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三星堆

—— 围绕三星堆的讨论，这几年越来越多，自媒体上到处都是“不敢继续挖”，“不敢想下去”之类的标题党。段渝先生是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及首席专家，读他的这本书，收获很大，不少疑问都得到了解答。 恰好去年看了央视《寻古中国·古蜀记》，以下的笔记，开头部分主要是纪录片中的内容，后面才是段老师这本书的内容，放在一起写，是因为这两部分恰好可以衔接起来，有助于我们更好搞清楚三星堆的前世今生。以下开始，争取说明白。 一、营盘山的身前身后 营盘山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凤仪镇，这个遗址距今约6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营盘山遗址，是在岷江上游发现的规模最大，遗存最丰富的文化遗址。在《华阳国志》当中有记载，蜀王蚕丛的部族就生活在距离营盘山不远的岷山石室（都在今天的四川阿坝茂县境内）。《华阳国志·蜀志》中提到：“有蜀侯蚕丛，其纵目，始称王。”，表明蚕丛氏的特征之一是“纵目”，即眼睛向外突出。今天，在当地，还有很多与蚕丛部族有关的地名，比如蚕陵、蚕丛村等。 通过对营盘山遗址中的骸骨进行研究发现，营盘山人具备比较典型的古西北人种特征。在营盘山遗址中出土的“陶塑人面像”，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人头形彩陶瓶”形象极为接近。营盘山遗址中发现的彩陶碎片，具有非常典型的垂幛纹，与分布在青海甘肃的马家窑文化非常接近。营盘山人的主食是粟和黍，这也与马家窑文化相同。 而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 到了公元前2600年，气候变化导致营盘山人离开了岷江上游河谷，翻越龙门山脉，进入成都平原。《华阳国志》当中也有记载，第一代古蜀王蚕丛带领他的部族进入了成都平原，并将部落名由蚕丛氏改为柏灌氏。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提到：“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或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他们落脚的地方，就在今天的四川什邡一带。考古发掘可以与《华阳国志》中的记载相互印证，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在什邡地区发现了桂圆桥遗址。桂圆桥遗址，是成都平原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营盘山人到达桂圆桥的时间，要略早于三星堆文化一期，两地距离，不过二三十公里。 二、从蚕丛到鱼凫 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间，成都平原上开始出现了一批形制极为相似的古城。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八座古城，其中以宝墩古城建城最早，规模最大，所以这一批古城被称为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上承营盘山文化，但也明显受到了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影响。在宝墩文化的墓葬仪制中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宝墩文化一期，水稻已经开始广泛种植，到了宝墩文化三期，已经出现了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宝墩古城内城城墙高约5米，外城城墙高4米，内外城城墙均为顶面20多米，底宽30多米，外城城墙外还有宽十几米的壕沟。宝墩古城总面积达到了300万平方米，是山西石峁古城、山西陶寺古城、浙江良渚古城之后的第四大史前古城。有学者猜测，宝墩古城应该就是古蜀国的开国王都，当时南方人，西北人在这里共同生活、劳作、交流。 特别要强调的是，2008年，在对宝墩古城的考古发掘当中，出土了一柄象牙权杖。 公元前1900年前后，一场巨大的洪水冲垮了宝墩古城阔大宏伟的古城墙。宝墩古城被毁。 三星堆一期文化略晚于宝墩文化。