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士族的双重政治性格（精）

作者的核心观点是，一方面，自东汉以降，士人和他们的宗族之间关系荣辱与共。因此，东晋士族的代表人物不能不致力于保护士族利益，特别是自己门户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他们当中很多人又意识到，自己家族的利益和皇权之间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于是，限制皇权和扩张皇权这两种政治取向之间的紧张便导致了一种双重政治性格的形成。东晋一朝虽是士族与皇权共治的门阀政治时期，但作者揭示在这一皇权变态期，士族不仅具有限制皇权和振兴皇权的双重政治性格，且这两种取向并非二分的静止状态。作者认为振兴皇权的趋势由弱到强，并最终超越限制皇权，从而勾勒出士族双重政治性格消长变化的脉络及皇权逐渐回升的线索。 不过，这种所谓双重政治性格并非新意，老一代唐长孺等早都论述过，即使是作者作为批评或者说补充的“靶子”的田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也并非是如作者所说仅仅强调士族限制皇权一面，实际上认真读田先生著作，反复强调门阀政治只是皇权的“变态”，底层仍是皇权，而且田先生论述也指出士族与皇权动态的关系，指出东晋晚期士族的权力衰弱和皇权的复兴。 作者是研究美国史的专家，也师从余英时学习思想史，所以这本书名字看像是政治史，实际上是标准的思想史，相比那些经典政治史，差距还是比较大。比如，史料运用不足，书后的书评也批评了这点；再比如，政治史研究士族与皇权，不是简单关注士族的思想是儒学还是玄学，倾向儒学、察察之政就是拥护皇权，倾向玄学、网漏吞舟就是强化士族，过于肤浅和刻板了，如田先生研究，是在皇权、皇族、士族（包括侨寓和本土，旧有和新兴）、流民、土豪以及北方威胁的多元互动下关注权力的地位，这才能反映真实情况；再比如，皇权与士族、中央和地方其实是两组关系，很多政策强化的是中央的权力，但是不一定是皇权，作者没能把二者分清，只要是强化中央的政策，都归为强化皇权，照作者逻辑，曹操岂不是强化皇权的最大推动者？甚至历朝历代强势权臣都是皇权拥护者了。

特别精彩的一本书，适合作为东晋历史入门后的进阶读物。 整本书逻辑架构通顺，遣词精简达意，是最近读过的学术派作者中难得的可读性和权威性都非常优秀的著作。

《东晋士族的双重政治性格》是王心扬聚焦东晋士族既限制皇权又振兴皇权的双重性格，揭示其动态消长：从庾氏、桓玄到刘裕，振兴皇权趋势逐渐压倒限制皇权，勾勒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作者无疑是饱读经典的，叙述的内容有很多名家引用，阅读后可加深对东晋历史的了解，但为了这个双重政治性格的立意，文内牵强附会处颇多，往往在叙事时广博，立论时浅显。

文中所附《东晋门阀政治的另一历史面相——读王心扬〈东晋士族的双重政治性格研究！〉》非常得当，无需再评了。

東晉門閥政治的另一歷史面相——讀王心揚《東晉士族的雙重政治性格研究》 近年來中古史研究呈現「中心陷落、邊緣崛起」的趨勢，受到新視角、新理念的影響，社會史、醫療史、環境史等漸形顯著，而傳統的政治、經濟史則漸趨式微。其中作為魏晉政治史重要課題之一的士族和皇權關係研究，名家輩出，成果斐然，似乎早已題無剩意。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的王心揚教授（以下省略敬稱）雖以研治美國社會史為主業，然在耶魯大學攻讀博士期間，跟隨余英時修讀中國思想史，對中國文化一直有著強烈的關懷，對魏晉士族與皇族關係研究尤有濃厚興趣。十年磨一劍，苦心孤詣，2010年出版題為《東晉士族的雙重政治性格研究》的專著，以東晉士族的雙重政治性格為切入點，揭示東晉門閥政治新的歷史面相，值得評介。 20世紀初，日本京都學派的奠基者內藤湖南，最先對中古士族進行研究，揭櫫「貴族社會」理論，強調士族權力獨立於皇權，其繼任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釋、補充和修訂。