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侯到帝国

作者将中国从夏商周到秦朝大一统的历史轨迹娓娓道来，观点新颖，论证有力，有些论述颠覆了原来的定论（如秦法对平民而言是否暴政，焚书坑儒真相如何，巨鹿之战后秦军是否被坑杀，鸿门宴的实质，项羽回江东是否能东山再起等等）。本书附章的几篇文章，同样具有可读性，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分段、冷兵器时代中国王朝更替规律、中国与欧洲历史演变的对比分析、明末资本主义为何无法发展的原因阐述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得不说这本书真是大宝藏，👍👍👍👍👍👍👍，棒极了，让我对历史又产生了新的观点！也看到了阴暗的一面，甚至和谜团，历史还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完完全全证实了胜利者可以改写历史！这就是所谓的成者为王败者寇吧！作者写的这本书简直是给了不清醒的我一记重重的耳光，所以不要读死书！要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会让自己拨开云雾见青天！这本书简直是神作，错别字太多，不过我不介意！😜读了这本书让我感觉之前看过的一些历史，就像你在吃一碗美食，突然被一个小石子硌到了牙齿一样！改天要收藏一本实体书！太棒了！

历史文脉+地理印记+分析判断=精彩纷呈

本书从上古三代讲至秦灭。从邦联到诸侯再到帝国。 本书分类应该属于历史书籍，但是本书对历史的阐述请各位读者心怀戒心。因为本书出现了很多极其低下的错误，例如周初三监之乱，认为是管，蔡和被监的武庚。其实是管，蔡，霍三监。例如认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出自项梁，其实项羽本纪是“楚南公曰”。诸如此类的小错误让我对这本书讲述的历史抱有很大的怀疑。但是本着作者抓大放小的原则，这些细枝末节恐怕并不会太在意，但是作为读者请注意分辨。 除此之外，作者主观上对汉朝似乎有较大的成见。从其对张良，司马迁，李陵的评价上都能略窥一二。我认为作者有些过于自大，历史上的人物几乎都看不上眼，除了以上列举以外，再比如对信陵君窃符救赵，仅仅是为了一己虚名的评价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当然了本书也有可取之处。首先是地缘的分析。例如秦国崛起的几次决定性扩张，秦赵长平之战，秦楚灭国之战等。另外将现在的欧洲比作战国也是很有创造性的看法。这需要很大的地缘视野。其次是政治的分析，例如秦末战争张楚政权，项楚政权的兴亡以及章邯降秦原因等，都算是比较精彩的分析。 除了内容，本书的电子排版可谓一塌糊涂，最糟心的是本书的注释完全错位，完全无法阅读。 总结：作为历史书，我认为本书基本不合格，但是当做历史评论来看，本书还是有阅读的价值。故评价3星一般。 另，对于作者，我有两条奉劝。如果想写历史请多读史书，确保自己的根基扎实。如果想写历史评论，最好囿于自己熟悉的地缘政治领域。脱离这个领域，因为历史根基的薄弱，恐怕还无法驾驭。 再另，如果读者想详细阅读秦末汉初的历史，我推荐李开元老师的三部曲秦崩，楚亡，汉兴以及他的秦谜。

经常在微信读书里看到这位作者的作品，甚至有些我光看书名就添加到了书架里，但真正开始读的是这一本。作者笔下的秦国有着自大邑商以来的“法治”传统，有赢（没写错，全书都是这个字）渠梁这样远迈唐宗宋祖的开明君主，有商鞅这样以自身作祭品的无私改革家，有去贵族化的平民社会，如果没有后来儒家的抹黑，如果没有胡亥赵高瞎搞，那简直就是理想的文艺复兴欧盟嘛！尽管我一直怀疑作者对秦国的历史主要来自电视剧《大秦帝国》（他在书里也推荐了这部剧），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挺佩服他在发烧中依然坚持抱病写作的。不是吗？没发烧？那我推荐他读读《霍光传》吧。

