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

4.5星：宋辽两个军事大国保持和平100年，世界史罕见 01 — 看了《导言》，写的比较细，基本是全书内容的缩写。根据《导言》判断，全书有不少新意，从更多的历史细节还原北宋政治。根据《导言》概括书中重要内容：1：宋神宗征西夏屡次惨败拒不认输，是一种病态心理；2：宋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后来神宗准备对辽示弱、变法派守旧派都反对，神宗干脆把王安石罢相；3：高太后被言官裹挟，对宰执支持不够，致使元祐年间党争加剧；4：王安石的反对派李焘在史书中未抹黑王安石，基本如实记录。根据《导言》部分评价4.5星，不错。暂时没时间读完了，留待以后。读完后写完整书评。以下是《导言》部分的内容摘抄： 02 — 导言两个大国在军事上的均势维持了一百多年，这不奇怪。但这一百余年居然都在和平中度过，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算在世界历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极为罕见。更常见的均势状态，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西夏的崛起就是一个几乎打破平衡的意外。虽然经过激烈的震荡，澶渊体制最终大体回归原状，但北宋中后期历史却被深刻改变了吕夷简们大概认为，西夏崛起对契丹王朝也是威胁，压制西夏对契丹本身也有利，更何况宋方还给钱，何乐而不为？而对宋朝而言，增加岁币势不可免，能通过新增岁币让辽朝替宋方解决大问题，钱也就不算白花。从西夏叛宋、庆历增币到辽夏战争，虽然险象环生，如履薄冰，但最终宋人发现，经过一番激烈的震荡，宋辽关系终于还是有惊无险地大体回归澶渊体制。仁宗庆历年间的这番纠葛虽然无疾而终，却给宋人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心理创伤。澶渊之盟后举国欢欣鼓舞、讴歌天下太平的气氛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刻骨的危机感——有识之士终于明白，金钱买来的和平并不可靠。神宗的新构想，是出动五路大军讨伐西夏，意图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西夏问题。可迎接他的却是惨败。赵顼在这场亲自策划的大战役中表现出的近乎无知的轻敌和狂躁，让人瞠目结舌。他对西夏不可理喻的自大、牢不可破的幻觉，恐怕是一种心理病态。他与王安石之间长期尊卑关系的倒转，恐怕也是一种心理病态。这是位极度自大，但在内心深处，隐藏着会在强人（包括真正的强者王安石，和并没有想象中强大的契丹）面前瑟瑟发抖的自卑的君主。也许，极度自大恰恰是极度自卑的另一面。晚近方诚峰刊布大作《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下称“方著”），对元祐政治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方著展现出了罕见的理论素养与思辨能力，是近年来少见的佳构。以往对元祐政治生态恶化的解释，大多强调司马光的激进。但司马光的影响力可能被夸大了，真正对元祐政治造成致命伤害的，是沉寂多年后重新崛起的言官。而真正能制约狂飙突进的台谏势力的唯一力量高太后，却因为对权力的极度敏感和不自信，未能给予宰执中的持重者以足够支持，被言官裹挟，使党争不断扩大、内卷化。随着党争蔓延，小人大有“用武之地”，元祐后期的言路充斥着善于察言观色的投机分子。同样因为贪恋权势，太后还犯下了另一个更加不可饶恕的错误——紧握权力，不愿还政哲宗，直到死神降临，才不得不撒手。这使元祐年间的哲宗经历了极大的心理创伤，因此对元祐政治恨之入骨。从南宋初年开始，在主流认识中，王安石被彻底否定，成了祸国殃民之徒，直到清末梁启超为他翻案。虽然在今天的学界，关于王安石还有很大争议，至少相当多学者尝试全面肯定王安石。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主要依赖的恰恰是李焘的忠实记录。尽管王安石有幸成了神宗的师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信任和尊崇，最终却仅仅因为对辽政策上的分歧，不得不永远离开政治舞台——虽然问题出在神宗那令人叹息的扭曲心灵，但这至少说明，他对这位贵为天子的学生缺乏真正的了解。王安石从来没有尝试过去理解他人。在王船山看来，两宋最有社稷之臣风范的，是韩琦以及本书讨论时段之外的李沆。对李沆、韩琦如此推崇，恐怕绝无仅有，到底该如何理解？笔者早已年过不惑，相信余生会在很大程度上献给船山。敬请期待！

