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文澜
本书由原始公社一直写到鸦片战争,从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选择出真实材料,完整勾勒出古代人民的生活百态,全景概括了工农生产和赋税制度背后的经济问题,精准剖析了古代政治和军事的得失,清楚厘清了学术思想和宗教哲学的交锋与传承,此外还对文学、艺术、外交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独到精辟的分析。本书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有趣好读,带领读者看清中国历朝历代文治武功成败兴衰的根源,透视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为现代社会发展注入鲜活的智慧。
花了36个小时,断断续续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啃完这本书。书中叙述文法虽是白话文,但读起来还是略显吃力。 读本书时,时常想到的是赵冬梅老师在《法度与人心》序言中所讲“现在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原来看历史,更多的是朝代更替,虽也有皇帝的荒淫无度、苛政压榨,但本书更多的,让我看到,即便是所谓的盛世,老百姓仍是苦不堪言,勉强度日。之前在《叫魂》中就惊讶于乾隆年间百姓的疾苦,以为只是因为清朝。而本书所讲的,更是汉朝文景之治等盛世年代,百姓生活就已不易。战争年代,三国、两晋、南北朝、唐末、明末、清末,人吃人的现象屡见不鲜。电视剧里的都是骗人的,再也不想看古装剧了。。。 读本书时,很有着一家之言的感觉。读书时的碎片化感受和收获记录一下。 禅让制度,是氏族社会的会议选举制度。我们熟知的尧舜禹是禅让制度的末尾。禅让在政治上、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影响,是中国旧式的最高政治理想,是统治阶级篡夺的一个口号一种公式。 禹以前处于原始公社时代,自夏起,逐渐解体到奴隶占有制时代,西周起开始进入封建制度。 禹以前是没有剥削、财产公有的大同社会,之后是财产私有制的阶级社会。私有制度的发生,是因为经济方面发生新的变化,如历法随着农业发展,有了干支纪日法,农作物种类繁多;有了物品交易;有奴隶占有、买卖;生产工具已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已处在青铜器末期;畜牧业已发展到最后的阶段;手工业已有了很细分工;王国已有官吏、刑法、政治、军队,有强烈的宗教迷信,稀薄的道德观念。且富人享乐、穷人受苦。 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应该已普遍使用。 儒、道两家,都是封建社会最出色的政论家。儒家替统治者制定贵贱尊卑的秩序,使他安富尊荣;道家替统治者发明驾驭臣民的方法,使他地位巩固。中国士大夫处世的秘诀,也是外儒内道,就是说,披着仁义礼乐的外套,内藏阴谋权术的骨干。 两汉,西汉初期采用的黄老清净无为政策,让人民自由兼并。朝廷积累极大财富,贫民大量破产流亡,形成严重阶级对立。统治阶层为缓和社会内部尖锐的矛盾,发动对外战争,来消灭过剩人口。在这里,作者多次提到西汉初期、王莽时期,发动战争是为了缓解内部矛盾。角度不同。 西晋末年,中原士族逃奔江东,建立南朝政权,将黄河流域的文化移植到长江流域,自此,南方文化超越北方,经济也逐渐发展,唐以后,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都落在长江流域之后。 北宋因开国皇帝赵匡胤窃国得胜,所以对内严防,是内政最腐朽,外患最强烈的时代。 明朝工业的进步,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朝代。 书文最后,借用马列主义方法的应用,范老对本书做了“自我批评”,在当时成书背景下,多了抹色彩、多了分不易。
历时近两月 终于把这本书啃完了 该说不说 这个长度对于我而言确实有些难度 主要是纯历史的叙述 看的过程就难免有些枯燥乏味 但是还是比较齐全的 科普了一系列历史文化 尽管真正记住的可能真的不多 本书诚如作者在后言部分所说 撰写此书时有三个不充分条件 一是作者本身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研究并不深刻 所以在对待历史时难免有失偏颇 在文中确实有所体现 我的感觉是作者过于主观了 对待朝代的更迭 似乎是有意往顺应历史潮流上靠拢 对待历史问题不那么客观地细致地分析 只是一味地站在后来者的位置上去看待前人的失误 而不够理解当时统治者下的存活心态 当然 无论谁著述都会存在这个问题 历史哪能纯粹地一两句话就说清楚呢 只是封建时代的农民阶级生活确实苦不堪言 也打消了我曾一致想穿越回古代的幻想 第二点是作者认为自己的历史涵养积累并不深厚 文中也有很多时间排序上的问题 会穿插很多历史人物故事 但是读者是很难区分清楚当时的时代背景的 如果另加以叙述详解可能会更好 第三点就是作者在编著此书时特别仓促 综上 作者的建议是这本书可扔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也没那么糟糕 总之 还是抱着感恩和学习的心态看完了这本书 感谢🙏 看完本书首先想起的就是北大新生入学杨立华老师的演讲视频 杨立华老师说: “我从不觉得庸俗功利是现代独有的 市侩的算计什么时代都有 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市侩永远不会消失 但也总会有诗意和高贵 每个时代都有 你若志在乔木般的生长 那就把根扎向大地 你若志在江河般的不息 那就把根扎向激流 哪怕你志在追风 那风里也得有你看不见的执着根须” 所以洪荒大流 不必害怕自己深陷泥泞 你自有你的路 且始终坚信你所走的路
