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省伟主编
“西洋镜”团队历时八年整理出1876年至1904年间西方报刊关于李鸿章的大量新闻报道和特写,其中涉及他的种种洋务、对美国《排华法案》的强硬态度、签订《马关条约》时的兢兢业业、处理义和团事件时的前倨而后恭,特别是出访欧美时的情景……本书分上下两册,按时间顺序上册从1876年到1896年,下册从1896年到1904年。
看完了。在西方视角里李鸿章是个天才,东方俾斯麦,会简单英语会简单经济学,能预判下一届美国总统,博学多才风趣幽默好奇宝宝试图从每个人身上学到东西,尤其喜欢机械,对铁路有浓厚兴趣,是西方列强的潜在大客户,富得流油,可能会购买铁路武器和训练军队的服务。 当时的大清基本可以理解为当今沙特——富得流油+没有工业化+王爷制度+妇女地位低+娶好几个老婆+奇装异服+信仰一套自己的东西。这么看,沙特还活着也是一个生命的奇迹[破涕为笑]主要是不挨着日本沙俄,这很关键,唯一打过沙特的是胡塞[Emm]至于老美,石油和老美共享了,那还说啥了。
慈禧与明治天皇、光绪皇帝形成鲜明对比,开倒车加速了清朝灭亡 1896年的出使之旅更是隐藏着一种逻辑,由东方走向西方,由落后趋于先进。他从沙俄至德法,至英国,又至美国。李鸿章的最后五年,是完全另外一个人,一个来自于未来世界的人,一个部分知道历史结局的人。但这样的李鸿章,仍然要面对庚子国变,面对辛丑议和,梁启超之敬、惜、悲,真是再贴切不过! 俾斯麦回答说,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绝对不能反对朝廷,只有得到皇帝的支持,改革才能一马平川,否则就寸步难行。 俾斯麦从常识出发,认为一个政权无论多保守、多守旧,都不会反对增强军队战斗力的改革,因为军队强弱对自己政权的安危至关重要,所以整个改革可以从阻力最小的军队改革入手 李鸿章还兴致勃勃地看了德国医生展示的一些电镀屏图片,可以看到人的脊柱、肋骨和心脏区。当时信西医的国人不多,他能做X光检查,甚显开明 他对艺术品不感兴趣。举世闻名的艺术品未能引起他的丝毫关注,反而是此馆的电气、机器设备吸引了他。“如果说艺术品不能吸引李鸿章的话,那么有几样物件显然做到了。让这位老绅士高兴的方法是向他展示机械和机械制品 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已有千余家银行和现代金融机构,中日两国政府在战争中的融资能力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甲午战争清朝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这次出访,李鸿章也认真做了一番功课。李鸿章对“包罗万象的知识所流露出的渴望”,让他们大为惊奇。有懂中文的英国人戏称中堂大人的“口”应改为“否”,因为他张口闭口就是“可否”“能否”“然否” 李被誉为当时“最进步”“最开明”的清朝人,也无法接受“新女性” 在清朝,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花钱,这是一种风俗。在那里,没有人认为官员受贿是一项罪行。事实上,他们不仅不认为这是受贿,还认为是合法要求 清朝官员并不避讳当众收受丰厚礼品,为得到许可必须行贿,俨然成为当时清朝的官场文化。 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大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信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力 李鸿章谈到了自由市场、世界市场、劳动力自由流动、商品的流动、垄断、价格、市场的行政干预等问题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他的这种最现代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来源于他的英文秘书罗丰禄。 向一位美国议员详细询问美国总统制、各级机构的管理方式、选举办法、不同部门领导的筛选、整个政府的架构以及分歧的处理方法;在与一位企业家交谈时,他详询了造船的各种问题、他的投资状况和美国经济问题 李鸿章总是想方设法向对方频频提问。他对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家国大事、异国风俗到个人私事 李鸿章提问的特点是,他问的问题很直接,这些问题很难被避开,并且被算计好可以获取李本人想要得到的信息 首先是人们的历史观正在回归历史本身,不再限于政治的、党派的层面,观察事物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同的;其次是研究方法的改变,从重视观念、寻求真理、强调主观,转向重视史实、寻求真相、强调客观 李鸿章的复信回应了梁启超公开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也为自己做了一些辩解,他说自己一直都是主张改革的,在平息太平天国叛乱的过程中,就与外国人有很好的合作;对法国、对日本,他都不主张开战,但朝廷中有人希望开战,他也无可奈何。至于下令追捕、处决改革者,都是太后的决策,他没有办法阻止她这么做。他劝梁启超要有耐心,因太后年事已高,不会活得太久了。 如果文明的最高程度为10,那么亚洲为3,而欧洲不会低于7。 目前那些正在留美的学生,当他们成才以后,就可以在政府中任职晋升,获得像阁下现在拥有的功绩和影响力。我积极促成了这些年轻人留学美国的事情,我对他们的未来抱有很大的期望