宮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從選官制度層面，指出士族的政治權力主要源自鄉品而非皇權。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體」理論亦認為士族控制地方鄉品，由此獲得政治權威和地位，進而實現超越王朝的權力。京都學派的共同點在於，認為中古是貴族制時期，強調士族權力的獨立性。與之針鋒相對的是歷史研究會諸學人，強調傳統皇權的影響，認為魏晉是秦漢的延續。如矢野主稅的「寄生官僚論」，主張士族的政治權力源於皇權，士人不過是皇權之下的官僚。日本兩大學派各申己說，互相論辯，為理解士族和皇權的關係提供重要的理論框架。 自20世紀70年代起，歐美學界關於中國中古史研究進入成熟期，其中在士族研究層面，尤以姜士彬（David Johnson）和伊沛霞（Patricia Ebrey）師徒為代表。前者提出「中古寡頭政治」說，認為士族的權力來自對政府的供職，而非血統、家族和門第，試圖修正京都學派的「貴族社會」說。後者則以博陵崔氏為個案，強調士族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特徵，地方勢力、家族聲望、文化教養、政府任職等因素所發揮的作用會因時而變。查理斯·何肯（Charles Holcombe）也不認同「貴族制」理論，指出中國沒有歐洲的采邑制度，故早期士族多是世襲官僚，而非貴族。進入90年代中期以後，西方學界對士族與皇權關係的研究興趣似乎有所減弱，偶有人談及，即如魯威儀（Mark Edward Lewis）的《中國南北朝史》（China between Empires,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注意到漢朝的衰落，導致世家大族在南北朝的興起，他也不認為「貴族制」的說法是準確的。2014年譚凱（Nicolas Tackett）新著《中國中古貴族的崩潰》（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值得注意，該書大量採用墓誌材料，使用統計方法，細緻探究中古士族在唐代走向衰亡的歷史進程。以上所論歐美學者，大多不贊同京都學派的觀點。 20世紀30年代以來直至80、90年代，中國學者楊筠如、楊聯陞、王伊同等，先後從制度、婚宦等方面著手梳理六朝士族的相關史實；陳寅恪則以種族、家族、地域、文化的視角考察士族問題，在方法論層面直接影響一代學風。而後唐長孺關於士族的系列論著，發凡起例，對魏晉士族的發展脈絡建構完備體系。田餘慶的《東晉門閥政治》則選取琅琊王氏、高平郗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等前後相繼的大族，聚焦於人物、集團、事件等層面，在東晉政治史演變脈絡中，考察士族與皇權的關係，富有創見地闡釋「門閥政治」的內涵。 中外學者經過一個世紀的研究，魏晉士族領域已進入深耕熟耘的狀態，成果豐碩，唯有發現新史料，轉換新視角，方能有所突破。王心揚在爬梳魏晉士族學術史的基礎上，別具隻眼，發現唐長孺和谷川道雄所述魏晉士族具有的雙重矛盾特徵，尚未得到充分討論。唐長孺認為門閥貴族既帶有地方性，又是集權官僚體制中的當權者，因而國家內部包含著深刻矛盾，例如既以法律形式承認門閥貴族按官品蔭客的特權，又嚴格限制法定以外擴大私屬。谷川道雄則指出，若從作為大土地所有者的六朝貴族角度，貴族推出均田制以限制大土地所有制，在邏輯上是矛盾的。不過，谷川氏未進一步分析這一矛盾特性，反而筆鋒一轉，解釋道：「六朝貴族的階級基礎其實並不直接就存在於此。均田制勿甯說與作為農村基幹部分的自耕農社會有其社會精神方面的關係。」換言之，谷川氏強調均田制的理念與貴族道德中的土地所有觀念，有共通精神。田餘慶則將門閥政治定義為東晉一朝的士族與皇權的共治，是具有暫時和過渡性質的皇權政治的一種變態形式，在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下，門閥政治也是「門戶私計」的政治。