反映现实的镜子，在现实中各个部分均享受同等的权利，它们的权利就在它们的现实存在（Wirklichsein）之中。 作为纯概念的理智是绝对无特性的，这并不是说它缺乏某些必需的性质，而是由于它的存在彻底脱离了有选择的片面性，正是片面性决定了特性。 理智是绝对的客观，是整体的价值观；而特性表达了个人的片面性。 货币本身是对事物价值关系的机械反映，对任何人的用处都一样，因此，在金钱交易中人人的价值相等，这不是因为人人都有价值，而是由于除了钱别的都毫无价值。 因此我们也抱怨货币经济：它以其核心价值充当一种完全百依百顺的工具，为最卑鄙的阴谋诡计服务；尽管高尚的行动和卑鄙的行动得到的是同样的服务，这也于事无补。 货币契合了理智的特征，保障了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理智的权力”；货币也表达了个人的片面性——高尚的行动和卑鄙的行动都可以利用货币这个百依百顺的工具。 正如理论逻辑论争上的尖锐对立并不妨碍理智性固有的调和原则——因为一旦争论从情绪的对峙，或意志的对立，或无法证明只有基于感情认可的公理的对峙，转移到了理性讨论，在原则上争端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同样地货币经济中利益的冲突也很少动摇它不偏不倚的中立原则，它使争端的双方超越了真正的个人因素，并最终提供了互相理解的基础。 人类世界充满了争论，用主观的感性无法处理争论，理智的客观性为解决争端指明了一条高效的路径。 同样，理论规律代表的是自然存在物的客观性，相对于客观性而言，每一种个别情况仿佛都是偶然发生的，对应的是人的主观性。 理智具有一种消除差别的，几乎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特征；首先其根本内容就是，理智可以普遍传递 另一方面，正如有人恰当地指出，理论上的观念就像火炬，它的光芒并不会因为点燃了无数其他火炬而变得暗淡。由于理论概念潜在的无边无际的传播对自身意义毫发无损，它们就比其他任何生活内容更排斥私有权。 这就是为什么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如同不偏不倚的货币一样，它近似于社会主义的生活构想——既追随近代利己主义，也拥护肆无忌惮贯彻的个体性主张。 理智性内容的普遍有效性对每个人的理智都能起作用，从而使社会原子化（Atomisierung）​。 理智的优点是可无限复制，解决人类争端；理智的缺点是绝对的客观化让社会原子化——每一个人的理智都起作用，那么每一个人都是主体，互相之间无法遵循社会性动物的阶级排序。 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是，用语言和写作把知识固定下来——抽象地看，这是知识的共产主义本质的表现形式——使知识的积累，尤其是知识的集中成为可能，因此就这方面而言，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了。 知识的积累和集中，让人的本质性差别越来越大；拥有大量知识的人相比于没有多少知识的人变成了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区别——货币的积累导致的集中也是如此。 既然货币的内部既无方向指引，也没有阻碍，随之而来的就是最强烈的主观冲动，在一切金钱事务中这种冲动就是利己主义的冲动。 货币对整个人类群体而言具有的是客观性，可是当货币在个体的手中，就只能表达出个体的主观片面性冲动——人展示个的特性。 无论在任何地方，当平等紧密接触到人与人关系的形式基础，平等作为手段就最尖锐地、最影响深远地表现出个体的不平等。通过遵守形式上的平等造成的局限性，利己主义就无须再担心内在和外在的障碍了。 与此相似的是文化世界中知识的结构，当知识的发展越过了某个点以后，它所要求的个体自己获取的知识就越来越少，因为认知内容是以越来越浓缩的、超出了一定水平的集中的方式提供给个体的。 人们被现代生活的外部事物压抑的感觉不仅是事物作为独立自主的客体对抗人的结果，而且是其原因。令人难堪的是，对这些云集在我们周遭的大量事物，我们根本就无所谓，这是货币经济特有的原因：它们产生的根源不涉及个人，而且轻易地就可以被替换。 所有商品预先定好的价格全一样，这将会一笔勾销掉顾客的各种权衡考虑，无需售货员劳费唇舌解说，因而经济活动非常迅捷地、不带丝毫感情地通过了个人的渠道。 