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帝国与运河

视角十分新颖，跳出传统史观。把水运航道和王朝命运绑定，厘清经济命脉与国家发展的深层联系，篇幅精炼，为理解唐宋历史提供了独到的切入点。

#读书 《唐宋帝国与运河》 全汉昇著。这是一本从隋唐大运河视角解读唐代与北宋兴亡的学术著作。全书引经据典，有很多原文引用段落，不是通俗作品，所以有一些阅读门槛，适合对这个命题感兴趣，同时又有一些历史背景基础的人读。 一、运河建设背景 这本书成书于1943年，至今已超过八十年。全书以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一统为主线，围绕隋唐运河进行阐述。作者认为在第一次大一统，即秦汉时期，国家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合一，都位于关中和北方中原地区。此时国家水利的建设方向，是在关中和黄河以北修建灌溉工程，提高农田产量。最具有代表性的工程有三个，关中的郑国渠和白渠，河北的漳水溉邺工程。 此后，由于汉末和南北朝的战争，尤其是西晋衣冠南渡之后，北方人口逐渐南迁，同时又出现了关中、北方地区农业的衰落。在隋、唐、宋时期，国家经济中心逐渐转向南方，与关中的政治中心，在地理上产生分离，此时运河的兴起成为了一种必要。 对于北方农业衰落的原因，作者认为是由于关中权富阶层修建碾硙，即水力驱动的石磨，造成灌溉渠水量的不足，导致农田产量降低，进而逐渐被荒废。但作者同时也引用了北宋张方平的观点，认为是关中权富修建亭台水榭导致的渠水不足。这两个原因我没有太理解，如果是纯人为原因，为什么后来不采取政治手段进行修正呢？所以大概也有自然的，不可逆的原因存在。 二、运河建设问题 在上面背景下，隋炀帝修建了大运河，来解决如何将南方物资运输到北方的问题。这里需要解释三个问题。 1、隋唐大运河不是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的走向是由东南的杭州、扬州，先向西北通向洛阳、开封，再向东北通向涿郡（大约是今天的北京西南），整体是个小于号的形状。这条河修建于隋代。而京杭大运河修建于元代，它的走向是由东南的杭州，直达北方的北京地区，整体近似于一条直线。 2、漕运的效率和成本要远优于陆运。陆运需要动用的人力和畜力要远大于漕运，这部分人马在运输过程中也会消耗粮食，因此成本要高很多，速度也会慢很多。因此古代在进行战争前，如果条件具备，肯定会先打通水路补给线。比如秦国在征服岭南百越时修灵渠，曹操在统一北方时修建北方水路，后周攻打南唐要先占领淮南的寿州、濠州、泗州，就因为这三个地方分别是颖河、涡河和汴河与淮河的交界点。 3、隋炀帝的工作是疏浚和连接，而不是新建。隋炀帝的主要工作并不是新建运河，而是疏通和连接了长江到钱塘江的江南河，淮河到长江的山阳渎，黄河到淮河的通济渠。尽管不是新建，但六个月的工期还是太短，因此造成了大量服役农民的死亡，死亡率可能接近一半。因此皮日休在《汴河怀古》里写到，“尽道隋亡为此河”。 三、运河的影响 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离，在唐代中前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移都就食”。 在唐朝前期，开元之前，位于长安的皇帝和中央大臣，主要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多次向洛阳迁移，以解决吃饭问题。武后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就直接居住在洛阳，不回长安。 这个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关中农业的衰落，即便加上由运河运来的粮食，仍然无法养活这么多人口。于是只能迁向洛阳，减少运河的运输距离，尤其是洛阳到长安这段运输难度很大的区域。 史书记载王宫大臣迁移过程中，“士庶从者多殍踣于路”。我们可以想象，肉食者都饿成这样，同时期的关中老百姓得是一幅什么样的惨状，可惜书中没有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四、运河的运输方法 开元年间的裴耀卿发明了“转般法”，这个移都就食的问题才暂时得到解决。 所谓“转般法”，通俗讲就是分段运输法。前面讲过，隋唐运河分为几段，每段的水情、流向条件都不一样。如果采用从起点一路运到终点的做法，沿途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裴耀卿在几个关键节点，如扬州、开封、洛阳设置转运点，这样运输船只用在固定的流域内运输即可，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 然而好景不长，安史之乱后，运河的正常运转遭到极大打击，终唐一代直到灭亡，运输量再也没有恢复巅峰时期。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地方藩镇的军队，有时他们会截留运河物资，更不用说还有不定期爆发的叛乱，彻底阻断运河，使得运输安全无法保障，运输量自然也就没法保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汴梁军队，以汴梁为大本营的朱温，最后也终结了李唐王朝。 五、北宋的运河 唐代灭亡后，淮河、长江流域陷入地方割据，运河连接政治和经济中心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了，中间甚至被人为决口断流。直到五代的最后一代——后周，出了柴荣这样一位有作为的明君，攻下南唐的淮河流域州县，疏通汴河，大运河才具备了恢复功能的条件。 然后柴荣英年早逝，不到四十岁就突然死亡，所有的功绩最后都只是为赵匡胤作了嫁衣。 本书虽然叫唐宋帝国与运河，实际上大幅的篇章都是在写唐朝，宋朝的片幅比较少，但这条大运河最终的辉煌和死亡都发生在宋朝。 宋朝开国于960年的陈桥兵变。随着975看攻灭南唐，隋唐大运河也迎来了它最后的辉煌，成为了北宋都城的“生命线”。 由于吸取了唐末和五代藩镇作乱的教训，宋代采取了“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国策，收地方精兵，大量陈兵于都城汴京，对于物资的需要也急剧增长。 此时大运河一年的粮食运输量基本在六百万石以上，而唐代巅峰期也不过四百万石，后期甚至只有一百万多点。但随着北宋末期政治逐渐腐败，尤其是徽宗时期承担的花石纲等运输，以及蔡京对转般法的废除，大运河也走到了命运的尽头。 最终1127年汴京被金人攻破，北宋灭亡。随后南宋与金以淮河为界对峙，这个格局很像150年前宋与南唐的对峙，但北宋的位置已被金取代，而南宋成为了“南唐”，大运河的作用此时已经基本消失。北宋灭亡后不久，汴河已经断流，往日的繁忙河道也逐渐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隋炀帝耗用民力修成的运河，为唐宋两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对此有如下概括，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此书成书于80多年前，至今仍有研究价值，如作者总结到的：“当运河能够充分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的时候，这个帝国便要随着构成分子凝结的坚固而势力雄厚，国运兴隆；反之，如果运河因受到阻碍而不能充分发挥，或甚至完全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个帝国便随着构成分子的离心力的加强而势力薄弱，国运衰微。”

