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

对于尊儒，《汉书》载董仲舒的原话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载汉武帝的原话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我们耳熟能详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据说出自清末一位思想家的再造。这里存在六经——孔氏——儒术这三个概念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演进。今人早有异论指出汉武帝并未真正采纳过董仲舒的建议，也未在治国策略上真正主推过儒家思想，更未在制度上有促成儒士入官僚集团的积极行为，当然有倡导儒家之举，有将儒家作为政治工具之举，只不过将儒生帝国的崛起放在汉武帝名下，可能是个历史误会。这本书即用详实的资料论证了上述观点。作者梳理《史记》《汉书》中关于汉武帝朝儒生官员的精细数据，指出儒生在当时权力等级中的地位低下，远称不上精英团队，未见被独尊的荣耀。直到巫蛊之祸后，权贵家族和世袭权力主体大部分被消灭，儒生群体才作为新的精英阶层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经昭、宣、元三朝而昌盛，特别是霍光专权后将儒家思想作为强有力的武器在政治斗争中加以利用，儒生官员自此在官僚系统中脱颖而出。

本书结论上非常具有米国学术界的风格：某个偶发一大事件导致某个重大历史趋势的出现，从而证明历史过程的偶然性。 类似于李开元分析军功受益集团和毛汉光研究中古士族没落一样，蔡亮论证汉宣帝以前，位居高位的儒生很少，君主不倾向于任用儒生且选官制度也不利于儒生上位。现在社会对汉武帝“独尊儒术”和儒家正统的理解受到司马迁和班固刻意的历史书写的影响（这一部分作者提出了一些猜测性观点乃至阴谋论式解释）。 儒生上位和巫蛊之乱清理了大量的勋贵集团形成权力真空，儒生可以为权力不稳的霍光乃至汉宣帝提供统治正当性，因此趁着权力真空通过师徒等私人关系迅速上位，但是他们和汉武帝以前儒生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思路和谭凯很类似。 总体来说，关于汉武帝以前汉朝非儒生帝国的观点并不新鲜，对巫蛊之祸的强调和历史书写难以实证，个人持有保留意见。 政治/社会过程和政治/社会结构共同作用于历史中，显然巫蛊之乱确实破坏了过去勋贵阶层再生产，但是这不等于儒生仅仅靠着霍光和汉宣帝的偏好就能上位，社会政治必然存在某些有利于儒生的结构性因素才能支持儒生长期作为帝国合法性的构造者进行阶层再生产，不然本质还是无根之水嘛。

这本书有两个亮点。 对史记、汉书大胆的解构，强调历史中的儒学发展远非记载的那般“光鲜亮丽”； 首次将巫蛊之祸、霍光掌权与儒学政治兴起联系起来看待，巫蛊之祸给霍光留下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真空，儒学因政治边缘而“侥幸”保全。霍光缺乏合法性，而儒学却可以塑造合法性(霍光被视为伊尹周公)，二者一拍即合，进而儒家彻底走进权力中心。 从这点看，巫蛊之祸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了，没有巫蛊之祸，霍光也会与儒学相联盟，进而对其他群体进行清洗，巫蛊之祸只是加速器而已。 这本书更多出自作者07年博士论文，虽然有着理论先行的毛病，但确实开先河。

88分，明显阿米利卡汉学研究，译者水平一般。优点：海外史学研究大量引入统计学 逻辑学来作为新方法研究史料。这种研究方法相对更客观，更精确，比如儒生到底是刘彻时期成为主流，还是刘奭时期，别看就是一字之差，两者之间其实隔了一个世纪。又比如说的话差不多，做的事呢？行动不会骗人。统计学可以看出，刘彻还是重用文法吏，其次内侍，再次汉初勋贵，再次亲族，再次儒生。这就和通常认为刘彻独尊儒术的印象出入。书中论证正是因为刘彻发动巫蛊之祸，有意识清理汉初勋贵，才让位置空出来，儒生才有阶梯可攀登，最终造成刘奭时期儒生登顶这一结果。论证清晰，论据充分，一目了然。缺点：译者水平太一般或者太不认真，表亲 堂亲多次译错，而且一个人身份反复变化，一会儿表亲，一会儿堂亲。另外这是作者论文出版，对其余一些论点也没有回答，只说了自己结论，略微有些自说自话，作为出版物，如果可以还是增加一点章节，这样无论是对自己作品还是读者都更显尊重一些。