从城墙修筑技术、制陶工艺、农畜作业、地理分布等角度进行分析，三星堆文化和宝墩文化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 三星堆二期文化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开始，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青铜面具、铜立人、金杖等与中原文化有明显区别的考古发现，基本上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之后。今天的学者认为，在这个阶段，第三代蜀王鱼凫征服了蚕丛部落，导致了三星堆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蜀王鱼凫得名于一种善于捕鱼的飞鸟，在三星堆二期文化的很多文物上，都可以看到飞鸟和鱼的形象。 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图了大批各式各样的青铜任务雕像，它们的服饰、冠饰、发式各异，体现了西南地区各个民族的风貌，这些形态各异的青铜人物雕像围绕着青铜大立人，表现的是西南各族首领聚合在三星堆神权之下，举行大型礼仪活动的场景。 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一块自然梯形石块，专家推测，这与蚕丛氏作为羌部族的大石崇拜有关。蚕丛部落已经成为鱼凫王三星堆神权政体下被统治的部族之一。那个古怪的青铜“纵目人像”，据推测，就是蚕丛氏的形象。 三星堆的城墙非常奇怪，两侧均为缓坡，由此可见并非为了防御而建，且三星堆城市跨河而建，城墙并不具备很好的防洪功能。那如此宽阔的城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古代文明、印加文明城墙、城堡的功能，大型宗教礼仪活动和祭奠可能是在宽阔的城墙上举行。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有好几种形制，各式之间存在着服式、冠式和发式上的若干区别。服式上，有左衽长袍、对襟长袍、右衽长袖短衣、犊鼻裤等，各不相同。冠式上，有兽面（或花状齿形）高冠、平顶冠、双角盔形冠等区别。发式上，有椎髻、辫发、光头等区别。不论从人类学还是从中国古代文献对古代民族的识别标准来看，衣、冠、发式都是区分族别的最重要标志，此外还有语言、饮食等。三星堆文化的语言和饮食今已难以详考，但就其衣、冠、发式而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群明显地表现了不同族类的集合。证之史籍不难看出，这些族类包括氐、羌和西南夷诸族。】 【商代三星堆蜀王都城规模庞大，聚集了大量人口。根据有关专家对中国早期城邑人口户数平均占地数值的研究，户均占地约为158.7平方米，与《墨子·杂守》所记“率万家而城方三里”，即户均占地154.2平方米的实际情形基本吻合。按此人口密度指数估算，商代三星堆蜀都面积3.5—3.6平方公里，约有22698户。以每户5口计，约有113490人，这在当时确实算得上大城市了。】 三、关于三星堆常常引发的讨论 三星堆二期文化中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 在夏朝和商朝遗址的发掘当中，很少发现黄金器物，当时黄金可能还没有具备后世的特殊地位，所以三星堆中发现的金杖和金面罩，在那个时期，显得非常特殊。无论是从种类、形制、功能，还是象征意义来看，三星堆文化的黄金制品自成一系，完全看不到有受北方诸系统影响的迹象。 再有，“杖”这一形制，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没有发现在夏商阶段用以作为权力象征的情况。而用“杖”来象征权力甚至是神权，起源于西亚。世界上出现的第一具杖，是西亚欧贝得文化第4期（公元前4000年代前期）埃利都神庙地面下第7—6层墓中出土的一件男子雕像手中所握的杖。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其上半部浮雕上的太阳神像，左手所执的，就是一具无杖首的短杖。无论是埃及还是爱琴海等地区的此类风俗，追根溯源，大概都与西亚文明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形制与西亚、埃及晚期相似，细长，且在杖身上端刻有象征权力的图案。 关于大批青铜人物雕像，先秦地区的中原，并不奉行偶像崇拜，极少有人物形象的雕像，更加没有大型人物造型。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以及神树和黄金面罩，都可以考虑是吸收了近东文明因素加以再创作而制成。 