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史

《科举史》：千年 “做题家” 的集体魔幻现实大秀 ——顺便聊聊考试咋成了东亚人的精神烙印 宫崎市定写的《科举史》，就好比一个拿着放大镜，在科举制度这片千年老废墟里翻来翻去的考古老头。他一心琢磨着，要把一部 “做题家” 的史诗给拼凑出来。这日本老爷子啊，一边用学术的小镊子，小心翼翼夹起明清八股文的那些残片，一边还嘟囔着：“你们中国人呐，连考试都能整得跟行为艺术似的！” 一、科举诞生：皇帝和贵族的 “权力游戏” 开场 隋文帝搞出科举那会，估计压根没想到，自己居然成了东亚 “内卷” 的老祖宗。宫崎可真是一针见血，他直接点明，科举压根就不是啥 “教育公平” 生出来的，而是皇帝跟贵族掰手腕，不小心弄出来的副产品。你想啊，以前贵族们霸占官场，就跟在菜市场抢白菜摊似的，把着不放。隋文帝一气之下，就开了个 “学历超市”，还规定，想进这超市，必须得有 “做题家会员卡”，也就是得会做题考试。 到了唐代，那个 “行卷” 制度更是魔幻得不行。举子们抱着自己写的诗文集，到处去找大佬们点赞。像白居易，就靠着一句 “野火烧不尽”，成功让顾况帮忙转发，名气一下子就起来了。还有朱庆馀，写那种闺房诗去撩拨张籍。这场景，可不就像一场 “唐代学术饭圈打榜活动” 嘛！但宫崎可不客气，直接冷笑一声，戳破了这层泡沫，说这就是 “权力寻租” 换了个文雅的包装。贵族们拿着推荐信，就跟拿着 VIP 入场券似的，既能安抚那些寒门子弟，又能让自己这些老牌有钱有势的人，不至于闹得太难看，把桌子都掀了。 等到了宋代，又整出个 “天子门生” 的概念，这下科举彻底变成皇权搞 PUA 的现场了。皇帝满脸堆笑地说：“你们可都是朕的人呐。” 结果呢，一转头就把文官塞到军队里当政委，搞得大宋对外怂得不行，都快成 “送朝” 了。宫崎在写这段的时候，估计偷瞄了一眼日本军国主义的黑历史，一边写一边直冒冷汗吧。 二、科举魔咒：“做题家” 掉进 “围城” 困境 要说宫崎最厉害的，就是他能一下子剖开科举那 “公平幻觉” 下面，实实在在的阶级壁垒。就说明朝吧，考生要是进京赶考，得花 20 万白银，这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北上广一套厕所的钱。寒门子弟没办法，要么去卖肾借贷，要么就给那些世家大族当 “考霸门客”。你看范进中举后发疯，这可不是文学夸张，那是因为他终于拿到了那张 “合法抢劫许可证”，情绪一下子就崩了。 更让人觉得黑色幽默的是，科举还催生出了一条 “知识传销链”。那些落第的秀才，没办法就去开私塾，教八股文，把做题的技巧一代一代往下传，就这么形成了一条 “韭菜种植产业链”。宫崎就吐槽说：“这帮人一边骂科举就像个粪坑，一边又拼命往粪坑里施肥。” 王安石曾经想搞改革，用学校来代替科举，结果呢，官僚系统直接把学校变成了 “科举预科班”。你看，历史总能把改革给弄成一锅 “夹生饭”，没一个好结果。 再说说考场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操作。古人的智慧，全用在歪门邪道上了。有用银盐在衣服襟上写小抄的，还有用飞鸽传答案的。到了清朝，考生更绝，居然把微型的《四书》塞进馒头里，这简直就是 “碳水作弊的老祖宗” 啊！考官们呢，白天批卷子的时候，嘴里喊着 “圣贤之道”，晚上就开始收 “冰敬”“炭敬”，这不就是变相的红包嘛。考场一下子就变成了 “权钱交易所”。宫崎的 “制度决定论” 在这儿就有点说不通了，他就像个修钟表的匠人，结果发现钟摆早就被小虫子蛀空了，根本没法按他想的走。 三、科举幽灵：从八股文到《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要是宫崎能活到现在，看到衡水中学，肯定得拍着大腿喊：“嘿，这不就是科举又复活了嘛！” 你瞧江浙那些家长，疯狂给孩子报班，跟唐代的 “行卷” 简直一模一样。到处都是培训机构，就跟明清时候的书院 2.0 似的。还有啊，某县高考状元游街，那场面，活脱脱就是 “明清跨马游金街” 的现代网络版，连包装都懒得换一下。 最有意思的就是公务员考试了。