生产与生产关系 可以在现实的社会体制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主客观文化的这种分歧，社会体制的进化比个人进步的步伐更加行动迟缓、因循守旧。与此模式类似的还有这样的情形，生产关系存在了一定时间后，从生产关系中产生的生产力超过了生产关系，使得原有的生产关系不再有适合生产力正确表达和使用的方式。这些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人的本质：是具有一定素质的人（Persönlichkeiten）能够实现的，或有正当权利想要的东西在企业的客观形式中无法再找到正确的位置。 的确，由劳动分工发展所决定的客观文化越是成为普遍现象的一部分或结果，下面这一点就越真实：在我们的时代，非常紧要的事情是由大众而非由个人得以实现。 所以，货币作为人与物之间的中介环节，仿佛使人成为一种所谓抽象的存在，一种摆脱了直接关涉物体、直接和物体产生关系的自由的存在，没有这点人的内在本质将不再有特定的发展机遇。 文化的进程显示出，以前无意识地、本能地做出的事情后来出现时都带上了清清楚楚的可计算性，以及支离破碎的意识；而另一方面，起初需要小心翼翼和自觉地努力才能获得的东西，在现代变成了机械式的例行公事、本能的理所当然的东西。故而相应地，在这里最遥远的东西离人近了，付出的代价是原初和人亲近的东西越来越遥不可及。 工业化的奇迹离人很近，生物本能的自然离人很远。 货币在这个双向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广度和强度，首先显现为货币对距离的克服。只有把价值转化成货币形式才能使那样一种利益的结合成为可能，即参与者的空间距离绝对被忽略不计，这一点不必赘述。 家庭关系的松散首先产生的就是生存完全可能以个人才能为基础；只有和个人才能等价的货币形式才可能评估出相当专门化的劳动的价值，如果不把它们转换成一种普遍的价值就很难进行相互的交换。 集体所有制带来的结果是家庭利益的团结一致，在社会学上这表现了家庭成员的联系中的一种连贯性，而货币经济非但使一种相反的距离化成为可能，而且甚至无疑地强化了这一趋势。 金钱交易在人与人之间树立了一道屏障，交易双方中只有某一方得到了他确实想要的东西，得到了与其具体需求相对应的东西，而另一方只换到了钱，所以他必须寻找第三方来满足自己真正的所需。 以这样的方式，人与人之间树立起一道内心的屏障，然而对现代生活形式而言，这一道屏障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若无这层心理上的距离，大都市交往的彼此拥挤和杂乱无序简直不堪忍受。 人类想象力所构建的空间距离感，维持了工业化大都市的社会秩序。 货币对生活风格发挥的类似作用甚至也更深入地向下渗透进入个别主体的人自身，但这种作用不是指个人与他人的疏离，而是指人疏远了生活的物质内容。如今财富不像原始时期是产生于消费资料，而是从生产资料中聚敛，这说明了距离化的一种惊人的程度。 货币经济甫一出现，我们就不再直接面对经济交易的对象了。我们对商品的兴趣通过货币这个中介被瓦解了，商品自身的客观意义离人的意识比较远，因为商品的金钱价值或多或少地渗漏到了商品在我们的兴趣关联中的位置之外。 任何人只要直接同自然接触，不知晓其他形式的生活，都可能主动地享受自然之魅力，但是他与自然之间缺乏距离，只有在距离基础上他才可能对自然产生真正的审美观照，此外通过距离还可以产生那种宁静的哀伤，那种渴望陌生的存在和失落的天堂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浪漫的自然感觉（Naturgefühl）的特征。 人类生物学的一面依然向往大自然。 这与如下事实绝不矛盾，即正是占有了金钱才使人可以逃避而纵情于自然山水间。都市人恰恰只有在这样的条件（即总是在他与自然之间硬塞入这种东西）下才能享受自然，这表明——无论自然有多少的变形，无论自然是否只是纯粹的回声而已——这种东西连接了都市人与自然，同时它也分裂了二者。 人的社会性一面，要求人要在工业社会中生存，因此社会性的人必须要拥有足够数量的货币，才能在享受工业产品的同时享受大自然。 比如，我们注意到在较高的文明中，人们有规律地安排一日三餐，把白天按普遍的节奏划分成几段；原始初民并不知晓大多数稳定不变得日常饮食。 