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

读完刘子健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最深的感受是：王安石这个人，像是被困在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局里。他想通过改造官僚体制来实现儒家的道德理想，结果却处处碰壁，最后连理想本身都被扭曲了。刘子健写这本书，没有堆砌术语，也没有铺陈细节，却把这场千年前的改革讲得透亮，让人读着读着，忍不住想：有些困境，是不是到今天也没真正走出去？ 刘子健把北宋中后期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变法时期（1069—1085），是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推行新政的十六年；反变法时期（1085—1093），神宗去世后保守派全面推翻新政；后变法时期（1093—1125），名义上恢复新政，实则沦为权臣弄权的工具。他将王安石变法置于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历史语境中，揭示了改革面临的深层困境：军事上对辽夏的长期防御导致军费激增；经济上土地兼并加剧引发流民问题；政治上官僚队伍膨胀导致行政效率低下。面对这些挑战，王安石推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新政，包括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一系列措施。然而刘子健指出，这些表面上的财政军事改革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理想追求——王安石真正想要的是通过官僚体制改革来实现儒家道德社会。这一根本目标使他的改革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调整，而试图触及政治体制的核心结构。 王安石这个人，常被说成是“改革家”，但刘子健看得更深。他觉得王安石骨子里是个官僚理想主义者，他想建立的不是富强的国家机器，而是一个道德社会。在王安石看来，要改变风俗、教化人心，靠的不是空谈道德，而是设计一套好的制度，让官僚体系真正运转起来。所以他改革科举、重释经义、设立新机构，都是为了让官僚更专业、更高效。他和反对者司马光其实目标一致，都想实现“三代之治”，但路径完全不同：司马光相信修养个人道德就能带动天下，王安石却认为，得先有好的制度框架，道德才有扎根的土壤。 可理想一碰到现实，就变了形。宋神宗支持变法，看中的是“富国强兵”。王安石要推行新政，首先要满足皇帝对财政和军备的急迫需求。青苗法、募役法这些理财措施，本是为道德理想服务的工具，结果反成了变法的核心。手段盖过了目的，改革越来越像一场敛财运动。讽刺的是，具体执行这些政策的，多是吕惠卿、曾布这类“干才型”官僚，他们行政能力强，却未必有道德操守。王安石自己专注设计制度，把经济实务交给他们，结果底层胥吏趁机盘剥，百姓税负反而加重。“国家财政的改善或许远超过给人民带来的利益。” 官僚体制本身的痼疾，更是跨不过去的坎。北宋的官僚分三类：“理念型”如王安石、司马光，真心相信自己的政治理想；“仕进型”追求升迁，见风使舵；“渎职型”则纯粹以权谋私。变法初期，理念型的保守派激烈反对，仕进型的骑墙观望，渎职型的则借新政渔利。王安石只能依靠神宗的支持强推改革，但皇权从来是双刃剑——神宗既给他权力，也忌惮他权力过大。后来哲宗、徽宗时期，蔡京之流打着“新政”旗号上位，却把制度玩成了贪腐工具。理想主义的改革，最终喂饱了一群弄权者。 最根本的困局是官僚体制是寄生在皇权上的。王安石想用官僚体系约束皇权，自己却得靠皇帝支持才能推动改革；他想打破旧利益结构，却不得不依赖旧体制中的官僚来执行新政。这种矛盾注定无解。到了南宋，儒家转向心性修养，把政治腐败全归咎于“道德滑坡”，反而回避了制度性反思。刘子健在书末那句诘问很沉重：（道德主义的方法）是不是掩盖了官僚国家的真相，让中国人再难深入思考政治体制的问题？ 本书的启示远远超出宋代历史本身。一场改革的成败，远非政策本身优劣所能决定，而是深受其所在时代的政治结构、制度惯性和文化观念的深刻制约。刘子健通过王安石变法的案例，揭示了政治改革中普遍存在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制度设计与人性复杂的矛盾、以及改革者往往被迫利用旧体制来推行新制度的悖论。这些洞察对理解任何时代的改革运动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刘子健高度评价了王安石，强调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而且“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没有把他捧成英雄，也没贬为罪人，而是平静地摊开这场改革中所有的无奈与悖论。我觉得荆公像是一个在密室里摸黑前行的人，他拼命想凿开一扇窗，却不知道密室根本没有窗。

这本书改写了我对王安石变法平淡而模糊的印象，加深了我对北宋到南宋社会变化脉络的认识。刘子建先生的研究非常精彩，疑惑的问题基本有了答案。 一、士大夫群像 先不用判断王安石变法的成与败，王安石本人的功与过，先看看北宋朝堂上的变法派、反变法派们的样子。 王安石如此坚信自己政策的正确性，宣称所有的反对者是毫无价值的，是片面的，是墨守成规的，是麻烦制造者。他希望皇帝不要听信批评变法的任何人。 反变法的领袖们把派系斗争推到了永远无法平息的地步。他们通过在朝廷上公布一份三十人的变法派成员名单，使派系的存在正式公开化了。 将私人报复注入派系纷争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反变法派的领袖在后来的后变法时期很快得到了报复，他们注定会遭受到比他们施予其他人的更为严重的惩罚。 在变法时期、反变法时期和后变法时期，士大夫们都是这样排除异己、坚持已见、毫不妥协的执着而坚定的信仰之徒。为了坚持自己的所谓信仰，他们抛开事实现实和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前途，进行人身攻击、打击报复、象痛打落水狗一样地打击对手。都是熟读圣贤书的谦谦君子，在神圣庄严的庙堂之上，何以如此情感用事、极端行事，市井村夫般无底线地相互倾轧？ 圣贤何在？圣贤何为？如果这一群经过层层选拔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人，都无以为圣，哪里的bug?刘子建先生总结为：低于儒家标准的官僚行为。是身为官僚的问题，还是儒家标准的问题，还是二者皆有问题？ 