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父

我有次看到黎明的一句话：“不少人抽到好签，四肢健全，智力正常，但应该关怀不幸抽到下下签的人。” 这句话我一直觉得有点重。 因为我们谈论一个人的人生时，通常只谈他怎么打牌，很少谈他为什么会拿到这副牌。 《亚洲教父》讲的就是这个容易被忽略的部分。 如果早两年读这本书，我大概会很失望，甚至愤怒。那些风光无两的东南亚巨贾，在书里卸掉了成功者惯有的光环：家族、资本、殖民时代留下的结构、政府的特许、土地与金融体系，以及与权力彼此借力的商业网络。那些后来被写成传奇的财富，往往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干净。 王赓武教授说过：“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 这句话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让“白手起家”这四个字突然变得可疑。 一个人可以奋斗半生，也可以真的有极好的商业头脑，可如果把出生、家庭、教育、时代和机会全部拿掉，再重新问一遍“他为什么成功”，答案往往会变得完全不同。 但我现在已经不太愿意因此把这些人简单归类为野心家。 因为那同样是一种方便的解释。 他们当然利用了制度留下的缝隙，甚至利用了权力；可在一个秩序反复重组的时代里，他们也确实拥有非常敏锐的判断、胆识和行动能力。一个人享受时代的馈赠，与一个人配得上自己的成就，从来不是只能二选一的事情。 真正麻烦的，是我们太喜欢二选一。 成功了，就说他靠的是能力；失败了，就说他还不够努力。看见特权以后，又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既然起点不公平，后面的一切便都不值得谈了。 可人生哪里有这么整齐。 有人拿着好牌，依然打得很差；有人拿着好牌，把它打得惊心动魄；也有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选择，却还是把手里仅有的东西护了一辈子。 牌是命运发的，怎么打是自己的事。 只是后来我们太容易把后者讲得很响，把前者忘得很轻。 所以现在再看那些所谓“亚洲教父”，我看到的已经不是一群需要被崇拜的人，也不是一群需要被审判的人，而是一群恰好站在某个时代、某种制度和某种位置上的人。他们把手里的东西用到了极致，而他们手里为什么会有那些东西，是另一回事。 也许人真正成熟以后，看一个人的人生，会慢慢分得清两件事：什么值得归功于他，什么应该归还给命运。 至于这本书最大的缺点——封面真的太丑了。

《亚洲教父》的作者是乔·史塔威尔。书中以东南亚地区为背景，聚焦于当地被称为“亚洲教父”的巨富群体。 作者指出，东南亚地区有着移民和殖民的历史背景。在这样的环境下，“亚洲教父”群体崛起。这些“亚洲教父”包括超人李嘉诚、赌王何鸿燊、泰国首富谢国民、烟草大王陈永栽等华人商界大佬。他们并非像通常所宣称的那样是白手起家。比如，在香港，很多教父与汇丰银行关系密切从而获得资金支持，像有“世界船王”之称的包玉刚，借助汇丰银行的资金以及日本政府的扶持政策，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而那些靠房地产起家的教父，也依靠与汇丰银行的关系才能贷款拿到昂贵的地皮。并且，香港码头被高度垄断，李嘉诚拥有24个停泊港中的14个泊位，香港的集装箱操作费用因此居高不下。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教父们则直接进入银行业，几乎每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银行。 作者认为“亚洲教父”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相互勾结的产物。亚洲教父充当政治权贵的“提款机”，而政治权贵则充当亚洲教父的保护伞。他们往往通过获得征税权、特许经营权，利用华人商会等形成寡头垄断来积累财富。他们大多从事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等有专利或竞争者少的行业，容易组成卡特尔联盟，获取高额利润。比如，李嘉诚还和英国商行怡和集团一起垄断了香港70%的百货零售和70%的药品销售，和犹太家族嘉道理一起垄断了香港的电力系统。 这本书的主题在于剖析亚洲教父这一特殊群体的崛起，揭示出这其实是东南亚地区政治失败的产物，也指出他们对经济的贡献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亚洲教父们看似是自由市场的受益者，实际上他们热衷于与权力捆绑，通过垄断等手段获取财富，并非真正意义上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学到看待经济现象和商业成功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不能盲目地认为那些富豪都是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才华白手起家创造了财富帝国，而要深入分析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这也提醒我们在追求财富和商业成功的道路上，要秉持合法、公平、诚信的原则，不能依靠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利益。同时，对于社会而言，要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制度，加强监管，防止权力与资本的不当结合，避免出现少数人通过垄断等手段掠夺社会财富，而普通民众利益受损的情况，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本书不推荐， 理由是作者的很多观点非常的片面， 他的观点是一个英国殖民者的视角，部分观点，比如东南亚富豪成型过程中的历史背景还是比较客观， 在一些段落里甚至能读出作者很佩服这些华人富豪， 要跟几个国家领导搞好关系，要管理好企业，甚至还要管理好当地的华人社区， 用他书中的原话是“人们已经不能指望有更好的人来剥削他们”，从这句话你就可以懂这本书的基调， 又觉得这些华人富豪了不起，又同时站在一个批判的角度。 多看书还是有好处， 我看完郭鹤年的传记再来看了这本， 2本书说一件事，截然不同的角度令我更加注意说话者的角度跟立场。比如郭鹤年的角度说“刘是他最看重最得力的干将，他可以放手让他去做，甚至一度认为他是最好的接班者，但他在50多岁猝死在出差的机场， 郭鹤年得到这消息，他大哭了一场， 从来没有那么伤心过， 如果他能早点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或许他不至于会这么早离世” 我从郭鹤年的角度看到的是惋惜跟自责， 从此他又复出管理公司的日常。 本书作者是这样写的：“奴隶头目 - 理查德刘 会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流眼泪， 在2002年新年那天在吉隆坡的国际机场猝死” 作者认为这个人就是一个奴隶， 被奴隶主给榨干了。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傲慢是， 认为李光耀只是放开了新加坡的现金流动，开了赌场，繁华发达干净富裕的新加坡好似只是给东南亚教父藏钱洗钱的地方，作者认为李光耀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受了英国的教育， 虽然他说的部分是客观事实，但新加坡现在这样的发达不止是因为那一个原因， 看过李光耀问答录，你就知道他对新加坡人来说是伟大的，就跟我们的毛主席，邓小平是一样的伟大。