运河的畅通与否倒是个国家兴衰的有趣的切入点。只不过似乎作者过分强调了运河是否畅通对于决定国力是否强大的作用。 唐末藩镇期间，运河通畅更像是宪宗击败李希烈的果而不是元和中心的因。 之后运河不畅也不是唐末乱局的因，更多的是无力节制沿运河藩镇的果。 靖康之变宋军惨败也不是因为军队没有江南运来的粮食， 运河不通不过是徽宗+蔡京多年败坏朝政的诸多坏结果中的一个而已

全汉昇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写就的专业论文，运用了大量历史典籍中关于隋唐大运河的大小史料，论证运河和国运的密切关系，当运河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帝国势力雄厚，反之运河受到阻碍而不能充分发挥，则国运衰微。喜欢老一辈学者的研究精神，事无巨细，旁征博引，论理清晰，逻辑严密。后记提及落笔处是李庄，不由心头一热，抗战中的学术成果。

全汉昇的不刊之作、经济史名著《隋唐帝国与运河》以经济史观看隋唐宋数百年内沟通南北的运河，旁征博引，从如何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之需求，指出1）隋炀帝开凿的运河是时代的要求。 2）隋后的运河与唐宋帝国势运的盛衰消长不可分离。所以当运河能够充分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的时候，国运兴隆；反之，如果运河因受到阻碍而不能充分发挥，或甚至完全不能发挥它的作用，国运衰微。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及宪宗时代，国势强盛，而开元天宝年间更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北宋时代，亦得盛年。在安史乱后，唐末及北宋末年，国力衰弱，甚至灭亡。虽然这一部分论述的说服力并不强。 3）运河不只是军事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纵横轴，横向推进长安功能的东移，洛阳和汴州先后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中心，同时，随着运河的开凿，沿河及纵向如河阴、睢阳、宿州、泗州、扬州、真州、镇江及杭州等，都先后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码头，从而发展为繁荣的城市；其中杭州一地，更变为南宋的政治中心。运河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在这一时期辉煌灿烂。 值得一提的是，全先生书中援引皮日休论隋炀帝“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也算是为隋炀帝唱了一首赞歌。