不入流。作者在装什么外宾？也就是在国外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博论，在国内本科论文的水平。作者既没有细读史料，也没有参考既往研究，靠自己混乱不堪的知识系统提出一个自认为别具一格的观点。最后还涉及制度史？我的建议是先补补文献学基础常识。 PS 本书核心观点只看前言就足够了。作者用一本书的体量来阐述只要读过史料（通鉴即可）就能知道的常识（儒生在巫蛊前朝堂力量薄弱）。至于另一观点汉武帝并未独尊儒术，参考阅读：丁四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与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驳论》 其他脑洞则根本不值一驳

推荐推荐！ 作者用非常扎实的数据和富有逻辑的推论，让我们重新看待传统史学中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开始成为帝国朝堂的主流。这一观点的错误。并且思考巫蛊之祸中，霍光等幸进内臣的崛起。 毫无疑问，所有人都会认可，西汉和东汉虽然是同一皇族统治，但却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朝代。西汉跟秦更像，是军功吏帝国，而东汉则已经成为儒家帝国。 但再去细究，其实这个转变发生在汉宣帝汉元帝时期。 以前一直觉得汉宣帝是“王霸道杂之”，而汉元帝被儒家教育傻了从而“柔仁好礼”，但经过作者系统又详实的分析，这个转变确实发生在宣元之际，但源头其实在巫蛊之祸。 因为巫蛊之祸，正常的政治继承被打破，原有的开国贵族政治阶层被大范围清理，导致出现了断层。 同时，因为汉昭帝、汉宣帝得位的合理性一直遭到质疑，霍光辅政也面临各种舆论挑战。一个是为了强化自身的合理性，一个是为了占据朝堂生态位，所以，汉昭帝汉宣帝、霍光、儒家三者一拍即合，互相成就。儒家从典籍中为皇帝的神圣性，为霍光的合理性找到历史说明，皇帝和霍光也帮助儒家确立了帝国主流思想。 所以这也是那段时间，儒家学说门派兴盛，儒家宣扬的各种上古圣王神异言论频出的原因。 其他额外的就是， 1，李广因为“李广难封”的悲剧色彩，一直潜意识认为他是个没什么背景的家族。但他的堂弟李蔡曾经做到丞相，他的儿子李敢因军功而封关内侯。所以，“李广难封”纯粹是自己能力不行，然后还怨天尤人的要整个世界围着他们转。同样是出征分配任务，李广失道就是因为卫青分配不公，李敢封侯那是我李家子弟有能力，跟你霍去病没啥关系。活脱脱汉代的小仙女思维啊。 2，一直以为霍去病对霍光这个同父异母弟弟挺照顾的。但是霍去病只是将其恩荫为普通郎官，并没有建议汉武帝重用霍光。跟其他得到重用的郎官相比，汉武帝也没想着要重用霍光，所以霍光一直没有得到外放的机会。 在汉武帝临时前，霍光和另外一个幸进之臣金日磾合谋政变，炮制了汉武帝遗诏，让汉昭帝上台，并将自己包装城托孤大臣。 但综合汉武帝心态，汉昭帝最后一天才通过遗诏确立为继承人，以及霍光历来的任职情况和当时其他人的言论（群小自相贵耳），汉武帝托孤这事基本上不会发生。 3，《史记》为了突出儒家，通过文字的编撰甚至是内容的篡改，将孔子塑造成五经始祖的色彩。并且塑造了一个儒家文化传承的脉络，但那个脉络是可疑的。《公羊春秋》几十万字，通过口口相传一两百年还能大体不变？《尚书》那么拗口，几十年也能做到记忆清楚？而且既然司马迁知道那些经典的传承脉络，为什么都只是记录了这些传承者的姓，而不是全名呢？而同样在《史记》中，对于更久远的事情和人物，司马迁却能做到有名有姓的记录下来？这非常可疑。而且对于儒家的传承者，从《史记》到《汉书》再到后面，细节越来越丰富，这太符合人为编造的“历史的层累”。 另外在《史记》中，潜移默化的通过“××人修××经而得以高位”，营造出儒家经典的价值。 果然，每一个文化人都坏的很。为了推销自己的私货，不惜篡改编造。文化阵地真的是无孔不入，没有小事。一刻都疏忽不得。