年少不懂李鸿章,如今方知真中堂。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李中堂 “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梁启超
三月份读完的第一本书。本书收集了海外报纸对李鸿章访问俄德比荷法英美等国的大量报道,他的活动和讲话,有助于我们认识西方人视角的李,看到不一样的李。同时也反映了西方列国当时的发达和李谦卑学习的态度。非常有价值的一本书,序一是我接待过的雷老师写的。
对于中堂来说,生活的时代不对,本来是一个狠人,对于太平天国投降的,格杀勿论,甚至连友邦的将领面子也不给,这个就是为了大清而受到的误解,但是n多年之后,访英,一抱泯恩仇,对于政策的执行者,往往是被关注的焦点,在于西方打交道来说,中堂还是非常开明的,对于大清的现状有着非常清楚的理解,对于西方的人权,甚至在美国女记者采访的时候竟然能够反客为主,作为东方人来说还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是西方对于中堂的评价,相对来说还是中性的,特别是对于大清来说还是尊重的,尽管他们如何恶魔一般来进行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但是对于中堂还是尊重的,毕竟中堂也是人之杰,家贫寒,但科举之中,五万分之一,才气逼人才会达到了这个现状,而且中堂古稀之年,还是到了欧洲列强访问,尽管似乎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不断被认为是不够尊重的访问,但是如同类似于塞尔维亚的总统到米国去见川总的状态,面子上还是有,这里面似乎没有说骨子是什么样子的。对于中堂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也是改变了自己对于大清末年的观感,尽管也是被我们认为是正宗的过去。
“西洋镜”团队历时八年整理出1876年至1904年间西方报刊关于李鸿章的大量新闻报道和特写,其中涉及他的种种洋务、对美国《排华法案》的强硬态度、签订《马关条约》时的兢兢业业、处理义和团事件时的前倨而后恭,特别是出访欧美时的情景……本书分上下两册,按时间顺序上册从1876年到1896年,下册从1896年到1904年。
深夜里读完这本书。西方人视角下的李鸿章,站在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他后期的心路历程。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李鸿章办洋务数十年,声誉卓著,但首次出国却是一番心血付诸东流后的马关。1896年的出使之旅更是隐藏着一种逻辑,由东方走向西方,由落后趋于先进。他从沙俄至德法,至英国,又至美国。当毕生事业集中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李鸿章,亲身领略德国柏林绚烂的光影,目睹大英帝国的铁甲坚船,倾听美国女郎的流行歌喉,我们大致可以猜度他的所思所想。我们有理由相信,李鸿章的最后五年,是完全另外一个人,一个来自于未来世界的人,一个部分知道历史结局的人。但这样的李鸿章,仍然要面对庚子国变,面对辛丑议和,梁启超之敬、惜、悲,真是再贴切不过!
看这本书,首先是想确认个别事件。对于一些有意思的公知文,比如李鸿章遇刺,据理力争免除大清一亿赔偿啥的历史,从日方和欧洲的报道来看,纯属子虚乌有。还有戈登提枪要杀李鸿章事件,有说是拿来福枪的,有说是拿左轮枪的,还有从李鸿章性格经历来看戈登事件从根本上是不会发生的,以我个人的角度,还是偏向相信第三种。 然后想看看百年前的列强姿态。随便找个小切入点吧,例如多个报纸都不约而同地在中长篇报道中对“李鸿章抗议《排华法案》”的事情大书特书,从侧面能看出让一位随意草菅人命的清朝大官僚都觉得非常不妥的排华法案究竟得有多么离谱。 同时,李鸿章欧洲之行的相关报道几乎都极尽溢美之词,少数揶揄和讽刺漫画、短篇甚至能看做调剂。唯有美国之旅的报道中,记者的傲慢成见浮现于字里行间……虽然这本书核心重点是李鸿章,但实在让人不得不注意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或者说文明,在一众列强中都显得极度膨胀,对大清的蔑视甚至不想作掩饰。 然后是对于李鸿章本人,从欧洲震惊于这位清朝掌权的老人能如此开明,赞叹他是孤独的“爱国者”,惊讶于他对科学和技术无比好奇云云,确实能让人直接地感受到,洋务运动在近代史上是多么震撼世界,极大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从李鸿章“极度严肃又僵硬的态度”来看,未来大清遍布铁路,能和欧洲大国一争国际地位的畅想,是多么可悲又可叹,且他自己也知道,绝对不可能实现………晚清,实在是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该化为尘埃了。 从书的排版形式来看,以一些采访和传记式报道为开头,一些新闻事件为点缀,以欧洲之旅为主体,最后再以在清朝的新闻纪实作结,用盖棺定论式的传记文章前后呼应,在尾声敲上“李鸿章的预言”。从观看体验上来说非常顺畅舒服,甚至颇有回味无穷之意。 最后再提一嘴,看这本书之前看到好多书评和寄语,褒贬李鸿章为人云云,这些评语的数量甚至多过书里的“书友想法”和“笔记”的总量,合着这本书的读者大多都没有做笔记的习惯?还是对人不对书,不管书看没看先评头论足一遍李鸿章?
不站立场,不动头脑,就看八卦,挺有意思。
我问他是否喜欢这些条约,他回答说:“我不认为这给了清朝所需要的,但是糟糕的条约总比没有强。事实上,我们几乎没有从中获益。如果非要说一些什么的话,那就是总比没有要好。” 为什么李鸿章会成为一个好的剧院经理?因为他从来不下命令(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