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探源：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

根據作者的研究，《遼史》編修所面臨的困境是：一方面資料缺乏，另一方面在篇幅上又不能與同時修撰的《宋史》、《金史》相差過多，於是就出現了利用種種手段大量“敷衍成文、充湊篇幅”的現象。 這本書所作的工作是給《遼史》做“減法”，即“抽絲剥繭，正本清源，通過區分不同叙述主體、不同來源的史料，剔除干擾性因素，盡力回歸歷史主體自身的叙述，繼而展開進一步的分析、研究，必要時需要以打破既有歷史叙述連續性的方式來求得新的連續性”。 除了“走出元人的遼史觀”、“尋求遼史研究的全新可能”之外，這項工作的另一個意義是給正史“祛魅”。如同作者所說，在史學研究中“將正史經典化的思維慣性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原始資料相對缺乏的斷代史領域，正史依舊常常會被先驗地作爲理解、認知的基礎，看作現成的、自恰的、不可拆分的文本實體”。 這本書對我最大的啟發是在方法論層面上，也就是作者對史源學研究的討論。他認為： “相當一部分史源學研究實踐往往傾向於將文獻拆解成一條條支離破碎的材料，對每條材料進行單一、碎片式的溯源，作出非此即彼的正誤、優劣判斷；同時又很容易忽視文獻的總體結構和内部縫隙，不經意間爲其中隱含的叙述框架所左右。” 他倡導的“史源學視野下的文本批判”是指： “首先，在看似整飭、統一、連續的文本中，區分、剥離出不同系統、不同時代、不同主體的歷史叙述（文本單元）。在此過程中，着眼於總體的文獻源流，關注來源文獻的流傳過程和最終文本的編纂過程，盡量落實到從書到人再到書的具體互動關係。其次，對離析後的各文本單元再分别加以溯源、批判，弄清每個叙述系統内部的來龍去脉。亦即對於每次剥離出的部分，並非棄之不用，而是視作不同的記憶碎片，對其生成衍化過程加以剖析、對比，窺探以往被遮蔽、被隱藏的複雜圖景。” 比如本書對《遼史》“西遼事迹”文本的考察，就指出它由“性質不同、來源不同”的兩部分構成。

《辽史》在二十四史当中修纂的最为仓促草率，仅十一个月便告修成，其中的史实错漏，内容重复等情况不胜枚举。甚至很多地方与同时期修纂的宋金两部史书也无法互相印证。但同时《辽史》也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毕竟这也是唯一一部系统完整的记载了辽代历史的著作。因此在研究辽代历史的时候也不得不面对和注意《辽史》当中的诸多错误纰漏。 本书则为《辽史》史料正本溯源。着重分析了《辽史》的史料来源与编修过程。在做加法之前先做减法，分离文本当中的辽金原始史料与元代史官二次增补之内容，并重新分析史料进而评估史料价值。突破了原有的历史研究框架，为所谓正史的史源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更难以置信的是本书的作者苗润博老师竟是89年生人，如此年轻的历史学者竟写出如此功力深厚的历史著作实在令人惊叹。

能把学问做得这么好，确实令人钦佩。其实结论并不多么惊奇夺目，但这样的研究确实太少，有遗泽后世之功。结论对中古“历史书写”的直球批评也极有底气，很有说服力。历史书写研究如果缺乏足够史源探析，导致无法呈现史料整体撰述框架，很可能只是观一叶而推天下冬，不能知秋。这样的研究是缺乏安全感的。正如书中呈现的那样，很多时候“正史”编纂体例和内容的“问题”出自一些很可笑的理由（比如辽史的表为了凑字数，真是逆天），后人如果将其与什么政治文化、权力结构的东西扯在一起，那就真的是离古人之心愈远了。又想起华喆的大作，和苗著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没有先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入手，而是从文献整体出发，一使自己侧写郑玄之心，一使自己发现史官之迹，先搞明白了文献，再去做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如此立论，更上一层楼。