本書作者認為《東晉門閥政治》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系統闡述士族何為門戶私計，但這僅是士族矛盾特質的一個面相。在與皇權的關係中，其他面相的特質又是如何？士族的雙面特質之間又有何關係？本書便是試圖回答這些重要問題。 二 王著將東晉士族所具有的矛盾特質稱之為「雙重政治性格」。事實上，學界早有東晉士族文化儒玄雙修、雙重性格的論斷。王著所提的概念亦受其影響，顧名思義，是指東晉一代當權士族既有維護士族利益、限制皇權的傾向，也有削弱士族、加強皇權的傾向。作者指出東晉士族雙重政治性格的形成有兩大因素。其一是東晉的執政者與其家族在利益方面休戚相關，導致執政者不得不維護私門之利；另一是執政者意識到偏居江左之地，包括自身在內的家族與皇權也存在著共生關係。這二者之間的張力塑造了士族矛盾的雙重政治性格。此問題研究的展開，顯然無法局限在傳統的制度史、政治鬥爭史等單一的政治史領域。作者結合思想史與政治史的視角，認為東晉一朝士族始終掌握朝政，東晉皇權的加強或削弱往往不是取決於司馬氏皇帝，而在當權士族的政策和思想。全書共有六章，其中二至五章，分別圍繞琅琊王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和陳郡謝氏等代表性士族的執政思想和政策，依次論述東晉士族的雙重政治性格在不同家族、不同時代中的體現。 東晉建立之初，中原為匈奴和石羯所據，而江東又本是孫吳舊壤，作者指出，司馬氏為穩固政權，琅琊王氏亦想維繫在江左的利益，於是二者發生短暫的共生關係。王導成功吸納吳、會士人加入東晉政府，奠定政權根基。王敦則為樹立司馬皇權威望，剷除江州華軼和四川杜曾等地方割據勢力。可以看到在東晉伊始，王氏兄弟曾努力加強皇權，但隨後不久王敦兩度興兵犯闕，覬覦神器，此舉成為理解王氏雙重政治性格的難點和關鍵。為振興皇權，晉元帝利用劉隗、刁協等人，採用「以法御下」的策略，「抑齊豪強」。這引起王敦第一次叛亂，採取最激烈的方式，粉碎晉元帝削弱豪強的舉措。王導一方面在司馬氏政治體制內，通過清靜無為等寬鬆政策維護士族利益，另一方面也同情和理解王敦第一次起兵行為。但當王敦再次叛亂，與晉明帝直接對陣，王導則明確站在司馬皇室一方。關於王導的不同反應，作者認為，第一次叛亂時，王敦與王導在反對晉元帝限制士族的問題上，立場基本一致，但第二次叛亂時，若王敦篡位成功，將成為強勢皇帝，勢必限制和打擊士族，而這與王導所秉持的寬鬆政策背道而馳。王導既反對加強皇權，也反對政治強人篡奪司馬氏皇位，主張保留一個弱勢皇帝，在司馬氏政權內推行「網吞漏舟」的無為政策，以維護士族利益；王敦則極力保護士族利益，不惜舉兵叛亂，同時作為政治強人，一旦篡奪皇位，可能將嚴重打擊士族。作者強調王敦具有的雙重政治性格比王導還要明顯。 潁川庾氏雖是儒學世家，但受到當時玄學風氣的影響，庾亮年輕時曾接受玄學。作者指出玄學在政治層面的含義是一種削弱君權、放任世家大族享受特權的政治訴求。庾亮早期的政治生涯主要致力於削弱司馬皇室的力量，他與司馬宗、司馬羕的鬥爭以及蘇峻之亂即為典型。晉明帝去世後，庾亮以帝舅身分執掌朝政。儒家思想雜以法家成分在庾亮的政治理念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作者重點分析「繩御四海」的政治含義及咸和土斷的實際推動者。通過詳細考辨，作者認為「繩」是指「法律」，「繩御四海」是庾亮所推行的以法御下、任法裁物的法家路線；旨在檢括豪強藏匿人口的咸和土斷，其主持者亦應是庾亮。顯而易見，「繩御四海」及咸和土斷是加強司馬皇權的舉措。以往魏晉史研究常關注庾亮而忽略庾冰和庾翼，作者則將庾亮、庾冰和庾翼三兄弟視為整體，並通過探討庾冰與何充論辯沙門是否應禮敬帝王及庾翼綜核名實的思想，為讀者呈現潁川庾氏雙重政治性格的完整面相。 繼庾氏兄弟之後，桓溫走上東晉政治舞臺。已有學者指出桓溫早年從事清談活動，且在荊州推行寬鬆、放任的政策，帶有玄學政治的思想。作者認為桓溫並未真正潛心玄學，年輕時參加清談，很可能是為躋身名士和踏入仕途而採取的權宜之計。