一、核心观念 《中国通史简编》是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的中国通史经典,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运用唯物史观完整梳理中国历史的通史著作,核心观念可概括为五点: 1. 社会形态演进与西周封建论 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作为历史分期的根本标准,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半殖民地半封建制依次演进的社会形态。 核心标志性论断为西周封建说:夏、商为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西周时期井田制确立、分封制与宗法制构建起封建等级秩序,标志中国正式进入封建社会,这也是范文澜史学体系的核心观点。 2. 人民主体与阶级斗争动力观 打破传统正史“帝王将相家谱”的叙事范式,以人民群众为历史的创造者与主体。 明确阶级斗争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重点凸显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大规模农民战争冲击腐朽的生产关系与统治秩序,推动社会制度调整与进步。 3. 多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国家观 反对大汉族主义叙事,强调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将民族融合视为中国历史的核心线索之一,肯定少数民族对边疆开发、文化交流的贡献,客观梳理民族政权并立、交往、融合的历史进程。 4. 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 认为文化是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反映,同时具有相对独立性。 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继承立场:肯定具有人民性、进步性的文化成果(如唯物思想、科技发明、民间文艺),批判维护封建专制的礼教与唯心思想;既反对全盘复古,也否定历史虚无主义。 5. 近代历史的反侵略爱国主义主线 近代史部分以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为核心线索,阐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梳理各阶级救亡图存的探索,突出爱国主义主题,论证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因自身局限性,都无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 二、详细思维导图 plaintext 《中国通史简编》 ├─ 总论:指导思想与历史定位 │ ├─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 └─ 核心方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分析方法 │ ├─ 分期标准: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变革 │ ├─ 叙事立场:人民主体论,打破帝王中心叙事 │ └─ 历史定位: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 │ ├─ 上编:古代史(远古 — 1840年鸦片战争) │ ├─ 1. 原始公社社会(远古至尧舜禹时期) │ │ ├─ 经济:采集渔猎→原始农耕/畜牧;石器工具为主 │ │ ├─ 社会组织:原始群居→母系/父系氏族→部落联盟 │ │ ├─ 文化:原始宗教、神话传说、彩陶文化 │ │ └─ 制度:禅让制(部落联盟民主推选) │ │ │ ├─ 2. 奴隶社会(夏、商两代) │ │ ├─ 经济:青铜文明;井田制雏形;手工业以青铜铸造为核心 │ │ ├─ 政治: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方国联盟体制 │ │ ├─ 阶级:奴隶主贵族与奴隶的对立 │ │ └─ 文化:甲骨文(成熟文字系统);天命神权观念 │ │ │ └─ 3. 