【在艺术风格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的面部神态几乎雷同，庄严肃穆，眼睛大睁，缺乏动感和变化，尤其着意表现双眼在面部的突出地位，这同近东雕像的艺术风格一致。眼睛多在面孔平面上铸成较浅的浮雕，以明显的双眉和下眼眶来表现其深目，这也是近东雕像艺术习见的手法。对于人物雕像的现实主义表现和对于神祇雕像的极度夸张表现（如将眼球做成粗大的圆柱体，突出于眼眶外10余厘米，将耳朵做成像戈一样大而尖的式样，突出于双颧的斜上方），也与近东早、中期的艺术特点相同。对于神树的崇拜，则反映了这种文化形式从近东向南连续分布的情景。而这种上有奇珍异果、飞禽走兽的神树，与中原商王朝的社树“桑林”是完全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 【在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6株青铜神树的枝干个体，其中可以复原的有3株。三星堆青铜神树中，体量最大的是一号神树，高3.96米，树枝上有飞龙、金乌、花蒂等装饰物。令人惊讶的是，三号神树的树枝竟然是由纯金箔包卷起来的。这不但与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里所叙述的人类学资料雷同，而且与早年吴雷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掘的乌尔王陵中出土的黄金神树几乎完全相同。在印度古代文明里，同样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神树崇拜，这在古代印度青铜器上比比可见。这一文化传统播染到西南夷地区，四川盐源发现的青铜树枝形器即是神树崇拜的产物，云南的滇文化亦盛行神树崇拜。而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人类与天神之间相交通的工具是山和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从美索不达米亚向北延伸到欧洲，向南经印度延伸到我国西南地区的神树崇拜习俗，和从我国西南经印度延伸到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的存在，证实了古代亚欧交通大动脉和文化交流线路的存在，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开放性的事实。】 【三星堆文化中出现的大量青铜眼形饰和神殿（眼庙）所表现出的极强的眼睛崇拜，与盛行于古埃及的眼神崇拜和眼庙，不仅形式极其相似，而且在年代上也稍晚，符合文化传播的速率原则，因此极有可能是采借了古埃及或近东文明的眼睛崇拜理念而制作的，反映了古蜀文明与近东文明的文化交流关系。】 【《淮南子·地形训》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都广即是《山海经·海内经》中的“都广之野”，指成都平原；而所谓“建木”，或许就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 进一步分析三星堆出土的文物。 三星堆青铜器中所含铅料，根据同位素测试，来源于云南。四川本地并无锡矿，所以青铜器中的锡料也大概率来自云南。 三星堆出土上千枚海贝，其中白色齿贝为印度洋特产。 三星堆出土成吨象牙，经鉴定，属于亚洲象牙。但在四川本地，并没有发现大批象骨，加之古蜀地森林密布、沼泽众多，并不适合大批象群生存，所以这些象牙应该来自于印缅和云南地区。 由此可见，三星堆神权政体，必然控制了我国西南地区的内外贸易路线。 四、那些常常被忽视的特点 三星堆文化当中的神异之处，引发了大量关注，但对于三星堆文化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部分，了解的人便少了很多。其实这个部分，也颇有意思。 鱼凫部落击败蚕丛部落，为三星堆二期引入的新文化元素，绝不仅仅来自于西亚。 “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的因素，如陶盉、高柄豆，以及青铜牌饰。这些文化因素出现在取代三星堆一期的三星堆二期，充分表明它们是作为这支新文化的一部分入主三星堆的。换言之，这些夏文化的因素，是三星堆二期主人带进的，是三星堆二期新型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但三星堆文化中并没有出现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陶器组合，陶鼎和陶爵并没有出现。