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邦炜
在中国古代史上,因争夺皇权而骨肉相残的惨剧时有发生,然而,有宋一代却大体避免了皇亲国戚之间的权力之争,皇位的转移相对平稳。早在北宋后期,理学家程颐就将“百年无内乱”列为宋代“超越古今者五事”之首。所谓“内乱”,指宗室之祸、母后之祸、外戚之祸、宦官之祸等封建时代常见的政治祸患。
一篇文章扩写而成,围绕宋代有无“内朝”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涉及“后妃、外戚、宦官、宗室”四个群体,立论中正平和,结论基本成立仅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还有待商榷。老书再版,自然在一些地方未能吸收学界新进展,让人略微失望。
诚如作者张邦炜先生所言,“提起宋代的政治制度,外朝即官僚制度,可谓热门话题,长期以来研究者云集于此。至于内朝即皇亲系统,则‘门前冷落鞍马稀’。”作为一个普通的历史爱好者,目前看过的关于宋朝“内朝”的相关研究论著,包括本书在内只有两本,另一本就是【美】贾志扬 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个人看来,贾著集中于“宗室”,对宗室在两宋的升降沉浮、演变流程更深入一些,着重于“宗室”与社会的各方面关系,如教育、考试、出仕、经济、婚葬等等。本书则除了“宗室”以外,还纳入了“后妃”、“外戚”、“宦官”等人群,更着重于其在两宋政治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两宋政治制度对他们行为的制约和形塑。用张先生的话就是从思考“两宋有无内乱”出发、到探讨“两宋有无内朝”、最后到“两宋是否依然‘家天下’统治”。 张先生“再版后记”中有一段值得引用,“我素来以为宋代是治宋史者的研究对象,应尽力避免片面、偏颇与极端,既不‘粉宋’,也不‘黑宋’,要搞两点论,不搞一点论。宋代限制皇亲国戚权势的措施较多,我在考察这些措施的实施情况时,既重视肯定性的正面证据,又搜寻否定性的反面例证,并力图给予合乎情理的阐释。从总体上看,这些措施既非货真价实,也非一纸空文,在不同程度上是兑现了的。反证很重要,其意义在于揭示帝制时代的法规往往弹性极大,不可能做到有法必依,令行禁止。” 个人以为张先生全书最精彩的思辨当属“余论”部分中,在论述“赵家天下乎官人世界乎”时,针对学界经常争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与“皇权政治”、两宋时期“官僚政治”与“皇权政治”这类问题,从国体与政体这一基本理论出发进行分析,部分摘录如下: …… …… 它们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不在史实认定上,而在思维方式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恩格斯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称为“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上述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 一是不能把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绝对对立起来。有学者从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两者相互排斥的观点出发,认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不是门阀政治,而是皇权政治;东晋门阀政治只不过是皇权政治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变态,并且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也有学者将宋代的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绝对对立起来,以致难以解释某些历史现象,于是认为皇权虚化、象征化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宋代的天子已接近于“虚位君主”,宋代的政治已接近于君主立宪。 照此看来,国体与政体这一基本理论有必要温习。按照这一理论,门阀政治、官僚政治是一回事,皇权政治又是一回事,前者属于国体范畴,后者属于政体范畴。门阀政治或官僚政治是指当时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而门阀地主或官僚地主阶层又在封建地主阶级这个“等级的阶级”中居于主导地位。皇权政治则是指当时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是君主专制。君主专制的政体取决于并服务于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这一国体,两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基本适应,以致君主专制即皇权政治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长期延续。 宋光宗退位这一历史事件就生动地体现了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宋光宗实际上是被以赵汝愚等士大夫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官僚地主阶层赶下台的。这说明封建皇帝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目,不能不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如果不能代表,将被封建地主阶级更换。宋代的国体是十足的以官僚地主阶层为主体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除此之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最后做出决定并出面当众宣布的是宋高宗吴皇后,她代行的是皇权;第二,接替宋光宗的是他的儿子宋宁宗,皇位依然世袭。这些都表明宋代的皇权并未虚化,从政体上说依然是皇权政治。如果把皇权的象征化作为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恐怕越发与明清时期的历史实际不符。 至于说宋代的政治已接近于君主立宪,须知君主立宪政体同资产阶级专政此一国体相适应,与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彼一国体则不相适应。何况宋代的皇权虽然并非不受任何限制,但皇权毕竟至高无上,皇帝对一切比较重要的朝廷政事都具有“画可”权,即最后决定权。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恐怕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宋代皇亲与政治》是张邦炜先生深耕宋史领域的力作,聚焦于宋代皇亲这一特殊群体,深刻揭示了其与政治运作的复杂互动。书中以严谨的考证、缜密的分析,打破“皇亲必干政”的刻板印象,还原宋代对宗室、外戚的理性约束与制度性安排,展现宋代政治的理性化与制衡艺术。张先生文笔洗练,叙事生动,既有宏阔的制度梳理,又不乏鲜活的个案剖析,使读者得以窥见宋代政治中“家”与“国”的微妙张力。
张先生的文字是平和(中正)一路,为人或也如此吧? 或也与其学术之路相关,不算半路出家(用他自己在后记的话是,结缘,绝缘,复结缘),成就也不算突出吧? 似乎也无卓见洞识与大贡献大发见之类。 这样的文字文章,于初学之辈有一好处,是中规中矩,不至引入岐路或带到沟里。不好处是读着不精彩,收获也不多-无论是学术结论还是治学门径。 另此册似有两桩不佳,一是止于就事论事,泛泛,或不免平庸;二是以个例导出一些通则,不够令人信服。 其它段落之窜讹错误,有好几处。而作者姓名张邦炜也写错为“伟”。
皇族无疑是封建时代最为显贵的政治性家族,它与生俱来便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与封建王朝同命运、共兴衰、相始终。而“家天下”统治又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皇亲国戚的认识价值显然较大。
这本书是典型的以观点代替事实,举证多采用皇帝诏书或大臣奏疏或后人评语,要知道这些东西充大多数是冠冕堂皇的场面话,比如论述宗室赵士㒟(niǎo)替岳飞上书辩解而罹遭大难,被作者曲解为犯了宗室不许与将领结交加上干预朝政的皇室忌讳,然其其罪名查无实证,实则是欲动摇隆兴和议被一心苟安的赵构与秦桧构陷迫害,宋孝宗上位后为其平反。又如论述宋高宗不准宦官干预朝政,并诛杀多位宦官,又是援引其本人的标榜之语,事实是人人喊打的大宦官张去为与秦桧狼狈为奸,罪不容诛,在朝廷大员的口诛笔伐下,最终被赵构庇佑也得以寿终正寝。 如此种种,均是犯了以他人只言片语论证自己预设观点的治史大忌,如对宋史了解不深,且无分辨能力极易将其观点奉为圭臬。
平稳扎实,史料熟稔。虽无独断之见,亦鲜乖僻之言。对初入宋史之读者而言,这般温润醇厚之书,如清粥小菜,最宜入门。
作者在《再版后记》中表示: 初版受限于电脑技术处于发展初期,导致文中有不少排版错误、文字讹误。 另外又说本书成书年代所引用的论文、文献过旧,观点有较多偏颇之处。 语气诚恳,态度端正。 但,一句话,不好意思,不改,新版和旧版一样。
本书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宋代与宋之前的区别,外戚、宗室、公主与驸马、宦官、后妃,是了解宋代政治的一本好书
跟我想象当中讲述皇亲政治的大不相同,措辞也很一般,看一半就看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