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岸本美绪
本书收录的文章分为五部。第一部与“时代划分论”有关;第二部选取了日常的“风俗”;第三部以明末清初剧烈的变动期为中心,讨论国家意识与秩序问题;第四部是与所有权和审判相关的法制史论文;第五部则是以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为中心的方法论文章。这些文章看似分散,但从作者的学问生活来看,它们就如同一个树干上生长出的枝叶,其中流淌着同根的问题关心:依据当时人的思考理路去理解明清时代的社会现象,以及将这些社会现象的变化放在广域性的视野下,用比较史的眼光进行把握。
岸本美绪是日本明清史学界的代表人物,也是著名学术运动“地域社会论”研究的参与者、引领者和批评者,主要关注地域社会中的秩序观念。作为她第二本被系统翻译的中文论文集,《风俗与历史观》以“依据当时人的思考理路去理解明清时代的社会现象”为核心关切,追求从历史中的具体行动者的角度去理解历史。作者并非仅仅关注历史上的精英叙事,而是通过对名片称呼、买卖契约等微观研究,试图理解士农工商等各色人等在社会结构中的身份感觉及行动逻辑。 全书看似分散的五个部分——时代划分论、日常风俗、国家与秩序、法制史以及史学方法论——均围绕“社会秩序”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在回应“明清到底是发展还是停滞”这一经典论争时,岸本美绪并没有简单地采用单一视角判断,而是将明末清初放回“后十六世纪”全球性秩序动荡的比较史视野中加以考察,关注彼时不同社会在面临同类型挑战时所走出的迥异道路。她尤为强调“风俗”这一中国固有概念的分析力量:它不是简单的社会表象,而是比制度更“柔软”、比个体更具普遍性的秩序基础,恰好为历史书写中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微观的个体行动提供了珍贵的分析媒介。 尽管该书作为论文汇编在主题跨度上略显分散,各章之间的系统连贯性或有待读者自行统合,但其在跨学科视野、方法论自觉以及对“异质性”社会声音的深切同理心上达到了令人叹服的高度。这种从具体行动者出发、拒绝上帝视角的谦卑态度,使其成为重新理解明清中国乃至整个东亚近代转型之路的一部重量级学术文集。
作者的方法论不足以支撑其理论抱负。1.可能因为是论文集的原因内容不太成体系,最后也没有看到统一梳理的工作。2.在史料的选择和解读中并没有看到选择“风俗”的优势,反而让内容很杂,也看不到研究对象在整个理论系统里的特殊性。3.即便是在单篇论文里,研究方法就呈现来看更多像列举史料+讨论现有观点,基本没有结论性的见地,对于我这种对史料调查没什么兴趣的读者不太友好。4.基本没有新鲜的观点。像是去文化中心论,循环史观,中国人本身一些文化特质,都是被讨论很久亟待新鲜论调的议题。 一二章,抬头,正义暴力,reality和actuality这些内容比较有意思,可以选择性读一下。还挺想看作者展开讨论一下精神分析,自由思想,这种比较离题的话题的,个人认为作者问题意识非常犀利。 另外想讨论一下作者立场/局限的问题。非常喜欢布尔迪厄的自我分析纲要,读后形成比较偏执的需要把握作者立场的习惯,特别是在历史这种视角特别重要的学科上。同意不能抱着预设立场/问题去探究,比较反对作者本身自明站在一个暧昧的位置,并且鼓励作为一个学者以暧昧的态度止步于暧昧的成果。
从日本学者眼中看中国明清时期的风俗与历史,读来别有一番情境。
最喜欢“风俗”、名片、老爷与相公的称谓、暴力与正义和“所有”比较这几篇。岸本美绪将历史研究置于日常生活中的感觉、惊讶的延长线上,将现在的常识过去世界中的常识加以对照、相对化,揭示前贤学者的问题关心——这大概就是所谓“扩充心量之学”。她同时把“后十六世纪的共通问题”作为方法,观察各“半开放系统”在宽松并存的状态下,如何在16—18世纪应对宗教族群、社会组织、市场经济与财政三大问题形成多样性的回答,如何重组、定型,以此获得世界史的意义。进而,“人心风俗,交相环转者也”就不仅仅是明末士大夫面对社会秩序崩溃时的紧张感,同样构成了关于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社会学最基本问题的对话。名片这一微小的事物,揭示出明末人在城市化与流动性急剧扩大结成超越血缘、地域的关系时,以拟血缘组织和身份从属获得立足点的趋向。