申论题就跟 “新八股” 似的，面试呢，像极了 “现代殿试”，就连 “上岸” 这个词，都透着一股浓浓的科举味儿。感情这都过去一千年了，咱们这些做题家还在同一条河里扑腾呢。要是宫崎知道豆瓣网友给他的书打五星，心里想的都是 “金榜题名” 这种执念，估计得笑岔气。 四、宫崎的 “傲慢”：日本学霸审判中国学渣 宫崎把科举当成 “中国文明的病理切片” 来研究，可他自己却忘了，他也是 “日本考试地狱” 的受害者。他吐槽科举把教育都弄退化了，可看看东京大学的入学率，跟明清进士录取率差不多，京都的补习班那密度，都快赶上清代的考棚了。合着东亚三国就跟手拉手似的，谁先摆脱这种考试的卷，谁就是小狗。 更逗的是，他把科举比作 “儒教剃度考试”，说皇帝是 “法王”，官僚是 “僧侣”。照他这逻辑，那现代公务员考试不就是 “世俗化剃度” 嘛，申论题就相当于背诵《金刚经》，只不过菩萨换成了科学发展观。 结语：做题家的最终归宿 合上书，我看着窗外灯火通明的补习班，突然就明白了：科举压根就没消失，它就是换了个样子，在《王者荣耀》里重新活了过来。宫崎的《科举史》就像一面镜子，能照出妖怪的那种，让我们看清楚：制度会慢慢腐朽，考题也会不停地变，但东亚人心里那种 “做题改变命运” 的执念，才是刻在 DNA 里的终极密码。就像我妈经常唠叨的：“考不上 985，以后只能去捡垃圾！” 你瞧瞧，就连吓唬人的话，都跟 “范进中举” 那时候一模一样。

读《科举史》：解码古代取士的隐秘脉络 宫崎市定先生的《科举史》，以微观考据入题，却牵出贯通千年的制度长卷，将科举从单纯的“考试制度”还原为牵动社会肌理的复杂系统。马云超先生的译笔，既保留了原典的严谨，又消解了学术著作的晦涩，让这段看似遥远的制度史，有了可触摸的温度。 全书最精妙处，在于打破了“科举=选官”的刻板印象，将其拆解为三层相互勾连的网络。其一为“制度层”，从隋唐初创时的“荐举与考试并行”，到宋代糊名、誊录制度的完善，再到明清八股取士的固化，清晰梳理出规则如何随皇权需求与社会变迁而调整——并非单向度的“进步”或“倒退”，而是权力与人才间不断博弈的结果。其二为“社会层”，书中细致描摹了科举如何重塑士人的人生轨迹：寒门子弟借由考试获得阶层流动的可能，却也陷入“十年寒窗”的精神桎梏；世家大族虽受制度冲击，仍能凭借资源优势维系特权，这种“流动中的固化”，恰是古代社会结构的鲜活切片。其三为“文化层”，科举不仅筛选官员，更塑造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如何渗透到市井生活，诗文、书法等文化形式怎样围绕考试形成独特范式，甚至民间戏曲中“状元及第”的叙事，都可视为科举文化的延伸。 作者并未停留于史料的堆砌，而是常以“问题意识”串联细节。比如探讨“为何科举制度能延续千年”，既不简单归因于“公平”，也不片面批判“僵化”，而是指出其核心在于平衡了三大需求：皇权通过考试收拢选官权，避免门阀坐大；士人通过考试获得身份认同与上升通道；社会则通过考试确立稳定的价值标尺。这种平衡虽在不同时代有所倾斜，却始终构成制度存续的根基。又如分析“科举与教育的关系”，书中点出一个易被忽视的事实：古代私塾、书院的教学内容，本质是围绕科举展开的“应试训练”，这种“教育服务于选拔”的模式，与后世教育体系存在微妙的呼应，读来令人有跨越时空的思考。 尤为难得的是，书中对科举“弊病”的讨论，始终带着历史的同理心。既承认明清八股文对思想的束缚，也客观指出：在信息传播有限、疆域辽阔的古代，八股文作为标准化考试内容，实则是保证“公平阅卷”的无奈选择；既批判科举制度下“重文轻理”的倾向，也提及这一制度在维系文化统一、促进地域交流上的作用——比如南方士子与北方士子的竞争与融合，恰是通过科举这一共同的“文化纽带”实现的。 这部著作的价值，远不止于梳理一段制度史。它更像一把钥匙，帮助读者理解古代中国“为何以文取士”“如何通过制度维系社会运转”，甚至思考“选拔制度与个体命运”“规则公平与实际效果”等跨越时代的命题。那些看似枯燥的考试规则、录取数据背后，是无数人的理想与挣扎，是社会结构的细微变动，亦是文化基因的悄然传承。对于希望读懂古代中国深层逻辑的读者而言，这无疑是一部兼具深度与可读性的佳作。