从地缘政治的基础出发，分析商文明的潜在影响，并深入探讨夏商周时期的变迁。 随后，书中聚焦于战国时期的法家改革和各国的军事策略，尤其是魏国、楚国和秦国的变法与战争。 通过详细分析秦国的崛起与统一六国的过程，展示了秦始皇如何通过政治与军事手段实现华夏的大一统。 书中还探讨了秦朝在统一后面临的内部挑战和外部压力，揭示了其迅速崩溃的原因。

如果你没有练习批判性思维的需要，则完全不推荐本书，根本不值得一看。抛开作者作为秦朝粉的鲜明立场，错误的推断比比皆是。比如在讨论帝辛时期甲骨出土数量大幅减少时，认为这代表了这一时期帝辛在推动去鬼神的风潮，这当中至少缺乏几个论证：祭祀必然留下甲骨；甲骨绝大多数情况只记录祭祀；甲骨的贮存没有受到商朝末年特有的社会环境所影响，比如频仍的战争。再如认为春秋战国的形势可与今日欧洲相比，欧洲内各个强权都有兼并对方的企图，这其中的滑稽程度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说有英国这种搅屎棍的存在，哪怕是拿破仑和希特勒在所谓兼并统一欧洲的过程中，同样有国家以血缘纽带或者同盟的形式存在，比如拿破仑长兄掌控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和二战中的罗马尼亚，在欧洲大陆上扫清六合，哪怕是罗马帝国也只完成了一半，和而不统才是欧陆的主题。反之，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或由数个现代国家组成的联邦来说，通畅的公路和广泛接受的货币也不需要在统一之后而出现。似乎在作者看来，政治权力的来源只可能由上而下，不可能反过来。 从第一章讲述秦朝地理环境的内容就可以看出作者对“得关陇者得天下”的肯定与自信，然而事实上天下即汉地这种观念不仅过时，而且有毒。秦朝极盛时的疆域远小于当今中国的疆域，又常常提及秦朝对中国版图的影响，那么你怎么解释现代中国对满蒙维（回）藏地甚至云南的领土所有权呢。作者另一个相当重要的观点是：中国的政治疆域与文化疆域是几乎重合的。也就是说文化上的认同会和政治上的归属划等号，那么就不难理解摩梭族的走婚会被作者视为原始，也不难理解作者对东南亚华人的生活的无视，就像乾隆的那句化外之人背后的心理一般。而这些被作者忽视的恰是中华文化的广延。 作者观点中的另一毒，无疑是认为秦朝开启了“皇权下的平民社会”，结束了“贵族社会”，并将平民从贵族的压迫中解放了出来。且不论皇帝本身就是最特殊的贵族，其权力的传承依然遵循血缘关系，直接归属皇帝管辖的平民就不被压迫了吗？吊诡的是，作者对平民的定义也不甚清晰，连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身依附关系都没有阐明，于是谈及政治体系时而君民二元，时而加入贵族变成三元体系，所以一旦民众起义反抗皇权，作者就开始千方百计证明这些民众受六国贵族唆使，或者本身就是贵族，阶级敌人和人民群众灵活转换。实际在作者的描述中读者只能看到“皇权社会”，皇帝的权力来自于暴力机器带来的刑罚或者征服，而暴力机器又由农业所供给，于是平民仅仅是依附在土地或者兵器上的机械而已。 作者对所谓法律更是有着近乎乌托邦式的崇拜，认为“法律”的严格执行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条件，因为这些“法律”是如此完美。商鞅变法以来的秦国/秦朝法律，系由某一下层贵族制定，经过皇帝的同意后实施，也就是说他人对法律并没有认受，认受的是皇帝的势，或者说是皇权，也就是其所代表的暴力，哪怕这个他人仅限贵族或者是城邦内的500人大会。同时，皇权的运转必须依赖皇帝清醒的头脑和超负荷的工作强度，这是作者承认的，他没承认的是这显然是要注定失败的。而在诸侯国时期似乎完美的法律体系，其应用范围一旦扩大到秦朝疆域的水平，就开始僵化到跟不上形势。于是皇权就在理论基础和实操上凌驾于“法律”。 总结来说，秦粉的视角，或说任何一个朝代粉的视角都必然是狭隘的。一本书有得失，一个朝代的各个政治制度亦是如此。