作者敏銳地掌握桓溫主政後寫給晉哀帝的一封奏摺，將其置於東晉中期的政治環境和桓溫的思想體系中加以考察，進而揭露桓溫的總體政治主張。此奏摺反映出桓溫不僅批評玄學和清談人士，且制定改革中央政府的計畫，試圖改變士大夫因浸染玄學空談而不恤王事的風氣，由此可見桓溫執政後的思想是儒、法兼而有之，但主流是法家。在此政治理念之下，桓溫通過廢黜和誅殺殷浩、謝萬和庾倩等人，沉重打擊當時的高門士族。此外，在桓溫主持下，大規模清查戶口的庚戌土斷順利開展，剝奪士族在中央任職機會的「並官省職」政策也得以貫徹，這兩種措施客觀上達到強化皇權與削弱士族的效果。作者所揭示的桓溫雙重政治性格，不僅補充以往學界主要著眼於其北伐和篡位研究而導致的缺略，更反省將其政治主張定義為玄學政治的觀點。 桓溫去世後，謝安入主中樞。謝安早年完全是一派玄學家的作風，與清談名士相友善；即使在入仕後，亦未改其玄學思想，繼續奉行寬鬆、無為的政策，直到晚年都未放棄「不存小察」的政治理念。這是謝安「為家族利益計」的一面。另一方面，謝安主導廢除度田收租之制，將士族歸入納稅之列，同時改革中央制度，裁汰冗官。這些舉措無一不造成限制士族和加強皇權的作用。在晉孝武帝伸張皇權之時，謝氏家族主動放棄中樞權力和北府軍權，同樣是「置王命於家族利益之上」的表現。 以往學界多將士族主導的門閥政治視作門戶家族私計的政治，但作者洞察士族身上的矛盾特質，進而抽絲剝繭、綿密考辨，揭示東晉士族的雙重面相。 三 作者繼之深入探討東晉一朝士族政治傾向的變化，或謂士族限制皇權和振興皇權這兩種傾向之間的動態消長關係，進而重新審視東晉的政治形態。 作者將魏晉視為秦漢社會的延續，借助本傑明·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等學者提出的「普遍王權」概念，衡量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統政權之後皇權發展的態勢。東漢末年出現的二重君主觀，已預示「普遍王權」開始衰落，在漢帝國分崩離析後，地方勢力增長，玄學思想方興未艾，君權也隨之一蹶不振。至西晉中後期，在振興皇權的思想遭到貶抑多年之後，郭象和葛洪孤明先發，開始捍衛君主地位的合法性，強調君臣綱紀，為東晉初年皇權回升提供了思想資源。 在江左的政權穩固後，晉元帝逐漸拋棄權宜之計的道家政策，代之以法家的察察之政。具體而言，為實現抑齊豪強的目標，晉元帝強力推行「隱實戶口」，搜括世家大族藏匿的部曲、僮客和奴婢，同時主張「捐不急之官」，試圖改變士族子弟壟斷政府要職的局面。在晉元帝以法御下的政治綱領下，劉隗、刁協作為忠君勤王之士，多次打擊豪強勢力。面對背離士族利益的這一法家路線，王導通過在政治體制內奉行無為政策，試圖消解晉元帝的察察之政，而王敦則興兵犯闕，以武力維護士族利益。晉初執政的琅琊王氏雖然具有雙重政治性格，但抑制皇權的傾向大於振興皇權，加強皇權的傾向體現在江左政權建立之初的短暫期間，司馬氏與王氏具有共生關係；隨著晉元帝推行法家路線，王氏則致力限制皇權，維護士族利益。 以往學界認為琅琊王氏和潁川庾氏休戚相關，利害與共，前者是門閥政治的創立者，後者則是鞏固者，抑或說庾氏接續王氏「網吞漏舟」的放任政策，而兩個家族之間的對立也僅是權力之爭。作者在分析庾氏的政治思想和政策後，認為庾氏在執政前確實曾與王氏合作，共同維護清談名士，並打擊司馬宗室成員，但執政後推行法家「繩御四海」路線，與王氏分道揚鑣。庾氏雖然具有既維護士族利益又力圖振興皇權的雙重政治性格，但這兩種傾向之間的平衡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時間和環境改變。庾氏早年以維護士族利益為主，延續王氏的政治理念，但晉明帝去世後，庾氏以外戚身分掌握權，振興皇權的傾向開始超越限制皇權。因此作者指出若視庾氏與王氏政治路線為大同小異，恐怕是對東晉政治史的誤解，庾、王二族的對立除了權力之爭，更是政治理念的差異，庾氏政治路線的主流則是晉元帝振興皇權的繼續。關於庾氏政治傾向變化的原因，作者認為不同於琅琊王氏是東晉第一高門，庾氏是次等士族，憑藉外戚身分進入東晉的權力核心，加之與南渡一流士族之間的矛盾，庾氏必須借助司馬氏皇權才可能取得優勢。 