日本人在创作漫画时往往天马行空，而在书写历史时，则常常带来独特的视角。我最近读的《局制科举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书让我联想到关于《国家视角》一书的核心讨论——在古代，权力的博弈主要发生在国王与贵族之间，在中国历史上，也就是皇帝与士大夫之间。 这种博弈的根源在于，国王希望将统治抽象化，从而将权力直接作用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正如“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王的领土，所有土地上的人都是王的臣民。正是在这种权力博弈的过程中，科举制度逐渐诞生。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相对理想的选举制度，这一演变过程影响了中国士人长达数千年，也早在千余年前就奠定了“君子学而仕”的传统理念。 然而，随着王权的强化，科举制度在推动中央集权的同时，其自身也逐渐被皇权侵蚀。当皇权走向极端，科举便像一座地基被掏空的建筑，最终不是缓慢崩塌，而是在某一刻轰然瓦解。 尽管如此，科举制度的影子在今天依然清晰可见。普通人的高考、公考虽然成功率远高于古代，却仍带有浓厚的科举遗风。放眼世界，西方文官选拔制度也沿袭了这一系统的经验。因此，读《局制科举史》这样一本小书，依然能带来诸多启发。

本来宫崎市定这个作者已经有很多暴论了，但是没想到看他书的人依然会乐得篡改他的原文捏造出更爆炸的东西出来。评论区推荐一栏的牧童长鼻子写道：“就说明朝吧，考生要是进京赶考，得花20 万白银，这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北上广一套厕所的钱。” 我滴乖乖，二十万两白银在明代是什么概念？明朝正统年间，江南七省粮食折银上缴的赋税也不过一百万两白银出头。这里一张口就是二十万两，难道我大明践行藏富于民的国策了？ 但你别以为宫崎市定的学术水平这么不堪入目，因为人家原书压根不是这么写的！其原文对于考生花费的描述是这样的：“（考试花费）数额没有规定，清末江南一般在白银六两到四十两之间，越是富家子弟金额越高。对于廪保和学政、教官的仆人也要有所表示，因此，通过院试的费用高达白银六十两到八十两，连下第者的费用也不低于白银二十两。” 要知道，清末中国白银流通量已经远大于明朝和清代前中期，因此白银存在非常明显的通货膨胀现象。但即使如此，考生中家境富裕的人的支出也是四十两，穷的也是二十多两。 那么这个20万两到底是哪里来的？

一、科举制的诞生和演变 根据历史记载，整个先秦时期，官员选拔主要依赖世卿世禄制。简而言之就是，血统决定一切，宰相的儿子仍然是宰相，将军的儿子还是将军。这个阶段，官职基本由贵族世袭，平民百姓几乎没有做官渠道。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逐渐形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诸侯国竞争加剧，单纯的贵族世袭人才很难满足国家发展需要，各国君主选才的途径逐渐开始多元化，有大臣推荐、游说自荐、军功积累、胥吏升迁等，但没有形成完备的选拔人才制度。 到西汉建立，皇权空前加强，大规模推广郡县制后，朝廷才开始面临大规模官吏选拔的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一难题，察举制应运而生。所谓察举，即要求各地行政长官自下而上地向中央推荐人才，被察举者经皇帝考试后，量才录用。但是，察举制后期逐渐沦为朝廷权贵和地方豪族的专属晋升通道，到东汉末年甚至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说法。 魏晋时期，魏文帝曹丕对察举制进行升级改造，推出了“九品中正制”，成为选官用人的主流。简而言之，就是朝廷现在不需要地方长官推举人才了，而是在各地设置专职的“中正官”，让他们对各地人才打分评级，朝廷主要根据这个评级来授予相应官职。