本书作者蔡亮，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现任圣母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主要做秦汉帝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她在研究方法上有个特色，特别注重通过数字化手段来重构史料。正因为有大量的数据分析，围绕“儒生群体如何崛起”这个话题，一重又一重谜团被解开。经典的老问题，浮现出新答案。 作者发现，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正是在这场斗争的政治余波中，儒生群体才获得崛起的机会。他们逐渐控制了王朝的官僚系统和知识系统，为此后几个世纪的中国政治话语定下基调。另外，我们今天之所以认为汉武帝早年就重用儒生，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讲了一个假的故事，但这不是因为他信息掌握不足，而是司马迁有意为之的。 第一，与儒生崛起紧密相关的“巫蛊之祸”是怎么回事？背后推手是谁？ 第二，儒生到底是一群什么人？他们是怎么建立“儒生帝国”的？ 第三，司马迁为什么要讲一个假的故事？ ——————————————— 巫蛊之祸通常史家认为是汉武帝通过纵容酷吏打击太子党（因为太子与武帝政见不合，由于武帝时期征战太重民不聊生，太子提出要休养生息，而武帝虽然知道这是正确的，却不能接受自己之外的人来纠正这一点，后来发了《轮台罪己诏》），剑锋直指太子，最终太子刘据被逼无奈造反。武帝逼死太子后，又将当时诬陷或追杀太子的官员一并处死。也许是武帝后悔，也许是想趁机铲除上层权贵阶层。总之，两次事件后，整朝臣僚阶层被肃清几乎殆尽。 这部分内容作者从太子反对派到霍光挨个论证，最终结论是可能汉武帝年老多病，非常敏感，因此误杀了太子。这部分不太准确，武帝比较刚愎自用，他可能真的很想教训太子，所以在动太子之前已经把党羽消减殆尽，否则也不至于太子造反无人可用。武帝下手太重，而太子被逼太甚，狗急跳墙搞造反，才最终导致父子二人无法共活。也许后来武帝有一丝后悔，但他自我至极，对太子的诛杀一定是处心积虑的。 虽然不认同对巫蛊之祸的判断，但认可确实巫蛊之祸之后，官僚阶层大换血，给了儒生出场的机会。 相比儒生帝国，这本书的更大意义在于补齐了我脑海里“中国独有的文官政治”是怎么发祥发展的，正因为巫蛊之祸，以及后来霍光、宣帝以及西汉后期大量启用儒生，储备了文官资源，东汉光武帝才能快速搭建管理班子，从容地让军功集团回老家享受荣华富贵，避免刘邦时期的分权尴尬。 ——————————————— 汉初儒学并不受重视，因为儒学最底层的内容是传统周礼，包括周代的礼乐制度、道德标准、政治规范。这个特点带来的好处是，能借助传统约束当下，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但坏处也很明显，恪守传统就很难兼顾新形势、新需求，因此变得不合时宜。 “巫蛊之祸”是一场失控的政治斗争，上层贵族几乎被清除干净了，霍光除了武力打压反对派，也得想办法拉拢一些人，为自己站队。拉拢谁呢？这就是儒生。 儒生能帮霍光塑造慧眼识人、求贤若渴的良好形象。儒生提倡道德、礼仪、知识、传统，会给人一种学识渊博、德行出众、尊重传统的感觉。所以，霍光很喜欢把年过花甲的老儒生请到朝中当官来帮他粉饰门面。 除了装点门面，儒生能帮上更大的忙，这就是引经据典、制造舆论，论证霍光辅政的合理性。很多史书记载霍光辅政这段历史，都会讲到一件事。话说当初汉武帝的太子刘据死后，汉武帝把小儿子刘弗陵立为太子。太子年少怎么办呢？汉武帝思前想后，打算让霍光辅佐。为了表达对霍光的尊重、敬仰，还有临终托孤般的诚意，汉武帝让宫中画师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暗示霍光做好辅政的准备。