但是在文化活动的顶峰，如科学的、政治的、艺术的、商业的活动中大幅度削弱了这种节奏性；比方说，假如我们听说某位作家每天定时运笔写作和辍笔休息，会怀疑这种四平八稳的写作节奏会缺乏灵感和内在意义。就是挣工资吃饭的人发展到后期阶段，也倾向于（即便出于完全不一样的原因）过不合常规和难以预料的生活。 文化活动的顶峰大大削减了生活的节奏性：文化活动是个人主体性的主观表达，而工业化是去除主体性的绝对客观化。因此个人的主观表达与客观化是相互对立的，生活的节奏性表达为绝对客观化，那么文化活动由于是个人的主观表达，因此也就大大削减了生活的节奏性。 货币获得了一种自我呈现（Sich-Darbieten）的连续性，以此它进行自我调节去迎合所有客观的和个人的需求，不受某种有节奏的形式的限制，并且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货币仍迎合了偶然性的模式。 在货币文化羽翼未丰之际，短缺和充足的那种或大或小的周期性波动导致了利率的一种相应的周期性起伏，从极低的利率到过高的利率。货币经济日臻完善就消除了这种波动，利率与早期相比保持稳定，英国银行贴现率一个百分点的变动都成了至关紧要的大事；这样，个体商人的计划安排愈发灵活机动，既摆脱了他无法控制的利率波动的制约性的影响，也不用使他自己的经营作风的需求被强加上通常使他十分勉强的形式的节奏。 尽管整体只能在个体特定的行动中，甚或只有在个体内部才能获得实际的现实性，但整体的统一性与个体的统一性处于一种永恒的矛盾之中。 整体只能由个体组成，无法脱离个体谈论整体，整体的统一性和个体的统一性是无限博弈的永恒矛盾。货币完美地统筹协调了这种矛盾，并加以表达。 美学表现这一冲突的形象因此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由于美的魅力总是蕴含在一个整体中，无论该整体直接就是直观生动的，还是像碎片那样通过幻想补充了直观生动性。 货币之于生活风格的意义是，恰恰因为货币超然于一切片面性之上，它才可能被其中任何一个当作一件自己的工具使唤。 货币状态变化的意义只不过是一个现象，或者是货币之于事物关系的意义——即货币是其在心理上的等价物——的累积罢了。 因为货币——人们发现其本质就是存在集中化倾向——度过了把个人手中分散的资金积累起来的原始阶段。 无论在什么地方，但凡众多的人聚集在一处，相对而言对货币的需求就变得更为强烈。由于货币不偏不倚的本性，它是众多的、各式各样的人之间的最佳桥梁和沟通手段；人们聚拢得越多，他们能够建立起的交易基础的范围在金钱利益之外就越少。 现代的时间观念（一种取决于使用性和紧迫性的价值）首先是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端而被人们接受的，时值15世纪，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伴随着廉价纸币的迅速流通一同兴起。 货币作为可触及的部分是外部的-现实的世界中最短促的事物，就其内容而言货币又是最稳定的事物，它作为中立点和平衡点立足于所有其他内容之间。 同样，货币也超越了它作为单一经济价值的意义，以表现一般而言更高的抽象经济价值，把两种功能缠绕在一种难分彼此的相互关系中，使任一功能都无法排第一。 结语 货币是人类主观和客观多重矛盾结合之下的选择，兼顾了集体主义又维护了个人主义；货币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金钱只是货币的具象化符号；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演化，生产关系必然要变得与过去截然不同——不过货币似乎将继续存在。

东方思维习惯讲“体用”，总喜欢在万事万物背后寻出一个道德或伦理上的根基。但齐美尔看重的不是这个，他展示的是一种彻底打碎具体情境的力量。货币把过去附着在土地、血缘和身份上的具体质感剥离掉，只留下无差别的数字。 这种视角，跟马克思和米塞斯的走向完全不同。马克思盯着生产关系，看到的是劳动被抽干后的剥削与异化；米塞斯立足自由市场，把货币当成个体计算利益的理性工具。 齐美尔不谈生产线，也不做市场赞歌，他只看人的精神状态：当所有东西都能随时被标价，人在获得个体的自由时，内心也跟着陷入了对什么都难以动情的倦怠。 全书最具独特的一笔，落在他对女性困境与货币关系的解构上。传统伦理最深的困禁，是用无价的情感与家庭义务，把女性死死系在依附关系里。而货币那种只认账本、不认身份的冷酷，反而打破了这层温情脉脉的绑架，给女性换来了可以用资产独立立足的现实支点。 多位译者分段翻译，确实让全书的文风和语感出现了不少错落断层，读着有时生硬，但并不掩盖它的分量。 它说透了一件事：货币从未改变人性，它只是把人类所有的欲望与关系，翻译成了随时可以清算的语言。