据说王安石和苏轼尽管政见不同，交情还不坏，嗯，相当有修养和胸襟的。就个人修为来说，儒家确实相当精典，从个人修为到德政、仁政，这中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和步骤呢？ 二、变法的现代性问题 许多人说，王安石具有现代意识，其政治、经济理论基本上是现代社会的理论，甚至有人说，王安石设计的简直是市场经济规则。概括下王安石的政经理论：人性无善恶之分，可以通过风俗、制度加以塑造；强调规则、制度建设；追求有益的社会结果；用法则、制度规范官僚制度（选拔、训练、约束、赋权）；提高官员行政能力和增强官员法律知识；以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方式增加社会财富。上述六条都与现代社会的理念相一致。只有最后一条，重农抑商，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 现代社会的前提是独立个体和自由市场，没有这两个重要条件的社会我们一般称之为前现代社会。王安石自然没有这两种现代意识，国家主导、以国家为主要参与者的的经济改革自然也与市场经济无关。那么王安石的理念算什么呢？私以为，是现实主义者的基本常识，是以客观现实而非圣贤理论为标准的具备一定思维能力的人所具备的常识。早于王安石的战国时代的商鞅也具备，并且以此完成的著名的改革。这些普通的常识，在王安石时代及其后的若干时代却被当作超越时代的思想。奈何？以事先认定的不变的永恒标准来思考问题，常识便会湮灭于“大道”之中。 三、 王安石是法儒 问题接踵而来，王安石的法儒之争由来已久，法有法的原因，儒有儒的道理，大多数人也接受了他本质上是一位以法家思想意图实现儒家社会理想的儒家学者的认识。 事实上，讨论宋代士大夫是法家儒家某种程度上说是个可笑的问题。汉以后的国家体系是两条平行线：儒表法里。国家制度从抽象原则到具体制度都出自法家思想，这是国家行政运行的需要，而思想意识形态则是独尊于一的儒家思想，这是道德王朝文化统制的需要。北宋的思想多元是在儒家一统下的多元，王安石再怎么也跳不出儒家这个圈。 儒家在现实政治的磨炼中已经不是先秦时期儒家，而是糅合了先秦各家思想的大杂烩，秦晖将儒家分为纯儒、法儒和道儒，纯儒即目标和手段皆以儒家为标准、无实际经济思想的一支；道儒即崇尚自然主义、倾向无为之治的一支；法儒则是利用法家行政手段、实现儒家社会理想的一支。在儒家圈内再区分，清晰明了。 四、 德才之边鼓 王安石说“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司马光说“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都是以个人的价值判断而非事业需要作为用人标准，就事业而言都不可取。用人的目的是成事，不是选道德模范或者智商绝顶者，德才之争应该让位于目标之实现。 来看看英国。二战之际，邱吉尔临危受命，新设并自任国防大臣一职，且不对该职权限做任何说明界限，因此有了自由操控国家乃至战事的实权，引领英国人度过至暗时刻。战后，胜利的喜悦尚未褪去，英国人便抛开丘吉尔另选首相。他们清楚地知道，和平时期不需要也不允许“全局控”。 当权力在手，攫取更多个人权力是个体无法抗拒的本能。当有人告诉宋三小姐延安的清廉时，宋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唯极其少数的人可能能抗拒权力的诱惑，押宝在这类人身上，象押帝王为圣一样。德与才，都逃不出权力的漩涡。在赋予权力之初，就需要防范，有效的方式不是道德铸造，而是制度和规则。 德才之边鼓敲了那么久，何时言归正传？ 五、变法之深远影响 铁打的吏役流水的官，吏役们作为地方行政事务的实际执行人，与地方的紧密关联影响、甚至部分左右着官员们的行为，如同宦官集团影响皇帝一样。与官僚体系一样，吏役体系同样没有自己抗愈顽疾的可能性，吏与官一起，盘剥百姓，加速腐化。作者说，是腐败的官僚体系和次官僚制度联手打败了新政，只是，变法之前，难道不也是这样的行政体系吗？王安石是想对这样的行政体系动刀子，可惜被反噬。 在对行政体系动刀子的过程中，王安石凌驾于三司之上，排除异己，强制进行统一控制，从财政集权到人事集权，再到行政集权，完成了北宋军事集权与行政集权的双剑合璧。行政集权在反变法时期被全盘接受并发扬光大，保守派们唯一继承的变法成果是王安石留下的强有力的行政权力的遗产。这种权力的中央集权化成为政府结构的一个永久性的特征。 王安石的目标正确，手段南辕北辙。与此同时，官僚主义的同一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点很重要，官僚主义的同一性远远先发于经学思想的同一性。这简直是作者其后所著的《中国转向内在》一书的逻辑前奏。 北宋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士大夫得到史无前例的参政议政权和人身保障权，貌似欣欣向荣的局面几十年间急转直下，除了军事失利、疆域渐窄的外部原因，内部的演化、官僚制度的运行逻辑和政治体制的逐步演进都是本书主要阐述的问题。

-- 译者说，这是最好的王安石研究。而对于作者刘子健来说，这本八万字的小说，是他宋史研究的成名作。所以，需要好好说一说。 刘子健，1919年生人，曾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太平洋战争后，因被日本人怀疑从事抵抗运动，身陷囹圄。1962年，他应邀访日，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与他在温泉泡澡时，仍能看到“他的脊背上好几条因鞭打而留下的深长的伤痕”。1946年，中国代表团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亟需一位兼通英语和日语的有力助手，刘子健“除了讲流利的英、日语外，还懂法语、俄语”，出任中国代表团的史料专员。 1948年，刘子健先生赴美后从事史学研究工作。反复思考后，他放弃了原本最熟悉的现代中日关系史。这与陈寅恪不治清史，冰心不治北洋史般如出一辙，并非不关切，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太过关切，情动于衷，反而不易做出客观研究之故。 刘子健先生极重视客观理性，即便曾遭日本占领军迫害，依然坚持实事求是，“他在《“蒙难”之后》里说：无论如何，日本宪兵虽然残暴该杀，在大城市中的，还不致无理诬赖，屈打成招后灭口了事。”刘子健先生品性之高洁，令人钦佩。改开之后，他作为全球顶级的宋史研究专家不计嫌隙，做了大量有助于中外史学界交流的好事，成为中外史学界交流的重要桥梁。 对王安石的研究，是西方汉学的重要课题，列宁、马克思韦伯等都曾对王安石做出过评价，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王安石是一位国家社会主义的先驱。 