看到他说“没有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两百年后女真南下灭亡北宋，三百年后蒙古继续女真的脚步南下灭亡南宋，都可能不会发生”的时候就想弃了，我忍了，想着再看看也许还有别的优点 又看到说“澶州之战中，颇有英气的真宗御驾亲征……” 谬论，主观意识太强，感觉像在看小说

作者行文中有强烈的脱离史料的「时事评论」口气，对于一本专著而言是有害的，而其对于王安石与神宗关系的揶揄揣测也给读者强烈的主观主义，风格对于面对大众还是专业研究者摇摆不定的当代历史作家还是非常困难的选择。

《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本书分了三块内容：后澶渊时代，即仁宗朝的庆历增币及对外关系；神宗朝的熙宁变法及王安石、神宗为人；哲宗朝的元祐更化，以及两次变法造成的党争局面，进而对宋朝造成的内部撕裂。按篇幅比重，本书着重于北宋一朝的后半程。如下细说。 第一编　后澶渊时代：太平幻梦及其破灭 此一章节，作者把重心放在了“庆历增币”这一标志性的事件上，历来看宋史相关，大家也知道“澶渊之盟”虽则不大长志气，但实则给宋朝换来了120年的太平盛世，发展经济、以富国力，是个好事。 另一方面辽也在在发展。契丹这个民族比后面的金强，它占了汉地之后没霍霍，搞了两套班子来统御制下，其中汉地就有汉人的领导班子来管辖和治理。往小里说是，当时的汉人没遭罪；往大里说，这一阶段的民族融合问题与往相比，几乎没有遭受强烈的阵痛就平缓的完成了，为自宋以降，中国再无割裂政权打下好的基础。 总之，这120年是宋辽两国的治平之年。 继而，依作者言：宋人的“太平”论调终于在庆历年间消失。庆历增币堪称北宋政治史的分水岭。 在这一部分，作者主要分析了西夏叛乱引发的，宋向辽国求助——即希望辽国来主持所谓公道，这一由吕夷简主导的“以夷制夷”之策，将宋置于尴尬、无用之地，也是这一举措引发了辽国要求“庆历增币”。以及整个“庆历增币”过程中，宋辽西夏三方的博弈和结局。 梳理完这一时期，作者做如下结论：宋人对庆历增币的反思，大体上奠定了此后宋朝处理三国关系的基本思路。不仅如此，庆历增币也粉碎了澶渊之盟给宋人带来的“太平”幻象。 也正是这一“安享太平”的幻象破灭，才引发了神宗朝的“熙宁变法。” 第二部分开篇作者一段评语，“王安石的个性，深深影响了宋代历史，为学界熟知；而同样深刻塑造宋代历史的神宗的个性，以及它影响历史的独特方式，却在很大程度上被王安石的光芒遮盖，没能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此句，深以为之。 自从毛主席一语定乾坤——“王安石是个伟大的改革家”之后，神宗朝的这段历史往往被称为“王安石变法”，这种将神宗隐去的称法有失公允。 同样，作者用了相当之多的篇幅来构画王安石的刚愎自用与对君态度上的大不敬，不是说此等情况不存在，而是说再没有同等比重列出荆公之功时，只列其之劣，也有失偏颇。 尽管君臣相得没有善终，但神宗也说过：“群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 本书第二部分的主要观点是：在以往君臣变法后期理念分歧说和君权、相权冲突说的基础上，本文作者认为“对辽策略上的根本分歧，可能才是王安石二度罢相并不再复出的根本原因。” 整个第二部分就是围绕此观点展开的，关于熙河之役、灵州之战与永乐城之战及神宗独断专行、不战而屈割河东予辽的相关细节。 关于此篇中“王安石二度罢相的根本原因”我持保留意见，但作者有句话说的极好，“（宋神宗）这位赵匡胤之外最具英气和才能的宋朝皇帝，内心一角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浓重阴影。”神宗对西夏的盲目自信和对辽的盲目自卑，这种面对环伺之敌时截然不同的态度赋予神宗本人更加未知、矛盾的色彩。 书中的最后一部分，是讲述后神宗时代的朝局更迭。 哲宗朝是神宗时代的延续，包括元丰新法是哲宗对父亲政治遗产的维护以及神宗时代出现的朋党局面也无可避免的延续到了哲宗朝，乃至破裂愈深、遗毒愈广。 关于朋党之争及引发朋党之争的“熙宁变法”的破坏，赵冬梅老师曾在《大宋之变》中从宏观视角评述（大意如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二人在变法中的“君权、相权凌驾于朝廷法度之上”，即君权和相权的独尊，打破了有宋以来士大夫和君共治天下的政治平衡，而这种“平衡”曾是封建帝制最优、最巅峰的治天下模式。 而本书作者从微观层面，具体以司马光为出发点作如是言：纵观《体要疏》，司马光反复强调的，正是神宗的失误导致“等级、权责分明”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坏。（熙宁变法）对上下有序、各司其职的政治体制的正常运作构成了极大破坏。 另外，作者在本书中驳了此前曾有的一种观点：如果不是“接触新法最少、反对新法最力”的“少数派”高太后和司马光掌握了政治主导权，“对新法作有限更张就能达成众人皆可接受的结果，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就有弥合的可能”。 就我个人，对此观点深以为然。一个坚持废法，没有转圜余地的司马光，加一个对新党穷追猛打、搞“异论相搅”的高太后，此二人将确有可能弥合的朋党之争局面彻底毁掉，随之毁掉的也是北宋晚期无可掉头的末路。 哲宗短短23年就去了。接着，那个轻佻、不可君天下的端王上位了。 看，北宋的丧钟敲响了。

