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九色鹿系列）

唐宋以来文武关系地位的变化，本质还是文人或是武官掌握权力。文武兼备、出将入相的人才要求是非常高的，当时的人才培养机制无法供给这么多高素质人才，只能择一而行，文or武。 所以赵匡胤时期追求文武兼备，要求武将读书，文武局面勉强平衡。到太宗朝也因为客观政治条件和主流偏好而文官地位逐步高于武官，文武关系就此开始不平等，往后随着一系列的军事失败，皇帝转而内政，文人地位全面压到武将也只是时间问题。

此书由作者的英文博士论文翻译修改而成。唐宋之际文武关系的发展变化是本书关注的核心内容，概括言之，作者阐述了文武之间的关系由唐初的“文武不分”，“才兼文武”，到中唐以降乃至王黄起义的逐渐区隔，最后到宋代二者分立的最终形成（当然，此种文武关系的描述仅限于粗线条的勾勒）。作者指出，权力争夺是文武之间关系紧张的主因，在这一过程中，文官对于自身文化认同的形塑以及君主对文官集体的支持对文武关系最终走向分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结写的最好，其他的好似关联性不强

流水线勾勒了从唐末到宋初文武官僚此涨彼伏的纷乱局面，制度层面没有过多论述，主要功夫在陈述表象，书中有句话倒是点了睛，文臣的力量随着中央权威的提升而扩展。

概述式鳥瞰了從唐初到宋中期文官佔絕對優勢止，近乎劍橋中國史，夾敘夾議，不如作者另一本論文集。

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回顧從唐末到宋這一段歷史，中央政權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並立的情況下，是文治還是武治對中央政權是一個痛苦的選擇。社會的巨變為文武間對最高權力的追逐提供了客觀的條件和廣闊的舞台，而這種追逐又反過來讓社會疲於適應這種追逐，而無法建立穩定的社會關係。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終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理想狀態。當下和諧的社會既需要文治對內部的調整和調控，也需要武治對外的震懾和護衛。

此书史实考据比较丰富，选题亦好，但为了保持所谓“述而不作”的学术独立性，写作风格宛如流水账，严重缺乏标准学术范式，即可靠的历史推演与史论结合能力（例如，士大夫上升渠道可分为1.2.3.4；士大夫日常承担工作可分为1.2.3.4）。这使得全文既缺乏西方治史的理论框架（诸如从实践主义、结构主义探讨政策推行与制度建构）和数理论证（诸如从史书中统计不同出身占比、工作去向、出身门阀、职权条款。此类典型可看白斌菊），又缺乏传统中国治史从制度演化与职官变革考据的方法论，反而孜孜以求确定的不存在争议的历史事件演化的考据，真可谓本末倒置，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并未得出更有助于解读历史的结论。最后，本文又缺少近代以来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思维，缺少从财政、经济、制度等大历史提出的总结（尽管这种总结很容易翻车变成“辉格史观”），相较于国内邓小南等宋史大家，相距甚远，甚至还不如同一选题的民国学者雷海宗。 总之，全文大而无当，在应繁处就简，在应简处赘言，在应宏大处专攻细节，在细节处尽是宏大叙述。就治学而言，文章几无创新，逻辑亦不甚严密，水平很难称得上是博士论文。就通俗著作而言而缺乏前后关联和必要的解释，可读性亦差。如非要从中做出总结和论述，其稍有可观之处如下（后期有时间补上）