刘子健先生在本书序中提到，“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新政是他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显示出与现代方案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灵感来源之一，不只是对于巨变时期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而且超越于中国之外——比如，对于远至美国的剩余农产品政策。毫不夸张地说，王安石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 认真查了一下这个典故，刘子健先生所说对于美国政策的影响，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时任农业部部长华莱士从王安石的青苗法中获得启示，在美国建立常平仓制度，设立商品信贷公司，为农民提供农业贷款，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困境。“1944年，时任副总统的华莱士访华时称，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的第一人，他说：‘他(王安石)在1068年的重大困难之下所遭遇的问题，与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所遭遇的问题，虽然时代悬殊，几于完全相同，而其所采取办法，也非常相似。’” 刘子健先生这本书针对长期围绕王安石的几个疑难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读后很受启发。以下简述。 一、对于王安石的恶评 北宋以后，对王安石的恶评如潮。甚至有学者提出，是王安石的失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刘子健先生将新政划分为变法、反变法与后变法三个时期：从变法启动到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相继去世为变法时期，即1069年至1085年；通常所说的元祐更化为反变法时期，即1085年至1093年；从宋哲宗亲政到宋徽宗禅位为后变法时期，即1093年至1125年。而变法成为臭名昭著的弊政，主要是在后变法时期。以蔡京为首的主政者滥用中央集权带来的巨大权力，完全丧失了早期变法者的理想，打击异己，鼓吹“丰亨豫大”，直接导致了王朝的覆亡。将这些恶业全部算到王安石的头上，实在是不甚公道。 二、王安石是法家还是儒家 我们往往容易将王安石视为法家，很多学者也持此论。虞云国总结了刘子健先生的观点： 王安石的理想主义就是“以一个在专业性上训练有素、在行政上控制良好的官僚体系作为实现儒家的道德社会的主要手段”；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王安石以“制度的改革者”的理念与气魄倾力推动新政，唯其如此，他并未将“富国强兵”作为其新政的首要目标，“他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善社会风俗，期盼实现一种完美的社会秩序（‘至治之世’）” 道德进步是王安石的根本目的，王安石的底色，毫无疑问是儒家的。 三、变法被统统废弃了吗 宋神宗死后，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变法被终结，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将改革全部废除。但刘子健先生告诉我们，在整个南宋时期，地方政府服役主要靠募役制提供。简言之，王安石的这一改革，成为后来中华帝国的一个既定制度。 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方向并没有被改变，行政权力中央集权化的遗产，成为其后政府结构的永久性特征，连反变法派主政时也未见有所颠覆。 王安石的变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并不是转瞬即逝无影无踪的流星。 四、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常见的批评是王安石不擅用人，变法派都是些奸佞之徒。不能否认这确实是原因之一，“笑骂从汝笑骂，好官须我为之”的典故把变法派中投机者的面目活生生的展现了出来。但保守派上台后，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道德水平和整合不同政治势力的能力，从这一点上看，改革派与保守派半斤八两，并无高下之分。 刘子健认为，“王安石的改革措施部分地是被腐败官僚和不可救药的次官僚制联合起来打败的”。利益既得者的歪曲和抵制，投机钻营之徒层层加码以求幸进，让很多改革措施违背了初衷，在基层流为弊政。 同意刘子健先生的这个观点，但王安石真的没有问题吗？ 王安石长于政治理论思考，短于政治实践。王安石没有丰富的中央工作经验，依靠宋神宗的支持，固执己见到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程度。 什么样的改革是好的改革？ 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无论是渐进改良，还是休克疗法，好的改革都需要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力争形成普遍共识。 一个不具备带团队能力的领袖，一个没有整合资源能力的天才，即便拥有了天时地利，也依然只能上演一出悲剧。 决定一场重大改革成败的，并不是目标正确与否。而是操盘者是不是能组建一个同心同德，有强大执行力的团队，是不是能够将执政思路，变成具体易行的一个个小目标。 我想，这也是王安石的一个失败之因，王安石的失败，也是一场变革方式的失败。