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感人，但很多史学家考证后都得出相近的结论，这个故事是儒生帮霍光制造舆论的素材。 如果说儒生通过帮霍光制造舆论，迅速崛起，那么让儒生站稳脚跟的正是下令族灭霍家的汉宣帝。 汉宣帝的身份有点特殊，他的祖父正是在“巫蛊之祸”中死去的太子刘据。汉宣帝从小生活在宫外，当了皇帝以后，他的血统和继位合法性备受质疑。这时，儒生再次获得机会施展特长。他们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祥瑞，比如在皇家园林上林苑，一棵已经枯死倒下的大柳树，竟然奇迹般地立起来，重获生机。长出的树叶，被虫子咬一个图案，图案好像是五个字：“公孙并已立”。汉宣帝是曾经的太子刘据的孙子，而且，汉宣帝的名字恰好是“刘病已”。这不表明，上天在告知天下，汉宣帝就应该继承皇位嘛？ 你能想到，这类事情八成是假的。但在当时，确实帮了汉宣帝不少忙。所以，汉宣帝提拔了很多儒生担任各类高级官员，甚至，太子太傅这个职务有一半以上都是儒生。太子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们，汉宣帝让一帮儒生教导未来的皇帝，可见汉宣帝对儒生有多么认可。 儒生能在“巫蛊之祸”后长期影响古代中国，甚至建立起一个作者所说的“儒生帝国”。这么大的成就，跟儒生的一些重要特征分不开。 首先，儒生非常强调师承关系。比如后人推测，从孔子到孟子的传承脉络是：“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历史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还有待考证。但有一点是可考的，至少从西汉开始，儒生就在强调师承关系。而汉代选拔官员，有个重要的措施叫“察举制”。地方政府和一些中央高级官员可以选拔他们认为品德优良、能力出众的人，担任低级官职。这就给重视师承脉络的儒生提供了机会。巫蛊之祸以后，上层官员位置空缺，一些儒生被提拔到高位。很快，他们就开始拉拉扯扯，把自己的门生都举荐上来。官员之间不仅是上下级关系，还可能是师生关系。这样，官僚系统内就逐渐出现一个庞大的儒生人才梯队。 其次，儒生不仅渗透了官僚系统，而且做了件影响更深远的事情，这就是掌控汉代的知识系统。汉代儒生推崇学习“五经”，也就是《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后来，儒生推动官方把“五经”纳入官学，官方设立了一种叫“五经博士”的学官。“五经”学得好的人将来可以当官。经学博士是汉武帝设置的，最初只有几十人，到霍光辅政的时候，人数迅速破百，然后一路翻番，到汉代末年，五经博士和弟子的人数竟然多达三万。正是从“巫蛊之祸”之后，儒学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古代的官方正统学说。 第三，很多儒生，最初都是汉帝国的基层官吏，长期做一些琐碎、具体的事情，拥有实际执行的能力。儒生熟悉礼仪，农村的婚丧嫁娶总是离不了他们。儒生会读书写字，他们就能在地方政府干点文书工作，或者当老师教学生识字。儒生熟悉国家法律制度，遇上各类纠纷，调解起来总是有理有据。 汉代的儒生其实在“巫蛊之祸”以前，就已经遍布汉帝国的基层社会。他们只等待一个像“巫蛊之祸”那样的时机，实现政治抱负。 ——————————————— 后人误以为汉武帝重视儒学，这件事要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有一篇文章叫《儒林列传》。这篇文章讲的是西汉前期多位儒学大师的故事，展现了西汉初年儒学兴盛的局面。但我们已经知道，西汉“巫蛊之祸”以前，儒生并没有被重用。换句话说，司马迁没有给我们讲事实。 《儒林列传》到底讲了什么？主要是两个内容，首先，这篇文章理清了儒家发展的脉络，从孔子开始一直到汉代初年，生生不息。其次，这篇文章强调了孔子之教是大智慧，汉朝是个尊重儒学的美好时代。人们把儒家经典学好了，就可以当官。