祝书友们新年快乐！牛年吉祥！ 在写这书评时候正好在微信群里收发红包，而齐美尔《货币》这本书又非常重视货币对于社会关系和主体分化的分析，遂想结合齐美尔货币思想谈谈红包，正好把这本书主要意思也拎出来了 这本书开篇，齐美尔就分析了货币和价值的关系，但和马克思价值理论截然不同，他把重心放在了“人和物的距离问题上”。“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中，货币具有这样的双重性：一方面它制造了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即通过将价值附加在物体之上，使人们没有钱就无法获得某物，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人们能够克服与物体之间的距离，即只要一个人有钱，他就能够获得任何具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房屋，还是学业，荣誉甚至爱情。于是，马克思的交换价值的政治话语被齐美尔转换成了人的心理分析，这种距离实在影响了我们彼此的互动关系，由此，货币和整个经济交换都视为人类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正因为如此，齐美尔认为交换形式的变化，交换转换变化，会让社会成员间相互作用的形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是相当重要结论，回头看网络社交的春节红包，这种经济表达其实是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互动关系的表达，不过因为它的网络便捷性能，它一方面受到传统红包的“面子”表达影响，另外一方面它也在扩大场景的应用，将更多社会关系编织在红包关系里，微信红包虽然扩大了传统红包的使用场景，从而增强了微信红包作为社会关系中“人情”往来的社会资本属性，以非常低的社交成本融入和拉进彼此的距离，这正是齐美尔一种货币交换形式带来的社会关系改变，而微信空间的红包是将这种关系场域化，资本化了。今年还特别看到非常多的广告品牌参与红包封面设计，动不动就是五六块钱的封面，真的是赚的不少。 但齐美尔同时认为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交换关系，导致了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劳动产品之间的日渐分离，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客体化，这就是马克思的一种交换价值带来的异化，人彼此的疏远，乃至消失，微信红包虽然促进彼此的共融，但其实都心理清楚，“不是什么人都想发红包的”，红包传递了一种感情同时，也在交换感情，也在成为自己社会关系投资的一种手段，感情投资的一种手段，任何成为手段的地方，问题只会让手段去凌驾另外一种手段，这是齐美尔非常深刻的发现，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复杂的生活迫使我们手段去建筑另外一种手段，在此，他人为成为我们的手段，直至真正服务的目的不断退到意识地平线下，乃至消失，在这过程里，影响最大的就是金钱”，红包成了感情表达同时也在成为一种利益的手段……乃至最后感情表达目的消失。 整本书还是非常不错的，完全可以看作是《资本论》的补充或者是心理学版本，这里的社会关系互动式分析非常有趣，不枉我看这么长时间，值得三刷！