本书从“政治思想、政治行为和政府运作”三个方面来考察王安石及其新政，并以募役法作为典型个案予以分析。 作者对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的讨论尤为深刻。他认为王安石的政策“未能清晰而坚定地奠基于一个明确的社会基础之上”，即“是把他所诠释的国家利益置于其他一切之上⋯⋯ 他以为自己是在帮助大多数人，但是新政带来的国家财政的改善或许远超过它们给人民带来的利益”。 比如作者对于募役法的考察，指出其实行“就相关的国家财政而言，证明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它“强化了阶层的不平等”。富人“总有大量空间去操纵新政的方案以谋求自身的利益”，何况募役法“将负担扩散至穷人”，而有利于减轻上等户的负担。反变法派所采取的措施，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倾向。 变法失败更为重要的则是体制方面的原因。作者将官员分为“理念型”、“仕进型”、“渎职型”三种类型，并提出了“吏役次官僚制”的概念。 “理念型”具有“有个人操守，有公认的学术水准，有为崇高理想献身的精神，有将政治原则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坚定信念”的特点。 “仕进型”官员的“政治原则或多或少从属于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然而，在个人操守方面，他们尚能达到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平均行为标准”。这一类又可分为“因循型”与“干才型”两种类型。前者“很少主动改变政策，倾向于反对激烈的变革”，因为“他们的职业利益在现有制度和运作模式下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干才型”则“精力充沛，野心勃勃，急于进取，除了行政能力外，还具有卓越的才能”。 “渎职型”官僚可分为“贪污型”与“弄权型”两类，他们“无原则，无道德，对官职有强烈的兴趣，但是将之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事业，因此他们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权势来营求私人的物质利益”。 而在“组成国家官僚系统的文官”之下，又有吏负责日常政府运作、与民众接触方面的事宜。 变法遭到了占官员绝大多数的“因循型”官僚的反对，王安石“长于对政治事务作理论思考，而短于政治实践。他把更多精力放在行政管理上，而非把他的反对者争取过来”。而推行变法的官员，固然富于政治才干和手腕，但利用变法来满足自己的私利，从而使改革措施沦为弊政。 就吏这个阶层而言，他们地位低下，毫无晋升希望，又没有固定俸禄，所关注的是“靠欺瞒官员进行贪污”。王安石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他认为“根据政府的规则给吏支付俸禄，好于忽视他们或者事实上允许他们非法取得钱财”。然而变法之后“胥吏们获得的收入，很可能还不到之前他们通过贪污所获得的一半”。而对他们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尤其是在他们与上等户和官户的腐败勾结方面”。作者指出： “许多新政引发抱怨，未能实现其目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协助执行新政的吏在其中找到了挪用公款和敲诈勒索的手段。” 比如青苗法“是帮助那些有需求的人，还是强加于完全不会从中受益的人，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吏是否遵守制度的精神——通常事实并不如此”；方田均税法“是消除逃税和不公平负担的一项重要改革。然而，实际的测量、记录和报告都操于小吏之手，他们很容易与不良官员和富室勾结从而使得法令落空”。 因而作者认为：“王安石的改革措施部分地是被腐败官僚和不可救药的次官僚制联合起来打败的。” 作者对“专制主义”的分析，尤可见其史识。他指出了“专制主义”“皇帝的终极权力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宫廷政治与阴谋”这两个基本特点。他认为尽管皇帝的“终极权力”“受到各种限制：儒家传统的约束、习惯性的边界，还有与官僚不同程度分享权力的事实”，但“不论这些官员享有多大的权力，它都只是一种派生的权力，是君主让渡的，并且始终保持在专制主义加于其上的限度之内”。现当代学者对于宋代君权、相权孰强孰弱这一问题多有争论，但他们往往忽视了皇帝拥有“终极权力”这一“专制主义”的本质属性。 针对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作者指出，王安石不得不依赖宋神宗推行其变法，尽管“宋神宗尊王安石如师，让他不拘礼节，直言无隐，而且接受其意见”，但“没有任何皇帝对任何官员的信任是无限度或持久的。专制主义伴随着对某一官员可能权力过大的担忧”。王安石对“宫廷政治”这个“专制主义孕育的寄生虫”也无可奈何，他能够“成功劝说皇帝压制官僚中的反对意见，但宦官、太后、其他妃嫔及其亲属除外”。王安石倒台即与“宫廷政治”有关，且其“重要性和强度在反变法和后变法时期都有增长”。 作者对王安石给予了肯定评价： “在强调功利主义治国才能、官僚体制、政府体制及政府主导的体制方面，王安石即使不够伟大，也确实杰出。” 而对传统儒学中就已存在、并被理学发扬光大的“道德主义”倾向提出质疑： “既然他的方式未能成功，唯一的替代方案看起来就是传统的儒学，或者从南宋以来被尊为正统的儒学。然则后一种方案强调道德品质和对官僚阶层的道德影响，忽视功利主义政策和对国家机器的操纵性态度。 人们不禁会问，这样一种道德主义的方法是否足够现实。它是否掩盖了一个官僚制国家的生活真相，从而抑制了后来的中国人思考政治体制问题？” 本书虽篇幅不大，但视野开阔，见识深刻。将王安石的改革方案置于两宋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下进行考察，并由作者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精辟认识出发，探讨改革措施的贯彻落实。所以，它不仅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王安石变法，也可以增进我们对儒学发展与中国传统政治的认识。译者称本书为“有关王安石变法最好的研究著作”，并非过誉之词。