譙國桓氏同樣不是高門士族，屬於新出門戶，受到當時門閥士族的蔑視。桓溫執政後，法家思想為其主流理念，庚戌土斷之嚴厲及「並官省職」政策貫徹力度之大，即為明證。以往學界認為門閥政治依靠「不廢事功特別是善於經營武力的名士」桓溫等人而得以延續的觀點並不妥當，桓溫早年確實致力於保障士族利益，但掌權後，改為限制士族利益及建立強大皇權以打破門閥政治。或許有人會生疑，桓溫廢黜海西侯、立司馬昱為帝，難道不是將皇權削弱至最低點的表現嗎？作者認為這種考慮是基於司馬氏皇權而言，但若將皇權僅僅定義為司馬氏皇權，視野似嫌偏窄，桓溫作為篡位者，其所加強的是中央政府的權力，或者說即將建立的桓氏新皇權。因此桓溫擅行廢立，固然是把司馬氏皇權削弱至最低點，但同時又把未來的桓氏皇權推向了高峰。學界往往對於企圖篡位的桓溫作負面評價，但作者將桓溫置於東晉政局的框架內加以考察，認為東晉一朝，豪右橫行，蔭蔽戶口，逃避稅役，藐視皇權，桓溫主持的庚戌土斷和「並官省職」等一系列措施，重挫士族豪強的實力，不僅穩定江左政權，並為日後劉宋王朝全面加強皇權提供經驗和奠定基礎。 繼桓氏之後執政的謝安，固然也有雙重政治性格的傾向，但當晉孝武帝振興皇綱時，謝氏主動讓出中樞權力。作者認為這意味著當權士族維護皇權的觀念達到東晉立國後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東晉中後期，謝安所體現的加強皇權超越限制皇權的傾向並非當權士族個案。琅琊王彪之和太原王坦之均背離家族先輩的玄學政治傳統，桓溫之弟桓沖迫於當時忠君思想的時望而急流勇退；豫州太守范甯大聲疾呼，要求重新土斷，並嚴属抨擊清談之風。作者的高明之處在於把握這一時期士族整體政治思想的轉型，即忠君思想逐漸回升並成為主流；且這一現象的出現，不僅緣於思想史內在發展，也有東晉中後期士族對皇權的依賴加強，以及來自北方的威脅等外部因素。 以往學界或認為魏晉階段是儒學思想衰微時期，或承認儒家思想在社會各領域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但多未論及儒家思想在魏晉時期的起伏變化。作者指出，東漢末到西晉是儒家忠君觀念逐步衰落的時期，具體而言，「忠臣不事二君」的思想式微，為門戶計逐漸超越了忠節。晉室南渡後，先有葛洪重提尊君的必要性，再經晉元帝、庾氏兄弟和王彪之、王坦之等人的提倡和努力，忠君思想得以發展和強化，而謝安不惜犧牲家族利益而放棄執政權力，幾乎達到高點。唐長孺是少數論及儒家思想在魏晉變化的學者，認為魏晉以降孝道始終凌駕忠節。而作者所揭示的儒家忠君觀念在東晉建立後從孱弱到逐步加強的過程，可以說補充了唐氏的觀點，從而拼接一幅士族對待皇權態度更為完整的畫面。 謝安退出權力核心後，晉孝武帝及司馬道子推行一系列削弱士族的政策，門閥政治已快走到盡頭之際，卻出現桓玄篡晉的政治事件。一般而言，學界將桓氏代晉看作是門閥政治的迴光返照。這一判斷實際上也就否認晉孝武帝和劉裕之間皇權振興的連續性。作者認為這一論點的問題在於，只看到桓玄本人出生於士族家庭，同時又有士族人士出來支持，卻很少分析桓氏的思想和政策。就政治思想而言，作者通過分析桓玄與王謐之間有關沙門是否該禮敬王者的論辯，發現桓玄提倡尊君，試圖加強桓氏而非司馬氏的皇權。就政策層面來說，若桓玄果真要恢復門閥政治，應該沿用王導所開創的「鎮之以靜」和「網吞漏舟」的政策，繼續優容士族。然而事實上，桓玄面對朝政「百司廢弛」的局面，「頗欲釐政」，「黜凡佞，擢俊賢」，打擊一批居高位而不以王務攖心的士族官僚，而「科條嚴密」更進一步說明桓氏的手段近乎法家。因此作者指出門閥政治的回潮只是桓氏代晉的一個方面，而桓氏之興起和篡晉的主流則是限制士族和振興皇權，其與晉孝武帝之間存在明顯的連續性。雖然桓玄最終被劉裕所敗，但其打擊士族和擴張皇權的思想和政策卻被後者繼承。劉裕建立劉宋政權後，通過誅殺士族、啟用寒門人士、推行土斷等措施，加強皇權。 東晉一朝雖是士族與皇權共治的門閥政治時期，但作者揭示在這一皇權變態期，士族不僅具有限制皇權和振興皇權的雙重政治性格，且這兩種取向並非二分的靜止狀態。