苗师功底深厚。 整部《探源》就是一部史源学研究的示范，做加法要盯着细微处缝缝补补，尽力勘透一字一句的正误，而做减法要跳出修史者和前辈学者规划的道路，从高空俯瞰下来，找到这些路径的突兀之处、龃龉之处。任何史书都是文本，都是在修史者与文本材料的微妙互动中创造出来的，任何增删、讹误对以后几百年的研究者来说都具有蝴蝶效应，遑论中间充满偶然性的传抄、失传、复现过程，本书按照作者说的，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唯有卸了妆，方能见其本来面目。 任何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质疑精神和问题意识，避免线性思维，这点在书中也颇有体现，一切研究都是从问题开始的，敢于提问，要么自己错了，要么别人错了，要么大家都错了，任何结果都是有利于自己的研究的。 如苗师这样对材料做系统性的梳理和对比，要对文本和历史架构有相当的熟悉度，同时善用各种检索资料的方法，谨慎谦虚，不可妄下结论，也不可先射箭后画靶子。

匆匆结束，读罢了为未探辽朝秘史扼腕

作者对《辽史》诸志进行详细的史料溯源和文本结构分析，指出元人修辽史存在原始资料不足的根本性难题。在此条件下，还要保持修史体例的统一，只好不顾辽代实际情况，强行立食货、兵卫等志，为了避免内容干瘪，采用敷衍成文、充凑篇幅等方法修志。很多制度原本是从纪传中摘抄出来的、发生在某一特定时间、场所的事件，却被史官敷衍成有辽一代之通制。关于礼乐仪卫等涉及礼仪文化典章部分，元人则自作聪明对两唐书做“大段摘录、调换顺序、大幅精简、概括总结”洗稿处理，造成辽朝高度汉化的“错觉”，所谓辽人多继承唐制，大唐正统在契丹的说法，可以休矣…最后作者提出要“反思正史的经典性”，正史本文的真实性并非是不证自明。ps：《辽史》诸志有部分史源来自宋人文献记载，大宋文化输出真无敌，如同皇汉yy的那样：虽然我打不过你，但是百年之后，你们的国史还要借助我们宋人的记载才能搞清楚（此处应该有滑稽表情）

书很好，这和年龄无关。但再好也应该站着读。修订版《辽史》点校者，刘浦江高足。细部考证之精已经不让前辈。证明了当下没有冷门外语依然可以在内亚（姑且沿用此名）研究作出了不起成果。不过是很好奇，如果能搭配卓鸿泽的阿尔泰诸语能力，也许那些契丹语汇能有拟音。但本书也许被利用用来解构汉语史籍。减法减去的元人意识形态和当下不无精神相应，舍去当真可取？当外国人不学汉语就敢对中国历史指指点点的时候，历史沉淀带来的魅也许是一层铠甲？当然这要看你保护的是什么。

关于第四章第二节夏捺钵地“吐儿山”条之异见。 作者说：“最典型的是吐兒山、伏虎林，在本紀中完全未見遼帝臨幸之蹤跡，史官以偶然記錄為一代定制，實屬貽誤後人。”此见不敢苟同。 “吐儿山（兔儿山）”，词出《辽史·营卫志》“夏捺钵”条，于本纪中检索“吐儿山”，确并无巡幸记录。但换为“犊山/拖古烈”，则赫然在目。吐儿山与犊山，实为近音转换。至于“拖古烈”作何解，《钦定辽史语解》记其对音为“图古勒”，即蒙古语tugûl“牛犊”之意。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沈括熙宁使虏图笺证》已按过，《辽史》中的拖古烈，即是沈括出使时所记犊儿山（吐儿山）。 作者虽可称名师高徒，比起熟练掌握蒙、满、汉等语言的前辈研究者，还是少些研究古民族历史的敏感与自觉；文中另有个别见解，也略缺古民族语和音韵学上的准备，看来是短板之一。

写的真好，学问真好。之前看邓广铭先生的部分《辽史》史料的辨析，本书算是进一步的了解。《清史》慢慢修，不要重蹈《辽史》的覆辙。

昔古人言诗，有“无一字无来历”之说，今读苗老师此书，其于辽史，探本清源，以见元人修史，其据为何？亦可见修史之现场，而辩史书之正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