王安石变法重点改革经济，其次强兵，观念超前，类似现代宏观经济、计划经济。如政府放贷给农民，或是平价购入滞销品，在需大于供时再投放市场。王安石力图以经济改革等举措为手段，最终通过道德教化鞭策官民，实现孝悌和睦的理想大同社会。 但其顶层设计缺乏配套的监管机制，模棱两可的任务指派，完成度全然取决于基层吏役的道德感，全然不顾南北地方差异。且变法在朝廷的支持者本就不多，仅凭宋神宗的信任与支持，步履维艰地推行下去。 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认为，此次变法无一不是与民争利、有违祖宗之法。王安石与司马光虽同为儒生，最终的政治主张与施政理念却南辕北辙。司马光认为，官吏当以身作则，以极高的道德水准自我约束、克己修身，天下自然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而激进派儒生王安石，则主张通过外在制度约束官民言行。 新旧党派之争，本质是孔子与荀子的思想分流之争。旧党潺弱之后，新党重掌朝政，登上历史舞台。除了政治清算、排除异己，新党全面废黜旧法，却始终拿不出更完善的治理方案。变法后期，旧法再度推行，却彻底偏离强国初衷，沦为新旧党相互政治清算、官员徇私舞弊、攫取私利的工具。 这也直接催生了南宋理学的崛起，将儒家传统的道德色彩推至极端。变法失败的深层根源，在于宋太祖定下的立国基调：崇文抑武、不抑兼并，同时为残存的门阀士族保留入仕为官的通道。赵家天下，本就是与文官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一立国规则在王朝初期实属无奈之举，可经年累月的积淀之下，豪强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朝堂冗官冗员堆积，军队耗费巨额钱粮却无用武之地，大宋积贫积弱的弊端彻底暴露。积贫积弱是表象之果，而开国之初不得已定下的立国基调，才是根本之因。仅凭变法图强，根本无法治愈大宋王朝深入骨髓的弊病。因此，王安石变法与其说是制度革新，不如说是人事与制度的激烈摩擦，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自周至清，与西方海洋文明截然不同。华夏文明早在周代，便不再对神权抱有无限盲从，转而将神权纳入制度、化为官职。周公制礼作乐，将祭天、祭祖、祭社稷尽数纳入国家礼制，统一祭祀等级、规范祭祀流程，让神权活动彻底转变为正统的国家政治仪式。 宗法秩序与王权秩序深度捆绑、合二为一，“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礼乐制度，将至高的天命诠释为民心所向，既赋予君权神圣性，又从思想层面约束君权。自此，神权不再是虚无的神秘力量，而是评判政治与德行的最高准则，天子也不再是单纯的一国之君，更是天下最高的政教领袖。 自汉代董仲舒起，“君权神授”“三纲五常”思想确立，礼乐人伦彻底填补、淡化了神学退场后的思想空缺，儒学以世俗道德秩序取代了传统神权的统治地位。儒学的兴盛，本质是融合、改造上古神学，以全新的伦理规则延续社会秩序。 这套经世致用的“政教合一”治理模式，在太平盛世能够稳固秩序、滋养民生，却在隋唐乱世彻底失去立足根基。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倡导出世解脱、清心避世，极大冲击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宋代儒生为挽救儒学、寻求发展出路，将佛教的心性思辨、向内求索的本心思想，与儒学向外践行的礼教体系相结合，勉强守住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但也让儒学偏离秦汉经世致用的核心，陷入空谈义理、放大道德约束的误区，最终演变为宋明理学的极端形态，彻底走向“重内圣、轻外王”、党同伐异的思想工具。 自宋至清，儒学徒剩礼教空壳，济世安民的核心灵魂已然消逝。 纵观华夏数千年历史，无论是秦朝标志性的严刑峻法，还是仅存一世便覆灭、由狂热尊儒者复刻周礼打造的新朝，二者皆是极端变革的典型。秦朝走向法家极致，严刑重典、苛政驭民；新朝笃信周礼乌托邦，妄图复古改制、重塑太平，最终皆被现实击碎幻想。 两个王朝殊途同归，核心症结高度一致：将单一意识形态无限放大、偏执推行、矫枉过正，最终盛极而衰、走向覆灭，宋明理学的异化，亦是这般过犹不及、走火入魔的结果。 千百年来，王朝更迭、改朝换代已是历史常态。严刑峻法的法家、从经世致用沦为空谈义理的儒家，皆有其时代局限。治国治学，理应立足现实政治，以官僚制度为核心抓手，既保留传统制度的实用价值，又兼具洞悉本源、深邃思辨的哲学精神。 真正的治理难题，从不是修订法典、考据文字，而是在文德教化与现实政治之间，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 儒学的发展，恰似一颗种子，在历代儒生与统治者的滋养浇灌下，长成参天大树，又因过度推崇、过度阐释，营养过剩，逐渐丧失原生生命力，在时代风雨中步履维艰、日渐僵化。宋明理学虽让儒学短暂转危为安，却使其向内蜷缩、彻底异化。 当列强坚船利炮叩开国门，新文化运动浪潮席卷华夏，延续数千年的儒学体系，在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逐渐沉寂。而在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新时代，儒家思想、孔孟之道，又该如何适配盛世、为新时代立心立序？

中国历史的三次重大变革 一、秦始皇:王绾，李斯(体制化改革) 把周王朝分封制度，改为秦制郡县制 （周秦之变）效率，稳定，中央政府对士大夫阶级的灵活控制 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 二、汉武帝:桑弘羊,霍光 盐铁论及其详细的阐述了汉帝国当时的统治阶级内部当权派和非当权派关于国家的财政、经济、外交、文化等大政方针问题，结于桑弘羊那著名的三大问点 (存亡之辩)盐铁论:强国,富民 三、宋神宗:王安石,司马光 （新旧之争）王安石为了改变宋帝国内部的经济困局,于是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简明法制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但却因为内部利益不均导致党争，最终在朝堂上引起了激烈的党争，不仅没能救国，甚至加速了北宋朝堂的灭亡。从而导致后续王朝少有敢大规模变法图强。 （王安石能翻案，也是要到光绪的戊戌变法时期） 变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帝国的经济困局，但也触动了地方豪强保守派的利益，新旧两党双方矛盾激化。保守派攻击变法,地方官员阳奉阴违，导致百姓负担加重，民间出现自残事件。最终，王安石被罢免宰相之位，变法告一段落。（详情自行翻阅本书） (出路）经济改革，开源，节流 内容比较丰富,简单写写，还望指正