唐代部分先讲隋代开运河给唐代打底，把洛阳到江淮的水运打通。盛唐时靠广通渠、汴渠等，漕运把江南财赋送长安、洛阳，支撑两京繁荣和府兵、边防开支，运河通就国力盛。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割据，中央全靠江淮财赋续命，这时候汴渠成了朝廷生命线，一旦藩镇掐断运河或者河道淤塞，中央就缺粮缺饷，政令出不了关中，唐后期的藩镇博弈、财政危机，都和运河通塞直接绑在一起，最后唐亡也伴随着这条大动脉彻底失序。 宋代部分核心就抓三点，第一是定都，宋太祖本来想迁洛阳、长安，可北宋要强干弱枝、把重兵堆在汴京，全靠汴河运江淮粮，最后只能把开封定为东京，运河直接决定了都城选址。第二是漕运制度，北宋靠汴河、惠民河等形成漕运四渠，巅峰年运粮到七百万石，用转般法分段转运、靠盐利补贴，把江南财赋稳稳输往北方，撑住了中央驻军和都城消费。第三是衰亡关联，北宋末年蔡京改转般法为直达法，挪用漕运本钱，再加花石纲挤占航道，汴河淤塞失修，南北物资断流，汴京被围时既缺粮又无外援，国运跟着运河一起垮掉；南宋只剩江南运河段，没法再连起北方政治重心，半壁江山也就难撑长久。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常常回忆起几年前读《大国宪制》时对于华夏纵深和大一统需求的感受。 华夏的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两条东西向的大河两岸，大江大河的自然力量决定了跨区域的政治力量存在融合的需求，而游牧民族南下牧马的需求冲突又进一步促使南北两个东西向的联盟之间出现了政治纵深的可能。不论何种原因，客观上在最初的文明阶段，黄河流域滋养的中原较之长江流域的江淮、江南之地先走一步，关中、中原成为新兴政治文明的核心区域，南方大面积的化外之地成为中原王朝的文明备胎，除一些中心城市的发展以外，南方的政治统治依然存在大面积的空白。 直到永嘉之际，一次真正的凿空中原和南下牧马，淬炼出了唐宋为载体的第二帝国。 政治本身是建立在供养的基础上的，组织一个政府、一种体制，建立起具有强制力的行政力量，本身就需要大量的财和物的输入，而政治的存在方式又决定了需要被供养的主体本身是不创造财和物的，因此，尽管我们常说魏晋以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逐渐分离，但实际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在理论上从一开始就是分离的。由于中原和关中的千里沃野，加上南方尚未全部开发的客观情况，两个中心很长一段时间在地理上重叠了而已。 当魏晋以降的三百年战乱将中原数百年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千里沃野满目疮痍，蛮夷之地的南方却在中原士人的南渡避难中成为新的经济中心。所谓“经济重心南移”。 一方面新的大一统帝国是在南北分裂后，自北向南征服而成的，另一方面新帝国的政治问题依然是是面向西北、北方，故南渡后的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仍在北方，庙堂之上依然是北方人的主场，但经济的客观性决定了南方成为供养者已成既定事实，北方的传统政治力量已经失去了自给自足的供养能力。 自西向东的两条大河所形成的两个经济单元，必然要在政治上跨越南北，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便由此成为政治大事件。 隋炀帝开运河的功过争议了一千年，已无赘述的必要，大运河的开通是面对客观需要，甚至是客观上的窘迫而必然要出现的，这是历史的大气候和隋唐的小气候决定的，隋炀帝只不过恰好踩中了时代的节点。他作皇子时，最主要的功业是平陈之役，在隋朝统一南北的过程中接收了大量南方的政治资源，并且在夺权篡政的节点上成为他的基本盘，他也确实有着强烈的动机将关中、洛阳与江都之间的交通渠道打通。“隋代的开凿运河绝不是偶然的事，它实是时代必然的产物；因为在当日伴着新兴的大一统帝国而生的客观形势之下，有开辟这一条沟通南北的运河之必要。” 在作者的叙述中，运河成为新帝国的命脉，而运河的枢纽则成为新帝国的咽喉。 隋的短暂统一与运河的畅通互相造就，真正依赖运河的历史自唐开始，当政权进入高宗时代，功勋权贵和创业官僚的第二代人进入政治视野，承平日久之下，一场不可避免的行政臃肿化也在此刻发生，“高宗以后，一方面由于政府组织的扩大，他方面由于府兵制变为募兵制，政府经费的开支，无论是官吏的薪俸，或是军队的给养，都一天比一天增大，从而每年仰给江淮的粮食也就激剧增加起来了。”官员群体作为消耗者，最突出的优越性在于不事生产却有着制度性的供养体系，所以官员队伍日益冗余所消耗的开支也愈发沉重。“官员人数激增的结果，俸禄的开支便要跟着增加，从而运河的负担也就特别加重起来。” 唐朝前期的中央政治班底每年都需要在运河运力减弱的季节搬去离运河水道更近的洛阳，至玄宗时，因治理得当，进而减少了东迁的频率，而开元也成为唐朝乃至整个历史上的盛世。 从后世对历史的回顾来看，唐宋的兴衰治乱与运河的畅通堵塞是高度关联的，尽管兴衰治乱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无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给予唐帝国的打击是不同的，安史乱后的运河虽然衰微但依然保持着部分运力，唐帝国衰微的政治架构仍然在风雨裱糊地运转着，但黄巢起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地方军阀崛起，却使得唐帝国彻底失去了对运河的掌控，东南半壁的丰饶被他人扼住了咽喉，更为致命的是，战乱波及江淮，供给端的秩序在先崩溃，远在关中的帝国也自此土崩瓦解。 值得注意的是，直接断绝唐帝国的后梁皇帝朱温，崛起的基础则在于控制了汴州——大运河的南北转运点。在当时群雄割据、占山为王的时代里，割据自保是常态，而只有掌握了运河南北的势力才会有自命道统的野心和魄力，朱温如此，柴荣如此，赵匡胤也如此。 汴州后来成为新的正统王朝的京城，尽管这个帝国名不符实，却依然保有中原与东南的政治性大一统。 隋唐以降，帝国的政治中心从长安到洛阳，再到汴京，主动或被动的一次次东移，归根结底是中原政治对东南供给的不断妥协和迁就。唐时的运河尚可通过技术性改革打通运河到洛阳的区间，至宋进一步退化，不得不降低供给成本地将都城落在“在德不在险”的汴京。 “军队须用粮食来维持，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对于粮食的需要便激剧增加起来。为着要供应巨额的粮食，政府不得不选择便于漕运江淮米粮而又能照顾北方和西北方边防的地方来建都。” “创造大统一帝国的宋太祖，虽然不满意于汴州地势的平坦，而以形势比较险要的洛阳或长安为他的理想的首都，可是为着满足中央对于大量粮食的需要，也只好迁就事实。” 宋未因运河而兴，勉强支撑着一个虚弱朝廷的架子，直到运河的切断为它敲响了丧钟。 南宋由于军事的失败，在丧失中原正统优越性的同时，无可奈何地认可了东南半壁的政治地位，“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 中原王朝尚可依托运河联系起南北的大一统认同，偏安江南的小朝廷则缺少进一步还于旧都的政治能动性，尽管宋的侨寓性质使得它不得不拉起一派北伐的政治正确，但实际上随着宋朝廷在江南扎根，失去了北归的必要性，“自可以为国”，而一切纲领性的政治行动的根本动机，恰恰是客观上的必要性。这是经济中心获得政治地位的客观需要，也是一种必然结果。 当江南成为帝国的供养者后，必然会形成一批代表江南利益的政治势力，从晋王杨广的“我梦江南好”起，南北有别的政治格局就已经显露雏形。从客观形势来说，他们并不想成为衰落的中原的供养者，到宋朝时，已经达到了中原朝廷需要通过制度性安排来压制江南的政治诉求，“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惊杜鹃。”然而北宋的覆灭使得宋的朝廷最终成为事实上的“南人”本身，南人则开始依托强势的经济地位暮登天子堂，在蒙古人南下之前都安于东南繁华。宋亡以后，政治中心虽然一度在南京，但最终要远离偏安之地。 大一统的成本是极为昂贵的，大一统的多样性也必然决定了会有供养者与消耗者的分别，供养者在取得经济优势之后，不会满足于仅仅做一个供养者，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会为政治上的制度安排所改变。所供这些不安的新贵们选择的路线只有两条，要么成为据江淮自守的独立王国去做帝国的掘墓人，要么登堂入室，成为大一统帝国的掌舵者。 不以尧存，不以桀亡。