#无知读书 凡是给你了新的观点和视角的书，无论好书坏书，都值得一读，哪怕随手一翻。这本书就属于此类。 作者带着自己无意识的，几乎是先天的西方优越感来对亚洲的局部进行点评和指点江山，也许西方读者会自觉并且心悦诚服地从这求证自己的种族和地理优越性，亚洲人读来略有“你小子有偏见的”不适感，其中也猛滴觉察到自己曾经无意识的，以东方大国的视角俯瞰东南亚小弟的视角。如若如此，我与民族优越主义者又有何异？修正之。 不过书中他指出的“教父”们的发家史的本质，乃时代的产物，绝非他们自己包装后的是值得世世代代传承歌颂的草本变国王的励志故事！这一点算是有所作为，会让一些心智成熟者走出对李嘉诚等教父们的盲目敬畏中，唯教父言论是从，爬出教父们精心炮制的，让普通人设立以追求自己（教父）为榜样和打造富裕帝国/家族的人生终极目标的伪善丑陋的结构性和社会性陷阱（说是天网更加合适），从而失去自己生命本质的认同感，自我价值的纯粹和独特性，也提醒人们不要遗忘了人的社会属性和全面和深刻地看待世界和这一生，还有“命运”的安排。 中间人性的描写，就像电视剧低配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只不过没有深刻的内核和对人类及真理的洞察，任何人是无法写出伟大的作品的。其中作者描述的新加坡也给出了新的视角。总之，作品如人。书籍如人。这就是作者的视角和世界观解读的东南亚的教父们和帝国的形成，喝了廉价的饮料的感觉，而且是一种之前没喝过的东西。以后也不会喝。但是大热天咕噜下去也解渴。 蒙田说，“我们的责任不是创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我们要赢得的，不是战役和疆土，而是行为的秩序与安宁。我们伟大而荣耀的杰作是一种合宜的生活方式。” 阅读好书可以让一个人的思想和心灵逐渐变得自由和高贵。阅读不好的书让人心灵萎靡和狭隘。还是要警惕随手翻书，尤其是随手翻阅不好的书。既浪费宝贵时间，也在无形中纳入了一些伪知识。需要大量读经典好书才能冲掉一本坏书的价值体系带来的影响，可惜大多数人一辈子要么不读书，要么读畅销书，主动出让了变得自由和高贵的权利。 读书就是通过文字看别人的书本创作，对照、学习和修正自己的人格，获得自己内在的安宁和行为的秩序的一致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对世界的观点，如果你写一本书，是要表达怎样的观点？ #无知的梅校长 #活一次活到淋漓尽致呗

核心概念： 特许经营 家族联姻 政商结合 核心现金流 亚洲教父 史塔威尔 68个笔记 ◆ 亚洲“教父”面面观 >> 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进而财源广进。这种发展模式，和战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进行经济改革、保持商业竞争，进而形成社会财富分配较公平，同时鼓励了科研及人文发展，大为不同。非常明显，从经济成长及社会发展观点看，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走的才是正途。 因为这种缘故，亚洲地区的经济离全面自由甚远。香港多年来被“选”为世界最自由地区，特别是经济学自由学派大旗手、已故的弗里德曼一再作此强调，令香港与自由画上等号，对此不少熟悉港情者感到迷惘和迷惑，因为在实际商业运作上，许多重要行业都受管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独家生意”，一般商人甚难加入，市场基本上不自由，而这正是推动市场自由化的“亚洲共同市场”在亚盟多年努力后仍未“成孕”的底因！ 史塔威尔书中对亚洲“教父”的剖析，新发现的事实不多，却有不少新看法，值得读者注意。其中比较突出亦令笔者有点意外的是，他指出“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说法太夸张、失实；他就此访问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王氏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王教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 史塔威尔书中对亚洲“教父”的剖析，新发现的事实不多，却有不少新看法，值得读者注意。其中比较突出亦令笔者有点意外的是，他指出“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说法太夸张、失实；他就此访问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王氏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王教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 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李爵士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东，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史塔威尔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职)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 至于那些有赚钱禀赋之士，即使出身清寒或中产，只要娶个有钱有势的妻子，便等于获得向上爬的社会梯阶、奠下良好的“商业基础”；这类富翁数之不尽，史塔威尔顺手举出的便有李嘉诚、郑裕彤、董浩云、吴光正和苏海文……泰国的逃亡总理他信在位时常说他生于穷乡僻壤，少年过得甚苦，其实是“大话西游”，他出身清迈大户，乃父为政府委任的地方税款“包收人”(tax farmer)，累积相当财富后从事泰丝、财务、建筑及地产发展生意，他信因此能够进名校接受最佳教育，后入军校，与将军的女儿结婚，自此平步青云、事业遂顺，商而优则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新加坡大亨李光前亦因娶大富之女而飞黄腾达……有个有钱父亲，当然财星入库、妙不可言，但和千金小组结婚，亦是致富快捷方式。 几乎毫无例外，“教父”们在家庭及公司都有绝对权威地位，这种“社会地位”当然是因他们的能干与精明及有“叱咤风云”个性而获致，唯不可忽略的是，这与他们在生时紧紧拥抱财权不放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去年取消遗产税，香港豪富再无后顾之忧，因此会做得更彻底。摊开上市公司年报，巨贾的第二、第三代名下的股权真是“无足轻重”；史塔威尔以新加坡最大地主(约占该国四分之一的物业市场)黄廷方为例，今年77岁的黄氏至今仍持有过半数名下上市公司的股份，其长子黄志祥(罗拔仔)五十开外、白发苍苍，是官地拍卖场的常客，为信和置业及尖沙咀置业的名义“话事人”，然而只分别持有这两家上市公司0.06%和0.03%的股权；虽然在“父传子”的传统根深蒂固的华人社会，儿子——特别是大儿子是财产合法甚至唯一继承人，然而，老人家谢世后冒出若干庶出子女争产的事，时有所闻，那意味着遗产会被分散分薄——这种风险，是华人巨贾身后无可避免的风险。 ◆ 引言 >> 为寻求答案，我们从富豪们切入，来研究较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 。 首先，本书的主题是，东南亚的经济是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之间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由殖民时代发展而来，并在后殖民时代继续存在，只是特点有所不同。在这种关系中，政治精英通常在国内的服务行业里赋予经济精英垄断性的特许经营权，使得后者能攫取巨额财富，但又没有要求他们开发技术能力、创造品牌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而这些都是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在殖民时代，这些特许经营权大多给了殖民地的精英们，非精英群体只能得到一点点。在后殖民时代，新的本土政治领导人的权宜之计是培养依赖于他们的阶层，通常情况下是非本土大亨。这些非本土大亨能虹吸经济租金，让他们的政治主人分享其经济利益，并且不会对政治势力构成威胁。 其次，大亨阶层符合政治目的，并创造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但对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相反，经济增长来自于向高效率的出口型跨国公司输出劳务的策略和输出小型企业，这些小型企业大多从事制造业，或与制造业有关。新加坡和香港这样城市型的国家和地区繁荣昌盛，因为它们都有港口、洗钱处和海外金融中心，并且贮藏来自其他地区的资本。在始于1997年7月的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所有这些经济秩序似乎都是可行的、可接受的。但金融危机袭来时，人们开始明白东南亚的政治体制先天不足，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该地区的全面崩溃。自危机爆发10年以来，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至今人们仍然不知道它们是否会被解决。政治精英们和经济精英们继续高高在上，认为他们有权统治，人们无法预测他们是否会突然醒悟，改变自己的行事习惯（moral epiphany）[6]。 最后，有必要说说本书书名。称这些大亨为“教父”，并不是说作者把他们看成彻头彻尾的坏人，也没有暗示他们涉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当然，有些亚洲教父参与了软硬商品的走私活动，他们甚至还偶尔贩卖人口、毒品和武器。极少数大亨还与赌博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活动常常与亚洲的黑社会有关，如中国的三合会[7]、印尼的匪徒，等等，而且这也是大亨们要对付的现实。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黑手党头目。相反，大多数亚洲有组织的犯罪与大亨们栖息在一个平行的但有联系的空间里。应当记住，长期以来亚洲的政界人物在符合他们的利益时，会与犯罪团伙合作，如英国、日本殖民主义者以及苏哈托；在这方面，他们与本地商界领袖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他们不这样认为[8]。 >> 许多人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贡献主要应归因于文化，但10年的中国生活经历，再加上为本书所作的长期研究，使笔者对此形成了三个根本性的反对意见。 >> 首先，文化规则这一理念忽视了历史背景。东南亚移民大多发生在殖民时代。那时，殖民政府用他们“高级”的组织管理能力引导不同群体的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在大英帝国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斯里兰卡人（当时称他们锡兰人），被招聘从事政府和专业岗位工作。因此现今，新加坡或吉隆坡高等法院外的观察者会注意到许多律师和法官都是次大陆后裔。这并不是因为印度人生来就适合被培养成律师，而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物。中国人抵达东南亚时，却常常被禁止在政府和许多行业里工作，而且往往不允许拥有自己的耕地或从事农业劳动；不过，贸易和商业机遇基本上不受限制。说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与说犹太人是“天生的金融家”一样，犯了同样的简约主义错误。我们遗漏了一点，19世纪前的欧洲犹太人不能参加行业协会，不能从事贸易，也不能从事耕作，而基督教教会禁止其信徒有息贷款（很像当代的伊斯兰教）。对犹太人来说，大部分经济机遇都被限制了，而从事金融行业的时机却已反常地成熟。这种情况的现代版，可以在俄国发现，几乎所有冷战后的经济“寡头”都是犹太人，他们用较为纯粹的斯拉夫式的政治精英训谕和理念主宰着这个国家的经济[14]。 其次，反对文化论是因为它意味着华人是同质的，东南亚的华人是典型的一般意义上的华裔人种。然而，1949年之前，大规模移民中的华人尤其不同质。这在他们的口头语言中特别明显。在中国，只需走上50或60公里，就会有一种新的且完全不知所云的方言（在中国语境中，“方言”这一词具有误导性，因为在其他国家，不同的方言只有一点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变化）。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乡土观念，但如今却被掩盖了，因为在1949年后，中共政府成功地推广了普通话，前所未有地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扫除了文盲。但是几乎所有的华人移民东南亚在1949年底之前已经完成。那时，移民国外的人已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了，而是被扔进一个陌生熔炉的群体，因为大家讲着相互不知所云的方言。许多殖民时期的外界观察家就此结果发表过评论。维克多·巴素在《马来亚华侨史》中指出：“中国族群被带进从没有过的邻近，不同方言的族群几乎视对方为外国人。”[15]探险家乔治·温莎伯爵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指出，在东南亚操不同中国方言的群体“相互敌视，好像他们来自敌对的国家”[16]。但是这些作家未能在他们的观察中领会经济上的寓意。华人“族群”的支离破碎意味着他们对经济机会的竞争尤为激烈，当政府不能有效管理时，这种竞争甚至是暴力的。竞争对经济发展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当人们说历史上的海外华人在很大程度上大概根本不是真正的“华人”时，文化决定论才能立足。这样的说法可能很难被当代华裔优生学家所接受，如新加坡的内阁资政李光耀。 由此推论出的问题，即是否可以说东南亚的华人特别反映了中国性的“标准”，历来都很微妙。