刘子健：旅美华裔历史学家，祖籍贵阳，生于上海。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1948年赴美，获匹兹堡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研究重心转向宋史，先后于斯坦福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主要专注有《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两宋史研究汇编》等。 本书出版于1959年1月，作者刘子健原本的初衷，是撰写一篇关于宋代士大夫政治生态，以及官僚与君权在政治运作中互动关系与衍变的专题论文，却最终成为一部以北宋知名官僚政治家王安石及其变法运动为中心的专著。以变法运动为核心，刘子健的探讨范畴其实涵盖了整个北宋中后期，创建性地运用了政治学研究方法，来剖析北宋官僚阶层在这场改革中的行为模式与心理动机，并首次将王安石“新党”与司马光“旧党”的斗争，归结到北宋儒学知识分子的门派分歧中去，这让本书在问世70多年后，依旧富于新意，堪称宋代政治学研究的经典。 核心内容 王安石主导的变法，是北宋内外危机，以及新儒家与士大夫政治崛起的共同结果。王安石改革的核心，即是要通过一支经过改造的官僚队伍，部分实现政府管理功能与财政收入的现代化，然而这一宏大任务却超过了北宋传统政治体制能承受的范围，从而导致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也破坏了北宋朝廷原有的政治生态。

刘子健是现当代中国北宋史研究领域中，较早在国际范围内建立起学术权威地位的学者，甚至可以说是推动了北宋史研究在国际上与中国接轨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这本书虽仅八万字，但它提出的观点在当时具有推陈出新的学术意义，同时也被今天普遍接受和认可。他提出的一些对王安石的定论，不仅推翻了过去的一些认识，甚至提高了王安石的历史评价。 全书的逻辑比较清晰。第一部分主要回顾王安石变法当时的社会和时代背景。王安石要进行变法，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北宋长期以来面临的三农问题，以及冗兵、冗官和冗费。他要解决的是北宋权力机构臃肿、官员数量庞大，以及军队数量庞大，由此两者导致的巨大政府行政开支，进而造成的国库短缺与经济匮乏。 在这里，他提出了第一个重要观点：王安石变法，与其说是变的是“法”，不如说他变的是“政”。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法”一词并不能完全概括王安石当政后所进行的整个朝廷从上至下的全面改革。 这一部分实际上早在近代梁启超对王安石的研究中已有非常详细的论述。事实上，王安石变法是一整套全面的、从行政到军事到经济到教育的全面体制改革。因此，“变法”一词可能并不足以说明王安石新政普及面之广、范围之大。因此，刘子健认为它更适合被称为“新政”。 第二点，作者对于过去通常认为王安石的新政是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作者看来，富国强兵只是一个结果，而并不是王安石真正力图达到的目标。事实上，王安石真正希望达到的是儒家道德社会下的大同社会，也就是儒家所讲的以德治天下。他想要达到的是社会风俗的至善至美的状况。这其实也就回应了过去很多人认为王安石是法家，而也有一些人认为他偏离了儒家正统、通过采取法家措施而成为儒家外道的观点。这里刘子健通过论证讲清楚了，事实上王安石对于儒家大同思想的追求，才是他的最高目标。 第三点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作者对北宋当时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进行了一种划分，把官僚人才划分为三种体系。一种是理念型官僚，也就是抱有一定的政治理想，对自身的行为规范、道德伦理有比较高的原则和追求的人。第二种是仕进型官僚，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达到职位的升迁，而对执政的理念或理想并没有太多的追求，属于追求升职加薪的一种类型。第三种是渎职型，属于官僚体系当中道德败坏、能力低下的类型。 而理念型官僚又分为三种：一种是北方保守主义，第二种是西南温和改革派，第三种就是变法派。我觉得跳开北宋的概念来看，它其实也可以更广泛地对应为保守主义、温和派和激进派这三组理念型官僚。 仕进型官僚当中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才干型，一种是保守型。才干型比较有能力、有才华，而且积极进取；保守型或附庸型，则在行动上更偏墨守成规、更偏稳重，不贸然突进。渎职型官僚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贪污腐败型，追求的是贪污更多的财产和金钱；第二种是弄权型，对他而言，拥有更高的权力才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他对于官僚类型的划分，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划分，而是放在北宋变法的政治演变下面，看到的是一种官僚政治图景的演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从前变法时期到变法时期到后变法时期，再到反变法时期，每一种官僚所对应的类型也在此消彼长地发生转变。比如说仕进型当中的才干型，在变法时期，通过积极支持变法、执行变法的内容，获得权力以及职位的升迁。然而到了后变法时期，变法派再次掌握权力之后，这种仕进型人才对于权力的野心和欲望也就再一次增强，而可能逐渐向弄权型官僚倾斜和滑坡。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北宋的各个官员，从王安石到司马光，从变法派的王安石、曾布、蔡确，到保守派的司马光，再到温和派的苏轼，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的坚守或转变，构成了一幅非常丰富的人性图景。 最后，刘子健还着重分析了北宋王安石变法里的役法这一比较具体的新法新政，以及分析了次官僚阶级的利益系统如何长期稳固地、真正地主导基层的行政和政府的管辖。 总的来说，这本书能够迅速地、概括性地了解王安石新政的主要背景、目的和结果。但对于当代读者，尤其是对历史感兴趣的业余读者来说，可能也并不完善。因为刘子健在写作当中基本上是以下结论式的笔调来写，并没有做非常详细而严谨的论证。比如说，他大部分资料都来自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但在叙述观点的时候，并没有引用其中的相关论述，或司马光、王安石自己的诗文作品来佐证，而是直接给出观点，然后在注释的地方标出论据来源。这就导致普通读者对原始资料没有那么了解的时候，会有一种作者在自说自话的，不能令人信服的阅读感受。 不过，这其实情有可原。我们需要考虑作者写这本书的背景。他当时面向的读者实际上并不是一般的普通读者，而是学术群体。学术群体的读者对原始资料普遍较为熟悉，因此他可以节省佐证引用的文字，直接给出资料来源，学术群体的读者自然而然就能够对这一观点心领神会。