4.5星推荐，有小错误但是瑕不掩瑜。作者三观很正，学识渊博而多元化，思考速度比下笔速度更快。 笔记整理： 禹时代的四大姓氏族： 禹（夏-姒姓）、契（商-子姓）、稷（周-姬姓）、伯益（秦-赢姓） “姓”最初都是和贵族制度相关联。 禹时代，赢姓是禹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子姓姬姓已和禹决裂。 商： 多元化经济模式：商业+渔猎+畜牧 社会氛围自由，经济实力强大，所以饮酒文化成熟。 制定了中国最早的成文法——《汤刑》，目的是抑制贵族权力来平衡社会利益。后世战国法家的变法都是来源于商。 商纣王是中国第一个启用平民甚至奴隶做官吏的君王，因此伤害贵族利益，周武王趁机联合贵族，灭商。 春秋战国诸侯国与国君： 秦：商纣王的重要将领飞廉、恶来父子的后代被举族强行迁移到了陇西地区（华夏族和戎狄蛮族势力的结合部，要征服戎狄蛮族才能生存）。后来，秦非子凭借其极善养马的能力（军工企业资本）获得周天子赐予的五十里封地，成了秦人最终一统华夏最初的根基。周平王东迁之后，秦人因为护送周王室有功，获得整个西周故都所在的关中平原，被准建国。但秦后来经过多次血腥政变，公族内部动辄就废君弑君，国君成了强臣擅权的傀儡工具。 秦献公的手腕： ①安抚贵族人心：废除了秦国人殉（兵马俑就是从这时期开始）——当初秦穆公杀重臣陪葬，这个行为一直让贵族们心有余悸，所以秦献公需要靠这个来重新聚拢人心。 ②高明地稀释贵族权力： · 政治上，迁都栎阳，老世族的根基在旧都城雍城，迁都让他们失去了原来的政治根基。但雍城并未被废弃，而是保留了宗庙和祭祀功能。贵族们在老城仍有活动和体面，这种怀柔政策极大地缓解了反抗情绪。 · 经济上，向山东诸国的外国商人开放市场，不让贵族把持经济。 · 军事上，连续发起三次大规模河西战争，战争压力迫使贵族们不得不和国君站在一条战线上，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战时体制。通过战争，还提拔上来一批新锐官员，贵族集团的权力在不知不觉中被大大削弱。 秦孝公（秦献公之子）： 三次大战后，全国经济虚空，外交上只有强敌没有盟友，孤立无援。秦孝公主要采取以下应对手段： ①促成秦魏停战（放弃了之前秦献公收复的河西失地，作为停战条件） ②扶助贫困，赏赐将士。（作者评论：只有百姓富了，后面国家才能真正强盛，若畏难时刻急功近利，依旧搜刮民间，那最终即便不引发民变，也会是竭泽而渔。） ③重新整军，补充战损的兵器。 ④发布《求贤令》，向山东六国寻求治国理政的人才，求来了29岁的卫国公族后裔卫鞅，他把李悝所著的《法经》研究透了，后来诞生了升级版的《秦律》。秦孝公并没有一开始就让他当大良造，而是当了两年的中级官员“左庶长”。（作者评论：如果变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么整个秦廷就必然会出现极大的震荡，不但新法推行不下去，以后的改革之路也可能被彻底封死。相反，卫鞅如果只是一个左庶长，那么理论上说他这是一个正常的具体执行者，有什么冲击孝公可以替他挡着。） 商鞅变法： ①废除贵族私兵，建立新军（参考了魏国军制）。任何人都可以参军，只要立功都可以授爵。爵位不可世袭。 ②编撰户籍、什伍连坐。在过程中完成人口普查，对于秦国家底有了清晰认知。基层政权稳定下来。 ③杜绝啃老族，男子加冠（成年）之后，必须分家独立生活。如果不分家，一户承受的税就要翻番加倍。目的是为了增加社会生产、创造国家财富、减少治安成本。 ④奖励农耕，缴纳粮食达到一定数量后，可以获得爵位。增产达到一定程度还可以享受减税。（传承了秦孝公的民富等于国富理念） ⑤整肃思想，“燔诗书而明法令”，禁绝复辟思想的传播。“法官”专门为百姓解释法律。 ⑥禁止私斗，杜绝无端损失大量人口，也遏制了贵族权力（如果国民内部战斗多，老百姓会为了安全感攀附贵族） ⑦统一度量衡与物勒工名。物品的保质期必须达标，否则罚款；考核不过关的要挨罚，良品率高则能赐爵。 商鞅二次变法： ①废除夏朝就开始的井田制，从经济层面废除贵族封主在自己封地的收税权，租税只能由国家统一收缴，贵族的食邑只能从国库里按照其级别来拨付。 ②采取统一授田制：男子到加冠年龄由国府授田百亩——秦沿袭了赵简子所定的标准，以240步为一亩 ③郡县制：全国被统一划分成41个县。 ④迁都咸阳：再次削弱贵族的根基，同时扩大战略纵深。 