封建社会(西周至清鸦片战争前) │ ├─ 【形成与转型期:西周、春秋战国】 │ │ ├─ 西周:井田制确立;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度;封建社会开端 │ │ ├─ 春秋:井田制瓦解;诸侯争霸;私学兴起 │ │ ├─ 战国:土地私有制确立;各国变法(商鞅变法为代表); │ │ │ 诸子百家争鸣(儒、墨、道、法) │ │ └─ 核心特征:封建制度从确立到转型,思想文化空前繁荣 │ │ │ ├─ 【发展与鼎盛期:秦汉至隋唐】 │ │ ├─ 秦汉:中央集权帝制建立;郡县制;统一文字度量衡; │ │ │ 陈胜吴广起义(首次农民大起义);独尊儒术 │ │ ├─ 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门阀士族制度;玄学兴起; │ │ │ 黄巾起义;北方少数民族内迁与汉化 │ │ ├─ 隋唐: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创立;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 │ │ 贞观之治;黄巢起义;唐诗为代表的文化鼎盛 │ │ └─ 核心特征: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制度成熟 │ │ │ ├─ 【衰落与转型期:宋元明清】 │ │ ├─ 宋元:商品经济繁荣;程朱理学形成; │ │ │ 民族政权并立与融合(辽宋夏金);元朝大一统 │ │ ├─ 明清: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军机处、八股取士); │ │ │ 小农经济主导,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 │ │ 李自成农民起义;闭关锁国政策 │ │ └─ 核心特征:封建制度渐趋衰落,内部孕育新的经济因素 │ │ │ └─ 古代史五大核心线索 │ ├─ 经济线索:井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小农经济为主; │ │ 手工业、商业逐步发展,明清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 ├─ 政治线索:分封制→中央集权帝制→君主专制不断强化 │ ├─ 阶级线索:地主与农民的基本矛盾; │ │ 农民起义是推动王朝更替、社会调整的核心动力 │ ├─ 民族线索:华夏与周边民族不断融合, │ │ 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与认同逐步巩固 │ └─ 文化线索:诸子百家→儒学独尊→理学体系; │ 科技长期领先世界;市民文化逐步兴起 │ └─ 下编:近代史(1840年鸦片战争 — 1919年五四运动) ├─ 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两大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人民大众 ├─ 核心主线:帝国主义侵略 + 中国各阶级救亡反抗 ├─ 重大事件与阶段 │ ├─ 开端: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 ├─ 农民抗争:太平天国运动,近代最大规模农民起义,反封建反侵略 │ ├─ 加深:第二次鸦片战争,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 │ ├─ 地主自救:洋务运动,近代工业起步,中体西用 │ ├─ 危机:甲午中日战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 │ ├─ 改良:戊戌变法,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思想启蒙 │ ├─ 反帝:义和团运动,农民阶级反帝爱国运动 │ └─ 革命: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国,但未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 ├─ 社会变迁 │ ├─ 经济: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与缓慢发展 │ └─ 思想:从“师夷长技”到维新思想、民主共和思想传播 └─ 历史结论: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因自身局限性, 都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呈现得淋漓尽致,让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读完此书,真的是感受到什么叫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即使在古代政治清明,社会繁荣的阶段,老百姓依旧是苦不堪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比之下,我们今天拥有富足安逸的生活,繁荣安定的社会,真的要感谢工业革命的出现和伟大中国共产党先驱艰苦卓越的奋斗。 以前我对马克思以及共产党宣言之类的书并不感兴趣。但是读了范文澜先生的这本书以后,我真的想去翻开书本来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毛泽东思想等等的著作,想知道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选择,想知道中国共产党先驱为了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做出的卓越贡献。 