作者認為振興皇權的趨勢由弱到強，並最終超越限制皇權，從而勾勒出士族雙重政治性格消長變化的脈絡及皇權逐漸回升的線索。 四 士族研究一直以來都是中古史研究領域的重要命題，特別是受到近年來碑誌大量出土的刺激，中國學界對此問題的研討顯得較為繁榮。然而已有學者指出，在這看似熱鬧的表象背後，無論是問題意識或研究範式，隱憂漸露，士族研究實際上已出現「學術內捲化」的困境。如何使中古士族的研究老樹開花，為該領域學者重點思考與討論的問題。而王心揚的潛研精思之作《東晉士族的雙重政治性格研究》一書，不可不謂是該領域又一力作，無論是其方法論或具體創見，實可資後學取法借鑒。 自1982年周一良〈《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評介〉一文介紹社會學的個案研究的方法在中國大陸漸成風氣，成為研究中古士族政治的重要手段之一。雖然個案研究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其弊端也同樣明顯，如選題雜亂和瑣碎，很難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結論。有學者指出，六朝士族研究中，出現一批「跑馬圈地」式的個案研究論文，滿足於低水準的簡單重複。此外，過於細化的傾向，還會導致研究群體缺少共同對話的議題。因此有學者認為，中古士族研究實現新突破，需要在微觀研究的基礎上，對於一些重大問題追求宏觀的思考。而王著正是能體現此種要求的典型，書中個案研究與宏觀考察相得益彰。全書以琅琊王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和陳郡謝氏的個案研究為基礎，以政治思想與政策為線索，全景式的向讀者展現東晉一朝士族的雙重政治性格及其與皇權的互動歷史。 政治史向來是學者關注的焦點，除其自身的重要性，研究理念與範式的推陳出新也是要因。2004年以來，諸如「重提政治史研究」、「政治史研究再出發」、「新的政治史」等說法屢見於書刊文章，足見學界對傳統政治史研究思變之切。其中「政治文化」是所謂「新的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取向之一。2004年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一書在大陸出版，借此契機，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特邀田浩（Hoyt C. Tillman）、葛兆光、黃寬重等學者探討政治文化的內涵和意義。何為政治文化，雖人言人殊，但政治史與思想史的交叉結合確是共識。從《東晉士族的雙重政治性格研究》來看，王心揚深受余英時治學路徑的影響，不僅「雙重政治性格」取法於余英時所論東晉士大夫雙重文化性格；更為重要的是，王著並未侷限於單純的政治史範圍，而是將東晉士族雙重政治的研究置於政治史與思想史的交叉領域，聚焦於士族的政治思想和執政策略。如所周知，錢穆及其所開創的新亞學派，以思想文化入手研究中古士族，是其鮮明的特色。然而新亞學派的文化史觀，特別是錢穆與何啟民的士族研究，或多或少有某些預設的文化理念，頗受學界詬病。從學術史的譜系來說，王心揚師從余英時，可說繼承了新亞學派研治中古士族的傳統，但沒有文化、精神等信仰的預設，而是論從史出，有理有據，王著可謂以思想史與政治史相結合研究中古士族的優秀樣本。 全書的核心議題是士族與皇權的關係，這是魏晉政治史的一個基本問題。從日本京都學派「貴族政治」說與研究會「寄生官僚」說的交鋒，到美國姜士彬的「寡頭政治」與伊沛霞的博陵崔氏個案探究，再到大陸田餘慶「門閥政治」說，展現關於此問題的多重歷史面相。若以東晉一朝總體政治形態的角度而言，田氏的門閥政治側重於士族為「門戶私計」的一面，忽視士族也有維護皇權的努力，而王著的「雙重政治性格」則填補了這一空白，田、王二說允為東晉士族政治的一體兩面。另外，王著所揭示的士族雙重政治性格，並非靜態，而是具有動態的變化。正是士族振興皇權的趨勢，為我們理解東晉到南朝的歷史過程提供新的角度。