但由于“中正官”评判人才的主观性很强，只看重家世门第，而不注重才能和品德，所以逐渐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从世卿世禄制到察举制，再到九品中正制，虽然朝廷做了很多努力，但无论如何兜兜转转，最后入仕渠道始终受贵族把控。作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虽然皇帝渴望通过广泛选拔人才加强中央集权，但为了稳定统治却又必须依赖贵族，所以只能让渡一部分用人权，与贵族共治天下。 直到隋朝重新完成大一统，皇权空前加强，朝廷才真正有了对抗贵族的实力。所以，隋文帝时期，彻底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尝试直接用考试在广大平民中选拔官员，打出了“才能第一”的招牌。后来，隋炀帝时期“始置进士之科”，这标志着我国科举制度的正式诞生。 隋朝国祚短暂，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完善科举制。继承这项工作的是后起的唐朝。唐太宗时期，科举进一步规范化，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考试科目众多，但最主要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就是考察背诵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时务策。当然，唐朝的科举制还远未完善，很难做到公平公正。比如，唐朝时考试有“行卷”之风，即考生提前把自己的作品拿给朝廷的权势人物看，希望得到对方赏识，提前锁定好成绩。此外，在唐朝进士及第后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要想正式做官，还要经过吏部铨选。但吏部考察又缺乏客观标准，最终有多少平民子弟能够通过铨选，就不言而喻了。 这些问题，一直在宋朝才陆续得到解决，其中有两点举措最关键。首先，北宋时逐步确立了糊名考校制度和誊录制度，从此科举考试进入匿名进行的时代。其次，宋太祖让科举最后的殿试成为定例，从此进士成为“天子门生”，金榜题名后马上就会被授予官职，成绩越好，官职越高。 此后，元朝时期科举制进一步完善，正式确立了乡试、会试、殿试三阶考试制度。到明朝时期，各方面程序、规则发展得更加完善，进入了鼎盛期。 二、清代科举的程序和细节 现在，假设你是清朝的一名读书人，饱读诗书，但还没有参加过朝廷组织的任何考试，那么你此时就是一名“童生”。童生想要参加科举，面临的第一道关卡是取得参加科举的资格。明清时期“科举必由学校”，也就是说，想要参加科举，你必须首先成为官方学校的一名正式学生，即“生员”。怎么才能被官学录取？通过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试。 首先，第一关你要闯的是县试。县试的考官是知县，一般三年考两次，考试地点一般就在县城内。考试当天，你排队入场后，首先会看到知县老爷正身着官服，带领县学工作人员点名。你被点到名后，需要提交提前办好的准考证——廪保互结亲供单，领取答题卡和草稿纸，然后就可以按照引导落座等待开考了。 一般第一场考试会考四书二题、诗一题。所以你需要写两篇八股文、一首诗。打好腹稿后你可以先写在草稿纸上，再用楷书誊写在正式答题纸上。第一场考完，你可以在客栈休养几天，继续温习功课，毕竟此后还有四轮考试。此时，考场那边会紧锣密鼓地开始阅卷工作。答卷按规定应该由知县亲自审阅，但实际操作中由于考生太多，规定期限内难以阅完，知县一般会同自己的私人幕僚或公私书院的教师一起阅卷。一般情况，考完三四天左右就会公布头场考试成绩，称作“发案”。 随后，学生还会陆续进行第二三四五轮的考试，考试流程和第一场完全相同，只不过试题范围和考试形式略有不同罢了。全部考试结束三五天后，县衙会张榜公布考试合格者名单。如果你榜上有名，那么就可以继续闯第二关府试了。 府试一般在县试后一至两个月举行，主考官是当地的知府，考场就在府城。