了解历史百姓所受的苦,才能更好的感受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范先生的史学成就 我还无力评价 但我可以肯定地说 他是一位文体大家 字字都精神抖擞 组句成篇 自然笔歌墨舞 自然百读不厌…………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50.5万字 翻开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铅字里跃动的不是尘封的故纸,而是鲜活的人间烟火。虽成书于七十余年前,书中平实晓畅的白话文却毫无隔阂感,仿佛一位老者在灯下娓娓道来,从远古先民的刀耕火种,到晚清国门洞开的阵痛,一部中国史如长卷徐徐铺展。 这部通史跳出了传统王朝更迭的叙事框架,以唯物史观为笔,勾勒出历史的多重面相。它写政治风云,从秦代郡县制的初创到明清集权的巅峰,剖析制度演变的深层逻辑;它写经济脉动,从井田制的瓦解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微光,探寻生产方式对社会的塑造;它写文化流脉,从诸子百家的争鸣到宋明理学的思辨,展现思想的传承与突破;更令人动容的是,它始终将目光投向底层——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黄巢义军的纵横驰骋、李自成麾下的饥民呐喊,这些被正史轻描淡写的身影,在书中成为推动历史车轮的主角。范老用“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主线,串起了中国历史的筋骨与血肉。 书末的自述,更让我看到一位史学家的赤子之心。在延安的窑洞里,范老受命编写这部通史,条件艰苦、资料匮乏,却怀着“让中国人读懂自己历史”的信念,耗时两年完成初稿。他在文中坦言修订时的忐忑,也对后来者寄予厚望:“希望后来的研究者,能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更完善的中国通史。”这份对学术的敬畏与对民族的担当,穿越时空而来,在当下依然振聋发聩。 如今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浪潮奔涌,地缘冲突频发,信息洪流裹挟着焦虑与迷茫。作为普通人,我们或许无力改变全局,却能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范老在书中反复强调,中华民族历经无数劫难却始终屹立不倒,靠的是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和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这提醒人们,在碎片化的信息时代,更应沉下心来读史——不是为了博古通今的谈资,而是为了理解我们从何处来,又将往何处去。 当我们为生活的琐碎烦恼时,不妨想想古代先民在洪水与饥荒中开辟家园的勇气;当我们对未来感到迷茫时,看看历史上无数次改革与探索中,中国人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路。我们可以做的,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如古代工匠般打磨每一件作品;是在日常中传承文化,让诗词、书法、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更是保持理性与清醒,不被浮躁的舆论裹挟,像范老那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世界。 《中国通史简编》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历史从未远去,那些在岁月中沉淀的智慧,正照亮着当下的每一步前行之路。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愿我们都能以史为灯,心怀敬畏,脚踏实地,在自己的位置上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注脚。
诚如书后所言,此书的确有较大的局限和不足,比如不够全面,有些内容过于琐碎罗列,很多地方看起来就像是文献。不过,考虑成书时间,把主角放在普通百姓这一点如今开来值得一提,范老也确实做到了。 看此书最大的感慨就是,农民真苦,也真惨。兴亡百姓苦不是轻飘飘一句话,而是千千万万条生命汇集。无论什么时代,权贵永远是被服务的对象,农民永远是被剥削的。可悲可叹的是,农民想办法变成权贵,然后和其他权贵一起继续剥削农民。 朝代的更替往往是统治阶级自取灭亡,即便是宋、明被异族取代亦如此,大多不值得同情。先进的文明一般意味着先进的实力,但腐朽的统治阶级却可以以一人之力倾覆整个国家。这恐怕是历史最大的无奈和悲哀。 原始社会阶段读起来无太多体会,奴隶社会普通百姓不是人,但春秋战国时期军阀混乱,国与国之间有竞争,百姓反而不那么惨。自秦统一后,百姓惨和非常惨之间就看谁当皇帝了。即便如汉景之治,贞观之治,所服务的依然是大地主阶级,其他时候可想而知,可惜即便这样的时候也如凤毛麟角。更多时候能感受到的只有痛心,其中尤有几段令人气到生理不适,第一段当属五胡乱华,人口锐减;第二段送给宋朝统治阶级,金打宋然后一起被元灭掉,丢掉一半国土还能苟一百多年;最后一段送给大明,再好的时代也抵不过昏晕无能的折腾。 异族上位又能怎么样,无非疯狂打压,无下限拉拢。多少仁人义士惨遭屠戮,百姓成为低等人种。读到最后早已麻木,喟叹文明的重要。科技在进步,文明更应该进步。 书读完了,思考却无法停止,其中的深刻感受无法遗忘,无法装作不知道。但是这历史、人心最经不起深思,天地何曾有仁,万物本为刍狗。
