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研究

最近因为中mei贸易zhan的原因，一直在学习或思考“产业升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jingji问题，有很多心得与体悟，虽然很复杂也很关注guojia、个人、或后dai的命运和未来，但生活终归是简单的快乐、纯粹、粗茶淡饭与平静，因为读书或思考，精神是富足与丰盈的，这就足够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笔记摘抄： 1）相比“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新近提出的概念，经济学中更为历史悠久的“陷阱”是“马尔萨斯陷阱”​。200多年前，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出，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因此，在农业社会，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粮食紧缺和人地矛盾。多增加的人口将以瘟疫、战争和饥荒等方式被消灭掉，最终人口将下降到与生存资源的生产水平相适应的数量。以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观点，在农业社会，作为资本的土地资源固定不变，产出的增加仅仅依靠劳动力的投入增加，但由于劳动的边际产量递减，劳动力的增加对总产出的增益会逐渐减少，这会导致人均产出逐步下降，最终人均产出减少到不能满足基本生活必需的时候，人口的上升将受到抑制，瘟疫、战争和饥荒就会爆发，此后，当人口消减到人地比足够低时，新一轮的经济繁荣期开启，由此周而复始。​“马尔萨斯陷阱”描述的正是农业社会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2）“马尔萨斯陷阱”带来的治乱循环最终在“大分流”开启后，被西欧首先打破。一方面，广袤的美洲殖民地的出现，为西欧提供了巨量的土地资本供给；另一方面，工业革命通过将蕴含技术创新成果的机器设备引入生产中，从而打破了土地资本固定的前提。从此资本数量可以通过储蓄和投资不断增加，随着技术创新和资本的积累，劳动不再受制于边际报酬递减，​“马尔萨斯陷阱”随之被跨越，至此世界农业国先后开启了工业化之旅。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就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跨越“马尔萨斯陷阱”或“贫困陷阱”​。 3）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通过引进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先进技术，采用技术模仿和吸收战略，众多低收入经济体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升级，成功跨越了“马尔萨斯陷阱”​，从低收入阶段迈入中等收入阶段。然而，这其中还能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升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在101个样本经济体中仅有13个，超过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Agenor，Canuto and Jelenic，2012）​。这一现象的成因被归为这些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投资又面临严重的边际报酬递减。但那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又是如何摆脱劳动力成本高企和投资边际报酬递减的呢？ 4）实际上，无论是低收入经济体面临的“马尔萨斯陷阱”或“贫困陷阱”​，还是中等收入经济体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是高收入经济体目前面临的“长期停滞”或“高收入陷阱”​，所有一切增长陷阱的跨越方法都在于如何激发技术创新，并将技术创新的成果商业化，形成具备更高劳动生产率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将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投入其中，以克服劳动或投资边际报酬递减。“马尔萨斯陷阱”的根本成因在于：在农业资本—土地的数量固定的前提下，劳动力不断增加投入必然引发边际报酬递减。工业革命引入的机械化生产和化肥等新科技大幅提高了农业自身的生产率，并将农业劳动力转移至生产率更高的工业，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破解了“马尔萨斯陷阱”​。 5）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成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制造业后，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投资于中低端制造业的资本边际报酬最终会出现递减，而且中低端制造业竞争性强，无法形成足够的市场势力，利润微薄且易于被竞争者替代。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大力促进技术创新，特别是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将积累的资本投向具有垄断势力、利润和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完成产业升级。并通过发展文教卫部门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以满足高端产业的需求，缓解劳动力数量下降带来的边际报酬递减。 6）高收入陷阱”的根本成因在于：发达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停滞不前，从而未能将技术前沿进一步向前推进；或是虽然基础科学研究取得进展，但科研成果短时间内还难以大规模商业化和产业化，形成可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与此同时，现有的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趋于饱和，且受到来自新晋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竞争，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能力下降。因此，投资于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资本边际报酬最终也出现递减，同时本已较高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也难以进一步提高。因此，跨越“高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通过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拓展技术前沿，并加快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以向具有更高生产率和垄断利润的高新产业升级。综上所述，无论是“马尔萨斯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或是“高收入陷阱”​，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是跨越一切增长陷阱的关键所在。因此，本书将聚焦于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这一视角，深入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理和跨越路径。 7）本书聚焦于以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视角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理与跨越路径。全书共分六章，研究思路如下。第一章是总论，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思路和内容、方法和创新点。第二章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定量识别，并在总体上对“中等收入陷阱”各类成因的假说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成因是技术创新不足与产业升级乏力。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从收入差距和自主创新，产业转型和消费升级两个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理进行了深入解析。第五章和第六章则分别从技术创新视角下制造业创新升级和服务业创新升级两个部分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路径进行了全面探索。