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就该这样细读：顾诚明清史文集（全3册）

我国著名明清史专家顾诚生性耿直，治学谨严，被学术界公认为“三好学者”，其视学术为生命，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该书穷尽史料，寻根究底；抽丝剥茧，严谨考证。通读这本专著，深感受益匪浅，对了解明清的历史更加明晰，澄清了许多模糊观念。《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是其代表作品，在学术界影响深远，具有无可撼动的历史地位。

其实，“严谨”与“怀疑”是历史研究的双翼。顾诚以海量一手资料为经纬，对李岩是否存在、沈万三籍贯等悬案抽丝剥茧，推翻成说，让我看到史料细读的力量。他综合档案、方志、墓志铭等多元证据，重建明末农民战争与南明抗清的脉络，使模糊的史事峰回路转，真相渐显。所以，历史并非只能接受“大概”，只要肯穷尽资料、反复比勘，就能接近真实。作者日均十小时读书、竭泽而渔式搜集材料的态度，更使我明白学术成果背后是持之以恒的功夫。

顾诚先生说，“历史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所以有了“历史不忍细看”这话。 话说，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扣除武周皇帝（690年10月16日－705年2月22日在位），实际274年历史。 宋朝的北宋(960～1127年)和南宋(1127～1279年) 两个阶段，共320年历史， 明朝（1368年―1644年），实际276年历史。 清朝从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算起，到1912年宣统帝下诏退位为止，共296年的历史。 由此可见，弱宋虽弱，还先天不足，但却活得久啊。

自此读完顾先生的6本书啦，6本书基本也就包括了先生的论文集了。 最想说，请先生收下我的膝盖。 修史或治史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史才、史学、史识等三项专长。“史才”指史书撰述能力；“史学”指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资料；“史识”指分析和评判历史的思想见识。刘知几认为，修史或治史的人必须同时具备这三种能力，其中“史识”最为重要。 三者，先生当然都做到了。尤其是“史学”上，先生真的算是吃透了各种史料。 说到个人，之所以读完了先生全部著作，一方面原因是先生由于治学严谨，写的相对数量少；一方面，是从读《明朝那些事》开始后，对于明一代莫名的有着“青眼”加成，不知道为啥就是喜欢这个朝代，虽然它很难评。尤其是读完那些事以后就更想往后了解南明的事，当然这些都是初中的事情了，直到大学才圆梦，和先生第三次石刻考察期间，在丹阳一商场广场上的书摊上，用低价淘到了两本先生的《南明史》。 最初读的时候，还比较能读进去，后来第一本后半部分在读期间，基本次次读次次会犯困，于是后来第二本就不了了之。读这本期间，可能确实一时没适应先生写作习惯。 后来去年开学后不久，想弥补上这个遗憾，于是打开了第二本书。读这本时候，慢慢的脑子就能较为清醒的跟着先生写作思路走，并且可以在大部分读的时间里跟着思考，当然原因也在于后期轰轰烈烈的南明政权和农民革命军合作抗清时候更为心潮澎湃一些。 后来上个假期又继续趁热打铁读了《明末农民战争史》，这学期刚开始到今天读完了三本《顾诚明清史文集》。 从内容上说，当然先是兴趣引导，才有意愿读的，但是读到文集里提到的明初比如卫所、耕地等一些比较细致的（和人物看起来关系不大的）具体问题研究时，虽然不了解也没兴趣，但是因为这些制度是国家的方针，也是其他事件的背景，当然也要硬看的。 不过卫所中提到的黄册我倒是心喜，毕竟去南京看玄武湖里六朝遗迹时候，也去去参观过。对数字我是不敏感的，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受。 我较为喜欢的当然是先生写的人物小传，或许是因为纪传体特质中心在人的传统吧。毕竟人物是事件主导者，人物也掌握事件的变化。 这也联系到《南明史》，书封面痛心疾首的提到，“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南明政权官员在风云变化之际中，没有大局观，而且对农民军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大部分战略上失策的原因，是要推到这些人身上的。 顾诚先生最著名的文章是李岩质疑，在这篇文章里先生详细说明了李岩这个人物是子虚乌有的。这也牵扯到文学艺术上的历史作品和史实的区别，一方面前者当然适合初读，且不可否认会更有意思，但是还是需要客观了解现实情况是如何的。 再比如《明史.奸臣传》中，大名鼎鼎的严嵩，估计读那些事的时候对他都深恶痛绝，不过客观上来说，他坏但也没那么坏，还比如史可法，虽然他最后是英勇殉国的，但是他在做官期间的一些策略是不利于当时的，两者不能一概而论。可这种吧毕竟有些时候人物定褒贬是为政治服务的，或者说为人服务的，倒也是没办法的。 从框架上来说，第一是通过大学期间的读书，尤其最近以来，似乎我更为喜欢在一定时间里读一定专门板块的书籍了，今天刚读完文集下册有一大块对我非常有帮助，先生把明代大部分的资料罗列出来，并且写出自己对其优缺点的看法，这样非常利于专门研究明代史的人，因为其他再怎么变化，一手史料就那么多。另外先生总结近代研究明史的经历，和不同领域的得失，这些是可以当作方法论推而广之的。 感觉先生虽然因为历史原因，目标定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上，但是对于大体明代的研究并没有落下，读完这6本书，是比较能够捋出脉络的，当然最好的肯定还是原始史料。可这种研究值得学习，似乎感觉，研究横向历史不可太细，最低限度（基本单位）也得是一个朝代前中后期，其中政治经济、地理军事、内外交流，感觉最好是都要了解透，虽然很困难，这还不算前朝带来的影响。这里就有点疑问，研究一个制度的朝代变迁是否有很大必要呢，感觉这样做的话重心偏于制度改革，而不是研究历史了[疑问]，浅浅的想法。感觉上，历史为人服务，那么如果这个目的的话，其实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带上当今社会的便好了。 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当然希望是研究全部历史，像司马迁、钱穆先生等人一样，但这不现实、另外总感觉现在我们这样目的有点太过于学术研究了，或许吧其实断代史研究就可以达到为人服务这点了。 现实一点，给我个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坚定我好好读，似乎读完每本书最后落点都是这个。主要感觉这个积累是个大问题，没有基本史料，也谈不了研究。另外如果细研究的话，如何读书也有两种，第一是先读书再引出自己想研究的；第二是心中已经有想法，带着目的去读书的。前者更难一点，但也算是后者的基础吧。 另外呢就是这个分析史料，第一先生常常提到地方上的记录，可以与正史记录互相关联，补充、纠正。第二是先生不轻易下结论，基本是会去分析材料本身，于是至少我感觉读的可信力度是非常高的，先生会举尽比较真实的关于某一点的大多数史料。