學界常將劉裕視為東晉門閥政治的掘墓人，誠如丁愛博（Albert E. Dien）所言：「劉裕的躍升說明（象徵著）南渡士族失去對軍隊的控制，他們喪失軍權並且變得完全要依賴朝廷。……從東晉到劉宋過渡之際，士族失去實權後，已無所憑恃，只能為皇帝效勞。士族在這方面非常有用，因為他們必須使自己和皇室的利益保持一致，不要有利益衝突，皇室也就不會認為他們不可靠。」但作者提醒我們，若從歷史事件連續性的視野觀察，可以發現，從庾氏開始，士族擴張皇權的傾向逐漸超越削弱皇權的傾向，也就是說把庾氏兄弟、桓溫、謝安、桓玄和劉裕都視為門閥制度的掘墓人似乎更為合理。就士族政治傾向的消長變化而言，作者認為不應再把東晉的政治形態僅僅歸結為門閥政治，東晉不但是士族專權的時期，也是由士族主導的伸張皇權的政治逐漸凌駕門閥政治的時代。胡寶國在評價《東晉門閥政治》時曾指出：「找到了流民帥，才終於找到了東晉通往南朝的歷史之門。」或許我們也可以說，作者找到的東晉士族振興皇權的連續性，同樣也是東晉通往南朝的一扇歷史之門。 此外，王著全書新見迭出，不拘泥於成說，在慣常處啟新知，茲略具數例，以滴水見日。如，桓溫與桓玄作為亂臣賊子的典型，幾乎是歷史常識，但作者指出此種結論的背後是視野偏窄所致，將皇權僅視為司馬氏皇權。若以普遍皇權的角度來看，二桓要振興的是其篡位後的皇權，因此在客觀效果上，二人所為實則加強了皇權，又打擊了士族。又如，作為東晉政府清查戶籍的「咸和土斷」，因史籍語焉不詳，此次土斷由何人主持尚存懸疑。萬繩楠推斷是王導，但論據並不充分。王著另闢蹊徑，以王導和庾亮的政治路線入手，認為前者「鎮之以靜」的立場，顯然站在土斷的對立面，因此咸和土斷的主導者應是主張「任法裁物」的庾亮。再如，桓溫與謝安執政方針之間的關聯，長期以來被學界忽視。在釐清桓、謝二人的政治理念與策略後，作者指出，二者執政具有連續性，尤其是在限制士族層面。古語雖說，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但王著不風從舊說，闡幽發微，書中的創見與睿識，對學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五 本書所揭示的東晉士族雙重政治性格及其政治傾向的變化，不僅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亦富有濃厚的理論色彩，將士族與皇權的關係推進一大步，可以說重新審視東晉一朝的政治形態，對東晉的歷史進行全新的解說，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大醇不免小疵，難免會有「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的問題，筆者試就閱讀過程中產生的疑問，略舉一二。 眾所周知，傳統文獻的匱乏一直制約著魏晉史研究，本書討論東晉士族和皇權關係，主要根據《晉書》、《世說新語》、《資治通鑑》。從常見史料中發現問題，深化重要議題的研究，可視為本書優長之一；然從史料豐富程度而言，尚有一些重要史料，作者未能關注和利用。除《晉書》等之外，魏晉史料尚有零散碎片留存，清人在輯佚和整理魏晉史部軼文方面已取得相當不錯的成績，如湯球、黃奭等對諸家舊晉書的輯佚，王仁俊、黃奭對別傳的整理等。清人對晉史軼文勾輯的成果同樣是研究魏晉史的重要史料。此外，以墓誌為主的出土文獻是目前推動整個中古史研究的主要動力之一。雖然東晉的墓誌並不豐富，但僅在學界現已整理的墓誌資料中，如井波陵一《魏晉石刻資料選注》、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羅新和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等，應有關於東晉士族的吉光片羽，或可補充傳統文獻的不足。本書未見參閱，或許遺漏一些更為充分的史料證據，略顯遺憾。 本書作者用「雙重政治性格」來表示士族既維護自身利益和削弱皇權，又打擊士族和振興皇權的兩種矛盾的政治傾向。擬人化的「雙重政治性格」，給讀者造成的第一印象，似乎意味著士族的政治傾向應具有主觀性的特徵，抑或說士族所推行的政治路線應該具削弱或伸張皇權的主觀意圖。