本书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目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参考。 8）除第一章是总论以外，其余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二章利用“增长塌陷”的识别方法，对世界119个经济体61年来的“增长陷阱”进行了定量识别，从统计角度证明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客观存在。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识别方法进行了评估和修正，并识别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发经济体及其陷入陷阱的持续时间。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重要结论：一是“中等收入陷阱”在两个不同阶段具有各自的风险特征：​“下中等收入陷阱”与“低收入陷阱”的成因相似，当人均GDP在2706美元时其触发概率最大，此后逐渐下降；​“上中等收入陷阱”与“高收入陷阱”的成因类似，但就后发经济体的统计数据来看，其触发的风险在上中等收入阶段不断上升，并在15480美元时达到峰值。这一收入水平处于高收入组的下限附近。因此，即使一个经济体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在开始的5年时间里也应该继续推进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避免重新落入“上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二是“下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概率主要取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的进程，以及基础设施这些看得见的硬件状况；而“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概率则取决于收入分配、研发投入、消费升级、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这些关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软件条件。因此，尽管中国在下中等收入阶段表现优异，超越了“亚洲四小龙”的同期表现，但上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更强调创新驱动下的高质量发展，而不是经济增速本身。这就需要在技术创新的“需求拉动”因素方面，更加注重当前收入水平下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推动消费结构向知识消费升级，大力发展文教卫等关乎民生的公共服务业。而在技术创新的“技术推动”因素方面，应更加注重通过教育改革提升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加大政府与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此促进制造业的高端化；加强高技术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以此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向创新转变。第三章聚焦于收入分配和自主创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机理和现实路径构建了一个连续收入分布和创新不确定环境下企业自主创新的数理模型，发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消费者收入水平与收入差距的不同组合会对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对于内资企业而言，当其所在经济体处于低收入阶段时，不论收入差距如何，收入水平的提升均会对自主创新起到促进作用；但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如果收入差距未能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缩小，则内资企业自主创新会受到一定的抑制。这一微观机制会导致贫富分化严重的后发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阶段后，无法顺利转型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此时，由于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导致的要素价格上涨，还会促使外资企业逐渐撤离该经济体，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内资企业若无法及时担起驱动经济增长的重任，将会使得该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直观地描绘了收入水平与收入差距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收入差距不能有效缩小，则“中等收入陷阱”将必然出现。在此条件下，即使提高研发效率和产品质量上限也无法使得经济增长摆脱陷入停滞的结局。但如果一个经济体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能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则可以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章还使用中国的面板数据，验证了之前模型推导的结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并不一定能自动带来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若要提高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议采取如下的政策：首先，政府应全面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其次，由于中国基尼系数偏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政府还应通过提升城镇化水平来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增强农村居民对自主品牌产品的需求，促进内资企业在外资企业缺乏优势的农村和小城镇，进行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技术创新。最后，政府还应当更加重视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建设，以此促进研发效率的提高。 9）第四章聚焦于产业结构转型和消费结构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机理和现实路径。首先通过LOWESS拟合与典型事实的对比分析，发现拉美型“中等收入陷阱”的统计特征在于低效率的消费性服务业对高效率生产性服务业的替代；而东南亚型“中等收入陷阱”的统计特征在于文化、教育、卫生等知识消费比重呈现长期下降趋势。在此典型事实的基础上，本章提出了一个包含制造业、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文教卫部门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其中蕴含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循环反馈机制，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互动融合机制，知识消费的效率补偿机制，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的价格传导机制，揭示出转型视角下，产业结构转型、消费结构升级与“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内在机理。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对上述机制进行了验证，阐明了拉美经济体和东南亚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同机理，并对比分析了中国跨越陷阱时可能存在的风险点。还通过对一般均衡模型的数值模拟，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在不同政策组合的边界条件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10）本章的重要观点有如下三点：第一，从产业结构转型和消费升级的视角来看，​“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逻辑是：当经济发展接近高收入阶段，随着一个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的继续提高，消费者通过中低端制造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完全满足其衣食住行上的基本消费需求后，开始追求更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但受制于文化、教育、卫生体系未能积累起足够的高层次人力资本，国内的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有效供给继续满足消费者的消费升级过程。