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英对照)(博雅双语名家名作)

以往读历史类书籍，大多把目光聚焦在跌宕起伏的历史事件、风云变幻的朝代更迭上，那些看似枯燥繁琐，却真正支撑起整个朝代运行的政治细节，比如官制架构、财政税收、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制衡、人才选拔制度、军事兵制等，往往被下意识忽略。可恰恰是这些被忽视的内容，才是理解历史发展、朝代兴衰的核心关键，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恰好填补了这一阅读空白。 对于想要系统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基础知识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堪称入门首选。钱穆先生以精炼通俗的文字，跨越汉、唐、宋、明、清五个关键朝代，将历代政治制度的脉络、细节、运行逻辑梳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晦涩难懂的学术术语，没有繁杂冗余的史料堆砌，寥寥数语便能把复杂的制度演变、权力关系讲透，即便是历史基础薄弱的读者，也能轻松读懂、顺利吸收，尽显史学大师深厚的治学功底与深入浅出的表达能力，读完瞬间打通了对古代政治制度的认知壁垒，再也不会把历史单纯看作一个个孤立的事件。 不过，金无足赤，这本书的缺陷也十分鲜明。书中的诸多论述与评判，都深深烙印着钱穆先生强烈的个人价值观与时代印记。先生身处特殊的历史年代，治学理念带着对传统文化独有的温情与坚守，其看待政治制度、历史事件的立场与评判标准，都与当下时代的价值观存在明显差异。站在今人的视角再读这些观点，难免会觉得部分思想略显迂腐，部分评判带有主观偏向，缺少了更客观、更多元的审视角度。 但总体而言，这依旧是一本值得细读的历史佳作。我们大可摒弃其带有主观偏向的观点，汲取书中关于历代政治制度的核心知识，跳出“看故事”的浅层历史阅读，真正从制度层面读懂中国历史的发展逻辑。它让我们明白，历史从来不是偶然的事件叠加，而是一套完整制度体系的运行与演变，这也是这本书带给读者最珍贵的阅读价值。

作者主要对比汉、唐、宋、明、清这五朝的政府组织、财政税收、铨选制度、国防兵制及各朝政治得失，选取汉唐宋明清的原因是因为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重要不局限于朝代的延续时间，也有其它因素，当然个人以为秦朝是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从秦至今两千年，好多制度和文化传自秦代，至今仍在延续，应该也有秦朝的一角之地，当然秦（前221年-前207年）已经算是公元前了，可能也是未纳入近代历史的一个原因。以下是我的几点感受： 【亮点一：论朝代的自私性】 清朝政治与中国传统政治存在差异，清代政权是部族政权，代表的是满族、蒙古族群人的利益，政策偏袒满族、蒙古族群之人，至于偏袒蒙古族，个人分析原因有三，其一为满人统一中国建清与蒙古族人统一中国建立元相似；其二为清朝建朝换代初期急需快速进入稳定阶段，此时伙伴比敌人更重要，蒙古族人就是最好的伙伴，并且蒙古族人少，但彪悍，此时蒙古族人的帮助可以快速毁灭反清覆明的有生力量；其三为汉族地大人多，管理难度大，蒙古族的加入可以提升对汉族之人的管理。 以清朝满族与汉族官员比例为参考，考试制度为例说明，清朝为平衡或消除汉人的不满，开放科举考试为清汉人知识分子提供进入仕途的机会，然非选拔真才服务人民，仅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或可从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其一百二十五》“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看出当时的政治环境之黑暗，龚自珍仅属万千读书人中一个代表。 【亮点二：论帝与政府权之争】 帝权的代表即皇帝或皇家，政府权的代表是宰相（汉代为领袖制，唐代为委员制），实际的政权在政府，不在皇室，皇帝作为国家的元首，象征国家的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直到明太祖借胡惟庸造反废止宰相，这算是中国政治上的一大改变，随后个别皇帝为扩大个人权限，通过建立新机构代行宰相的职权，所有的权利全部集中在皇室皇帝手中，此即私心的制度，即钱老所说的法术。 【亮点三：论制度匹配性】 讲时代的制度必须结合时代的人和事，任何一项制度都是与其它制度相配合达到最佳的效果，绝不是孤立存在的，最终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且制度是随着人和事变动的，某一制度的创立必有渊源，制度的创始乃至成熟，必有外在需要和内在的用意，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最初的制度不一定继续适用，且后世之人对于制度的来龙去脉渐不了解，会失去其初衷。 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利有弊，所谓得失，应根据实际利弊而判定，所谓利弊，则应根据当时实际影响而作出判断，作者讨论一项制度，除了重视时代性外还重视地域性特点，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有如苏轼《成都大悲阁记》“牵一发而头为之动，拨一毛而身为之变”。 【亮点四：论制度保质期】 作者提到一个新制度的使用是为解决社会上已现实存在的问题，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初衷为善，但当社会延续一两百年的时候，社会背景已发生变化，建国之初存在的问题或已解决，但为之专门制定的制度却未更新，此时既有制度反而滋生弊端，时而久之必会造成影响社会或组织稳定发展的大问题，尤其是在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社会的机构可能随之出现臃肿、怠惰等不良之风，此时就需要当政组织时刻保持一个警醒之心，正如《论语·卫灵公》中“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国家亦如此。 该书读后满满的收获，值得重读和细读，对于了解和掌握中国近代政治历史作用显著，是可作为社会发展参考的佳作，对个人和国家的未来发展都是值得参考和吸取教训的。