老爷与相公称呼的此消彼长,借助社会民众对官绅的定位来理解官绅在地方社会的存在方式,在我看来是由明末至清这一社会秩序的变动与定型中,“官身”、科举功名对社会的支配力越发深入,使得民众使用“老爷”这种比拟血源性身份尊卑的称呼;而相公依次由高官、民间义士到普通读书人以至风月场的不断贬值,体现的则是清代士风的内敛化、寄生性。明末对无知无学、真情无垢的庶民暴力的推崇,勾连出人类至今难以解决的“正义的暴力”为何的问题,而明末王夫之等人的反思,却将这种暴力内化为对自身更严苛的道德要求。对理想型欧洲、中国、日本和伊斯兰不同社会的“所有”之观念与实践的对照,并非以“近代”明确的个人排他所有权为前提,而是以一种软化的方式理解“各种社会都存在把所有权正当化的固有理论”。借用寺田浩明的分类,将“从个体出发以其持有份额为确定性依据的规则”和“从全体利益的观点出发分割个体相应获得份额的方法”,作为“围绕社会秩序或民事秩序的形成而运作的规范的两种极端形态”,但同时指出这一截然相反的出发点(作者称为“型”)仍然需要处理法秩序与个体的关系问题,在实定法上的组合方式极其多样化。进而指出在中国,“作为所有主体的“人”不是自我所有的个人,而是作为开放的人伦关系网的一个结点的人”,且“无论是人还是物,都必须在全体之中以正确的“分”去定位“。因此,王土王民的理念一方面“正当化了与私人所有相对的、从全体福祉乃至国家利益的观念出发的介入“;另一方面“通过将民间的私人土地所有权相对化,也反过来支撑着土地使用权的多样的、流畅的流通”。对内藤湖南与三浦周行在辛亥之际东洋史与日本史研究中“自治”与“动乱”的书写,不仅仅是对学术史的回顾,还非常感觉化的揭示出其背后“从动乱期到统一秩序形成的过程,内部集结力的连续性问题,与从斗争集团的集结到统一的、永久存续的秩序形成之间的质的转换问题”。作者前后两次引用增渊龙夫指出的中国历史学家的特点,即“在历史当中发现当代的现实,用历史来确认现在的问题——历史与现实之间有这种精神性的交流作用,通过这种交流作用他们才能够自觉一贯历史而持续的主体力量——就是说,支撑历史与现实,同时对抗历史与现实的主体力量”,我想关于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尤其是从过去与现在的对话这一历史化、相对化的进程中形成主体性,确实是点出了中国史家的本质特征,如司马迁在伯夷叔齐列传后的长串议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或许岸本美绪自己也是在一面吸收又一面将之相对化的过程中展开自己的研究的。
这本很有意思啊,岸本老师选取的切片和理解角度都如此不同,她甚至用不少的篇幅对学术概念/观念等进行讨论,这种把日本的学术风格带入到中国史研究中的方法,应该也是使得此书呈现出有趣面貌的原因之一。第二部风俗相关的几篇特别好,虽然很多选取典故的原籍并未读过,就读过的《儒林外史》也完全没有意识到岸本老师提出的点(所以我才是菜),而且也是之前还不多的明清史涉猎中未能采集到的。第三、五部也很喜欢,部分讨论甚至有点思辨的哲学意味。
夹夹杂杂一大本,从管见一些明清风俗事例,去了解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和趋势,并和日本历史做比较,推及世界。在面对十六世纪共通问题的时候,西方、日本以及中国各不相同的走向。 开篇先从理论角度说了下历史时代划分的方法,也没有认定哪种划分法是绝对正确的。但笔者比较推崇的是“近世”的划分,这也引出了明清这两朝属于中国近世研究的范畴。 虽说研究的是风俗,但风俗代表的是个体内在形成的一些信条和围绕着这些信条而产生的行事方式,这些内在的风俗表现和外在而成的法律法规做对比,而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到当时的政治民生环境。比如名片(谒、刺)体现了人文交际的变化,后面还谈到“相公‘和”老爷“的称谓。从”中国“一词在兵部礼部等文章中的抬写,来试图推断明后段可能由于和世界的交流产生过一些国家意识,但不能很明确的下论断,并且在清朝时期便无影踪了。中国的理念一直以来都是”天下“、”王土王民“。 这些风俗轶事都是以比较有趣的方式了解明清的历史情况,接下来的话题就比较沉重有深度。暴力与统治,人民的暴力,为了巩固权力产生的暴力。