道教部分: 第一,不客观,明显的个人好恶。 第二,不严谨,可以看出作者根本未曾深入了解过道教,就好比今人全靠百度一样。 第三,作者对于道教的评价所用的许多论据在现在已经反转了。 举个例子吧,比如作者提到的《化胡经》,刘屹教授已证佛教说法有假,所谓西晋王浮造经的说法是南朝僧人伪造。 《化胡经》是刘宋时期才成书的。 而且道教之所以推出《化胡经》恰恰是因为佛教先推出了“释氏化夏”,针对华夏文化说佛遣弟子化身老子、孔子、颜渊,道教为了保卫本土文化本位才根据东汉流传的“化胡说”而推出了《化胡经》。 再比如所谓道教偷佛教如何如何的。 首先,是佛教先自附于道的,你说你是我的分支,那我用自己的分支有错吗? 其次,佛教在中国站住脚后,开始反攻倒算,先推出了“释氏化夏”,针对华夏文化说佛遣弟子化身老子、孔子、颜渊,而道教为了保卫本土文化本位才推出了《化胡经》。(这一点详见刘屹《经典与历史》) 那为了反击佛教,坐实化胡,自然要在自家典籍中吸收佛教词汇概念。佛教也吸收了许多其他宗教的概念,而道教比之佛教,却是师出有名,其一是佛教为传教曾自附于道,其二是道教为保护本土文化本位,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最后,许多所谓道教偷佛教之物,现今已经反转。 比如方丈、天尊、焚香等等都已反转,其中如斋戒戒律,佛教方一直指责道教斋戒戒律是受佛教影响,王承文教授已证道教斋戒是继承自中国古代国家祭祀,而非佛教,反而是佛教斋戒受中国本土影响更大。 只能说范文澜教授受时代局限太大,毕竟他那个时代,研究道教者多是对道教不甚了解的业余人士,而非专攻,不像现在的学术界这么专业。 他们在诸如文学之类等等方面确实造诣极高,但是道教嘛,其实是他们之前在文学等其他方面的权威,甚至是某些政治身份加持了他们在道教方面的论断,让这些论断看起来很权威。
对于任何著作、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都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作为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通史著作,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开创”,而最大的局限也恰恰源于这种“开创”。“第一部”从来意味着没有先例可循,也意味着每一步都只能靠自己摸索。 1940年的中国,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阶段之一。日本侵略仍是主要外部威胁;同时国共关系已经出现严重裂痕,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和交通封锁,军事和政治压力也不断施加,物资非常匮乏,学术资料、出版条件都很有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范文澜完成了这部后来影响深远的著作。 今天看来,书中的部分表述以及文白相间的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记。从文学性与阅读体验来看,它确实存在一些不足。有些地方的叙述不够通俗,历史事件与社会关系铺陈较多,对于没有一定历史基础的读者而言,读起来难免有些滞涩。某些内容更重视历史逻辑与理论分析,而不是叙事上的跌宕起伏,因此它并不能像一些文学化的历史作品那样容易让人一口气读下去。 但也正因如此,我更愿意把这些看作是探索者留下的足迹,而不是后来者苛责的理由。更何况,范文澜本人也曾坦言此书“有很多缺点和错误”,希望通过批评不断地修正完善。这种不回避不足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学术品格。 《简编》的价值与局限是对立统一的:它的价值,源于它的开创;它的局限,属于它的时代;而它迈出的第一步却为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其苛求它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不如看到它迈出了此前从未有人迈出的第一步。
咱也赶个时髦,用时下流行的DeepSeek助力,写一段我读完本书的感想: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中,以下克上的权臣武将夺权模式更为普遍,而农民起义直接建立新王朝的案例极少。具体可分为两类: 权臣武将夺权(占比约70%) 典型如王莽代汉(外戚)、曹魏代汉(权臣)、司马晋代魏(门阀)、杨坚代北周(外戚)、赵匡胤建宋(武将)、清代明(边疆军事集团)。这类更替多依托旧体制内的军事或政治资源,通过政变、禅让或武力颠覆实现。 农民起义助推改朝(占比约30%) 秦末(陈胜起义引发群雄逐鹿)、元末(红巾军催生朱元璋)、明末(李自成破京但未建稳固政权)。农民起义往往重创旧王朝,但最终由地方豪强或军事集团完成权力重组。真正以农民身份开国的仅朱元璋一例,但其成功亦依赖士绅集团支持。 深层规律: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下,农民起义多因缺乏组织资源和意识形态建设而失败,而掌握军政资源的精英集团更易实现权力迭代。这一现象印证了黄炎培所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