2026年6月成都｜读书笔记: 一、全文简要复述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历史学家钱穆 1952 年的专题讲演整理稿，核心是回应近代以来 “中国传统政治全是专制黑暗” 的片面论断，主张以历史语境下的 “历史意见” 替代后世的 “时代意见”，客观审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演变与得失。 全书选取汉、唐、宋、明、清五个最具代表性的朝代作为分析样本，每一代均从政府组织、选举考试、经济赋税、兵役国防四大维度展开，梳理制度的渊源流变、运行实效与利弊得失： 汉代是中国大一统政府的成型期，确立了皇权与相权分野的三公九卿制、察举制下的士人政府、轻徭薄赋的田赋制度与全国皆兵制，同时埋下土地兼并、外戚干政的隐患。 唐代是传统制度的鼎盛期，以三省六部制将相权改为委员制、以科举制开放政权、以租庸调制践行为民制产，府兵制实现兵农合一；后期均田制崩坏转为两税制，藩镇割据也成为唐亡的根源。 宋代是制度的因循弱化期，相权被大幅分割，中央过度集权导致地方贫弱；科举制度更严密但脱离实务；兵役转为募兵制，冗兵冗费与国防地理劣势共同造成宋代 “积贫积弱” 的局面。 明代是皇权扩张的转折点，明太祖废除宰相，内阁逐渐成为皇帝的秘书机构；科举形成八股取士与翰林院储才制度；赋税推行一条鞭法简化征收；卫所兵制承平日久逐渐废弛。 清代被定性为 “部族政权”，其制度多出于满洲部族统治的私心（法术），军机处强化君主独裁，以文字狱、卧碑压制言论，科举沦为羁縻汉人的工具，同时保留了大量部族特权。 全书以总论收尾，总结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四大长期趋势，指出制度必须与人事、文化传统相适配，反对割裂历史、盲目照搬外来制度的倾向。 二、全书知识框架 （一）核心方法论 研究制度的七大原则 制度必与人事结合，不能孤立看待条文 各项制度相互配合，形成完整体系 制度随人事逐步演变，有其渊源与流变 制度创立有其外在需要与内在用意 任何制度都利弊共生，无绝对好坏 制度有地域性与国别性，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政治制度是整体文化的一部分，不能脱离文化史单独讨论 核心概念区分 历史意见：制度实施时代人们的切身感受，是评判制度的主要依据 时代意见：后世基于自身环境的评价，可参考但不能抹杀历史意见 四大分析维度：政府组织（职权分配）、选举考试（政权开放）、经济赋税（财政基础）、兵役国防（武力保障） （二）分代制度核心梳理 朝代 政府组织核心 选举考试 经济赋税 兵役国防 核心定位 汉代 三公九卿制，皇权相权分立，地方郡县二级制 察举制（孝廉），形成士人政府 十五税一 / 三十税一，盐铁官营，土地私有引发兼并 全国皆兵制，南北军 + 戍卒 + 地方国民兵 大一统政府奠基 唐代 三省六部制，政事堂委员制相权，地方州 - 县二级，后期节度使坐大 科举制（怀牒自列），开放政权 前期租庸调制（均田制基础），后期两税制 府兵制（全兵皆农），后期藩镇佣兵 传统制度鼎盛期 宋代 相权分割（军政归枢密、财政归三司），中央集权，地方路 - 州 - 县三级 科举糊名制，重经义，进士直接入仕 沿袭两税，差役法→免役法 禁军 + 厢军募兵制，冗兵严重，国防先天弱势 因循弱化期 明代 废宰相，内阁票拟，皇权集中；地方省 - 府 - 县三级，监司督抚 八股取士，进士 - 翰林院储才制度 黄册 + 鱼鳞册，一条鞭法 卫所制，兵农合一，后期废弛 皇权强化转折点 清代 部族政权，军机处独裁，满汉分缺，地方督抚集权 科举羁縻汉人，满汉缺额不平等 地丁合一，永不加赋 八旗 + 绿营，部族掌兵权 部族专制期 （三）总论：传统政治四大趋势 中央逐步集权：地方政治持续衰落，从汉代郡县二级到明清多级行政，地方自主权不断萎缩。 社会趋向平等：封建贵族、门第相继消亡，政权通过考试向全社会开放，形成 “平铺的社会”，但也导致社会组织力薄弱。 皇权升、相权降：皇室与政府的边界持续向皇权倾斜，明代废相后达到顶峰，政府失去制衡皇权的正式制度。 制度日益繁密：为防弊不断叠加制度，反而束缚人才活力，形成 “法愈密而治愈衰” 的困境。 三、读书笔记 1. 告别标签化：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这本书最有冲击力的价值，是打破了 “中国两千年专制” 的单一叙事。钱穆并非为传统政治做辩护，而是提醒读者：评判一项制度，不能只站在后世立场用现代标准做 “终审判决”，而要回到制度诞生的历史语境，理解它为何出现、解决了什么问题、又为何最终变质。 比如皇位世袭，在广土众民的古代农业社会，它并非单纯的 “专制产物”，而是维持大一统稳定的 “不得已的自然办法”；再比如汉代察举制，本意是打通社会与政府的上升通道，最终却演出门阀士族，也并非制度设计之初的私心。这种 “同情之理解” 不是复古，而是还原历史的复杂性 —— 没有哪种制度是为了 “坏” 而诞生，所有制度都是当时条件下的现实解决方案。 2. 制度的宿命：没有一劳永逸的完美设计 全书贯穿一条核心逻辑：没有永恒不坏的制度，制度永远在与人事的互动中演变。一项制度初立时往往切中时弊、运行良好，但时间一长，要么因人事松懈而废弛，要么因社会结构变化而失灵，甚至初衷良善的制度会走向自身的反面。 唐代府兵制便是典型：初唐时兵农合一、自给自足，是大唐武功的制度根基；但承平日久，士兵被权贵当作苦役差遣，阵亡抚恤制度废弛，府兵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最终制度崩坏，转而催生了尾大不掉的藩镇割据。同样，科举制本意是开放政权、选拔真才，到明清八股化后，反而成了束缚思想、消磨人才的工具。 这带给现实的启示是：制度建设不能迷信 “顶层设计一劳永逸”，好的制度需要持续的调试与维护，更需要与之匹配的人心与风气。只照搬制度条文，而不顾人事基础与社会土壤，最终只会沦为空文。 3. 士人政治的一体两面 中国传统政治最独特的底色，是早早形成了 “士人政府”：政权向读书人开放，以学识而非血统、财富作为入仕的核心标准。这在古代世界是极具先进性的设计 —— 它打破了贵族世袭特权，维持了社会阶层流动性，也让政府始终带有儒家 “修齐治平” 的人文理想。 但它也带来了深层流弊：全社会的聪明才智都涌向仕途，工商业始终被视为末业受到压制，社会形成 “官本位” 的单一价值导向；同时，过度重文轻武也埋下了国防软弱的隐患。