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九色鹿系列）

这本书很有意思，给我如下的观察结论 1.贵州地区长期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地纳入中原王朝统治时间相对较晚，现如今贵州地区的行政官员主要还是以汉人为主，他们在进行文旅宣传的时候，通常会代入汉人观念，宣传会偏向于汉文化，但在宣传汉文化时又会困乏于汉文化发展不够长久、底蕴较为浅薄，显得格外异常，如黔北、黔中、黔东 2.在文化认同的进程中，所谓的汉化或者认同中原王朝的文化属性，是基于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垄断，少数民族如果要进入新的行政系统或权力机构，就必须先认同中原王朝的文化属性，即儒家思想（君臣） 3.另外比较难崩的是贵州地区，朱明时期进行汉化，在满清时期又进行满化，这导致现在的部分汉人既不认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同时也不认同后期被满化的“汉化群体” 本书的总体叙述模式并没有太大突破，可能因其所闡述的地区是较少被中原观念关照的黔西北地区才更引人注意，不过还是要强调，这本书只是针对于黔西北地区及周遭彝族文化的地区总结，因为我问過凉山彝族和云南（臨滄）彝族同学，他们三者间的文化区别有点大，（畢節）大方的那个同学我不熟没好意思问具体情况，不知 我不支持民族仇恨，但也反感正统叙事，即汉族叙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温春来教授的《从“异域”到“旧疆”》是一部具有深刻理论关照的区域社会史力作。该书以水西、乌撒两大彝族君长国自宋至清中叶的整合过程为案例，通过“异域—羁縻—新疆—旧疆”这一精炼的分析模型，挑战了单向度的“王朝中心观”宏大叙事。作者不仅揭示了王朝制度、驿道卫所、经济开发如何逐步推行，更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发掘了西南非汉人群在互动中的主体性与制度创造力。该书强调，大一统秩序的确立并非简单的征服与同化，而是中央与地方在“彝威”与“汉威”的动态博弈中、在充满内部竞争与调适的复杂互动里，共同塑造了新的认同与统治结构，为理解传统中国的整合机制提供了极具启发的西南经验。

木胯、火著、架勒、化各四则溪置大定府，治大方城（今大方县城）；则窝、以着、雄所三则溪置黔西府，治水西城（今黔西县城）；的独、朵你、要架、陇胯四则溪置平远府，治比喇坝城（今织金县城）；乌撒置威宁府，治乌撒卫城（今威宁县城）。平大黔威道于康熙二十年被改为分巡贵州西道，辖贵阳、安顺、平、大、黔、威等处，驻安顺。 改平远、黔西二府为州，属大定府，四年后又改大定府为大定州，与平远、黔西二州共属威宁府。[插图]康熙二十年代同时又是废卫改县的重要时期，二十六年裁毕节、赤水二卫置毕节县，裁永宁卫置永宁县，乌撒卫亦裁，全部并入威宁府，雍正五年（1727）改永宁县隶四川，七年改大定州为府，以威宁府为州，属大定，十一年设大定通判驻水城，设水城厅，乾隆元年（1736）割四川叙永厅之岩上、岩下地属黔西州，编为平定里，四十一年，割平远州之崇信、时丰、岁稔三里属水城通判，于是大定府领厅一、州三、县一。终清之世，不再有变。[插图] 与此同时，驻兵数量也在不断削减。康熙二十三年（1684）平远、黔西改镇为协，各裁兵一千多名，第二年威宁镇裁兵七百多名。雍正三年，大定改镇为协，兵员逐渐减至1200名，一镇三协遂成定制。 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结构能够根据形势为地方预留一定的表达自我的空间。

本书以黔西北水西、乌撒两大彝族君长国为个案，考察其自宋至清渐次整合进王朝大一统秩序的历史进程。作者从中国自身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异域—羁縻—新疆—旧疆”的分析模型，以替代“中心—边缘”等二元框架，更精微地呈现了王朝拓展的动态层次。凭借丰富的汉、彝文献与田野调查，本书着力发掘非汉人群的主体性，揭示地方传统与王朝制度如何在博弈中相互交织，从而有效质疑了“想象的共同体”等理论的普适性。该书是历史人类学视野下边疆与族群研究的典范之作。

从这本书中看到了中国古典政治的传统：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协调；汉化与现代化（被纳入王朝经济，文化，政治体系）的辩证关系，全书文笔流畅，资料详实，解说精妙，读之畅快无比

非常精彩的历史著作。溯源清晰，直接写出彝族六支源流。描写水西安家，笔法酣畅，其实题外的东西完全可以多写，如播州之乱，水东宋家的历史抉择，包括后来的沙普之乱，看得意犹未尽，应该再多写。还应该衍生写得是安国瑞告御状，靠算命一路到北京，最后被充军，这个故事写出来肯定有看点。可能温教授还是专注在历史范畴，对乔赫曼虚构出来的又一个”勇敢的心”的极度鄙夷。

对贵州史事谈不上特别了解，感谢本书如此清晰地描绘出“勾政权”从兴盛到消亡、黔地由异域而羁縻、新疆乃至旧疆的全过程。作者笔下的改土归流，足为边地扩张之蓝本，期间内生外因，于当事人固止于切身利害，于民族融合却是跨越千年，涓滴终成不可逆之洪流。

導論部分寫得很不錯，基本把「區域研究」方法做了一個簡潔的介紹，並提出了西南的特殊性以及試圖在論述中建立出一個基於西南民族的獨特區域範式。但正文閱讀下來，並沒有看到範式有多麼特殊，作者總是在強調彝民在漢人介入前存在自己的一整套有機的制度，然後又在後世與漢文化進行對接與影響。這種元朝前的「彝威」所依託的文本大多數還是明清時代的彝文文獻，在時間上本就可商榷，所以對於特殊性的說明也沒法做的非常充分。倒是下編對於明清時期西南民族權力組織分析得做了一個與田調比較有機的結合（不過利用家譜也算是老生常談hh）。資料功夫做得非常扎實，但在是否提出一個區域研究的「範式」問題上也許還要打一個问号。

民族国家好像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好似“建构”的东西凝聚（意识形态或者符号象征） 但认同的凝聚真的只靠这些后面才产生和建构意识形态和象征吗? 不一定，而是此一地区本来就有内生的凝聚动力，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有共同的记忆，正是在这样的共同记忆和实践中，凝聚力得以产生，民族国家才能实现自在到自觉，成为一体。 从异域到羁縻到新疆到旧疆，正是这一“他者”区域被整合到中央王朝的过程。

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多次南下中原，而南方少数民族大多偏安一隅，相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史书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记载往往要浓彩重墨得多，因此提到古代少数民族，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北方游牧民族。本书通过对贵州彝族的研究，详尽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政权的诞生，并如何从中原王朝的“异域”到“羁縻”，再被纳入版图变成“新疆”，又进一步与内地同一成为“旧疆”的漫长历史进程，是了解西南少数民族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