所以，你又要收拾行李出发了，到市里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也是写八股文、作诗等，不过一个好消息是，府试只需要考三轮。所有考试结束后，府衙会张榜公布合格者名单，如果你再次上榜，就可以继续准备闯第三关院试了。 院试同样在市里考，只不过主考官换成了本省的学政。院试一般考四轮，考试流程及内容与前面的考试基本相同，不过规格更高，更加严格。比如，院试的答卷上不写童生姓名，提交时只写座位号。答题纸上有填写姓名的贴纸，称为“浮票”，贴纸与封面接合处按有三个印章。考生揭下浮票自己保管，交卷时只提交写有号码的答卷。日后成绩公布后，你需要通过提交浮票证明身份。 四轮考试全部结束后不久，官府就会张榜公布院试合格者名单。如果你再次有幸进入，那么恭喜你，经历过十几轮的考试，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生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秀才”。成为秀才，你见了县太爷，可以不用下跪。当然，最主要的是你终于有了正式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 当然，要想金榜题名，前面还有乡试、会试、殿试三道大关等着你去闯。不过，成绩太差的生员不允许参加科举，所以在正式参加科举考试前，你还必须先通过由学政主持的“科考”，成绩合格者，才会被获准参加乡试。 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俗称“秋闱”。乡试的主考官由朝廷选拔，主要来自进士出身的侍郎以下京官。乡试要考三轮，时间非常固定，八月初九第一场，八月十二第二场，八月十五第三场。考试一般在省城贡院举行，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江南贡院，最多可以容纳两万名考生一起参加考试。 八月初八的凌晨三点，你要准时在贡院门口排队，接受严格的搜身检查，确定没有任何违禁物品，才会放你入场。你会分到一间狭长的小屋子，称为“号舍”。初八当晚你需要在“号舍”里度过，初九早上考场工作人员会分发答题用纸和印有问题的题纸，并再次检查进入号舍的是否为你本人。第一场考试你需要根据四书写三篇八股文，并作一首诗。到初十，答完就可以交卷了，最晚在该日天黑前交卷。 八月十一日的凌晨三点，你还要来贡院排队，参加第二场考试，考的是五道五经题，十三号结束。第二天早上凌晨三点你还要再次去贡院参加第三场考试，考的是策论，且回答至多不能超过两千字，时间充足，所以你大概会和多数考生一样在八月十五提前交卷，这样就可以和亲友一起赏月了。 三场高强度考试结束后，你终于可以缓口气休息一下了。但此时，贡院的考官及工作人员还在紧张地阅卷。咱们来稍微了解一下相关流程。你将试卷交给受卷官后，他首先会认真检查一下，若没有违规就会转给弥封官。弥封官会将试卷糊名并写上相关编号，随后送到誊录所。在誊录官的监督下，书记员会用红笔仔细将试卷抄一遍。再接着，誊录的副本和考生原件会一起送到对读所，核对是否有抄写错误，若对读官发现错误会用黄笔进行订正。对读完成的试卷，原件由相关工作人员直接存档，副本会被送给考官评卷。首先试卷会由协同阅卷的考官进行初评，考官会用蓝笔在答卷上写简单评语，发现优秀答卷会写一个“荐”字，送至正、副考官处，由其共同审阅。 整个阅卷工作大概会持续一个月左右，之后会张榜公布合格者。如果你榜上有名，就顺利从秀才升级成了举人。成为举人后，修整几个月，就要去北京参加会试了。 到京城后，你首先需要在二月十四日参加“举人覆试”，一天内考完，一切程序从简，答卷成绩分为五等，只有前三等才能正式参加会试。会试在北京贡院举行，考三场，分别在三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雅称“春闱”。主考官名义上是礼部尚书，但实际由朝廷特派。会试的整个流程基本上和乡试一样，同样是考三场，需要写八股文、策论并作诗。大约一个月之后，四月十五日左右会公布成绩。 