而正如作者意識到的，書中所論士族實行的某些政治舉措，並沒有充分證據說明是出自士族削弱或伸張皇權的主觀目的，而僅是在客觀效果上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那麼諸如此類的案例是否能歸入士族雙重政治性格之中？關於本書第二個核心議題「士族政治傾向的變化」，作者透過分析當權士族的政治思想和政策，認為東晉中後期士族振興皇權的傾向逐漸超越限制皇權的傾向。其中的一個問題是，書中關於士族政策的分析似乎並無充分觸及政策的實際效果。另一問題是，作者在衡量士族傾向的變化時，焦點在思想和政策，忽略了「士族專兵」的情況。東晉士族得以與皇權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皇權，基本條件便是控制主力軍隊和軍事重鎮。因此，若能就政策的具體效果展開討論，且將「士族專兵」納入考量，那麼士族政權傾向消長的面相或許能更完整。 此外，全書所論「雙重政治性格」，是在士族與皇權共治的東晉政治語境中展開，這固然對於全面理解東晉的政治形態大有裨益，但可惜作者並未深入探討，在長時段的士族或士大夫與皇權關係的演變中，又該如何認識這一現象？進入南朝後，士族的這種政治特質並未驟然而逝，如有學者指出，南朝蕭齊的王儉以謝安自況，是尋求士族與皇權雙方利益平衡的代表者，那麼東晉與南朝的士族雙重政治性格之間有何關聯與區別？再如，以宋代士大夫為例，王瑞來發現在士大夫群體的言行中存在既主張皇權虛化，又要求加強皇權的矛盾現象。鄧小南亦指出，宋代士大夫在「尊王」的同時，又以「共治天下」、「共定國是」的理念限制君權。因此，「雙重政治性格」的歷時性問題，或許可以進一步研究。 再者，個別論斷有待深入探討。如在本書第五章，作者認為忠君思想在東晉後期呈現上升趨勢的內在原因是思想史的發展，且忠君思想從弱到強，又從最高點逐步下滑的過程，正是思想史常見的發展軌跡。誠如作者在導論中所說，士族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是觀察士族和皇權關係的兩個重要維度。然而就以忠君思想而言，全書似乎除了考察葛洪等個案外，並未就東晉一朝的忠君思想做一縱貫而系統的研究，使讀者有些意猶未盡之感。 有些政治事件的分析，或亦有商榷的餘地。如桓沖交出揚州刺史之職，是東晉後期重要政治事件之一。關於桓沖此舉的原因，主要集中於三則史料。《晉書·桓沖傳》載：「謝安以時望輔政，為群情所歸，沖懼逼，甯康三年，乃解揚州，自求外出。」《晉書·王彪之傳》載：「時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己。」《世說新語·尤悔篇》注引《續晉陽秋》載：「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忖己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作者主要以第一則史料為依據，認為「桓沖是由於內心感受到某種壓力才決定急流勇退的，而桓沖所懼的應該不是謝安的軍事實力，而主要是謝安所代表的忠君思想這個時望」。筆者疑惑的是，這一時期的儒家忠君思想的強烈程度難道已能使桓沖主動放棄京畿重鎮的兵權，「置王命於家族利益之上」？聯繫當時東晉的政治形勢及〈王彪之傳〉所提供的資訊，桓沖此舉或許解讀為與謝安政治鬥爭失敗後的結果，似乎較為妥帖。 以上提出的幾個小問題，實屬見仁見智，白璧微瑕，無傷大雅。總體而言，作者憑藉鮮明的問題意識，把握住東晉士族的雙重政治性格及其政治傾向的變化，並以此重新審視東晉一朝的政治發展態勢，揭示在門閥政治之外的另一重要歷史面相，為碩果成林的魏晉史領域又添一佳作。

作为魏晋史的外行，读过以后很受启发，对于门阀士族与皇权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此书立论详当，虽有重复之嫌，可补梳理之效。

作者肯定很喜欢桓温（doge）

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