据统计，在三星堆陶器种类中，二里头因素所占比例，不到7%，并不占主导地位。 三星堆青铜器，明显受到了长江流域其他文化的影响。比如青铜尊、罍，在不同的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很多形制、纹饰接近的器物。“如青铜尊的高圈足、肩上的立鸟以及器身的纹饰等，显然是从长江中游传入，而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龙虎尊，与长江下游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相似。”但在商文化中，青铜器是一种礼器（宴享之器），盛放的是食物和酒，而三星堆文化中，青铜器盛放的是海贝等贵重之物。由此可见，“三星堆文化没有接受商文化的礼制理念，而仅仅借用了器物的形制。在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的象征性上，三星堆文化与“藏礼于器”这种中原文化的理念和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三星堆文化中至今未发现任何形式的鼎，也表明了其权力象征物与盘龙城商文化之间的区别。” 按照段老师的说法，与其说三星堆中的夏文华色彩是鱼凫部落向二里头进行学习，还不如向上追溯，毕竟据说鱼凫为帝颛顼所化，与夏同源，所以在鱼凫文化中有夏文化的某些色彩不足为异。 对了，前面忘记说了，在古史传说中，蜀夏同源，只是黄帝的后代帝颛顼之后的不同分支，今天的考古也可以为这一观点提供一些佐证。 【尽管蜀、夏同源，文化上源具有相关性，但既已别为支系，发展地域有异，政治单位不同，蜀在西南立国称雄，夏在中原建立王朝，因而文化上必然又具有相当差异。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在主体文化面貌上的差异，正是二者别为支系、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生动体现。夏王朝作为中原之主，以九鼎象征至高无上的国家政权；蜀为西南雄长，则以金杖象征王权，表明已别为一方之主，政体不与夏同。但是，即令如此，帝颛顼文化的传统特征仍顽强地在蜀地持续不断地传承下来，终鱼凫王朝之世，即从三星堆文化的形成期直到它的衰亡，始终未曾间断。这种现象，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一个生动体现。】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爬龙柱形器上的龙，与华夏龙似是而非。它头顶有一对长而弯的犄角，又有一对小犄角，下颌长有胡须。其特征，除具有龙的造型特征外，又明显地像一只张口怒目的神羊，与红山文化猪龙和华夏龙迥然异趣。这些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表明这尊三星堆龙是以山羊为原型之一，综合采纳了华夏龙的形态特征，整体结合而成的龙，可谓之“蜀龙”。三星堆青铜大神树树干上的一条带翼的龙，可谓“飞龙”，虽然与红山和华夏龙均不带翼有异，但龙的形象来源于中原，则反映了飞龙入蜀的情况，同时也说明古蜀也是“龙的传人”之一，并对文化交流、融合和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五、成都与三星堆 “大量的考古资料说明，早期的成都，是一座稍晚于三星堆蜀王之都的起源形成却与它同步繁荣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早期城市。”“早在商周时代，成都就已初步成为我国西南同南亚、西亚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在周朝，古蜀国王公乃至一般平民流行佩戴一种名为“瑟瑟”的宝石串饰。杜甫曾经作诗，“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雨多往往得瑟瑟”。一场大雨后，水会将埋在地下的宝石冲出地面，可见西门外有多少墓葬，又有多少随葬品。成都西门所在确实是古蜀王国墓区所在。瑟瑟(Sit—Sit)是古代波斯的宝石名称，是示格南语或阿拉伯语的汉语音译。可见在当时，成都对外贸易之盛。 【商代三星堆古蜀都和成都，两座城市相距不过40公里，起源、形成年代虽有早晚差别，但繁荣年代却相差无几。在这两座城市的周围，都分别分布着密集的遗址。其内均有主体建筑和一般性建筑，拥有作坊区、生活区、宗教区、宫殿区。每座城市的遗址都具有空间连续性，自成一体，各自呈现出城市的完整面貌。