如果你有幸上榜，那恭喜，你会受邀参加礼部尚书亲自主持的“琼林宴”，见高官，吃大餐。当然，你未必能够安心赴宴，因为接下来马上就要参加“会试覆试”了。这是殿试前的实战演习，闯完这一关，才能正式参加殿试，面见皇帝。 “会试覆试”，一般在故宫保和殿中举行，学子入宫前要由同乡京官做保，考试一天内考完，写八股文一篇、作诗一首。天子亲自任命考官和阅卷大臣，答卷按成绩分为五等，只有前三等才能正式参加殿试，三等以下罚停殿试一到三回。 当然，你学富五车，想必能顺利通过，准时参加殿试。殿试通常只考一道策论，分成四个小题，必须在一日内完成。考生交卷后需要糊名，但无须誊录。考生的试卷会由皇帝指派的阅卷大臣进行评判，其中最优秀的十份答卷，会被呈交给皇帝亲自评判，由皇帝决定其最终排名。 殿试有一个好处，一般只排名，不淘汰人。参加的考生会按排名分成三个等级，被称为“三甲”：一甲只有三个人，即我们常说的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进士名录，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盖上“皇帝之宝”的玉玺后发布，被称作“黄榜”或“金榜”，由礼部官员送至长安门外，公开展示三天。四月二十六日，皇帝还会亲自在礼部宴请新进士，称为“恩荣宴”。 到这里就可以做官了吗？对于一甲三人确实如此，按惯例状元为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为翰林院编修。但是其他进士还必须参加一场加时赛，才会被授予相应官职。这场考试叫做“朝考”，由翰林院主持。朝考成绩一等者留翰林院任庶吉士，成绩二等者留在中央政府，出任六部主事或内阁中书；成绩第三等者任命为知县，出任地方。 三、科举制度为何会崩溃？ 看上去一项公平公正的选官制度，为什么会在1905 年被废除呢？作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明清时期科举与学校不分，导致学校彻底沦为科举的预备，而没有教育之实。这让大多数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皓首穷经，而对于天下大事、国计民生却茫然无知。这在之前的社会还没有太大问题，但到晚清时期，时代变了，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已经打开了国门，形势就岌岌可危了。所以，晚清政府被迫大办学堂，废除科举，让读书人接受新式教育。这虽然没能拯救清政府的衰亡，但却为中华民族埋下了复兴的火种。

理论上古代只要把四书五经背熟了就能考上状元，为什么多数人却连个秀才都考不中呢？知乎上有这样一个例子，说的很透彻。 相当于：你背了一句诗"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你以为的考题： “白毛浮＿水，红掌拨__波。” 乡试打开试卷： 唐朝诗人骆宾王曾有一篇《咏鹅》，提到了"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请以"绿水之上，才能养育白色天鹅"题，写一篇3000字文章，论述地方文化和培养人才的关系，字迹工整，论点清晰。 会试打开试卷： 《咏鹅》是一首咏物诗，描述了动物与环境在动与静之间，彼此呼应的和谐自然风景。 请以："白鹅浮水也需其下有红掌；绿水无泉扰动才能漾清波"为题，写一篇5000字文章，论述区域经济和政策治理之间的生态关系，字迹工整，论点新颖。 殿试打开试卷： 骆宾王出身寒微，少有才名。永徽年间，任侍御史，因事下狱，遇赦而出。调露二年，任临海县丞。光宅元年，跟随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撰写《讨武墨檄》。败亡后，结局不明。 请以"人人都爱白羽，但决定游速的是红掌；绿水虽然好看，但能饮用的是清波"为题，写一篇1万字文章，描述国家用人、选材的标准，以及执政中官员应有的自主性和服从性之间的关系。