从总量上看，这会导致经济缺乏新的消费增长点，增长乏力；与此同时，能为国民带来更高收入的高端产业的缺失，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制约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从而造成恶性循环。从结构上看，这一循环既催生了中低收入的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又造成了高收入的新兴产业产能不足，从而形成结构性失业，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为应对贫富悬殊问题，拉美经济体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催化下，又实行了不切实际的福利赶超，进而导致了财政赤字、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最终使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11）因此，中等收入阶段的产业结构转型与消费结构升级问题正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着力点所在。第二，通过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测度与实证分析，发现：​（1）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独有优势在于文教卫部门良好的效率提升效应，高层次人力资本优异的长期增长潜力，以及知识消费良好的效率补偿机制。​（2）拉美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和文教卫部门规模萎缩，使得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消费性服务业的过度扩张，从而导致“成本病”​。​（3）亚洲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文教卫部门的效率提升不足，以及知识消费的效率补偿机制存在问题。​（4）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主要风险点在于文教卫部门的效率提升不足导致人力资本积累的循环反馈机制存在失效的风险，此外，知识消费的效率补偿机制也有较大的改善空间。第三，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发现，如果通过恰当的政策推动，使人力资本积累循环反馈机制的有效性提升20%，能使得10年后的人力资本积累率提升21%，并使得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在政策实施后的第6年从原有的“L形”转变为“U形”​。如果在此基础上还能采用政策组合进一步将知识消费效率补偿机制的有效性也提升20%，则人力资本积累率在10年后将提升35%。这与仅仅针对文教卫部门效率提升的单一政策相比，将使经济长期增长提前1年时间完成探底复苏过程。 12）第五章聚焦于产品空间选择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如何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路径。首先运用大数据可视化分析的方法，对1968—2018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陷入陷阱的经济体的产品空间演化的典型事实进行了对比分析。归纳总结了产品空间视角下，如何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包含“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高收入陷阱”的经济增长模型，并使用中国1998—2013年的分行业面板数据，结合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方法探寻了推动中国制造业创新升级的各个因素的贡献率，并发现对于不同行业而言，需求推动和技术拉动所起到的作用迥然不同：行业的技术密集程度越高，需求拉动因素对制造业创新升级的影响越大；行业的技术密集程度越低，技术推动因素对制造业创新升级的影响越大。 13）这一结论的重要启示是：要想成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对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予以不同的政策导向：对于高技术制造业和中高技术制造业，除了继续投入研发资金和专业技术人员，鼓励其自主创新外，加强市场宣传和引导，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帮助企业培育有效的市场需求也同样重要。而对于低技术制造业和中低技术制造业，政府则应该制定更为严格的产业转型升级规划，借助政策外力，用“看得见的手”推动企业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 14）第六章聚焦于人力资本形成与服务业创新升级如何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路径。基于人力资本匹配与服务业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动态博弈，探讨在服务业已占据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由服务业“成本病”引发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该章首先通过非参数LOWESS拟合，结合“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经济体的案例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拉美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正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萎缩。与此同时，拉美经济体消费性服务业没有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支持，同样快速凋零，并引发了严重的“成本病”​。而“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是依靠其具备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人力资本，来推动服务业研发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从而克服“成本病”的。随后推导了一个包含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人力资本供给的匹配模型，揭示出人力资本与服务业研发投资的微观视角下“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机理：虽然消费性服务业的自身生产率提升有限，容易导致“成本病”​。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消费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却可以通过与高层次人力资本相匹配，来投资于企业研发活动，从而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间接提升消费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15）若员工不愿投资于人力资本或者是文教卫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效率过低，将导致高层次人力资本的缺乏。没有足够的高层次人力资本支持，将会造成企业有效研发投资不足，无法支撑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向高端转型。而制造业低端化和过早去工业化的发展趋势将引发低效服务业的蔓延和严重的“成本病”现象，从而使得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还通过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获得模型参数估计值。随后结合上述数理模型，使用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识别出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未来10年可能的变化趋势。并利用计算机仿真方法模拟了各类政策的实施效果，从而模拟出在微观的人力资本和服务业研发视角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优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微观视角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