起初读着些许有点枯燥乏味，但还是坚持阅读完了，让我涨了很多知识，纠正了很多自己错误的历史观念，喜欢正史的可以看看。

顾先生曾是我敬仰的历史学家。三十多年前我以为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是一部杰作。现在来看完全相反，此作美化残酷的战争，美化有史以来罕见的变态人渣，甚至忽视或天无视史实。如果在那个胡说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进步动力的时代，作者违心附和的话，那么现在再版为什儿不能公正修改。如果不是作者本意的话，拿这么多拉圾之作，还美其名曰读历史就该这样！本书很多能称为历史吗？充其量代表一个时代的伪史。

读历史就该这样细读，不放过任何历史细节！ 当代公认的明史大家、史学考实代表顾诚先生文集绝版重来！ 带你穷尽史料，穷根究底，严谨考证，反复质疑！

故纸堆中觅新火 ——读《顾诚明清史文集》有感 【读者:王新强】 翻开顾诚先生的《明清史文集》三册，如同推开一扇通往明清史研究深处的窄门。没有通俗史书的故事化叙事，先生的文字始终扎根于史料，却在严谨考据中藏着撼动人心的力量，让我对历史研究与历史本身有了全新认知。 最触动我的，是先生“以小见大”的考据智慧。他不追逐宏大的历史框架，反而深耕于看似细碎的议题：从卫所制度的演变到明代疆域的界定，从李自成起义的粮饷问题到清初“圈地令”的细节考证。每一篇文章都以海量的史料为基石，小到一份地方档案、一则官员奏疏，都被他精准捕捉，最终串联成破解历史谜题的钥匙。 这种“小题大做”的坚持，让我明白真正的历史研究从不是空泛的议论，而是对每一个历史细节的敬畏——正如先生对“明长城”与“边墙”概念的辨析，看似咬文嚼字，实则厘清了明代疆域治理的核心逻辑，也让我懂得“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被忽略的字词里”。 先生字里行间的“求真精神”更让我肃然起敬。面对明清史研究中诸多“定论”，他从不盲从。在讨论“张献忠屠蜀”的议题时，他没有附和传统说法，而是对比《蜀碧》《荒书》等不同史料，结合当时的人口数据与社会背景，指出“屠蜀”背后既有战乱的破坏，也有灾荒与瘟疫的叠加，更批判了后世为政治目的对历史的刻意歪曲。 这种不囿于成见、敢于质疑的态度，打破了我对“历史即定论”的认知——原来历史研究不是为了维护既有的答案，而是带着审慎的目光不断逼近真相，哪怕这个过程需要推翻“常识”，也要坚守史料所指向的事实。 读完三册文集，最深刻的感受是：历史从不只是过去的尘埃，而是照亮当下的镜子。顾诚先生对明代“民本”思想与实际治理脱节的分析，对清初民族政策与社会矛盾的探讨，看似聚焦于几百年前的往事，却隐约映照着治理与民生、传统与变革的永恒命题。他让我明白，读史不是为了怀旧，而是通过理解过去的得失，学会以更清醒的目光看待当下。 合上书页，先生笔下那些泛黄的史料仿佛有了温度。这三册文集不仅是一部明清史研究的学术著作，更像是一位史学大家的精神传承——它教会我的，不仅是明清两朝的历史知识，更是对待历史的敬畏、求真的勇气，以及从故纸堆中汲取智慧的能力。这份收获，远胜过任何一本通俗历史读物带来的短暂愉悦。 2025年9月27日于徐水