十分惭愧的说，作为一名业余的经济和哲学爱好者，本书实在是没读下去。 不知道是作者的原著承袭了德国哲学家一贯的语言风格，还是翻译用语和现在已有了年代感，总之，理解起来十分困难。 凭心而论，作者的观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但整体阅读体验对我来说太困难了，所以给了个一般评价。 在 ds 帮助下粗浅的了解了一下各卷大意，不知有没有偏差，望大家指正： 第一章 价值与实在的二分 自然世界是均质、机械、无等级的客观实在，万物仅为事实性存在，本无高下贵贱；价值并非事物固有属性，而是人的主观判断、欲望距离、社会关系共同建构的独立范畴。人类依靠价值感知与判断，为冰冷的客观世界赋予意义、秩序与差异，构成专属的人类生活图景。 第二章 货币的物质性演变 货币的发展是去实体化、去质化的过程：从贵金属自带内在材质价值，逐步演变为符号、信用、数字货币。货币的核心价值不再依托物质载体，而是源于社会共识、交换功能与制度信任，为后续 “量化一切” 埋下基础。 第三章 目的论异化 人类行动遵循「目的—手段」链条，货币作为万能通用手段，能够衔接一切需求。现代社会中，手段逐渐凌驾目的之上：货币本是工具，最终沦为终极追求，形成手段异化，人的终极精神价值被空洞的金钱尺度架空。 第四章 个体自由的双重悖论 货币经济瓦解传统人身依附、身份束缚与人情捆绑，以契约、交易关系取代宗法纽带，赋予人形式上的独立与自由；但同时，所有人被卷入同质化的市场竞争，人际关系原子化、功利化，人摆脱旧枷锁，又陷入金钱规则的新奴役。 第五章 价值的货币化抹平 货币建立起统一量化尺度，将人格、劳动、才华、荣誉、情感等不可通约的人文价值，全部换算为金钱等价物。质的差异被量的标准消解，社会形成以财富为核心的单一评价体系，不可交易的精神、道德、内在尊严不断被边缘化。 第六章 现代生活风格的异化 货币精神催生计算理性、功利思维、碎片化生活。客观文化（技术、商品、制度、物质文明）极速膨胀，主观文化（个体精神、审美、生命体验、深度思考）持续萎缩。现代人活在精密计算与物质堆砌中，生活失去整体性与精神厚度，陷入内在的空虚与疏离。

其一，这段时间有效陪我逃避一些人事物的好书，感谢！ 其二，很具开拓性的观点论述，码一下！个性化、客观化、原因和结果的循环论证、双重性质、拧巴矛盾颠倒反复的现代人类和生活（from百度，主要阐述以货币交换形式取代实物交换形式对人类文化的影响，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人类自身的理性化。货币使社会交往频繁，使人类获得了相当的独立性和自由，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合理性一面。但是，货币经济的长足进展，也使人际关系愈来愈非人格化；文化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来愈淡漠、疏远乃至异化，文明成为威胁人的力量。他还认识到，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者与其生产品处于异化状态，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因此他对人类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认为现代文明虽然解放了人，但社会的未来仍会把人禁锢在社会的功能之中，现实客观世界的发展仍将以人的精神的衰退为其代价。） 其三，重点part精读，“人们原本要追求more life，却从中产生了意想不到more than life的东西”，nice！ 其四，书好，翻译坏，对不起但我真的感觉把德语那点儿唯一不美好的混乱的格式和风格全带过来了（英文版会好一点吗）…比读马恩原著还缠人…栓Q… OVER 会再见！

扣掉的一颗星是因为这令人无语的翻译。 自从大学哲学导论时惨遭中译柏拉图和休谟的轮番蹂躏后我就深刻感受到了哲学/社科相关的书能读英文就读英文。 齐美儿对世界的未来无疑是悲观的，这种悲观从他极大胆（且在当时的思潮中显得极为政治不正确）的假设中就可以看出——即使通过某些手段，使所有人获得同等的资源/生产资料/自然权利（即他的“种玫瑰”假设），最后的所得依旧会因一些不可抗力，而仍然不可能像数学一样精确地均匀分配给每一个人。 那马克思的“平等”理想到底是指什么？是权利的平等，还是结果的平等？如果是后者，则在齐美儿的假设中，是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虚妄。 齐美儿认为，生命感觉的异化不能完全归罪于货币生活，或者说不能完全归罪于资本主义——因为“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 货币本来是一种获得其它东西的纯粹手段，是“通向最目标的一系列步骤中的一个环节”，但在现代生活中却成了人的目的本身，也就是说，人们的追求意识在通往最后目标的桥（金钱）上停了下来。 