到宋代以后，士人阶层的清议又演变为党争内耗，反而拖累了行政效率。 钱穆并未简单否定士人政治，而是点出它的内在张力：它既支撑了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治理，也造成了社会结构的 “平铺化” 与政治的 “臃肿病”。直到今天，如何引导人才多元发展、避免权力过度集中于单一通道，依然是值得深思的命题。 4. 历史不是包袱，是现实的底色 全书最终的落脚点，是回应近代以来的 “全盘西化” 思潮。钱穆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割裂自身的历史传统 —— 制度不是可以随意安装的软件，它必须扎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与人事基础之中。辛亥革命后照搬西方制度却水土不服，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忽略了中国历史的内在运行逻辑。 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建立一种 “历史连续感”：我们今天的很多政治现象、社会心理，都能在历代制度演变中找到源头。比如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关系、考试制度的公平导向、官本位的社会观念，都不是凭空出现的。正视这份历史遗产，不是要复古，而是要明白：我们从哪里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能往哪里去。真正的制度进步，从来不是对历史的全盘否定，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生长出新的形态。

神作，四星半推荐 这是钱穆先生对于汉、唐、宋、明、清五代的制度沿革与得失的点评。作者学究天人，历代政治、经济、学制、兵制几如掌中观纹。其对于制度的思考和评价，高屋建瓴，颇有令人豁然开朗处。 但是这绝不是一本历史入门书。我的建议是，读者应该对历史有大致的了解之后，再来读这本书，以此作为启发自己思考的他山之石。 钱穆先生在此书中立论大都中正平和，然而如同一切对历史的评论一样，仍然有今天看来似有偏颇之处。譬如对唐朝制度评价极高，但忽视了唐制几乎完全沿袭隋制，以及唐朝缺陷所带来的后宫、外戚、宦官、藩镇几大锢疾轮番来袭的局面。至于对清制贬抑颇多，以为清制“只是法术而非制度的”倾向，则似乎多出于钱穆先生强烈的民族感情。 但是此书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一个从制度沿革来看人事、看政治、看历史、看成败的视角。以此视角剖析历史和现实，对于洞察世间诸般纷杂，或许将不无益处。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本深刻的教科书。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历史学家钱穆老师详细介绍了从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汉、唐、宋、明、清等五个朝代的制度。包括政府组织，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选举制度，即政府官员产生的制度；经济制度，重点是税制；军事制度。通俗易懂，言简意赅，适合对历史感兴趣的入门读者。 作者的观点新颖独特，对各个朝代制度得失的理解精辟入理。论述时代的制度必须结合时代的人和事，任何一项制度都是与其他制度相配合达到最佳效果，绝不是孤立存在的，最终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且制度随着人和事变动，某一制度的创立必有渊源，制度的创始乃至成熟，必有外在需要和内在用意，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最初的制度不一定适用，后世之人对于制度的来龙去脉渐不了解，会失去其初衷。 制度不好的趋势，简单做了几点归纳：1、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当知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这不是一好现象。 2、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3、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逐步降。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大毛病。 4、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 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历史终是客观事实，我们要注重历史，尊重历史，把历史作参考，汲取教训，建立强大祖国。

经典并非你正在读的书，而是你正在重读的书。钱穆这本书便是如此，尽管不是大部头，但干货满满，是可以随时查看翻阅的书籍。 钱穆以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为对象，从政府组织，经济、兵役、考试制度等方面，对政治制度的得失进行了言简意赅的精辟分析。 虽然不是百分百赞同钱大师的观点，但经过他的梳理，读者可更清晰地了解了中国两千多年来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政策的底层逻辑，决策流程。 钱穆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是汉代的三公六卿；唐代的三省六部；宋代的三省六部，枢密院；明代废除宰相，行九卿六部、内阁制。清代延续明代制度，增加军机处。 即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封建专制是从明代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经历了漫长的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博弈，最终皇权胜出，没有了制衡的力量，制度也逐渐演变成法术，走向灭亡已是定势。 