精细的考证，平允的分析，流畅的文笔。 辽事对北宋政治的深刻影响，特别通过神宗自大于夏又自卑于辽的心理展开——从吕夷简、晏殊等人对庆历增币的举止失措，可知这种心理并非只呈现于神宗一人。 对党争的分析亦好，于王安石事，也不免受自己的立场影响，还没有李焘那种真正的允当。 对历史人物心理的分析，需要透过种种言论和举措来观察——很像姚念慈老师的路数。

【今日读书】《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 【读书时间】4小时 【背景介绍】澶渊之盟后的百年和平，只是宋辽双方政策制定者有时正确、有时错误的决策导致的偶然结果。西夏叛宋、庆历增币与辽夏战争，惊破了宋人的太平幻梦，使其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心理创伤。被认为赵匡胤之后最具英才的神宗皇帝，内心一角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浓重阴影，不顾元老重臣集体反对，一意支持性格偏激的王安石推行变法。这场大变革，完全改变了北宋历史，从此愈演愈烈的党争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成了宋朝最可怕的内忧，直到女真南下，汴梁陷落，北宋灭亡。党争以外患始，又以外患终……本书讲述的，是一些彼此勾连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没有超越个人的历史必然性，有的只是特定人物在特定历史时刻，对特定问题做出的特定回应，以及相应产生的特定历史后果。 【今日感悟】 如此浮躁的当今社会，励志学、成功学、致富指南遍地都是，但是像这样纯粹的历史研究，却越来越稀有了。我本身不是什么历史专业的人，也只是俗人一枚，也会看各种的快餐书籍，只是，偶尔一个人静的时候，也想着静静心，于是便拿起了这本书。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于檀渊之盟以及宋朝时候的地理版图都不是特别清晰，读完了之后，我发现原来那个年代也是三分天下，最大的是辽，其次是宋，然后是夏。而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都在百度资料，特别是对照时间来说，所以这篇日记，我想用时间轴的顺序，罗列下我记录下的内容： 907年：唐灭亡 907—960：五代十国 （1）1936：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多么让人痛苦的一件事情） 960年：宋朝建立 927-976年：赵匡胤 977-997年：赵太宗 998-1022年：宋真宗 （2）1005年：檀渊之盟（之后的十年狂欢、天书封祀） 1）并非屈辱，“辱而不屈”； 2）内容：澶渊之盟的内容，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宋辽皇帝兄弟相称，两国遵循严格的平等礼仪进行交往。其二，宋朝每年交付辽方二十万匹绢和十万两白银，作为契丹放弃“关南”领土的补偿。 3）交付模式：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因为双方遵循严格的对等原则，宋朝只负责将岁币搬运到边境雄州（宋辽河北边境最重要的城邑，今河北雄县），由辽方自己来取。也就是说，至少在形式上，岁币的交纳并没有以弱事强的谄媚味道。 1023-1063年：宋仁宗 （1）1041-1048年间：庆历增币（耻辱做实） （2）1049年：辽夏战争、宋夏议和 1064-1067年：宋英宗 1068-1085年：宋神宗 （1）王安石变法 1086年-1160年：宋哲宗 【摘抄】 作者不应当在表明自己的立场上过于拘谨，在是非善恶面前，不可能无动于衷。公正的真正要求，是不隐瞒任何在作者看来不利于他的观点的事实。 历史的好处在于方法、真相和选择记录最能让读者受益的行为。 “顽固是感情上的毛病。这种固执己见，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毛病，产生于一种特殊的自私心。有这种自私心的人最大的乐趣就在于用自己的精神活动支配自己和别人。”