日本汉学名家宫崎市定晚年集大成之作，一本书带你看透科举制度。 科举制是一种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基本制度，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从隋代到清末一千三百年余年，尽管其中多少有些变动，但纵观世界，也罕有延续时间如此之长的社会制度，它也自然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本书脱胎于早期作品《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增补了科举的沿革、近世中国社会与科举等篇章，成为一部完备的全方位研究科举制度的史学著作，是对科举制度感兴趣的读者不可错过的里程碑式作品。 本书与《九品官人法研究》堪称日本汉学名家宫崎市定作品中的双璧，是对古代中国科举制度的一次全面研究与总结，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本书分量虽重，但语言轻松，结构精巧，作者在200 余页的篇幅中展现了完整的科举制度发展图景。

以前当官靠“门第”你爹是大官，你才能当。隋朝杨坚觉得这不行，就搞了“科举”让读书人考文章，考经书，考上了就能当官。有个叫王秀才的穷书生，本来只能给地主家当账房，听说能考科举，连夜抱着书跑到长安，说：这下不用看地主脸色了，科举刚出来，就成了穷书生的希望桥。 唐朝把科举搞活了，不光考经书，还考写诗！有个叫张继的考生，考砸了坐船路过苏州，写了首《枫桥夜泊》，结果诗火了，比考上的人还出名。连皇帝都爱考科举，唐玄宗亲自给考生出题，考中了的人能直接见皇帝，街坊都喊考中就是‘天子门生’”。 宋朝怕考官偏袒熟人，发明了“糊名”把考生的名字糊起来改卷。有个考官本来想给亲戚高分，结果糊了名，把亲戚的卷子打了低分，亲戚考上后追着考官骂，考官只能苦笑“我哪知道是你”。这时候的科举，成了“不管你是谁，只看文章”的公平路。 到了明清，科举要写“八股文”格式死死的，只能按固定套路写。有个叫张生的书生，写了十年八股，连“麦子怎么种”都不知道，考上举人后去乡下，把韭菜当麦子，被农民笑“书呆子”。这时候的科举，已经不是“选人才”，是“选会写套路的人”。 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有个考了一辈子的老秀才，听说后抱着《八股范文》哭：我这一辈子，就为了考这个，现在啥都没了。可年轻的读书人却高兴，终于不用写八股了，能学洋人的新学问了。科举活了1300年，最后成了旧时代的尾巴。

本书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宫崎市定在1945年写就得，其时日本本土正遭受严重轰炸，在此环境下仍能够静心研究中国史，确实有定力。此外，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还接到募兵召令，因此他也将这本书作为绝笔之作来对待。由于时间匆忙，本书部分内容存在前后重复的现象，后世再看也可以理解。本书在等待出版过程中，出版社也遭遇轰炸，原稿险些葬身火海，这样的曲折经历也让本书有了更多的传奇色彩。 然而，从行文中，我并不能看到一丁点时代印记，在中日关系如此恶劣的1945年，作者也仍能站在中立的角度去研究中国科举史，甚至对科举制度其不吝赞赏，足以见其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作者在战后写就的跋中也提到：“终战后世界的局面为之一变，但我们不能因过分忙碌于日本国内问题，就移开历来朝向中国的目光。中日关系如今正在新的起点上迈出第一步，问题才刚刚开始。日本的全新对华政策必须立足于学问性的常识，决不能重蹈覆辙。”这不仅是说给日本人听的，作为中国人也应有所注意，对日政策或态度也必须基于学术研究，不可仅凭激愤或臆测。 回到本书主题，科举制度的兴起，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化相伴而生，从汉代之前的世袭任官制度，到汉代以后的察举制，官员资格从贵族垄断到向地方豪族开放。