总的来说，从任何社会来的移民——无论是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或意大利人，还是20世纪初移民巴西的日本人——总体上都比那些留在本国的人干得出色。这样说也许是公平的。这样的移民是一个自选的个人团体，特别愿意为美好未来承担重大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移民有一个共同之处——移民出去的人与留在本国的人不大一样，因此，我们要警惕文化推断论。但在东南亚，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这是因为，虽然欺骗、胁迫和不公平的契约劳动合同在华人移民中并不罕见，但在东南亚，与从印度次大陆来的第二大移民群相比，他们更有可能是自愿的自由移民。在契约劳动（从19世纪40年代起对奴役的“慷慨”的代替）的时代，在英国殖民地的招聘系统里，来自印度的建筑和矿业劳工都是低种姓，往往都是“贱民”。这些受胁迫的苦役者几乎不会给白人种植园主惹麻烦，但与自愿移民的华人相比，他们也不太可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第三，也是最后一个质疑：东南亚中国文化优势论的理由是，这一理念把中国移民与教父连在一起了。这很有误导性。首先，虽然大多数海外华人享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但在某些地方，如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北部沿海城镇或非大都市的泰国，有无数个中国家庭好几代人都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的生活与其他民族一样凄苦。种族并不能保证成功。正如华侨历史学家潘翎所说：“后来把 >> 华侨定型为成功的企业家，掩盖了失败常常是移民经历的一部分这一事实。”[17]即使说多数亿万富翁都是华人或有部分华人血统，那也应该记住，从中国来的移民是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鼓动者，这反映了他们更为普遍的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地位。东南亚华人并不一定会只把自己看成华人，他们更会以阶级来区分他们之间的差别。“阶级”这一概念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理解的——即使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他们那里，阶级是政治忌语。 至于教父本身，他们并非是典型的精英，而是与当地的政治精英达成了默契的外来经济贵族。在文化方面，教父是变色龙，他们往往受过良好教育，是世界主义者，会说多种语言，远离亲人平凡的关怀。此外——与民众的偏见相反——该地区的大亨远非都是华人。只有少数纯华人大亨完全继承了中国文化和语言。其他纯华人大亨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他们失去了部分或全部中文读写能力（虽然常常不承认这一事实）。许多大亨是欧亚人，他们的非华裔血统有时被看做是件令人尴尬的事而遭到弱化，在华人圈子里尤其如此。然而，还有根本不是华人的教父。这本书将向人们揭示，大部分华裔大亨的行为在实质上与在香港的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大班”、菲律宾的西班牙裔教父或马来西亚的首富（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并无多少差别。他们的特性首先是教父，其次是种族。 >> 本书认为，这些人首先是政治环境的经济产物，他们在这种政治环境中经营，而正是这种政治环境妨碍了该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东南亚可能会走向拉美式的停滞和不平等。 中央集权政府对竞争管理不足（从不能确保竞争的出现这一意义上讲），对进入市场管理过度（通过严格的执照审批和没有竞争的投标），从而保证了商业资本家——或资产交易商（这词更有贬抑色彩）——从政客造成的经济的无效率中套利，成为头面人物。这一趋势在东南亚更加明显，因为那里到处都是所谓的“操纵的民主”，这种民主不是伪装成预定胜出者的民主（新加坡、马来西亚、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就是经济利益牢牢控制了政治体制，几乎不会因为确实出现的政府变换而受到影响（如泰国和菲律宾）。在这两种情况中，政客们会用大量资金维系他们那貌似合法的权利，而要获得这些资金，只有在政治上直接拥有大型企业，或更通常的做法是从名义上独立但受惠于政客们的大型企业那里得到捐款。 >> ，这些人首先是政治环境的经济产物，他们在这种政治环境中经营，而正是这种政治环境妨碍了该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东南亚可能会走向拉美式的停滞和不平等。 >> 中央集权政府对竞争管理不足（从不能确保竞争的出现这一意义上讲），对进入市场管理过度（通过严格的执照审批和没有竞争的投标），从而保证了商业资本家——或资产交易商（这词更有贬抑色彩）——从政客造成的经济的无效率中套利，成为头面人物。这一趋势在东南亚更加明显，因为那里到处都是所谓的“操纵的民主”，这种民主不是伪装成预定胜出者的民主（新加坡、马来西亚、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就是经济利益牢牢控制了政治体制，几乎不会因为确实出现的政府变换而受到影响（如泰国和菲律宾）。在这两种情况中，政客们会用大量资金维系他们那貌似合法的权利，而要获得这些资金，只有在政治上直接拥有大型企业，或更通常的做法是从名义上独立但受惠于政客们的大型企业那里得到捐款。不管哪种，这种机制造就了政界人物与大亨之间并非完全不愉快的依赖，而其中本土政界人物与政治上没有威胁的非本土的大亨的关系最令人感到轻松自在。 笔者观察亚洲发展中国家长达15年之久，认为在决定社会繁荣与否时，体制远比人重要得多。日本、美国以及大部分欧盟成员国都很富强，而使这些不同国家富强起来的不是个人，而是更有效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除两个特别幸运的城市型的国家和地区外，东南亚依然很贫困，这是政治失败的结果，而不是因为这个地区产生了极其贪婪的商人。这里的政治失败不是指信仰共产主义的越南或老挝的失败，也不是指柬埔寨或缅甸强盗统治的失败，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失败。这个地区如果要前进，必须进行政治和制度上的改革。 >> 亚洲教父反映了而不是创建了区域经济，就像19世纪早期的欧洲各个金融王朝，如瑞银华宝、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巴林银行、跨世纪的美国金融家——摩根、贝耶斯、卡内基、洛克菲勒——一样都是一系列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欧洲银行家从弱小国家那里狠狠赚了一把，因为那些国家的统治者既没有财富，也没有中央银行，更没有足够的税收，只能通过他们进行募集投资。在跨世纪的美国，新出现的公司还没有被有效组织且缺乏资金，欺诈的小股东几乎不会受到惩罚，对反竞争行为的立法监管还在初期阶段，那时，金融家J．皮尔庞特·摩根进一步显示了中间人的力量（亚洲人可能对当中的有些事很熟）。