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追求与文化关怀：布迪厄的文化理论研究

在常识中，我们往往下意识地认同人文主义的经典“文化观”，即文化更多指向属于人类文明伟大传统的杰出思想和经典，具有普遍而恒久的魅力；或者再扩大为一种“文献式”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性作品的整体。雷蒙·威廉斯在以上两种文化定义之外，还提出了一种“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这是文化的“社会”定义。第三种文化观除了具备前两种文化观的批评方法外，还拥有更丰富的分析层面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维度，更能满足观察社会象征空间和社会生活空间之间的联系、权力运作的愿望。布迪厄的文化观接近第三种文化观，他认为文化“关系性”地存在于“象征性位置空间”与“社会位置空间”的结构同源（homology）中。因此，文化和社会等级、仪式制度、机构设置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须臾不离。“文化资本”概念超越了对文化的狭隘理解，将文化带到充斥日常生活内容的社会空间中，从大写文化到复数的小写文化，文化被祛除了人文主义赋予的“非功利”的神圣光环，走下被膜拜的神坛，成为和衣食住行一样与社会地位、阶级、社会再生产密切相关的因素。…资本主义正统经济学理论把文化视为超功利和无目的的领域，从而遮蔽统治阶级通过物质型和非物质型资本之间的相互转化，来巩固他们垄断有价值资源的事实。…经济资本是最为根本的资源形式，文化资本则是以转换后的形式存在，需要得到学校、教育制度、权威机构承认方能生效。布迪厄在《教育、文化和社会再生产》《国家精英》等书中揭示了教育和官僚体制合谋，分析了法国学校如何培养、塑造精英群体，从而使他们直达支配体制的核心。韦伯曾经研究教会在封建社会里，如何使地主对土地、财富、赠品的控制合法化为神授权利的状况。新兴的尚武阶级也懂得若要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就非得获取教会权威的支持、封圣。布迪厄进一步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分化社会中，学校全面接管教会为社会分工提供正当性。学校颁发的文凭、学历都有助于社会空间的建构。文凭一词“credential”源自“credentialis”，即赋予权威、给予神圣性，授予文凭早已成为现代教育体制中的制度性仪式。文凭赋予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行动者某种资格和信誉。至于名牌高校的毕业生握有的烫金文凭，更是他们获得显赫社会地位的直接保证。…约翰·吉罗里（John Guillory）在以“文化资本”为名，讨论“文学经典形成问题”的书中，借用和细化了布迪厄的概念。吉罗里认为，关于经典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作者的性别、种族、阶级特征，但对更大的阶级问题的关注却长期缺席。引入文化资本概念，也是引入一种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分析思路。文化资本使我们可以从发生社会学视角思考经典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可以在经济因素之外联系社会阶级或阶层的文化实践，联系不同群体的趣味和风格类型等更丰富的社会因素。如果说文学经典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的话，吉罗里看到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在钦定经典时所具有的社会再生产的符号暴力。吉罗里在学校和文学经典系统之间建立起精致的文化社会学分析，从而为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方案。…布迪厄认为教育是统治权力的合伙人，而不是社会变革的同盟军。其实，布迪厄本人就是一个贫寒子弟在教育体制内部获得成功的典范，而法国思想界的大师如萨特、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都是站在体制内部反对体制的健将，布迪厄思想的决定论特点，使他低估或忽略了内在反抗的力量和可能性，以及再生产和反再生产的复杂性。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对选拔人才、推动社会内部的人员流动功不可没，教育有再生产统治秩序的可能，同时也有促进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的功能。…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及其再产生的揭示，触碰到教育进步论者无法洞察的问题，后者只是将教育视为个体自由和解放的利器，但无法看到教育对于社会分类的潜在暴力。但布迪厄过于依赖经济、阶级地位对于习性的规定性，行动者除了下意识执行习性所镶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外难有出路。即使来自同一阶级的学生，最后获得的学业成果、社会地位仍然大有不同，布迪厄的解释在习性作为强调集体表征时，忽视了个体行动者的自觉意识和反思能力，换句话说，他们既可能是文化再生产的执行者，也可能成为文化的生产者。—张意《知识追求与文化关怀：布迪厄的文化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