秦王驷（秦惠文王）： 从魏国收复河西之地，并攻占魏国重要据点，由此开启统一天下的序幕。但秦王驷暂停对魏国攻占，转而先攻下了蜀国（李冰都江堰大工程就是在这之后完成），因为一旦控制长江中上游，顺江而下就是楚国境内，所以得蜀必可亡楚。 秦王政： 对礼制方案的修改只有两处：其一，“皇帝”称谓；其二，废除“谥号”制度，这一条只在秦一朝存在过，故秦朝君王只有“始皇”、“二世”这样的称谓。 (作者评论：这第二条其实非常合理：所谓“身后名”，在现实中不只是“舆论监督”，同时也是一种羁绊：君王所谋划的往往是大局、长策，如果过分看重自己死后就必须马上做出的那个评价，很可能就会出现慕虚名而不避实祸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盖棺定论”的模式，等于让掌握话语权的阶层垄断了对过去君王的做出评价的权力，所谓“舆论”监督，可谁又监督“舆论”？商之帝辛、隋之杨广，都曾有其值得称颂的功业，然而一个“纣”字、“炀”字，却可以把这些抹煞得干干净净。) 秦帝国政府为何在短短时间内完成了超多超级大工程： 因为秦帝国经历了多次反复辟斗争（郡县制与封建制，后者必然和六国旧贵族联系上），秦始皇感到危机，深知政权巩固的时间紧迫。 秦帝国的法治困境： ①人才甄选、培养机制根本无法跟上疆域扩张的速度，更不要说，对于基层管理而言，还有面对完全陌生的民风、习俗。而且如上面所说，众多地区的人口、田亩，连当地原有的官署都根本没有数据。所以，任用部分六国旧官吏甚至是老世族子弟，就成了唯一选择——秦律里的“依法受爵，非功不赏”，爵位不得世袭，爵位虚封制，则成为空谈。这样一来，秦国官僚机构，特别是基层政权的质量以及对咸阳的忠诚度就都必然大幅下降。 ②秦国一以贯之的治国策略“商君之法”，在急剧变化、似是而非的情况下，《秦律》已经无法灵活运用，逐渐地，国家的稳定之锚就从《秦律》变成了皇帝本身，正因如此，始皇帝才会面临“昼断狱，夜理书”的高强度工作局面。同时秦皇帝还必须不断巡游全国，因为面对山东六国故地，很多问题是没法通过与咸阳之间的公文就能理顺的，必须皇帝与当地官僚、大族面对面，“以势压人”，才能真正解决。 ③举国一法体制崩坏后，重刑、重税最后都压在了老百姓头上，而这进一步恶化帝国局势。 齐：周王朝开国功臣吕尚（姜子牙）。吕尚当初提议要杀光全部商人。因此齐的民风比鲁更彪悍尚武。 鲁：周王朝开国功臣周公旦（制作礼乐的鼻祖）。 这么安排的目的：让强势人物远离镐京，避免天子权力被强臣架空，同时齐鲁两国还可以相互制衡，而且山东半岛当时正是东夷族叛乱最严重的地方，光是平叛就够两人忙的，没工夫觊觎周天子权力。 宋：以微子（商纣王庶兄）为首的商代贵族。 卫：国君是周武王的嫡亲弟弟，国民是商的平民（上层是周文化，底层是商文化）。虽然是小国，国君一代不如一代（爵位从公降到君），却产生了李悝、吴起、商鞅、张仪等一系列治国巨匠，越是这种憋屈的弱国，越容易产生思考如何改革弊政、寻求强国之路的思想家，可惜他们都外流到外国了。卫国一直存在到秦帝国（也许秦始皇为了感念商鞅对于秦的再造之功），直到秦二世突然把卫国灭国了。 晋： “六卿专权”（韩、赵、魏、智、中行、范，六大贵族）催生政治竞赛。为了和国君争夺民心，六卿在政策上反倒比晋国国君更为开明进步。 1.成文法 范宣子率先效法商汤，制定了《刑书》，改习惯法为成文法。【在此之前晋国按照西周惯例，用习惯法，意味着谁的社会资源多，谁就有解释权】 2.示法于民 赵氏、中行氏、范氏，三家合力铸造铁鼎，将《刑书》刻于鼎上，放置在人口聚集的地方，【在更早的律法铁鼎——郑国子产铸造铁鼎之前，法律从来都是秘不示民，百姓只能从贵族的口中得知。如今百姓敬畏的是法律而非贵族。】【孔子曾经抨击示法于民，认为百姓不会再去尊奉德。但是，①德在于“自律”，而不可“律人”。② “德”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量化，甚至无法准确定义。而且以德律人，最终靠的其实就是公共舆论，谁都有权评判，却无一人需要负责，那么最后比的无非就是看谁嗓门大、拥趸多，这又必然是社会资源多者占优势。】 3.让利于民，扩大一亩田的计量标准 赵简子把一亩从一百步变成二百四十步，在他的封地上，一亩地的实际面积是国君直领封地的5.76倍。