在这温和的环境中，石油、工业以及铁路的大亨们共谋着，造就了巨大的寡头垄断或托拉斯，他们心满意足了。 >> 亚洲教父利用政治的无效率获取利益——我们马上会看到这一点。但建立一个真正衡量他们对区域发展贡献的标准也是很重要的。简单的回答是：他们的贡献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教父更多的是增长的受益人，而非增长的驱动者。衡量标准之一是他们的企业生产业绩一般都比他们操纵的总体经济业绩差。而对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来说，生产业绩是最重要的。例如，最近在泰国所作的研究表明，过去的20年里，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明显高于大亨主宰的服务业[21]。同样，教父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收益一直很差，从而导致东南亚的证券市场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是新兴地区里业绩最差的证券市场，这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亚洲四小龙”形象不同；我们将对这一令人遗憾的现象作深入的探讨。 >>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东南亚政府发现他们国家中的众多民族（与殖民神话截然相反）非常吃苦耐劳，甘愿夜以继日地在工厂里制作衣服、鞋子、器具和电子产品。政府所需要做的只是吸引完全拥有生产设备的投资——大部分是外资，减免税收，中央银行保证当地货币不增值、出口产品便宜。这种政策对于要降低成本的跨国公司来说，是不可抵挡的诱惑，引发了当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小型企业提供元件、承包制造业、提供服务：从制造玩具模型到包装半导体到打扫跨国公司的厂房等等的所有一切。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进口替代政策取消后，大亨不会涉足出口加工业。很显然，加工业的国际竞争肯定很激烈，对那些只会巧取豪夺、钻官僚政治空子、讨好政界人物的人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 >> ” 为了回应这样的质疑，应该强调，笔者无意贬低大亨们。迄今为止，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对他们的讨论一直是，要么奉承羡慕神秘的亚洲企业，要么无情地谴责不劳而获的寻租者。本书将要表明，实际上大亨只是寻租环境中的高效生意人。从经济效果来说，这限制了具有国际竞争力公司的发展，而且，如果不是这样，国内的商品和服务就不会那么贵——无论是香港的公寓还是马来西亚的面粉。但现在的状况应由政府官员而非商界人物来承担责任，因为政府官员的任务是保护社会利益（亚洲商人从政后出现的这些复杂问题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讨论——他们从政并不仅仅是与政府官员同流合污，没有那么简单）。商人的任务只是赚钱。 ◆ 第一章 历史背景 >>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当代经济景观在两种历史性力量的相互影响下成形：移民和殖民。首先是移民。早在欧洲殖民者来到东南亚之前，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华人（此处的“华人”多指取得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后同。——编者注）已经在此区域定居。后者不仅人数最多，而且他们的国家经济在19世纪以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这些移民者的早期历史至多只是粗略的[1]。我们所知道的是，新的定居者来到这些割据的封建小国（泰国是唯一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土面积几乎与现在一样），所从事的不仅仅是合法的交易[2]。泰国的历史记录比其他任何区域都要完整，至少从16世纪开始，移民泰国的人承担着一系列王室所认可的角色。波斯人和华人（后者从事泰国的重要国际贸易）从事贸易垄断和课税——向王室支付商定好的固定金额，从而拥有在一定范围内收取一定比例税款的权利。有记录表明，在18世纪，华人曾以管理者和会计人员的身份为泰国王室工作。然而，在许多或者是大部分情况下，泰国更喜欢雇佣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人为管理者。汶那家族是波斯的穆斯林移民，自18世纪后期起管理整个曼谷地区，他们现在在泰国的行政机构和政治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3]。华人在泰国宫廷所批准的商业垄断中的主导地位，在19世纪已是难以动摇。有证

《亚洲教父》读书笔记：权贵资本与垄断帝国——东南亚裙带资本主义的殖民基因与制度困局一、教父的定义与特征：殖民遗产与权贵资本主义的共生体 1、身份本质：政商庇护下的垄断贵族 （1）教父是东南亚经济中掌握垄断资源的少数富豪，多为华裔，通过政治庇护获取特许经营权，形成“经济贵族”。对政治权贵来说，利用那些富有但又有依赖性的商业大亨真是太吸引人了，不能仅仅因为殖民统治的终止而放弃。只有在政治生活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才会改变这种行为的模式。但是，这种变化一直没有发生。在整个东南亚，无论政府是否由民主选举而产生，民族主义和阶级的大众力量都置身于原有的社会结构，并且受到原有社会结构的制约。 （2）其财富积累依赖政府关系而非市场竞争，核心业务集中于房地产、金融、能源等受保护行业。 （3）为什么无法利用廉价劳动力和中国等东北亚国家竞争？为什么无法产业升级参与国际竞争？这些是东南亚的亚洲教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实际他们只是利用了东南亚地理和文化，宗教的优势去完成当时最适合的商业模式。 2、阶级与文化策略：身份变形的生存法则 （1）多数教父并非白手起家，而是凭借家族背景、联姻或殖民时代积累的资源上位（如李嘉诚、谢国民），其“草根逆袭”叙事多为神话。 （2）通过同化当地文化（如泰国的华人改姓）或强化“中国性”（如李光耀推崇儒家思想）巩固社会地位。 3、家族控制与继承：封建式治理 （1）家族企业高度集权，创始人通过控制股权和遗产分配维系权威（如黄廷方仅给长子0.06%股权）。教父一般到年龄很大都不会退休，长期掌控企业。 （2）继承人选任以“忠诚”和“服从”为优先，常引发庶出子女争产（如林绍良指定三子林逢生为继承人）。 二、历史背景与权力结构 1、殖民遗产与后殖民博弈：代理人制度的代际传承 东南亚的权贵资本主义根植于殖民统治时期的“分而治之”策略。殖民者通过扶持少数“可信代理人”形成买办阶级，构建了“殖民者—本土精英—移民商人”三级控制体系： （1）殖民代理人机制：荷兰在印尼任命华人社区领袖（如“甲必丹”）管理税收和司法，英国在马来亚依赖印度裔官僚维持行政运转，形成族群分工的治理模式。这种制度将经济特权集中在少数移民精英手中，如泰国盘谷银行陈弼臣家族通过军方关系垄断金融业，尼林绍良凭借苏哈托政权获得丁香贸易垄断权，并渗透石油、地产等核心领域。 （2）后殖民时代的权力继承：独立后，本土政治精英将殖民时期的代理人体系“本土化”。泰国军政府与陈弼臣家族达成协议，将国有银行私有化并控制外汇业务；印尼苏哈托政权通过“主公制”将资源分配权与政治忠诚绑定，形成“政商分赃”的稳定结构。这种模式下，政治精英掌握特许经营权分配权，商人则通过利润回馈维系权力庇护，构成东南亚经济秩序的底层逻辑。 2、进口替代工业化（ISI）的失败：技术空心化与制度陷阱 （1）教父利用关税壁垒进口零部件组装，而非发展自主技术，导致制造业空心化（如菲律宾汽车业）。 （2）对比东北亚（日韩台）：土地改革与出口导向战略培育了竞争力，而东南亚依赖低效服务业。 （3）结构性矛盾：教父经济依赖服务业垄断（港口、地产、博彩），制造业仅占东南亚GDP平均值的20%，远低于东北亚的35%。而且东南亚作为资源国又是人口过密的，不像是沙特，加拿大，澳大利亚可以躺着吃资源。这种“去工业化”趋势使东南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增长停滞在3000-5000美元区间 3、港口城市的双重角色：制度套利与资本避险中枢 香港、新加坡作为“洗钱中心”和资本避风港，吸纳印尼、菲律宾等地的非法资金（如2000亿美元印尼存款流入新加坡）。发挥了三个作用：洗钱中心与资产避风港，地缘政治缓冲器，保留制度性套利空间。 三、教父的商业模式：垄断、金融杠杆与权力共生的三重逻辑 1、垄断经济与卡特尔联盟：非市场竞争的财富密码 （1）特许经营权的权力变现 行业垄断：教父通过政治庇护获取特许经营权，构建行业壁垒。澳门博彩业由何鸿燊家族垄断专营权长达40年，高峰期市占率超90%；马来西亚郭鹤年通过政府授权控制全国糖业进口，一度占据80%市场份额，形成“定价权帝国” 卡特尔联盟：表面竞争、实则共谋。香港地产四大家族（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郭炳湘）通过“勾地制度”与政府利益绑定，控制全港70%住宅供应，联合操控土地拍卖价格，形成“开发—囤地—抬价”循环 （2）土地资本的时空套利 低成本圈地：利用政商关系以行政价获取土地。印尼林绍良家族通过苏哈托政权以市价1/3获取雅加达核心地块，泰国正大集团通过军方渠道低价圈占曼谷郊区土地，待基建完善后高价抛售。 房地产金融化：将地产项目证券化后抵押融资，形成“土地—贷款—再购地”杠杆循环。菲律宾陈永栽家族通过银行关联贷款，将马尼拉地产项目抵押融资比例推高至150%，系统性风险转嫁金融机构。 2、金融操控：从吸血式融资到股东价值掠夺 （1）银行系统的私人提款机 关联贷款黑洞：教父控股银行向旗下企业输送资金。东南亚有和中国一样储蓄率过高的特点，这给了教父们通过银行提款的机会。印尼苏玛银行（Bank Summa）向林绍良关联企业贷款占比达90%，菲律宾陈永栽家族控制的亚洲银行（Asia United Bank）向自家烟草公司放贷超资本金3倍，最终因坏账引发金融危机。 离岸资金枢纽：通过新加坡、香港离岸账户转移资金。印尼约2000亿美元存款流入新加坡银行体系，占其GDP的57%；李嘉诚通过维京群岛信托架构将和记黄埔股息转移至境外，规避本土税收与监管。 （2）资本市场的剥削游戏 金字塔股权结构和低价私有化：通过交叉持股稀释小股东权益。李嘉诚旗下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相互持股23%，通过子公司和记电讯低价私有化小股东股权（如2015年以净资产19%价格私有化联邦地产） 低分红和转移利润：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润。马来西亚云顶集团（林国泰家族）连续10年股息率低于1%，但向家族控股的博彩子公司支付高额服务费，变相掏空上市公司 3、政商共生：从权力寻租到危机防火墙 （1）主公—扈从体系的利益输送 政治献金与政策回馈：菲律宾马科斯家族通过政令授予陈永栽烟草进口垄断权，其家族企业福川烟厂（Fortune Tobacco）市场份额从5%飙升至70%；泰国他信·西那瓦以电信牌照换取军方支持，旗下AIS电信公司垄断3G频谱资源 精英联姻网络：马来西亚郭鹤年通过与巫统高层（如第二任首相敦阿都拉萨）建立同学会关系，获得棕榈油出口配额；印尼黄惠忠家族通过联姻地方军阀，巩固爪哇岛烟草分销网络 （2）危机应对的避险机制 资产跨境转移：金融危机期间，印尼林绍良家族将180亿美元资产转移至新加坡淡马锡信托；泰国谢国民家族通过香港控股公司（正大国际）将核心养殖业务剥离，规避本土债务清算。 司法管辖权博弈：教父普遍持有双重国籍（如菲律宾陈永栽持香港护照，类似主权个人），利用英美法系保护资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68%的东南亚教父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借助《银行保密法》隔离风险。 4、商业模式本质：殖民遗产的现代变种 教父经济本质是殖民时期“代理人制度”的延续，这些国家没有真正的文化和制度上的主体性： （1）权力赎买机制：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换取商人政治献金，商人则通过垄断利润反哺政权稳定，形成封闭的利益闭环。 （2）去技术化陷阱：教父企业研发投入不足GDP的0.5%（韩国为4.3%），依赖外资代工与低端服务业，被日本学者称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 （3）社会成本转嫁：垄断推高民生成本（香港房价收入比达48倍，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超级地租税收），而财富高度集中（印尼1%人口掌握85%上市公司市值），最终由中产阶级与劳工承担系统性风险。 四、香港，新加坡对亚洲教父的特殊地位 1、地理与制度套利：港口经济与区域枢纽地位 （1）香港与新加坡的崛起本质上是殖民经济逻辑的延续，其核心在于利用地理优势和政治定位成为区域套利中心。两地的深水港条件使其天然成为贸易中转站，但更深层的竞争力源于对周边低效经济体的制度套利。例如：• 香港在1949-1979年中国大陆封闭期间，成为东南亚与中国南方走私贸易的核心枢纽，并借此发展出以金融、物流为主的“服务业经济”。 （2）新加坡则依托马六甲海峡的航运优势，将印尼等资源型国家的资本、商品纳入其金融和贸易体系，形成“寄生式繁荣”。数据显示，印尼约2000亿美元资金通过新加坡银行系统流动，占该国GDP的57%。 （3）两地通过“港口—金融—法治”三位一体的模式，将周边国家的经济低效转化为自身套利空间，而非依赖本土制造业或技术创新。 2、法治外衣与投资者保护：华人社会的双重性 （1）尽管香港与新加坡的法治体系常被视为亚洲典范，但其对教父阶层的约束具有选择性。 （2）香港的有限制衡：大卫·韦柏（David Webb）等维权人士推动的股东行动主义，虽成功阻止了李嘉诚、郑裕彤等教父的低价私有化操作，但核心产业（如地产、公用事业）仍被家族卡特尔垄断。例如，香港四大地产商控制70%以上的住宅供应，通过“勾地制度”与政府形成利益联盟。 （3）新加坡的“合规化庇护”：新加坡以严格法治著称，却默许印尼、马来西亚教父通过家族办公室、离岸信托转移资产。其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宽松的税收政策（如家族办公室免税条款），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灰色资本的“合规化中转站”。 （4）总体来讲，即使对中小投资者而言，香港和新加坡能够给个人的中小投资者也提供更多的庇护。 