以上主要是中央，而说到地方治理，钱穆则是肯定了汉代的地方政府制度，地方长官具有很高的地位与九卿平等，这样在实施地方治理时，不会畏手畏脚；同时，中央还设计专门的独立检察体系来监督地方，权力和制约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钱穆认为元朝是外族对中国的殖民统治，从其政治制度设计上可见一斑，用行动的中央政府管理地方，地方没有一点权力，行省制度的实施也不是出于行政管理目的，打碎地理边界，只是为了更好的实施军事控制。 读完整本书下来确实可以认识到很多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并发出原来是这样呀的感叹。很多问题因为历史遗留和当时的现状，想要彻底解决实在不易，因此，更多的是一点点修正。比如宋代的“冗员、冗兵”问题。 看了这本书对历代政治得失可以少一点偏见，如同罗素所讲“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读历史，也是如此吧。

这本书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概括的了，内容已经十分精炼，简单说一下感受。 整体上，本书与《国史大纲》一脉相承，像是又对其内容进行了精炼压缩，视角即是本书书名所描绘的。全书取了自秦以来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和清，基本对每个朝代从政府组织、考试制度、赋税制度以及兵制进行了考察分析，可以让读者对各朝政治制度有简要的认知。但本书更突出的还在于钱穆先生对制度的分析与说理，我觉得很多人看到会觉得耳目一新且读后感觉大有裨益。从我个人来看，钱穆先生的整体分析还是十分客观的，他以自己的史学视角为我们将历朝政治制度一一分析，并总是怀有一种温情的的态度，应该说这是我们(至少是我)以往比较欠缺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它与《国史大纲《一脉相承》)。需要注意到的是，本书是以史学的态度在研究，而不是像我们在历史课本上看到的历史罗列。在阅读过程中，很多书友表达了不同态度，这无可厚非，但我大体上还是十分认可钱穆先生的看法的，并且在有不同看法的时候，钱先生至少给我了应该别样的、但却是有根据的视角(这作为一家之史学研究来讲更是让我觉得精彩）。有争论的地方主要是集中在清朝部分，但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最有价值的(读过《国史大纲》的前提下)，因为这一部分的观点十分特别且有理有据,并且它与古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近现代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制度的未来建设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外，总论部分的概括也是切中厉害，对我们当今的制度建设有着启发意义。

钱穆老先生在这本书中讲了五个朝代（汉、唐、宋、明和清）的制度和人事，他组织整本书的逻辑是这样的，要分析一个朝代的体制，从下面四个方面入手即可： 1. 首先看这个朝代允许什么样的人来参与政治，也就是选拔制度 2. 政府的职权是如何分配的，也就是整个政府的体制 3. 政府是怎么自己养活自己的，也就是赋税 4. 政府是怎么保卫自己的，也就是军事 钱老在这本书中提到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别。时代意见讲的是今日人们的意见，而历史意见讲的是当时人们的意见。在今为历史意见，在当时则为时代意见。我们尊重历史意见，其实也是尊重时代意见的表现。这是历史唯物客观的思想。因此，分析一个制度，我们不仅要从时代意见入手，也要去想想这个制度的历史意见是什么样的。 从这一点出发，很多制度在创立之初它的本心是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事的演化，制度逐渐生出了很多的弊端。因此，钱老强调制度和人事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制度，而无人事，则不能成事。只有制度和人事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最好的成效。 只行制度，不行人事是万万不可以的。比如灯塔国在全世界宣扬自己的民选政府，有的国家盲目照搬美国的制度，但是自国的人事又不能支撑起自己的民众选出一个理性有为的政府，所以就导致了猫不像猫、狗不像狗的局势，最终受苦的还是本国的老百姓。

钱穆(1895—1990)，历史学家。字宾四，江苏无锡人。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钱穆九岁入私塾，熟习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2年因家贫辍学，后自学。1913―1919年任小学教员。1923年后，曾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1930年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定居台北。著有《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创作的历史学著作，首次发表于1952年。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的讲稿整理而成。钱穆先生对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政治制度的系统性分析，这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通过对各个朝代政府组织、官员选拔、经济政策、兵役制度等方面的深刻探讨，揭示了各个制度的演变过程、利弊得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钱穆先生从人事和制度两方面重点考察一朝一代之政治得失，制度方面则侧重政府组织、财政税收，铨选制度与国防兵制，四项都可谓是立国之本。既收纳中国数千年历史全貌，又切中每一历史节点上政治制度的特点。 