按照同样的定额来收租，肯定是赵氏封地的老百姓生活更轻松。【后世李悝和商鞅变法时，都沿用了赵简子的新亩制。】 韩（三家分晋）：(好像没什么印象深刻的…反正是秦在六国中第一个攻克的国家) 赵（三家分晋）： ①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 强制改穿胡服（窄袖短衣、皮带、皮靴），等于从视觉和仪式上抹平了华夏贵族与“被鄙视”的胡人、以及本国平民之间的身份界限。 传统华夏战法以战车为核心，只有贵族有财力、时间训练御车、射箭，平民只能充当徒卒或杂役。而胡服骑射推广骑兵和步兵，强调机动与个人技能，使得有能力、善骑射的平民甚至边地部族（如林胡、楼烦）可以直接凭借战功晋升。这直接绕过了依赖血缘和礼法身份的旧贵族阶层，构建了一套以能力和战功为基础的新的效忠体系。 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场无声的“去礼教化”运动。 西周礼乐制度本质上是贵族与周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秩序。赵武灵王通过“胡服”这一象征性举动，公开宣告：赵国生存优先于华夏礼法，实用效能高于仪式正统。这为后来法家思想（如商鞅变法中“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功”）提供了实践先例——即国家合法性不再来自对“周礼”的恪守，而来自强兵富国的实际结果。 ②赵国也变法过，但远不及秦国深彻：秦的变法，最终实现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而其他六国仅仅是依据对国君的忠诚程度，对部分贵族、官员进行了升降，或刑杀，对老百姓生活的改变并不明显。相反，在“变法”后，朝局迅速败坏。本质原因是：六国变法改变的不过是利益的所有者，利益的分配关系却没有根本改变，因此春秋战国时代贵族擅权的问题依旧存在。更糟糕的是，对于此前被卓拔的新贵而言，他们对国君的“忠诚”意味着更多的特权，这使得贵族擅权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是变本加厉。官员腐败在其中已经不过是肘腋之患，真正可怕的问题是官员和贵族们的利益早已不再和国家绑在一起。 ②“完璧归赵”让秦王看出赵国的恐惧，之后3年内三战三胜，拿下4座城池； ③“渑池之会”，秦王成功地让赵王认清形势，于是在秦后来攻下楚国战略屏障鄢城的时候无动于衷，间接也为自己在长平之战预埋了坟墓。 ③长平之战后，赵国君臣把所有的责任统统推到了已经战死沙场的赵括头上，使得后者在后世两千多年，都一直背着一个“纸上谈兵”的污名。 燕： 本来秦王想要和平解决，保留六国贵族分封地和特权，一国两制。但是“荆轲刺秦”事件一出（燕国太子丹作为质子，奢望自己获得太子地位的待遇，被否后，气不过，出于私人恩怨决定刺秦。并非为了国家社稷，也不是为了百姓福祉），秦王政彻底看清局势：天下一统只能是打出来的，也只有打出来的统一，才有真正牢固的根基。于是就有了后面一场场战争。打败燕、代联军相当轻松。至此秦军停止进攻，开始转向灭魏、楚。魏、楚灭亡后，再转过头把燕国残余势力彻底消灭（将领正是李信）。 魏： 儒法并用的治国理念，“贤者居其位，能者在其职”。后来遇到绝境（被秦打败、被齐楚两次打败、韩赵相逼），“穷则思变”，开始变法。 一，李悝变法 核心内容： 1.“统、治”分开，同时国家机器被进一步的细化，每一个职位的责权界限都予以明确。 2.废除权力世袭制，开始从非贵族圈子里挑选官吏。 3.取消了贵族私兵制度以及执法权，但是却保留了其封地的税收权——这样一来，变法虽然让贵族们的权威有所削弱，但是他们最根本的经济利益并没有受到损害。而这一折中措施，也为后来魏国的衰落埋下深深的隐患。 4.“魏武卒”制度。向全国人招募兵员，待遇优厚（领薪水，免除全家徭役、赋税——缺点就是养兵成本、伤亡成本太高），主要是步兵，创世纪地打造【小编制的精锐步兵】，军队模块化更加灵活机动，且不再是以战车为核心的阵战。 5.设置了农官，对全国百姓进行农业生产进行技术指导，让魏国所有的土地都能发挥出最大的潜能。 