因为华夏第二帝国存在经济中心与军事中心南北分置的现象，所以运河成为中华帝国整合资源治理国家或者扩张领土的关键，所以说对唐宋而言，确实是运河兴则国兴，运河衰则国衰。这点在唐宋过度时期更加明显，中原王朝的重心从远离运河的长安向靠近运河的方向运动，直到五代定都于运河中心汴梁，宋朝不得不冒着汴梁毫无屏障的弱点，也要定都汴梁

全汉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是一部探讨大运河与唐宋帝国兴衰关系的重要著作。全汉昇在书中提出“运河通则国运兴，运河塞则国运衰”的核心观点。他认为，大运河的畅通与否直接影响唐宋帝国的兴衰。运河作为连接南北经济重心与军事政治重心的重要通道，其畅通与否对国家的物资运输、财政供给、军事防御等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唐代和北宋时期，运河的畅通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增强了中央政权的凝聚力，从而推动了国家的繁荣；而运河的阻塞或破坏则导致国家经济基础的削弱，甚至引发政治动荡 。隋唐大一统帝国成立时的客观形势，和上次秦汉大一统时有些不同。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当日的军事政治重心，虽然因为国防和地理的关系，仍旧像秦汉那样留在北方，可是，由于汉末以后北方生产事业的破坏，南方经济资源的开发，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的客观形势既然与第一次大一统时有这样的不同，当日自然要发生一个问题，即如何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以便因内在的坚强凝结而生出力量？隋炀帝开凿的运河，正好满足这个新时代的客观形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