这与黄河流域古城一般雄踞于周边各聚落之上，成为特定地域内若干聚落群中唯一的政治经济中心的情况有着明显的区别；与西亚、埃及和印度河城邦的情况，也有重要的差异；与古希腊城市国家上、下城的情况，更有内涵和性质的不同。可见，像蜀国这类早期城市体系及其空间组织形态，在世界文明初期的城市史上是不多见的。】 金沙是三星堆的次级文化，两者之间的文化联系紧密到一望即知。春秋中叶后，金沙衰落，可能是被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古蜀王杜宇所灭亡。杜宇之后的开明王朝定都成都，而开明王朝的风貌，便已经与三星堆大为不同了。公元前316年，开明王朝为秦惠王所灭。 【金沙遗址商周之际文化层其实并不是三星堆文化衰亡后迁徙而来所留下的文化遗存，而是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的文化延续。换句话说，在作为商代古蜀王国首位城市的三星堆古蜀王都衰亡后，作为古蜀王国次级中心城市的金沙政体并没有同时消亡，它仍然在连续发展中延续着三星堆文化的余脉，但为时不长，就被杜宇彻底灭亡。所以西周时期金沙遗址的面貌与商周之际相比已发生了变化，而商周之际鱼凫王朝所盛行的象牙祭祀虽在西周早期有所延续，但西周中叶以后最终废止，消失不存，其原因当在于此。】 【这种外表布有外凸圆点的圆形珠饰，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地区，在公元前20世纪中叶盛行于近东以及埃及。最初是以黏土制作，俗称“蜻蜓眼”，后来用玻璃制作。其用意在于人类可以凭借眼睛的力量来消除所谓“恶眼神”所带来的邪恶，从而为人类提供保佑。基于这种理念，蜻蜓眼便成为古代地中海沿岸的近东和埃及地区人们的护身符。这种古老的习俗，至今仍然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西亚的土耳其等地区流行不衰。罗家坝墓葬出土的这类珠饰，均为陶珠(Clay bead)，不论其形状还是质地，均颇同于地中海地区早期的蜻蜓眼珠饰。不过，罗家坝墓葬出土的珠饰显然不会直接来自于地中海地区，联系到墓葬内所出的刻有“英雄擒兽”图像的巴蜀印章和青铜器来看，可以认为罗家坝墓葬这批珠饰的文化来源，与巴蜀印章和青铜器图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除上述“蜻蜓眼”外，四川地区还出土了不少非蜻蜓眼的各色珠饰，多与蜻蜓眼珠饰同出一墓。这一类珠饰，在古代伊朗和印度等地被称为“瑟瑟(Sit-sit)”，是古代地跨西亚和中亚的波斯帝国的宝石名称，中国称其为瑟瑟，是示格南语或阿拉伯语的音译。这一类珠饰，在战国时期的古蜀开明王朝曾大量用来制作珠帘。李膺《成都记》记载：“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真珠为帘。其后，蜀郡火，民家数千与七宝楼俱毁。”由“真珠”之名可知，制作蜀王开明氏七宝楼帘的“真珠”，应属“瑟瑟”一类舶来品，原产于西亚和中亚。】 六、古蜀国与商王朝的关系 三星堆文化初创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稍晚于夏朝，终结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商王朝晚期。 在殷墟卜辞之中，就有商王朝与古蜀关系的记载。 商王朝获取云南的青铜原料，极有可能是通过古蜀国采取贸易的方式取得。在三星堆和中原地区出土过非常相似的铜贝。 古蜀国境域广大，商中叶时，蜀北境在汉中，东境在三峡之东，南方囊括广袤的南中之地，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国力强盛，足以与商王朝相抗衡。 在商王武丁时期，甲骨文记载商王曾经征讨蜀地，商、蜀之间还在汉中设置了大量军事壁垒。 《尚书·牧誓》中记载，古蜀参加了武王的诸侯大军，是在商郊牧野誓师灭商的“西土八国”之首，后来被封为蜀侯。 七、南方丝绸之路 “从成都平原经云南出缅甸、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至西亚的安息（伊朗），再至地中海、罗马帝国，这正是南方丝绸之路西线的全部行程。” 张骞凿空西域，经河西走廊抵达中亚，走的路线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北方丝绸之路。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发现了产自成都的丝绸和竹杖，自此南方丝绸之路才进入中原王朝视线。汉武帝大感兴趣，试图打通这条道路，派遣军队进攻古滇国和哀牢国，但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完全成功。 