魏晋之后，出于与地方豪族对抗的需求，科举制度应运而生，平民阶层也开始有了任官的渠道。不过，科举制度的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隋唐开始，作为选官的补充机制，宋代以后，天子亲自殿试，使得科举考试的合格者有了天子背书，成为最合法的官僚候选者。明清以后，科举逐渐成为最主流的选官制度，其他途径成为科举制度的补充。而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其选拔机制也越发复杂，需要经过的考试越来越多，考试内容也逐渐程式化。 在此，有必要对一些重要名词进行罗列： 童生：凡未入儒学、未取得生员功名的读书人，无论年岁（如四五十岁者仍称童生），均属此列。 生员：通过院试后获得的正式功名，是科举体系的起点。需要县试、府试、院试三大阶段方可通过，享有特权：免徭役、受礼遇（相当于九品官待遇）、可参加科举考试等。内部仍有等级划分： 廪生：成绩最优者，由公家发给粮食补贴，名额有限。增生：次优者，无补贴。附生：新入学的生员，需通过岁试（三年一次）考核晋升。监生：明清时期国子监的学生统称，需通过特定途径获得资格并修业，是科举体系外的另一条入仕通道。分为正途出身（如恩监生、优监生）和杂途出身（如荫监生、例监生），正途者可直接授官，杂途者需经吏部选用。只有捐纳获得资格者（例监生）自称“监生”，其余途径均会额外说明以示区别。监生制度为科举外的入仕提供了重要通道，但实际作用受捐纳、资历等因素影响。 贡生：生员（秀才）中通过选拔进入国子监的群体，享有“正途出身”资格（与举人、进士同列），可直接授官或继续科举。与监生不同，贡生仅需寄籍国子监，实际修业要求较低。入选方式： 岁贡：每年由府、州、县学按资历选拔资深廪生恩贡：国家逢庆典（如皇帝登基）时，特命当年岁贡生出贡拔贡：每三年由学政选拔科试成绩优异者（府学2名、县学1名），经督抚覆试后贡入国子监副贡：乡试中成绩优秀但因名额限制未中举者，列副榜后贡入国子监优贡：每三年由学政从生员中选拔品学兼优者（大省5-6名，小省1-2名），经廷试后任官举人：乡试合格者，第一名称解元。乡试合格后还需参加举人覆试，以获得参加会试的资格。 贡士：会试合格者，第一名称会元。 进士：殿试合格者（为显示皇恩浩荡，一般不会淘汰） 由于殿试合格者有限，并不能满足官员数量需求。贡生以上人员均有任官机会，只不过，与家庭背景、资历和捐纳存在直接关系。 作者将科举视为一项延续千余年的“高等官员资格考试制度”，认为它既是中国政治、文化得以长期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深刻塑造了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他首先肯定科举的“公平竞争”原则及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同时指出后期考试内容僵化、无法适应时代变革，导致“停滞”与“弊端”。因此，作者指出：科举有功也有过，不能简单定罪，而应放在中国社会与世界进步的大背景下综合衡量——它既曾推动文明发展，也因缺乏本质性改良而在近代走向困境。

读完这本《科举史》，最强烈的感受是：它更像一幅大气的文明史长卷，而不是一部扎实的考据史。作者承袭京都学派的传统，善于把科举制度放进宏大的东亚文明脉络中去理解，强调它如何塑造中国社会的精英流动与政治秩序。读来酣畅，却总觉得脚下缺了几块石板——史料支撑不够，论证多凭逻辑与推演。 这种写法的魅力在于格局大，能把科举与贵族制的消亡、与官僚国家的兴起连成线索；它的局限也在于，缺乏实证引用，容易显得虚浮。对比我们今天经济史的训练，更多是“数据＋模型”的佐证，京都学派的宏观叙事显得带有一种“文明哲学”的味道。 总体而言，这本书并不能提供细密的史料事实，却能提醒读者：科举不仅仅是考试制度，而是中国社会组织的根基，是一种文明的选择与命运的岔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