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思考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的原因，可能要从他个人和结构性问题两个角度来说。 首先，变法是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而王安石缺乏让既得利益者妥协和退让的策略。他试图从庞大的官僚地主阶层手中，把利益转移给国家财政和底层农民，但既没有创造出新的利益增量，也没有一个强大的、足以制衡旧势力的新利益集团来支撑他。因此，他只能依赖皇权，而皇权本身也是旧势力的一部分，最终变法被旧势力反噬。 其次，他没有团结朋友、减少敌人。旧党中并非全是既得利益者，司马光、苏轼等人反对新法，更多是出于理念分歧。王安石将大量潜在的支持者推到了对立面，反而将他们全部归为“流俗”。这本身就是策略上的巨大失误。 第三，任人不当。他手下的执行者如吕惠卿、曾布等人，并没有大公无私的儒者精神，反而表面迎合王安石，背地借新政满足私利、提升权柄。这可能跟王安石过高的个人修养导致他无法和光同尘、对人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有关。他需要的是能干事的人，但他内心深处又只信任“大公无私的儒者”，这种矛盾让他既无法培养出真正的团队，也无法在内部出现分歧时进行有效调解。 除此之外，变法还有一个致命的脆弱点：它完全依赖宋神宗的支持。神宗虽然支持变法，但他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可动摇的。熙宁七年旱灾，神宗因忐忑不安而主动下诏罢废部分新法。神宗去世后，高太后“以母改子”，新法被全面废除。王安石倾注一生的事业，其存废完全系于一个皇帝的个人意志。当他无法将变法转化为一种超越个人权威的制度共识时，失败就只是时间问题。 更深层地看，变法本身存在一个内在矛盾。王安石变法的目标是富国强兵，手段是国家经营、扩大财源。但执行这些政策需要一支庞大的、廉洁高效的官僚队伍，而北宋的官僚体系真的能支撑这样的任务吗？事实给出了残酷的答案。青苗法推行时，自愿贷款变成了强制摊派，低息贷款在基层变成了官方高利贷。变法的良法美意，在官僚体系的执行中完全异化成了害民之法。这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品德或能力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困境：他试图用一个本身就需要被改造的系统，去执行改造这个系统的任务。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联想：美国学者罗杰斯在《创新的扩散》一书中提到，一项新事物在社会中的传播通常遵循一条S型曲线。最初只有少数“创新者”和“早期采用者”愿意尝试，然后“早期大众”和“晚期大众”逐步跟进，最后只剩下少数“落后者”固守抗拒。当接受者达到临界规模时，新事物就会形成自我扩散的势能，反对声音会迅速被边缘化。 用这个框架来看王安石变法，他的策略失误就非常明显。他没有先去争取“早期采用者”，而是试图一步到位，让所有人同时接受新政。他把天下人简单地二分为“君子”与“小人”，凡是反对新法的，一律被视为“流俗”。这等于主动放弃了中间地带，把本可以被争取的温和派，全部推到了反对阵营。 以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恰恰是“早期采用者”的理想人选。他们有实际的政治经验，有执政理念，也有才干，对新政并非全盘否定，而是看到了其中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如果王安石能够争取到他们的支持，让他们参与新政的修订和完善，那么新政在推行过程中，就有可能避免那些本末倒置和僵化的执行问题。换句话说，苏轼这样的人，本可以成为新政的“改进者北宋”而非“反对者”。但王安石的性格和理念，决定了他做不到这一点。他有一种“一道德”的执念，认为政策的方向不容讨论，只能执行。在这种思维下，任何对政策的质疑，都被视为对变法本身的否定。这就使得他不仅无法争取到温和派，反而把他们变成了最坚定的反对者。 从创新扩散的角度来看，王安石的变法之所以失败，不仅是因为它触动了既得利益，也不仅是因为任人不当，更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起一个足够宽的支持者基础。它试图直接依靠皇权强制推行，结果就是：当皇权动摇时，新政便立刻失去了支撑，轰然倒塌。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一项突破性的社会改革要成功，本质上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也就是将利益从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转移到新的利益集团。而这种转移方式，如果有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那么这项改革实际上就是成功的。一个社会必然存在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是历史规律，不可动摇。因此，社会变革的目标不是单纯地打破既得利益集团，而是让既得利益集团永远处于能够维持社会运转、稳定和发展的那群人手里。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他通过“废井田、开阡陌、军功爵制”，将利益从旧贵族手中转移给了军功地主和自耕农，创造了一个新的、庞大的、能从变法中持续获利的利益集团。而王安石变法，恰恰缺乏这样一个新的获利阶层来支撑它，最终只能走向失败。 说到底，如果大老王能学一学《毛选》，懂得一点政治策略与统战智慧，新政未必能够完全成功，但至少有可能为北宋续命几年，而不至于最终成为北宋的催命符。