成都有发达的丝织业，第一代蜀王蚕丛，便是蚕神，他的主要功绩就是“教民蚕桑”，将野蚕变为家蚕，又带领部族从岷山进入成都平原开创了古蜀文明。2022年，在三星堆遗址7号坑当中出土了一件奇特的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在表面上发现了大片丝织物残留。这个发现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丝织物出土的空白。此外，那件大名鼎鼎的青铜大立人，可以看出他的冠冕和身着是花纹繁复的蜀锦。这些考古发现都可以证明当地丝织业已经非常成熟。 在对三星堆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近东文化的影响，但反观夏商阶段的近东地区，却很少能看到东方文明的痕迹。 段老师在书中提到一事，上个世纪90年代，奥地利大学考古队在古埃及的一座金字塔内的一具木乃伊头发上发现了来自中国的丝绸，年代约为公元前11世纪。 1993年，《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古埃及丝绸的使用》提到，在埃及底比斯的一个墓地里，考古专家在古埃及第21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一位女性木乃伊头发上发现了一块布，经过技术鉴定确认是丝绸。这一发现令人不解，因为埃及远离中国，且这一发现早于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的开辟）800多年。 这一发现可以证明，东西方的交流互动，可能要比我们印象中更早、更活跃。 八、对“支那”的考证 这段不写了，直接引。 【一般认为，“支那”(Cina)是古代印度地区对古代中国的称呼，最初见于梵文，出现年代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季羡林先生的《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及德国雅各比(H·Jacobi)在普鲁士科学研究会议的报告引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考第亚(Kautilya)所著书，说到“支那(Cina)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梵文经典《摩呵婆罗多》(Mahabharata)和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摩奴法典》(Manou)等书中有“丝”的记载及支那名称。】 【实际上，不论指认支那为秦国还是楚国，都是没有什么可靠的材料为依据的。伯希和指认支那为秦，认为支那是印度对秦始皇所建立的秦王朝的称呼。但是秦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21年，而支那名称在印度的出现却可早到公元前4世纪，可见伯希和的说法不能成立。有的学者以为，支那是古印度对春秋时代秦国的称呼。但是，春秋时代秦对陇西、北地诸戎并没有形成霸权，秦穆公虽然“开地千里，并国十二”，却得而复失，仅有三百里之地。而且，诸戎从西、北、东三面形成对秦的重重包围，阻隔着秦的北上西进道路，秦不能越西戎一步，何谈将其声威远播西方？直到公元前3世纪初，秦在西北地区才最终获胜，而此时“支那”一名早已在印度出现。显然，支那名称的起源与秦国无关。至于指认支那为荆，由于其立论基础不可靠，同样难以成立。】 【美国东方学者B.劳费尔认为，梵语里的Cina，在古伊朗语里的相对字是Cina，波斯语里称中国的字如Cin、Cinistan、Cinastan，中古波斯语称中国的字如Cen、Cenastan，亚美尼亚语的Cen-k，Cenastan，Cenbakur（“中国皇帝”）、Cenazneay（“开始于中国”）、Cenik（“中国的”），粟特语的Cyn-stn(Cinastan)，“费尔瓦尔丁（神）赞美诗”里的Saini和帕拉菲语古经《创世记》里的Sini，当头C和S并用恰恰等于希腊语里的对似语Σivai和θivai(=Cinai)，“可以假定中国在印度语、伊朗语和希腊语里的名称是出于一个共同的来源，而且这个原字或许可以在中国国内去找”。】 【“成都”这个名称，产生很早，已见于《山海经》。春秋时期的四川荥经曾家沟漆器上，就刻有“成造”（成都制造）的烙印戳记。1985年，在四川荥经曾出土一柄刻有“成都”二字的蜀式青铜矛。2017年2月，在成都蒲江战国墓内，也出土一柄刻有“成都”二字的蜀式青铜矛，足见成都得名之早。