6.平籴法：丰年，国家从农民手中以市场价收购富余的粮食收入国库，使得流向市场的粮食保持合理的数量；荒年，一旦市场供应不足，粮价有上涨趋势的时候，国家又会把库存的粮食投放到市场，以平价售出，稳定市场粮价。粮食是经济的基础，粮价稳定，则市场上其他商品的价格也就能相应的稳定下来。 7.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法典：《法经》。以前只有刑无法。《法经》的基本准则：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成为了后世法家为政的基本原则。分为六部分，分别是：盗法、贼法（杀人伤人）、囚法（刑事诉讼法）、捕法、杂法（嫖娼、赌博、行贿、非法集会、交通管理、妨碍公务）和具法（法律总则，立法思想）。 二，李悝变法为什么失败： 贵族的经济特权不单分散了国家的国力，同时贵族们依然可以凭借雄厚的财力来影响国家内政，而由于他们中很多人不再为官，行政管理体制无法约束他们，这反倒使得贵族们可以进退自如，相对于国君，这些人面对官员往往出手更为阔绰，于是布衣出身的官僚们很自然就找到了国君以外的第二效忠对象，和这些有钱有势的主相互勾连，从而导致官场腐败昏聩；随之而来的，原本明晰的赏罚体制开始一步步再次变得污浊不堪。至魏惠王时，李悝变法的红利已基本消耗殆尽。由此开始魏国的败象也随之表露无遗，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魏国成了周边国家最大的人才资源库：他们给燕国送去了乐毅，给齐国送去了孙膑，给秦国更是贡献了商鞅、张仪、范雎、尉缭子等一系列柱国之才。 楚： 曾多次在与秦国的小规模战争中取得胜利，而且还是几次列国合纵抗秦的“盟主”。是七国中灭国数量最多的国家：只在东周时代就共计灭国40多个。 吴起变法：①重新划分贵族封底，把他们拆迁到偏远地方；②承袭三代之后，贵族的爵位将被收回；③裁汰官员，整肃吏治，削减贵族对中央权力的干预，削减大臣的俸禄及特权；④打击国内的游说集团，减少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可惜楚悼王死的太早，吴起被贵族乱箭射死，新政几乎没有延续下来。 面积远大于其余山东五国（最大最大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北、湖南、浙江、上海、江苏、江西、重庆、贵州、山东、广东部分地方），由于面积太大，所以采取“氏族共和制”，是封建制的一种，有诸多风险： ①经济上，氏族封地几乎不承担税负；②军事上，各个氏族都拥有各自的私兵，氏族之间战争很多，王族也要时刻警惕兵变；③政治上，大氏族几乎垄断了楚国所有的政治资源，平民往上的人才通道被堵，而且断绝变法改革成功的一切可能性（吴起变法，短暂3年，没有对贵族封建共和的基本框架有任何改变）。 秦和楚打了两次，第一次秦败（年轻将军李信。但秦王政自己揽下了决策失误），第二次秦胜（老将王翦）。为什么第二次能赢： 前军打下一个地方，后面部队立刻驻防新收之地，咸阳的官吏接着赶来接手政务，修改田制、官制，肃清大氏族对地方的实际控制。雄厚的国力、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水网密布的楚国让秦军在后勤保障方面毫无担心，靠雷打不动的消耗战耗完了楚军耐心，逼其调动，遂一举出击，全部拿下。就这样，一年内，楚便亡国。 齐： “田氏代姜”: 齐国世袭卿大夫田氏家族逐步取代原本的国君姜姓（吕氏），最终自立为齐侯。 起初，陈国公子田完（原名陈完，后改姓田）逃到齐国，成为田氏始祖。此后田氏世代为官，通过以下方式逐步掌控大权： 1. 收买民心：用大斗借粮、小斗回收的方式，深得百姓拥戴。 2. 剪除异己：打压高氏、国氏等强大贵族。 3. 把持朝政：到田恒（田成子）时，已能随意废立甚至杀害齐国国君。 公元前386年，齐康公田和正式被周安王封为侯爵，田和正式成为齐侯。同年，原姜姓末代国君齐康公被放逐。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去世，姜氏彻底绝祀。 