作者力图通过历史的回顾与比较，指出每个时代独有的政治体制特征和其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与推动作用。 书中不仅反映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连续性与多样性，还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了在不同政治环境下，制度设计与实践之间的差距。 钱穆在前言详细谈了他的政治制度观，分成七点：一、要讲一个时代的制度必须结合那一时代的人和事；二、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必然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才能推行；三、制度是随着人和事变动的，某一制度的创立必有渊源；四、制度的创始乃至成熟，必有外在需要和内在的用意；五、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利有弊，所谓得失，应根据实际利弊而判定，所谓利弊，则应根据当时实际影响而作出判断；六、讨论一项制度，除了重视时代性外还应该重视地域性；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这七点看法贯穿了全书。 钱穆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有得有失，而且也不像“五四”以来所讲的，中国古代完全是“专制”制度，一无是处。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他强调结合历史背景看制度。他反复强调不可用“阶级”“专制”“黑暗”等词语来笼统地评价中国传统政治史。凡一个制度的使用，必是为了解决社会上现实存在的问题，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而当客观现实已变化，制度却不跟着变化时，就成了弊端，此弊政再经时日的积累，就会成为破坏社会稳定发展的大问题。 通过对传统政治制度的得失进行反思，钱穆先生希望为当代社会提供历史的借鉴与启示，尤其是在面对现代化挑战时，如何传承与创新中国的政治文化遗产。“钱穆的中国历史政治制度比较，对我们今天政治制度的选择，历史的必然认识是有启发的。最好的政治制度是适合于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当下的人民。”（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语） 由于本书由演讲稿整理而成，全书文风生动，语言口语化、通俗易懂。

2024年：NO:0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民国大家的作品一般有几个特点：一是观点直接，不绕圈圈。二是不长篇大论，经典的东西往往都不是大部头，比如本书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都是薄薄的一本书。三是中西贯通，英文发表再翻译回来。四是充满了历史和文化的自信，并不是食洋不化。 本书作为钱先生的讲座合集，围绕中国历史上的汉唐宋明清五个典型的朝代，分别从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一：政府的组织：也即政府权利的分配（制度）二；考试和选举（用人）。三：赋税制度（财政也即经济基础）。四：国防和兵役制度：养育此政府的是经济，保卫此政府的是武力。五个朝代通过以上四个维度的分析，历史爱好者完全可以整理出来一张表格，看的清楚。 从中央治理来看，我们早就是关注了皇室与政府权力的分离，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一般人认为中国从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或说是皇帝专制，那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却实在要不得。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因此，整体的趋势看，在政治上有几个变化：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但是逐步集权，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第二皇帝的地位和尊严，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逐步降。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大毛病。第三：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这一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 在人才选拔上，历代都已懂得政府用人该有一客观标准，不能全凭在上者之私心好恶。至少他们已懂得该项标准，不该是血统的亲疏，不该是势力的大小。亲的贵的强的富的，都不够此项标准，而采取一项以教育与知识与行政实习之成绩，来定取舍进退之标准，而又懂得平均分配到全国各地区，这也不能不说是在当时已算合理化，已算开明与进步的了。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但在考试制度下，读书人跑入政府，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 至于经济政策，历代一面主张轻徭薄赋，宽假平民，一面主张裁抑富厚，导致平等。关键在于历代要解决土地问题。每个朝代最后的趋势都是民间农田之自由转移，失却为民制产的精神。结果自然会引起土地兼并，贫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奖励了地主的剥削。 在军事和兵役制度方面，各朝代武官有勋无职，因此并不干预政治，而自有其尊荣。但不同朝代在兵役上的不同规定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一个国家的武装、物质条件也要紧，不能老是拿精神来战胜强敌。 