最后目标根本就不见了。 现代人把自己生命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赚钱，当作人生首要的追求目标，以至于以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联系在一起。 金钱成了个体和自己的愿望之间的中介，人们就误以为幸福更唾手可得，可他们所认知的“幸福”不过都是金钱/货币的认知异化的产物——人们搞错了什么是幸福，更何谈获得幸福呢。 这就是他迥异于马克思、韦伯等学者的地方——他看见了时代的巨变，也知道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逐渐走向尖锐对立，但他依旧能回到对“人”本身感情、心灵的关心。可能这也是他被称为印象派学者的原因之一。 以齐美儿在书中的原话作为结尾吧，现在看来，他当时的观点已一语成谶： 我们复杂的生活技术迫使我们在手段之上建筑手段，直至手段应该服务的真正目标不断退到意识的地平线上，并最终沉入地平线下。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以货币为切入点，构建了一套融合哲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批判性理论体系，核心逻辑围绕“货币作为现代社会的象征符号”展开，揭示货币如何重塑社会关系、个体自由与文化价值。其理论框架可分为三个层次： 1. 货币的本质与功能：货币不仅是经济工具，更是抽象价值的绝对代表，通过“非人格化”成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 2. 货币与社会关系的辩证法：货币既推动社会理性化（如分工、契约），又导致人际关系的客体化与异化。 3. 货币与现代性危机：货币经济催生“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压制，引发价值迷失与精神空虚。 分章节核心观点整理 第一章 价值与货币 - 价值的相对性：价值源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货币通过“距离”调节价值的实现（如稀缺性与可获得性的平衡）。 -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货币将复杂价值抽象为可量化的符号，成为经济活动的“绝对中介”。 第二章 货币的物质价值（符号化） - 符号化进程：货币从物质载体（如金银）转向纯粹符号功能，其价值依赖社会共识而非实体属性。 - 货币与权力：货币增量分配影响社会结构，权力通过控制货币发行塑造经济均衡。 第三章 目的序列中的货币 - 手段目的化：货币从交换工具演变为终极目标，导致个体将“赚钱”凌驾于生命意义之上。 - 自由与异化：货币赋予形式自由（如职业选择），却剥夺实质自由（如精神空虚）。 第四章 货币对个体命运的影响 - 都市化与匿名性：货币经济催生都市匿名社会，个体在自由中陷入孤独。 - 生活风格的量化：金钱将审美、道德等质性价值简化为金钱数额，导致生活风格的同质化。 第五章 货币与文化哲学 - 现代性批判：货币经济瓦解传统价值体系，文化沦为“客观化的碎片”。 - 救赎路径：倡导通过艺术、宗教等非货币化领域重建精神生活。 学术圈的意义与地位 1. 社会学领域： - 形式社会学的奠基：西美尔开创“社会互动形式”研究，关注微观现象（如货币、都市生活），为现代社会学提供方法论基础。 - 现代性研究的先驱：揭示货币经济对人际关系、文化价值的侵蚀，影响韦伯、卢卡奇等学者。 2. 经济学领域： - 货币功能的文化解读：突破传统经济学视角，分析货币对心理、价值观的塑造（如“货币幻象”）。 - 异化理论的先声：早于马克思提出劳动异化，强调分工导致个体与劳动产品的疏离。 3. 跨学科影响： - 哲学：将货币视为“存在之象征”，探讨其与生命意义的关系。 - 心理学：分析货币如何通过“目的序列”操控心理，形成依赖与焦虑。 对金融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具体影响 金融学：提出货币的“符号化”与“心理操控”机制，解释金融危机中的非理性行为（如泡沫经济） ，推动了行为金融学对“金钱幻觉”的研究 。 