这也标志着西周“礼崩乐坏”、宗法制度名存实亡，是春秋战国时期大夫篡权、卿族崛起（如“三家分晋”）的典型代表。 Fun fact: 田氏拼命生孩子（有一任高达70多个儿子），为了血亲维系政治忠诚度。 齐威王： ①建立“稷下学宫”：除了学术价值之外，稷下学宫对于齐威王而言，这其实也等于是以一种引而不发的方式对贵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衡，学宫里的名士足够另组一套国家机器，但他故意不真的实行。稷下学宫历来只招贤却极少用贤，其中的奥妙便在于此。 ②邹忌变法：清除奸吏、选贤任能、军事改革、悬赏纳谏等，他在原有贵族结构上，平行搭建了一套王权直接控制的官僚体系。军队指挥权、国相、大将等重要职位，则由王考核后通过后任命，其中包含寒门出身的非贵族官僚。 邹忌变法的体系缺陷和历史埋雷： 1). 贵族特权“冻结”而非“取消”，导致尾大不掉。 齐威王保留了贵族的封地和财富，只是把他们排除在核心决策圈外。但这意味着国家存在大量国君无法直接控制的“国中之国”。到了齐湣王时期，贵族（如孟尝君）甚至私自发动军队，联合秦、魏攻打自己的国君，导致齐国几乎亡国。这实际上是田氏代姜的剧本重演。 2). 官僚体系缺乏制度保障，沦为“人治”工具。齐威王重用邹忌、孙膑等寒门，但这是靠君主的个人赏识，而不是靠“科举”这样的制度。他本人精力过人，能掌控局面；但他儿子齐宣王开始被“稷下学士”的议论牵着走；到了孙子齐湣王，干脆听不进任何意见。人亡政息，没有制度化的文官选拔，权力很快又会回到世代为官的贵族手中。 3). 军事改革不彻底，埋下“灭国”隐患。齐威王重用孙膑，但始终依赖田忌这样的贵族领兵。桂陵、马陵之战后，就上演了“田忌跑路”的悲剧——贵族出身的田忌听信门客劝告，害怕被齐威王清算（因为功高震主），直接举兵造反，失败后逃亡楚国。这说明在贵族政治下，将相不和是常态，根本做不到“上下同欲”。几十年后，燕国乐毅伐齐，齐国贵族各自为战，七十余城瞬间沦陷。 4). 最核心的雷：放弃了“法治”这个根本。对比商鞅变法：商鞅废除贵族特权，建立“军功爵制”，让任何人只要杀敌就能晋升；同时严格法律，让官僚体系像机器一样自动运转。 齐威王什么都没废除。他走了捷径：不触动既得利益，仅仅通过“选贤任能”来提升效率。这就像打补丁，不换操作系统，贵族依然是国家的“股东”，他们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总结： 齐威王的变法，本质是半吊子改革。他解决了“君主弱”的问题，但没解决“国家强”的制度问题。他留给后代的不是一个“强大的齐国”，而是一个“强大的齐威王”的形象。一旦后代能力不足，贵族立刻翻盘，齐国迅速衰落。 历史终局：公元前221年，秦国灭齐。齐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后一个被灭的，却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因为齐王（田建）和他的贵族们，在秦国的重金贿赂下，天真地以为“只要投降就能保住封地”，最终被活活饿死。这恰恰印证了一个道理：当贵族和国家不是命运共同体时，国家危亡时刻，贵族只会优先考虑自己的田产。

在秦，简单说，渎职，哪怕只是仓库门没关严，可以伸进手指，鼠洞超过三个，国家也要处罚公务员。另外还可以看出来，秦法对任何细节都尽可能做到精确量化，给司法人员自由裁量的空间非常小，这样也最大限度避免了司法不公的问题，不会给你做合法的“坏事”的机会。现在想想，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本书值得一读。作者以欧洲作为横向对比对象，又纵向以中国历朝历代做对比，从战国末期各国变法到秦帝国一统华夏，再到秦王朝的覆亡，全面分析了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规律，以及期间神权、君权、商权之间的制衡与协调，如何共同推动社会的前进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