3、风险隔离港：危机中的政治与经济避风港 （1）两地作为“教父保险箱”的功能在金融危机中尤为凸显！类似主权个人的做法非常常见。 （2）资本避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林绍良家族、马来西亚郭鹤年等教父将资产转移至新加坡，利用其独立司法体系规避债务清算。2020年后，新加坡家族办公室数量激增300%，其中60%资金来自东南亚富豪。 （3）政治庇护：香港回归后，部分东南亚华商将其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跳板”，同时保留新加坡身份以应对政治风险。例如，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民家族通过香港控股公司布局内地零售业，而将核心资产置于新加坡。 4、结构性差异：新加坡的“升级版教父经济” （1）尽管两地功能相似，新加坡通过产业政策调整逐渐拉开差距。 （2）产业多元化：新加坡政府引导资本投向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业，与教父的垄断性服务业形成制衡。2024年新加坡制造业占GDP 23.8%，远超香港的1.2%。 5、香港和新加坡的对比 香港与新加坡的“教父经济”本质上是殖民遗产与全球化资本流动的混合产物。两地通过制度套利、选择性法治和风险隔离功能，成为东南亚教父阶层财富保全与扩张的核心节点。然而，新加坡的主动产业升级策略，或将为“后教父时代”的转型提供有限借鉴，而香港若不能突破地产金融桎梏，恐将沦为区域经济竞争的配角。 五、危机与反思：东南亚教父经济的结构性崩溃与制度困境 1、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教父经济与系统性风险 （1）债务泡沫与制度性纵容 东南亚教父通过政治关系获得超低息贷款，将资本投入房地产与股市投机。以泰国为例，1997年银行坏账率高达50%，而央行以纳税人资金救助教父企业，并通过法律豁免债务（如印尼林绍良家族仅偿还40%的央行贷款）。政府甚至默许教父转移资产至新加坡等“避风港”，形成“风险社会化、收益私有化”的畸形模式。 （2）IMF干预的失败与全球化的悖论 IMF的紧缩政策（如要求印尼利率提高至65%）加剧了经济衰退，暴露其“一刀切”治理的缺陷。东南亚国家被迫接受资本账户自由化，却未获得相应的国际金融保护机制，最终成为国际炒家的猎物。而教父阶层通过离岸公司规避监管，将危机代价转嫁给中产阶级与劳工，导致菲律宾、印尼爆发大规模失业与社会动荡。 2、结构性困境：土地、技术与文化的三重枷锁 （1）土地改革缺失 菲律宾2%的家族控制45%的可耕地，印尼苏哈托家族通过“主公制”将土地分配权与政治权力捆绑。这种封建残余阻碍了消费市场培育，迫使底层人口依赖教父控制的低端服务业（如菲律宾1000万海外劳工贡献15%的GDP）。 （2）技术依赖与产业陷阱 教父企业（如泰国正大集团）依赖外资代工，研发投入不足GDP的0.5%，远低于韩国的4.3%。马来西亚试图发展半导体产业，但因美国技术封锁（禁止ASML光刻机出口）而失败。文化上，东南亚的“关系资本主义”抑制创新：华人教父偏好短期套利（如炒房），马来精英受伊斯兰文化中“风险厌恶”影响，拒绝高风险技术投资。 3、民主与威权的双重困境 （1）菲律宾的“金钱政治”与暴力选举 政治家族通过贿选（如马科斯家族向议员发放8.7亿美元“救济金”）和私人武装（2009年马京达瑙省屠杀57人）垄断权力。华人教父（如陈永栽）通过赞助政客换取特许经营权，形成“家族—政客—黑帮”的铁三角。 （2）泰国的军商复合体 军方控制泰国42家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席位，并通过土地投机、酒店经营（如曼谷素万那普机场周边地产）获取巨额利益。频繁的军事政变（平均每5年一次）实质是教父与军头分赃不均的暴力调解。 （3）新加坡的威权效率与民主赤字 李光耀模式通过高薪养廉（部长年薪超百万美元）和严刑峻法（死刑率全球最高）维持清廉形象，但压制言论自由（《内部安全法》拘禁异见者）和反对党（工人党仅获10%议会席位）。其“绩效合法性”依赖经济增长，但2025年生育率降至0.98，暴露人口老龄化的治理危机。 六、结论：教父经济的悖论与启示——在全球化裂变中的结构性困局 1、短期繁荣与长期停滞：殖民遗产的制度性锁死： 东南亚教父经济本质是殖民统治与冷战地缘博弈的混合产物，其短期繁荣建立于特定历史红利之上： （1）殖民遗产的路径依赖：殖民者通过代理人制度构建的垄断经济网络（如印尼林绍良的丁香贸易、泰国陈弼臣的金融帝国）在后殖民时代被本土精英继承，形成“政治分赃—商业垄断”的闭环。这种模式在冷战时期借助西方资本和技术转移实现表面繁荣，但未触及技术自主与产业升级。 （2）增长假象与结构性矛盾：教父主导的垄断服务业（港口、地产、博彩）推高了GDP数字，但制造业占比长期低于20%，研发投入不足GDP的0.5%（韩国为4.3%），被日本学者称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普通民众承担了高物价（香港电力垄断）、低工资（菲律宾代工工厂月薪500美元）和系统性金融风险（1997年印尼银行坏账率50%）。 （3）历史阶段的相对合理性：在部落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背景下，教父经济确实提供了基础商业秩序（如菲律宾马科斯时代的基建投资），但其代价是固化阶级壁垒（印尼1%人口掌握85%上市公司市值）。这种模式虽优于非洲部分地区的无政府状态，却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东南亚人均GDP长期停滞于3000-5000美元） 2、出路探索：制度重构与文化转型的双重挑战 打破教父经济的困局需要系统性变革，但文化基因与地缘格局构成深层阻碍： （1）土地改革与技术突围：东北亚模式（日韩台）通过土地改革释放消费潜力，并扶持技术导向企业（三星、台积电）参与全球竞争。东南亚则因土地垄断（菲律宾2%家族控制45%耕地）和教父抵制（泰国军方阻挠土地再分配）陷入僵局。越南修订《土地法》吸引外资、印尼以镍矿换取中国新能源产业链转移，显示局部突破可能，但既得利益集团仍是主要障碍。 （2）文化基因的制约： 伊斯兰文化的高生育率陷阱：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宗教传统强化家族纽带，但阻碍女性劳动参与和技术教育普及； 东亚工具化竞争悖论：新加坡“绩效威权”虽维持表面效率，但2025年生育率降至0.98，暴露人口危机；香港“地产霸权”扼杀青年上升通道，催生社会撕裂。 （3）制度创新的现实困境：菲律宾《反政治王朝法》遭马科斯家族抵制，泰国青年运动要求废除《亵渎王室法》遭军方镇压，显示民主化改革在威权传统中的脆弱性。 3、争议焦点：寄生性与适应性的再审视 对教父经济的评价需超越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在全球化裂变中重新定位其角色： 史塔威尔的批判局限：将教父斥为“经济寄生虫”确有其现实依据（如李嘉诚旗下公司极少创造国际品牌），但忽视其在地缘博弈中的生存智慧。马来西亚郭鹤年布局全球粮油供应链（丰益国际）、印尼黄惠忠家族数字化转型（中亚银行APP用户破千万），显示部分教父具备有限适应能力。 全球化竞争的先天缺陷：东南亚教父在低附加值领域（棕榈油、橡胶加工）尚可立足，但面对高技术壁垒（芯片、新能源）时集体失语。这不仅是企业战略失败，更是区域教育体系（马来西亚STEM人才流失率40%）和科研投入（菲律宾研发支出占GDP 0.1%）的结构性短板。 