用实践写就“皓首穷经” 现如今，中国历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知识更新不断加快，本世纪初的一些观点，到现在都有“过期”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阅读那些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研究著作是否有意义？这套《顾诚明清史文集》就给出了很好的回答。 这部文集的写作时间大多始于动乱结束，除极少数篇目外，绝大多数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是思想活跃但又带有一些混乱的时代，顾诚先生以“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作为座右铭，以广博的阅读作为基础，一生只写下《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两部作品，迫使一些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改变研究方向，这在现在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 顾诚先生仅得中寿，花甲之年便须发全白，用实践写就“皓首穷经”的人生。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门外汉，近年来草草阅读过一些历史研究文集，但少有作品可以与他一较短长。掩卷细品，个人觉得有以下几点个人收获与诸君共勉。 一敢于怀疑学界的“定论”，这在今天看来并不算稀罕。很多人为了标新立异，甚至专门为了反对而反对。顾诚先生并不立靶子，也不开空头支票，他会在阅读史料过程中发现问题，然后运用史料去逐步证伪某些观点。 明初沈万三的传说就是很好的例子。顾诚先生在阅读大量元末明初江南一带的地方县志后，发现传说和史实的抵牾之处，只需短短二三十页，就还历史于清白。 更著名的是李岩的来历。因为《甲申三百年祭》，李岩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可谓深入人心。动乱结束后，有人已经怀疑其经历的真实性，迈出实质性一步的是顾诚先生——他通过对《杞县志》的反复阅读，得出李岩乃是乌有先生的结论。 在文集收录的两篇文章后，顾诚先生诚邀方家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虽然这40年来不断有新的声音，但这个立论的大方向基本上在史学界形成共识。关于后续的辩驳文章，我有幸也拜读了一些，但所运用的史料几乎还是顾诚先生所列举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新的关键性的史料出现，这一论点几乎无法受到挑战。而再换一个角度来看，顾诚先生在40年前所提出的观点，如今仍未遭遇实质性的挑战，可见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学者在阅读史料方面能明显超越他，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奇迹。 二顾诚先生颠覆了《甲申三百年祭》的某些观点，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否认郭沫若先生这部小作。《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这篇论文，我认为体现了顾诚先生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问题，可以说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光芒。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抨击郭沫若似乎成为一种时尚。郭老在特殊时期的一些言论，的确值得批评和总结，但我们不能因此对他全盘否定。姚雪垠是我们河南老乡，他的《李自成》我也悉心拜读过，作为文学家，他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从他批评郭沫若的时机来看，很难不说没有涉及政治的因素在里面。 非常难得是的，顾诚先生对《甲申三百年祭》的回护，并没有单纯停留在史学范畴。他明白无误地承认了这部作品中存在的漏洞，但也清醒地看到，这些漏洞（包括李岩并不存在这个大BUG）存在因时因地，但并不能颠覆这部作品在抗战时期所起到的凝聚人心的作用。他肯定郭老对待本书的态度，即有错就改，特别指出当下阅读这部作品，重点在于尊重其开创性的立论，领会其中的内涵，而不是以今人的眼光就指摘其中的细枝末节。 顾诚先生在文章中集中对史学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加以总结和归纳，然后逐条予以辩驳，并在文章内大声疾呼：“‘长江万里，何能不千里一曲？’古往今来探索真理的人们，包括各个领域内的大师们，错误总是难免的。