但事实上，孔子和汉代的儒生三百年来一脉相承，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学好儒学就能当官，这在汉初还没有实现。本书作者蔡亮仔细统计了汉武帝时期的官员信息，在77位地位显赫的高官中，只有6位儒生，占总人数的7.8%。而这6位儒生里，只有公孙弘一个人是通过举荐贤良的方式，获得高层职位的。这跟司马迁在《儒林列传》里描绘的场景，显然不一样。 对于这个现象，本书作者蔡亮给出一个有意思的解释：司马迁其实在《儒林列传》里创造出一个理想世界。这个世界的情况，跟司马迁所处的现实世界相反。在现实中，军功贵族和他们的后代把握着最高权力。而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通过裁剪史料，拼接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里，财富地位、军功以及人脉全部失去意义，一个人的未来是由他掌握的知识决定的。 司马迁为什么要在《儒林列传》中描绘一个与现实恰好相反的理想社会呢？ 司马迁的父亲就是史官，史官虽然卑微，但他们是统治阶层近距离的观察者。所以司马迁从小目睹了很多残酷的现实，官员要想升上高位，就得靠家族财富、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司马迁曾经吐槽自己既“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同时也“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满满的失落和无奈。 于是，司马迁只能通过文字委婉地批评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是怎么写的呢？ 司马迁在《史记》里分别为16位汉武帝时代的重臣作传。与这些独立人物传记并列的，还有《酷吏列传》以及前面提到的《儒林列传》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画的是人物群像。 司马迁暗自做了一件事。他把这些官员分成了三个群体，分别是：权贵的后代，底层崛起的政坛新贵，以及凭借学识当官的儒生。 写权贵后代的时候，司马迁会在文中反复强调，这些人是因为家族的声望而获得官位，他们轻而易举就能获得重要官职。写底层崛起的新贵的时候，司马迁会直白抨击汉代卖官鬻爵的丑恶现象。 那司马迁心中理想的选官模式是什么呢？他在《儒林列传》里，剪裁拼接出一个理想世界。在这个世界，只有接受过五经教育的儒生官员，才能成为国家官员的后备人选。 看起来，司马迁是在“望梅止渴”，通过文字抚慰心灵。其实，这件事情意义深远，它在之后的几百年里，变成“儒生帝国”兴起的重要推力。 西汉初年，儒生人数稀少，组织松散，影响力有限。而司马迁的《儒林列传》给儒生们描绘了一幅理想蓝图。远望蓝图，分散在帝国底层各个角落的儒生，更加重视五经学习，重视相互推举，逐渐团结起来，希望能奔向那个美好世界。 司马迁的事业，后人仍在继续。一百多年后，东汉史学家班固编纂了《汉书》，继续描绘那幅蓝图。《汉书》中有一篇《儒林传》，在这篇文章里，儒生之间的传承关系更加明确了。《汉书》中还有一篇《艺文志》，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班固把以前的书目都梳理了一遍。原本很多儒家经典已经流失，同一本经典有多个版本存世，非常混乱。而班固却在《汉书·艺文志》里，为儒家经典理出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这进一步团结了儒生，强化了他们的集体身份认同。 本书作者对西汉时期的官员的师承关系情况做了统计。在汉武帝以前的一百多年里，有师承关系的高级官员只有两位。而汉昭帝到王莽统治结束，这一百多年间的97位高官中，有33人是儒生，其中还有11对师生官员。举个例子，公元前72年，一位叫后仓的儒生位列九卿。后仓是研究《诗经》《孝经》的大家。他有位门徒叫萧望，也是《诗经》方面的专家，七年后也位列九卿。萧望你可能不熟悉，但后仓的另一位学生很有名，这就是“凿壁偷光”的匡衡。匡衡在《诗经》方面成就很高，他当过汉朝的丞相。