在社会动荡时期,官僚士大夫对于自身价值和信条的暴力,明清交替期间,千万人因这些暴力而丧生(相当于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对于“后十六世纪的共通问题”,这是一个秩序重建的时代,关乎三个方面:宗教与族群、全球化的商业经济、一元性还是多元性的政治体制。但中国并没有经历西方世界那种既存秩序的崩坏,产生急速的生产力和社会变革,反而在康熙、雍正、乾隆到达了清王朝秩序的巅峰,土地贸易政策也相对自由。而同时期日本则进入一个比较封闭的时期,主张民族的“纯血主义“,禁止土地买卖,抑制流动。 这里说到了明清时期的土地所有权,上级所有权(王土王民论)和私人所有权的关系,全体福祉和个人利益的平衡,个人利益不能造成社会问题。同样关于司法判罚案例的讨论,中国还是一个情、理、法结合裁判的国家。作者将三个因素定义为:礼教、契约和生存。在民事审判中以这三者间的衡平为原则。 最后的一章,作者对历史观做了哲学性的讨论,谈了reality和actuality。世界不是二分法可以定义的,很多事情时模糊的,更应该是灰度的,浓淡的,而我们去定义历史,其实往往是在定义我们自己。 回到本书的标题:风俗,其实本书是作者各个研究文章的一个集子。习俗、伦理、价值观,对于当时历史研究的意义,可以拓宽对于历史的理解,试图站在当时民众的立场上,取得一种”内面的理解“。 以上如有误读之处欢迎指正。
明朝郑和下西洋后,胡椒苏木这些“洋货”顺着商船涌进中国。苏州有个叫王婆的杂货铺老板,把胡椒装在小纸包里卖,老百姓买回去撒在汤里,说“这是从‘西洋’来的香东西”。可没人知道,这些胡椒不仅是调料,还是明朝给官员发的“工资”,连朝堂的钱袋子,都绑在了海上贸易的线上。 清朝入关后,满族女子穿的“旗装”慢慢变了样,江南的绣娘给它加了汉式的盘扣,广州的裁缝又照着洋人的裙子,把下摆改得更修身,到了晚清,旗装成了“旗袍”,既有满族的窄袖,又有汉族的刺绣,还掺了洋装的剪裁。有个旗人小姐穿着新旗袍逛十三行,连英国商人都夸“这衣服比伦敦的裙子好看”。 明清的景德镇瓷瓶,画上西洋的花纹,顺着商船卖到欧洲。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专门建了个房间放中国瓷瓶,连吃饭都用中国瓷碗。可景德镇的窑工们不知道“洋人的国王喜欢这个”,只知道“画这种花纹能多挣两文钱”小小的瓷瓶,一头连着中国的窑火,一头连着欧洲的宫廷,成了世界的“纽带”。 清朝的北京庙会上,常有传教士表演“洋戏法”。老百姓围着看新鲜,传教士就趁机递上画着圣母的小册子。有个叫李二的小贩,看完戏法拿了小册子,回家却只把它当“包糖纸”传教士想传的教,最后成了百姓生活里的“小玩意儿”,风俗的力量,比宗教还强。
非常专业的历史书籍,让我这个只有高中历史水平的菜鸟读起来有点吃力。曾经我并不理解为什么要读外国学者写的中国历史,想当然认为中国历史当然我们中国人写的最直接,但读完这本才明白,可能中国人自己写的历史是在一个屋子里对所有东西事无巨细,但外国人则可以让你知道你的屋子位于哪里。“名片”和“相公,老爷称呼”两章确实认我大开眼界,拜读这本书的同时,刚好在读《红楼梦》的实体书,恰恰让我明白了《红楼梦》里所谓的“帖子”,和一些称呼背后的含义。而以古观今,今天人们在交际时也不过是自贬身份,另一种“小生”“晚生”,抬高别人,另一种“老爷”“相公”罢了。看来,单从秩序角度看,社会流动的加强,人际交往的必要,带给人们的不安全感,此时与彼时恐怕并无二致
太阁检地与明朝首辅张居正执政时代的丈量几乎同时进行,均是在16世纪末进行的大规模土地调查。但是,太阁检地的目标是排除地主、土豪等中间层的榨取,确定直接生产者的农民为土地保有者(耕作者)。与之相对,张居正的丈量,其重点毋宁说是应对正在急速发展的地主式的土地所有状况,确定地主即土地所有者(租税、徭役负担者)
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没看懂讲什么,略过。关于近世,摆脱了大航海以来的欧洲中心论,将明清放诸全球化的视野来对待,平心而论是东亚史者的风范。“名片”、“老爷”、“抬头”、“礼教、契约、生存”等章节都很精彩,共性是晚明至清初之际,人和人之间在不同人际关系中的互动中,呈现的阶层关系和伦理约束,很见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