开创的东西大抵都不够完善，后进者理应继承前人的成果，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事业推向新的水平。用轻薄的语调评论前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取的态度。特别是当这些大师业已结束自己的劳动，长眠安息，不再能够对牵涉自己的问题做出说明和表态的时候，评论更应当力求合情合理。” 历史研究和政治往往是分不开的，所谓独立于政治的历史研究是根本不存在的。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历史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根本作用，这一问题直到现在我想仍是所有史学界学者都需要认真自省的。 三在我的工作领域，考核往往和字数是成比例挂钩的，如同我写的这篇书评，写得长总显得逼格高一些。现在历史论著越来越厚，但评价比较高的，篇幅不大的小册子又占了相当比例。除了专业人士，我想一般读者是不太喜欢阅读长篇大论的原始史料的，如何将史料消化后用自己的话复述出来，就很考验作者的水平。 在动乱时代，顾诚先生阅读了大量明清之际的史料，还多次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摘抄各类地方志，为之后研究做了大量的积累。《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中，引用的地方史志竟然多达上千种。在本书最后收录的《跋》中，顾诚先生曾提到，本书收录的《明清之际人物传略》系列，每篇小故事不过千字左右，但写作难度并不低。很多花在甄别史料和考证上的工夫，是无法通过文章本身表现出来的。 这体现出顾诚先生两方面的能力。一是掌握史料，对应的是“板凳坐得十年冷”，二是运用史料，对应的是“文章不写半字空”。现如今有了电子设备，查找资料相对来说容易了很多，但顾诚先生能从上千种地方志中遴选出自己所需的材料，并相互参照合理利用起来，既要下苦功夫，又要有好办法。我很好奇，顾先生家中整理资料的卡片，估计要以万张作为最基本的计量单位。如此浩繁的工程，我这样的平庸之辈只能叹为观止了。 四读顾诚先生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正直感和爱国情怀。 文集中，有近2/5的内容，又被顾诚先生融入他的两部专著之中。此番再读，依然可以感受出其中的拳拳之心。对于李自成，顾诚先生的感情是真挚而浓烈的，颇有当年苏东坡先生在《东坡志林》中写听书小儿的状态：“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顾诚先生自然没有那么直接，但他似保留童真一般，对待明末农民战争领袖的情感，是可以直接从文字中读出来的。 对于卖国者，顾诚先生有恨，但明显感觉到这种恨与那些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者的恨那么强烈。作为起义的镇压一方，他对孙传庭、杨嗣昌反倒寄予了一定的同情。但对于历史上颇有善名的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乃至黄宗羲、王夫之等“东林—复社”党人，他揭露起来丝毫不留情面，指出这些人妄有虚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都对南明王朝的衰亡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与其说是直来直去的恨，不如说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顾诚先生多少将自己的情感带入时代，但又在其中保持清醒和冷静，把握好其中的分寸，我只见过独此一家。 至于郑成功，他拥兵自重是事实，收复台湾的目的也不单纯，但从历史进程来看，他毕竟为祖国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顾诚先生没有回避问题，对郑氏家族经营东南沿海给予中肯的评价，并指出收复台湾的长远意义，都可以看出一片赤子之情。 从这三卷本的文集来看，顾诚先生一生品性秉直、治学严谨，唯一的缺憾就是著述不多。他的心血都凝结在这些文字当中，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老一辈学人的优秀品质，也在阅读过程中享受那种血脉贲张的沉重感。

顾城先生的历史著作南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及这三本文集都已读完。 真感钦佩这样伟大的历史学者，其文章读来亦能感受到作为学者的严谨与对史料的甄别。其中运用唯物史观细致入微地针对史料进行有条不絮地梳理，以进步势力的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作为把握，而不是以一二姓为名的朝代更替，肯定了农民军斗争在整个革命事业的伟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