“成”字，过去学者按中原中心论模式，用北方话来复原它的古音，以为是耕部禅纽字。但是，从南方语音来考虑，它却是真部从纽字，读音正是“支”。按照西方语言的双音节来读，也就读作“支那”。这表明，支那其实是成都的对音。】 【印度古书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又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Cina这个名称从古印度传播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生语，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着丝绸的西传进行的，说明了成都丝绸对西方的巨大影响。】 九、最后 段老师在书中指出，“三星堆文化是在成都平原高度发展的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主要吸收并凝聚了中原、西北和长江流域文明的文化精华，并兼收并蓄了世界文明的某些因素，从而发展形成的一种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 总的来讲，段老师的讲述，言之成理。 但，段老师的一些学术观点，并非不存在争议。比如段老师认为夏商阶段，黄金并没有体现出特殊性，也从没有发现过黄金面具。但在2021年，郑州商城出土了商中期的金覆面。 再比如在中国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上，大量发现卐形纹饰。段老师认为这些纹饰是从西亚通过藏彝走廊传播到以氐羌部族为主体的古蜀人之中。但这些彩陶的制成年代，起码不晚于古埃及十二王朝，那么卐形纹饰到底起源自哪里，还是存有疑问。 还有段老师认为存在古蜀文字，这一点，目前也存在很多争议。 等等，不赘述。 此外，成都既然长期与三星堆并存，那么所谓古蜀国，到底所指为何？感觉还是没有讲清楚。 历史归根结底，是一种叙事方式。如果从其他角度出发，也许就会形成不一样的结论。 关于三星堆的研究，属于当前历史学界的前沿领域，又加之当前中国的考古处于一个重大发现层出不穷的阶段，一些猜想在被快速验证，一些猜想又在被快速颠覆。所以，对于三星堆的理解和认识，还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暑期刚好去了一趟三星堆，非常推荐现场找讲解参观。虽然是25人拼团的讲解，但是耳麦里的声音也很清晰，结合现场看实物，真的非常有意思。

点开之前，我其实以为这书充满了对三星堆文明的幻想。但这本书其实是科普向，很严谨，所以可能不是大多数人期待的那样。 增长了许多知识，尤其感慨成都真的是历史悠久，甚至是china一词的源头。 泱泱中华，数千年历史，实在是处处是实证。先祖筚路蓝缕，后辈还需自勉。

这本比前几本看的三星堆的书质量高一些了哎呀呀，本来都以为三星堆系列相关出版物是不是骗什么国家资金了哈哈哈。让我有力量开始下一本了，原本要坚持不下去了。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三星堆文化的神秘莫测，神权政权的合一，都让这种文化的来源发展和消亡成谜。本书让我从各种角度了解到了三星堆文化，但是有些论断和设想都缺乏更加有说服力的证据，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勘测数据和资料才能让三星堆文化更为明晰。

三星堆太石破天惊 目前的研究还不足以下结论。和殷墟不同的是，三星堆出土时代治学的人今非昔比。央视直播成就了三星堆，但是如果没有扎实综合的多学科研究，三星堆将可悲地沦为考古网红，而难以获得像故宫和敦煌一样的生命力

从三星堆展开，主要的成书思路是从不同的材料，物质，形式的来源进行猜想和分析，画出三星堆为中心的文明传播路径。全书主要表达的是多元文明同时发展，商业交流互相促进影响的概念。但整体成书逻辑很松散，尤其是全书最后一章，扯到西南丝绸之路已经和三星堆关系不大了，有凑字数的嫌疑。另外全书的插图重复率非常高，编辑的比较粗糙。

看这本书之前，可以先看看夏商周的历史和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有助于理解。

很全面，就是不敢说三星堆文化是外来的。基本可以确定是外来的，印度来的。

有不少的考古证据，有充分的逻辑分析，但设想不够大胆。古蜀国和当时的中原应该是两个并行的人类发展进程，后来有了交织融合。古蜀国可能就源于两河流域文明，不知并行时期的中原文明又源自哪里？毕竟没有谁是自古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