这个师承还没完，匡衡有位弟子是师丹，担任过大司马等高官。（这部分跟西汉后期皇帝不断将儒家推向高处，任用更多儒生有关，也许作者该取用东汉或更后期的数据来证明史记的功效） 回到这部分的主角司马迁，他被称为“中国史学之父”。这不仅是因为他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查明诸多历史的原委，更是因为他开创了一个传统，把历史叙述照进现实，为儒生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推动了儒生阶层的形成和崛起，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摘选编辑自得到听书：裴鹏程

虽然作者对数据的推崇很合作为读者的我的口味，但是作者至少有两个大问题。 其一，其一直批驳的“汉武帝时期汉朝成为儒家帝国”这一所谓“传统论点”似乎并不是传统论点。 即便以叙事简略的《中国通史》为例，流行的几个版本中，钱穆和吕思勉的版本压根没提这件事，傅乐成讲得比较详细了，但是作者的观点和其基本一致，包括后面对宣帝朝臣的分析，傅先生也提了。 这还只是通史的泛泛之谈，不是研究西汉或者儒学的专门史。所以读到最后都没搞明白作者极力论证的观点到底新在哪里。 可能是作者高中学历史的时候，把课本里面：“公元前136年，朝廷设立五经博士，儒学独尊地位确立。此后，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句话中的此后给看漏了？ 其二，作者想要证明“儒生帝国”在武帝时期不存在，却又力证这一帝国在宣帝之后是存在的。 然而稍通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终汉一世，儒生都很难说获得了朝政的主导权，在其之前，除了皇帝，也还有外戚和宦官。恐怕儒家出生的政客数量虽有增多，权力虽有增大，“儒生帝国”还是无从谈起吧。 总结，作者批驳的观点在稍微学术一点的资料中我都没见过（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作者论证的观点合理的部分已经有很多先贤阐述过，不合理的部分也难以做到逻辑自洽。姑且看个乐。

20260305通过对汉武帝时期儒学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汉武帝后期巫蛊之祸对儒家阶层崛起的深远影响。书中探讨了《史记·儒林列传》中儒生身份的多重性，以及五经学派的传承与变迁，揭示了西汉权力中心的转移和儒生官员的崛起过程。通过探讨霍光专权时期儒家思想的广泛应用及其对政治权力的掌控，书中展示了儒学如何成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并逐渐掌握政治权力。通过对巫蛊之祸后权力重组的分析，作者指出这一事件导致旧权贵家族的衰落和儒生官员的兴起，最终促成了儒家帝国的形成。

本来是想看一本写巫蛊之祸那5年之血雨腥风的书，没想到选了一本以博士论文为原型的偏文献的书，该书用丰富的文献和数字，探讨了巫蛊之祸和儒生进入官僚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 逻辑框架清晰，首先，通过武帝朝官员背景和品级论证武帝一朝并非“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然后，通过后汉书中对儒生的记载；昭宣元vs.武帝朝儒生官员数量、占比、品阶的量化对比，以证明儒生官员地位和数量在巫蛊之祸后骤增。进而论证了巫蛊之祸和儒生更多走向官僚阶级的关系。因巫蛊之祸，贵族被清洗殆尽，朝廷高层出现真空，儒生抓住机会，凭借经学修养，利用“天人感应”理念为霍光摄政和宣帝即位以及霍光被清算，提供各种舆论，祥瑞支持。完成论证。 另外，本书作者的后记让我感触很深，深深的赞同并贯彻:这个世界声音很多，过滤恶意的批评，汲取正确的批评建议，坚定的用平常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