因此，1、中国绝不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2、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3、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4、要说建立一制度，而绝对地大公无私，不仅古代历史未之有，就是将来的历史，要说一个国家建立某项制度，而绝无人事关系，绝无私心夹杂，恐怕这希望也还远。历史上的事情，有些摆在桌子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5、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绝不是孤立的，它必然须和同时其他几项制度相配合，它必然会受其他某几项制度之牵动和影响。循此推说，任何一时期的各项制度，必然会互相配合，互相牵动影响，而形成一整套。 最后作者很自信的指出：近代的中国人，往往蔑视自己以往的政治传统，又说中国没有成套的政治理论，没有大的政治思想家。当然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无理论，无思想。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人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金句书摘： 1、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吏胥去办。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 2、现代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 3、吏胥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尚文之弊。两汉政治的好处，便在其质实少文。而尚文政治之害处，则最易在政治的下层低层暴露。 4、我常说，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主权在哪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 5、中国皇帝向来没有讲过“朕即国家”这句话，即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讲 6、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7、我们此刻说皇帝独裁，我们也要看是哪个力量在帮助他独裁，拥护他独裁。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贵族吧，军人吧，资产阶级吧，都没有。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 8、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急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 9、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10、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权。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11、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政治腐败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 12、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 13、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于是中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 14、西方社会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15、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 16、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专用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 17、若我们更大胆说一句，也可说整个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还比较短浅。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这句话也只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今天我们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年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能一笔抹杀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传统呢？ 18、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19、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20、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 21、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 22、那时的政治制度，虽不许社会大贫大富，让工商业走上资本主义化。但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所以说黄金满籝，不如遗子一经。这便是一本书的资本价值，胜过了一箩黄金的资本价值了。因此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