中美脱钩下的新机遇：教父经济可能在中美产业链重组中找到夹缝空间——印尼以镍矿绑定特斯拉供应链，新加坡承接中国资本外溢，但这种“骑墙策略”难以培育真正竞争力。正如李光耀晚年反思：“没有一种制度能永恒正确，唯有不断适应。 4、最终悖论：制度惰性与文明转型的漫长征途 教父经济既是东南亚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产物，也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困境的缩影。其存续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威权传统深厚、社会资本匮乏的背景下，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是“最不坏的选择”。然而，当技术革命重塑全球分工、地缘冲突加剧资源争夺时，这种模式的脆弱性将愈发凸显。东南亚的出路不在于简单复制西方民主或东北亚模式，而需在文化基因中培育制度创新的内生动力，真正的变革或许始于精英阶层对“百年望族”定义的重新认知。 东南亚的民众需要和亚洲教父一起，重塑自己民族特性和国家定位，才能发展处更加超越性的经济结构，但是受限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温度气候，实现这种进步的可能性确实比较小

初中时有个同学崇拜李嘉诚，那时我们很少有时间读课外书，他却收集了很多李嘉诚的书，经常向我们分享李嘉诚经验，后来他没读完初中就去打工，励志像李嘉诚一样。现在看这本书，觉得传媒就像权力和财富的化妆品，用普世价值把这些人包装成人生模板，掩盖了真相，迷惑了大多数普通人。有机社会，这些教父好像都是社会机制自动生成的，而个人命运跟自身奋斗并没有什么关系，中国也很难避免不走东南亚的路。

教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特许经营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容易组成卡特尔，即垄断组织形式之一，进而财源广进。这意味着，教父们无须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开发技术能力、创造品牌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史塔威尔指责他们更多是增长的收益人，而非增长的驱动者。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所说，“这些公司没有经营战略。他们只是做生意。”

还行，有几分开阔视野的效力，虽功效不强。 📚 Part 1 读后，因没兴趣对书中人物、事件求证考据，所以不便妄论。主要是不太关心。 当理解了时势造英雄，知晓了命运多舛、造化弄人后，再看作者笔下记录的那些时代骄宠们（骄子+宠儿），感叹Ta们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差距如此巨大……似《史记·货殖列传序》中“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现代注脚。判若云壤间，自不相为伍。 人走人的阳关道，咱过咱的独木桥。大佬是大佬，草根是草根，属不同阶级物种。 不用粉饰什么“我们”，食肉兽与吃草的很难成为挚友。如一时两安，前提一定是那吃肉的家伙：不饿。🥩 咱这小胳膊细腿儿上的丁点“肉丝”，还入不了人家的眼。 当然，高阶群体中定不乏聪慧勤勉、拼搏进取之士。但家族传承的帮扶，资源圈子的互利，成长环境的优渥以及对时代机遇的精准把控，这些无一不是Ta们进阶路上不可或缺的垫脚石。回顾书中的诸位大佬，鲜有凭一己之力，独创运势，铸就辉煌的。 而特权教育的不均衡，家业的代际传承与行业垄断，加之可用资源与掌握资金的宽窄差异……这些，都加速了圈子与阶级固化的形成。使得阶层的天花板逐渐琉璃化——看似通透，却坚不可摧。 阶层一旦固化，富人只要不乱来，一辈子都是富人；穷人如果不乱来，大概率这辈子都得受穷。 所以《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才说：“母弱出商贾，父强做侍郎，族旺留原籍，家贫走他乡。” (父母弱，你当学会做生意去改变命运；父母强你则要学会背靠大树，登堂为官。如果你的宗族很强，你要利用家族名望留在本地发展；如果家境贫寒，你就要远走他乡，去另寻出路了。) 普通人想要实现阶层跨越，仅靠个人的埋头苦干是远远不够的。须知道，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局不在力耕…… 📚 Part 2 那有幸获取了财富后，又当如何呢？ 做一个既要、也要、还要、更要的贪婪之人？还是一个居安不忘危，富足不忘贫，位高不忘本，权重不忘恩真正的既富且贵的人！ 人行于世，财富当然不能定义人生的全部价值，却能证明很多，成为检验人性的试金石。在巨额财富的面前，人性的善恶、高下立现…… 对此，《论语》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宋方壶在《山坡羊·道情》的词中说：“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一茅斋，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箪瓢亦乐哉！贫，气不改；达，志不改。” 这些穿越时空的智慧，都在向我们阐释着古圣先贤们对财富与人生的深刻理解。或许真正的阶层突破，并不在于银行账户的数字跃迁，而是在于我们对生命本质的觉知深度。 自古便有“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警示之说。暴富者的精神荒芜，往往比物质贫困更具有摧毁性……唯有厚德方能载物，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君子当自强不息。 当代作家梁晓声对文化的解释中也说道：“文化，就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字句珠玑，同样适用于对财富与人生的解读。 当我们清贫如洗时，应独善其身，谨记“人有廉耻，百事可立。”若家财万贯，当兼济天下，常思“人无廉耻，百事可为。” 人生，本就是一场修行，有舍才有得，有得必有失。 不信？去娱乐场所转转，看在金钱面前颜值算个什么？再到医院去看看，在健康面前金钱又算什么？然后，去工地瞧瞧，在生活面前尊严能算做什么？ 还想不通！那就去殡仪馆走走吧，在生命面前，咱眼下的这些烦恼、纠葛，又算得了什么？ 既置身这俗世修行场，过度的悲观与乐观都不可取，应中正客观的面对生活…… 那些敢于：走暗路，耕瘦田，进窄门。规避红海、深耕价值，福泽天下，不断挑战生命极限的灵魂，才值得众生敬畏，才是真正厉害、尊贵的人❗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批驳文化和民族性，认为阶级性大于民族性。 全书最后的文学性描述非常清晰的表达了这一观点。这里引出来： 教父观察到他们（娶了海南人的岛民小店主）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他出身于富人之家，受过极好的教育，继承家产，当上了亿万富翁，而店主没命地工作却赚不到钱，年纪很轻时就累死了。 对应《华人资本主义》服用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