颇多不满。尤其是作者行文本身就极度谨慎地竭力避开实际的探讨，其独善其身的抽离姿态贯穿全文。于是最多只是蜻蜓点水似的列举史料与各方笔记材料（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材料也几乎不是一手材料，大篇幅引用宫崎市定，曾我部静雄等日本学者在1900s的文章，总让人心存疑虑）。提出问题，却没有任何办法，这样的批评与研究，是否同样是反变法派的流毒？在一千年以后，仍以这样不痛不痒的轻飘飘的问题结尾，我认为这是极不称职的。 另，微信读书读社科类书籍，开段评确实很容易火冒三丈。谜语人真是世界上最讨厌的群体。 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非主流读后感——我读《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研究王安石的书很多，这一本得到一致好评。原因无他，观点启智、论述干练。 分两个部分谈谈我对此书的理解和感悟吧。 一 本书的智慧——论述的功力 作者高度评价了王安石改革实质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希望利用组织有序的官僚体制以实现一个道德社会——这只是中心观点之一，无需我文抄列举，书中珠玉琳琅，读者应各有其喜爱。但我实在喜爱刘先生的叙事，不吐不快。 （一）文献解读能力 找出适合的研究对象，加以阐述——常人最多的情况是，读了一些书，可以拾些牙慧，如果再找出许多的名人书目学界共识之类加以印证，能驳倒众人，被尊“老师”云云，已是不简单了。但看到本书附录的参考文献，还是让我惊讶刘先生读书之多，令人咋舌，看了相关介绍，才知道先生学习刻苦，深厚学养也是非一日之功。刘先生在浩瀚文史中选择宋史，选择王安石及其时代进行评价，这是研究角度。这角度倒也不突出，但研究对象——在君主官僚政体的大背景下，研究士大夫政治的推演与走势——凸显了刘子健先生的别具匠心。他断然抛弃了惯常叙事法，聚焦政治，摒弃了我们论述对象必会考虑的经济的因素、政治观点的冲突，胆气不同寻常。非但如此，他的论述没有让我们感觉说理单薄，反而敦厚清晰。 （二）问题阐释能力 如何就研究对象，进行问题阐述，刘子健先生充满智慧，论据的选择极具方法论的示范意义。 在研究对象确立以后，刘先生设计了一个三维立体框架，以历史共识为基座，从政治思想、政治行为、政府运作三个立面进行延伸。可以看出，刘子健先生没有以王安石这个人物为主体进行推进，而是整体的以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在变革中的推演来展开变法三个时期的画卷。 政治思想：论述了一个智识的多元发展时代。详细分析了变法派与保守派政治思想的差异，对王安石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进行梳理，发抉出王安石儒家功利主义思想的一面（顺便说一句，我更愿称之为“功效”）。 政治行为：这一部分的阐述体系，印象最深的是刘子健先生对官僚类型的划分理论，准确深刻，再次领略先生的文献提炼功力。刘先生将三种官员在政局演进中的表现，与其学术、理想、操守结合的论述，不仅刷新我们以往士大夫“君子”“小人”的认识，也使我们进一步深刻理解“宋朝为士大夫官僚政治”这一概念。 政治运作：聚焦“吏役次官僚制”的动态分析。这一课题当时亦有学者研究，但纳入到变革中考察，实属创新。此外，在政府运作中，新政的“定于一”思想使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同一性”成为其后政府结构的永久性特征。新政的“得君行道”也同时推动了专制政体。新政在这诸多复杂的政治力量的动力下启动、演进、并最终走到尽头，水到渠成得出结论：王安石的改革措施部分地是被腐败官僚和不可救药的次官僚制联合打败。 这个立面上，诸多理论新颖闪耀，非常具有发散性，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开辟了接口，也给读者留下巨大的讨论空间。例如，刘子健认为：“同一性”成为后代政府结构的特征，其原点直指王安石倡导的“定于一”，是这样吗？是专制必会“定于一”，还是“定于一”成就专制？ 这三个立面纵横交汇，终至“募役法”。用个案具体的整体的研究新旧制度的利弊，构成刘子健先生对新政的批判基础：新政的本质是重税。最重要的推论是：凡由官僚来主持的改革，先决条件是官僚素质和行政机关本身的品质。这一推论补充了现代一般行政学原理的内容——这让刘子健先生相当自豪。 个案研究，刘子健先生何以选择“募役法”作为整个新政的中心？为什么不是“青苗法”“市易法”？它们不是更具有开创性？更具有现代性吗？ 书中谈到三个原因：役法改革的争论最为激烈、役法性质的历史判断模糊、役法改革牵涉众多。除此之外呢，我的思考是，募役法牵涉的最主要的阶层恰是服务地方政府的人员，这个范例的选择更贴合刘子健先生的“政治挂帅”的论述脉络：王安石的理论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法律和政府政策的变革，而实际指向了制度变革，尤其是那些涉及官僚体系本身和其他由政府主导建立的政治制度——这是一场士大夫官僚发起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正因如此，刘子健先生命其“王安石新政”。 读书读到会心处，时有惊喜。读罢第三章“王安石与北宋的政治思想”，感觉作者对学术和政治的纠葛发展似有未尽之意，联想到作者十年后的另一著作《中国转向内在》，蓦然有读到前传的失笑。第四章“低于儒家标准的官僚行为”，我疑惑神宗年间的士大夫道德水准为何滑落至蔡京之低流，太祖初登大宝，文官体系又是什么情况？如何演变的？果然，查阅到刘子健先生在此书之后，1963年出版了《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加上1957年的论文《宋初改革家: 范仲淹》，他完成了北宋士大夫与政治的所有拼图。 读书的快乐莫大于与作者的心意相通，恰如此时书灯秋夜，清风徐来，似有故人拂卷。 二 本书之外的理想主义——浮云化雨，明月照石 一本好书，启智之外，还带给我什么？ 只要受过教育，总知道些王安石，只要说到改革，总知道些王安石，也许，就是这许多的“知道些......”，我们没有了探究的兴趣，千百年来，变法的功过是非，概无定论，后世的改革不时的请出他的名字，正如他死后配享的褫夺和更替，充满毁誉。岁月的积尘有意无意的模糊着他。 刘子健的这本书，让我重新凝视王安石。才学渊博、个性鲜明的他，很少几位关系密切的朋友，为了照顾家人，始终不肯去京师谋升仕途。神宗给了他非比寻常的尊敬和信任，然而在枢密院始终放置激烈反对他的文彦博。个性和政治的原因，他孤立于大多数官员，鲜少合作者，变法最后只能启用邓绾这个道德小人。神宗的防范，弟子郑侠、曾布等等的背离，都深深伤害他的自尊和情感。“亲友尽成政敌，傍怨集于一身”，他的强大，远非旁人可以理解。孤注一掷，他只是，努力让他所在的世界变得更好，他只是，相信理想。 1076年，在他最为倚重和钟爱的儿子王雱去世以后，王安石回到了江宁，那个沉郁的冬夜，有没有明月？ 人，不能有高远的理想吗？不被理解，不在乎非议？现实告诉我们，它说，“不能”。然而，当我感受到王安石弘美壮阔的灵魂，我说，“是的，纵然我，终将疲惫无力，仍要用伤痕累累的双手，去摘，遥不可及的星星！” 没有众口一词的评价，于他甚好，峥嵘人物，岂会尽如人意。荆公号半山，自有浮云化雨，明月照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