2022-9 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 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 与近些年流行的史学研究手法：微观史学和断代史学都有不同，本书采用了一种线索的视角，如如邓小南的“事件路径”所主张：“不再把个别事件、人物、制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而将其作为透视时代政治的研究取径和视角，去观察探求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 我们都熟悉宋朝重视文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在之前的唐末五代，却是武人掌权、政权更迭频繁的时代，文臣空有名声没有权力，这期间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是谁改变了文武之间的高低关系？作者通过讲述人物，追寻这一历史线索。 作者通过“王仙芝、黄巢之乱后地方及武人膨胀—后周复文与赵宋承继—澶渊之盟后武人退缩—党项战争后文臣全面压制”的线索，以历史事件作为关键转折点：历来备受史家的安史之乱，在本书中是一个前奏但并非真正的开始；“后周政权代表一个新政治秩序的开始，而不是统治失序的最后阶段”（第214页） 这样就给了读者一个宏大的历史场面，不拘泥于某个朝代，某位帝王，拉长视角去思索中国历史权力结构与文化的关系。从政治制度和官僚体制出发，关注“源自‘官位’而分离现象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跨越两百年唐宋之间的历史，进行连续而深入地观察。 第一二章介绍，唐朝前期有“文武合一”的传统，，但随着军事太平文臣权力扩大与废除府兵制后的职业军人出现，自安史之乱，在政治、学术和社会诸多层面都出现了明显的文武之争。 第三章，在论述文武关系时，作者罗列了诸多人物例子，在兵乱时代，知名文臣即使享有地位，却缺乏实权；当政治冲突发生时，他们也因此得以保持中立，不受任何一方责难。 在武人军阀乱世，缺乏一个有力的中央权威，朝廷主要考量的是政权的延续，军事力量与财政支持至关重要。文人无法掌控这两个领域，其政治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但这并没有毁灭中原文治的传统。950年后，文治政府开始了复兴。 后周郭威、柴荣对儒家的尊崇，对文臣的任用、恢复官员品秩和功能，享受一致的薪俸待遇，开启了一个新秩序。 宋真宗澶渊之盟后，武人式微，权势没落。经过100多年的政治演变，一个由文人支配的政权，终于在仁宗朝晚期得到确立。文武对立日渐显著，紧张关系加剧。 北宋政府创建了和平且崇尚文治的大环境，文人无疑成为最主要的受益者。但物极必反，对武人的贬低和不重用，也造成了军事力量的匮乏，外侵危机常有。 结论：以文武关系而言，唐宋之间的主要变化是：文武官区别由模糊转趋明确，双方为了争夺政治权力而强化自身的认同，彼此间的文化区隔逐步加深，甚至激化成敌意与恶感。出于偏见，他们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构成了日后宋朝历史中的无解难题。 关于文武关系之论述，一言以蔽之，即“政治的失序导致了统治阶层重武的倾向”当唐中期至五代的战乱过去，随着继承后周的统一朝代——宋朝试图“走出五代”而复兴文治，政治的有序使得文臣重新掌握了权力。这个过程伴随着的，是文武分途的模糊到清晰，从武人权力的急速膨胀到文臣实现压制性的胜利。唐前期尚有“文武合一”之传统，（第12页）但随着文治上升与废除府兵制后的职业军人出现，安史之乱后，政治、学术和社会诸层面均出现了明显的文武分途。郭威新时代创设。其自身背景决定了不同于以往五代统治者的举措，通过节制地方权力、内政改革与复兴文教等系列措施，来重整一度失序的权力体系。此后经过柴氏与赵宋的继续努力，统治者逐渐将文武官员视为两个群体，开始与文臣建立紧密关系，并有意疏远武臣并以文监武，使得文臣掌控中央机构并逐渐凌驾在武官之上。进入仁宗朝后，一系列制度被建立起来：文人排斥武官、自文武官迁转法来打破武官对军务的垄断、建立文臣统兵的惯例，其后，在对西夏用兵中，文官开始掌握军事领域的决策，“武官最后的舞台为文臣所占据”“王仙芝、黄巢之乱后地方及武人膨胀—后周复文与赵宋承继—澶渊之盟后武人退缩—党项战争后文臣全面压制”的线索，以历史事件作为关键转折点：历来备受史家的安史之乱，在本书中是一个前奏但并非真正的开始；“后周政权代表一个新政治秩序的开始，而不是统治失序的最后阶段”（第214页）；宋初与后周的接续，比太祖、太宗和真宗、仁宗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加紧密；文武关系最终的高潮至真宗朝便可收笔，靖康之变已经成了这个题目下的题外话。朝代更迭固然是有改换之意味，重大历史事件亦有其标志式的划分作用，但过分强调则可能会囿于过往的叙事框架，障蔽某些特殊方面的连续性，从而使得真正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湮没其中，即“专论一人一事，而实不明当时之风势”。除了政治之“结构”，本书另一条并行之轨即“文化认同”。刘咸炘曾将“风”作为观察历史的一个枢机，所谓“群史之感人心者为时风”、“云就是流风的风，也就是今世所谓潮流”，都是借用传统思维中的概念来思考古今历史人事之大变局，“不再把个别事件、人物、制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而将其作为透视时代政治的研究取径和视角，去观察探求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方老师的论著绝对是有达成此点的。 - [ ] #2022笔记

时间顺序：唐初文武合一，安史之乱后文官失势，武将实力膨胀，直到后周。后周及北宋，武官地位大幅下降。 人物典型：冯道，春秋迭代，他岿然不动，无权但相对安全。 狄青：能力出众，但屡受文官抨击，反映文武分流的形成，且武官地位的大幅下降。

本文论述了唐至宋文武关系的发展过程，从唐前期的文武并重，到后期逐渐文压武，到五代的武远远超过文，又到宋的文远远超过武。其实可是看出，王朝的建立是建立在武力夺取政权之上的，所以王朝的初建，武官被倚重，而王朝进入承平之后，战争减少，国家转入经济建设和管理的轨道上来，自然文官的地位上升，不管唐室作出何种努力挽救武官也是徒劳。真正合理的关系是文武关系的平等。而宋由于对前朝武官问题的矫枉过正，虽然使得宋国祚长久，但是同样也留下了巨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