经济学：批判主流经济学的“价值中立”，强调货币对文化结构的塑造，推动了后凯恩斯主义对货币社会功能的重新审视 。 社会学：形式社会学方法论影响都市研究（如“陌生人理论”）、社会分层分析。 为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提供了理论根基。 作者简介 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 - 生平：生于柏林犹太家庭，曾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因犹太身份长期被学界边缘化，但思想深刻影响后世。 - 学术地位：与马克思、韦伯并称“现代资本主义理论三大家”，形式社会学奠基人，被誉为“哲学的莫奈”。 - 主要著作：《货币哲学》《社会学》《时尚的哲学》等，文风诗意，擅长从日常现象切入宏大命题。 - 社会影响：启发后现代主义、符号消费理论，其“陌生人”概念被芝加哥学派应用于都市研究。 总结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以哲学思辨揭示货币对社会文化的深层塑造，其关于自由、异化、现代性危机的洞见至今仍具现实意义。他提醒我们：在追求物质丰裕的同时，需警惕价值的空心化，重建精神生活的多元性。

西美尔《货币哲学》对现代经济的批判，核心围绕货币从“工具”异化为“目的”的逻辑展开，最经典的三个核心论点如下： 一、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公分母” ‌核心逻辑‌：货币以完全抽象的无色彩、非人格属性，抹平了万事万物的独特质的差异，将所有价值都转化为可量化的数字标准。 ‌现实影响‌：原本不可通约的情感、审美、尊严等非经济价值，都被纳入货币的统一评价体系，事物的独特魅力被消解。 二、“手段对目的的僭越” ‌核心逻辑‌：货币原本只是获取幸福生活的纯粹中介手段，在现代社会却逐步异化为绝大多数人追逐的终极目标。 ‌现实影响‌：人们深陷“手段的迷宫”，挣钱本身取代了“过好日子”的初衷，最终陷入永不停转的赚钱循环，却遗忘了生活的终极意义。 三、货币带来“空洞的形式自由” ‌核心逻辑‌：货币将人从传统熟人社会的人身依附、固定伦理关系中解脱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空间。 ‌现实影响‌：这种自由剥离了情感联结与归属感，变成了孤立个体的“消极自由”，直接催生了现代都市人的普遍孤独感与精神疏离。 西美尔的批判并非完全否定货币经济，而是提醒人们：货币是通往幸福的桥梁，不要在桥上安家，让货币完全绑架生活的全部意义。

货币哲学：钱不只是钱，它改变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 西美尔不跟你聊怎么赚钱，他关心的是钱怎么把人给变了。货币一出现，什么都能换算，人的价值、情感、时间，统统变成可以标价的东西。方便是真方便，可人也慢慢活成了一张行走的账单。 他看得很透：货币让世界变平，也让生活变薄。你跟他谈感情，他跟你算成本。不是说钱坏，是钱太有用，用着用着就把人给用进去了。 书不轻松，读起来像爬山，但爬上去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适合对“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有兴趣的人慢慢啃。别指望读完就懂了，能多想一层就不亏。

（ps:喔噻！回到100年前的——“关键思考话题与对话！”带着对“数字货币如何即统一精神灵魂，又不至于将一切意义单向化？”，去重新思忖时代的底层。） “[货币经济]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地同事物中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对此的报应似乎就是产生了那些沉闷的、十分现代的感受：生活的核心和意义总是一再从我们手边滑落；我们越来越少获得确定无疑的满足，所有的操劳最终毫无价值可言。（《金钱》，页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