作者是不是跟王安石有什么深仇大恨啊？这么黑他。表面上是在讲述北宋政治，实际一直围绕着新旧党争在讲述，核心只有一点，那就是批判王安石。用几个断章取义的片段，就全盘否定王荆公的光辉人格与历史贡献，虽为一家之言和个人看法，但恐怕仍会对某些读者造成认知困扰

可读性强，比较轻松，但笔者疑似神宗嬷嬷，很喜欢心理破析和跨时代诊断，文风主观性略强

笑死我了这作者恨王安石恨得要死了 在大量心证里发现了少量史实 写神宗王安石王韶关系那里自己笑没笑？

一本关注人物性格，特别是决策层个性的历史书，决策者的性格究竟会多大程度上影响政策走向，其结果往往在人意料之外。 进入宋夏战争泥潭的仁宗君臣，试图通过辽国稳住李元昊，因而于庆历年间增加给辽的钱帛，给予方式也由澶渊盟约中的“助”改为有明显下对上意味的“纳”。 澶渊之盟并非城下之盟，对宋而言其实并不屈辱，相反，还得到宋人的一致好评。但庆历增币却让宋人感受到了真.正的屈辱。而感受Z深切的，就是抱着必死信念往辽谈判的富弼。 当时盟约复定后，朝廷要升他的官，富弼坚决拒绝，他对仁宗是这么说的： 以增加岁币的方式妥协，并非我本意（本意是绝.不退让，抗争到底），但现在国家需要集中力量对付西夏，不能两面树敌，只能让步。这样的结果能算什么功劳，哪有脸面接受提拔！希望陛下整军备战，“无忘国耻”！坐薪尝胆！ 庆历增币本是宋廷打破澶渊之盟平等体制的一记昏招，但老天爷跟契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辽兴宗Z初设想联合西夏，两路夹击，迫使宋朝割让利益，成就辽国独尊地位。 没想到刚拉开架势，还未动手，宋人就服了软。为专心对夏，宋的妥协情有可原。但决策者主动寻求契丹援助，将无能彻.底暴露在辽国面前，使澶渊平等体制岌岌可危，这真是老天爷赐予契丹的罕见礼物。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份意料之外的礼物让辽廷头脑发热，没能把握住难得的机会。面对大好形势太过激动，利令智昏，居然兴兵伐夏，Z后惨败而归，一步臭棋与宋廷的昏招扯平了。 从西夏叛宋、庆历增币、辽夏战争到宋夏和议的Z终达成，虽险象环生，但宋人除了付出四十五万五千岁币，Z终有惊无险，三国格局还是大体回归到原有框架。有学者认为庆历增币是北宋政治风气的分水岭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