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在巴蜀

本书主要从政治正确性和合法性角度，评析了为何三国时期蜀汉政权会成为短命王朝。 读罢该书，又让心中那份永远的意难平，反复涌现、绵绵不休、经久不息。 星落秋风五丈原[大哭]B站一集电视剧870万弹幕，让我领会了什么是国人最深刻的浪漫，那满屏的“丞相保重”表达了即使经过1790年，我们还是希望蜀汉能赢、丞相能赢，实现他“光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夙愿。 丞相在世时虽然输了，却赢了千秋万代；对手司马懿在世时虽然赢了，却输得一塌糊涂。 西成高铁，这条连接古蜀国与古长安的高铁，定价263元，以此纪念公元263年蜀汉灭亡。这是现代科技向古典浪漫的致敬，也是向支撑起这份浪漫的崇高人物的致敬。 这位仅凭一己之力，便让整个姓氏戴上智慧光环的人，从27岁出山时意气风发，到54岁病逝时被五丈原秋风吹起了白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他是中华民族永世不灭的忠勤楷模。 蜀地老百姓有一句评价，说丞相在的时候，也没觉得有多好，但自从丞相不在了，才发现再也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 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

很久之前就想阅读的书，又在“小微”相遇了！作为三国的粉丝，再次有人来“挑刺”，还是有些期待。作者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审视巴蜀的大汉帝国，之前的印象多是演义所留，现在饶老师带领下，沙盘再现，比如：衣带昭是真的吗？《隆中对》就那么无可挑剔，冠绝三国？大意失荆州算是关二哥的错？对于白帝城托孤的阿斗，“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是什么用意？失街亭算是马谡的错？虽偏居一隅，诸葛亮为什么要不断北伐？对大家都熟悉的三国，在兼顾学术性和趣味性的同时，展现了一个可能不同的侧面，有点“游戏三国”的感觉，作者史料准备充分，逻辑推理严密，文笔流畅，读后意犹未尽。

长久以来，认知里的三国是忠义智勇的传奇，是评书里跌宕起伏的权谋博弈。 然而，最近看了几本关于蜀汉的书籍，每位作者都在以自己的视角解读不一样的三国。 诚如这本书，笔触冷峻深邃，去滤镜解读，引用大量文献史料，地方名人传志，将蜀汉政权的兴衰，以政治角度剖解并加以分析，多方面印证真实少特效的历史。深刻的体会到文明的不是哪一个具体的时代、人物、事件，而是这些几千年来扬长避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智慧叠加。蜀汉政权从建立到覆灭，是一场围绕“天命”与正统展开的政治实践。 第一部分： 刘备以“衣带诏”作为起点，扛着“兴复汉室”为旗帜，策划《隆中对》的战略蓝图。 曹操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借机掌控汉家的话语权和政权。再到曹丕篡汉后于成都称帝，矛盾点是国号仍为“汉”。 孙权不具备政治合法性，始终围绕江东，依赖地缘与权宜之计，在称帝问题上优柔寡断摇摆。 第二部分： 诸葛亮主政时期，北伐成为维系政权合法性的宣誓。《出师表》是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宣示蜀汉政治立场的战略大旗。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姿态，不仅是单纯的军事统帅，还是政治信念与道德理想的化身，将北伐与政权的生存意义牢牢绑定。 第三部分： 诸葛亮逝去，维系合法性的精神支柱开始松动。蒋琬、费祎时期战略从北伐逐步转向守成。姜维时期，连年征战导致益州本土凝聚力瓦解。谯周《仇国论》公然质疑北伐的正当性，主张顺应现实，承认曹魏地位，蜀汉立国思想破产。人心离散，邓艾兵临城下时，刘禅“不战而降”，“兴复汉室”的合法性彻底沦丧。 书读完了，历史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历史背后深刻的政治逻辑还在驱动。蜀汉不缺乏忠臣良将，缺的是逐渐失去感召力的政治纲领。刘备的“仁义”、诸葛亮的“忠贞”，在漫长的岁月与残酷的现实博弈中，没有将凝聚共识转化成可持续的政治资本，导致宏伟蓝图终结。化成“此间乐，不思蜀”的叹息，一同湮没于历史的尘埃。 此刻，武侯祠的柏树，仍在风中低语着历史的余音。它们将三分天下的硝烟、白帝城的托孤、五丈原的秋风，尽数揉进沙沙的叶声，低语着蜀汉兴亡的功过得失。

这本书基本是捏着鼻子读完的，很多观点很有问题。之所以读完，也正是为了反驳它。这也是我在微信读书里评论最多的一本书。小的问题多在文中随手回应了，大的方面，主要提以下几点: 一是对《隆中对》的评价是没有政治目标，而且并没有预见天下三分，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了。《隆中对》政治目标是兴复汉室，这很明确了，当时的汉室当然就是汉献帝的汉室，曹刘孙都是尊奉朝廷的，这已经不言自明了，作者非得认为诸葛亮没有明确兴复谁的汉室，这是很可笑很无厘头的逻辑。当时的刘备连地盘都没有，难道会野心膨胀到想当皇帝吗？这是很不切实际的想法。另外，诸葛亮对三分的情况进行了叙述了，对刘备如何据有荆益与魏吴并争天下，进行了详细的规划，怎么会认为他没有预见性呢？不知道作者的思维能力是怎么一回事。 二是认为刘备表刘璋为益州牧是多余动作，这就是无知了。刘焉因为有不臣之心，董卓掌权时就要收拾他。后来刘璋作为刘家老四，领益州牧算是自封的，主要也是仗着他的亲家庞羲支持他，否则按照顺序继位的也应该是刘老三或者刘老大老二的儿子，怎么也轮不到他。李傕掌权时也并不承认刘璋。曹操掌权时加刘璋为振威将军，也并没有表刘璋为益州牧。所以还真是刘备第一个表刘璋为益州牧。作者这知识储备有点太差了吧？ 第三是老生常谈认为刘备灭刘璋不义，这个是见仁见智了，刘焉本人就有不臣之心，刘备灭刘璋政权反而是不义，这说不通吧？那刘焉刘璋杀朝廷官员独立于巴蜀又有何大义？如前所说，从董卓到李傕，朝廷都对刘焉刘璋很不满，只有曹操时接受了刘璋的献媚，但也只是封了刘璋一个将军，并不认他的益州牧。另一方面，孙吴驱逐朝廷任命的刘繇王朗，才是乱臣贼子的作为，孙吴争荆州、益州，也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理由，顺着东吴的思路去抨击蜀汉，是站不住脚的。 第四是说刘备故意造谣说汉献帝死了，这个是乱扣帽子了，根据史书记载，当时曹魏内部包括苏则、曹植都认为汉献帝被曹丕杀了，很多人悲痛不已，加之当时交通不发达，信息不畅通，很难有人相信汉献帝没死，而且竟然会同意莫名其妙的禅让。这个禅让在当时也是很久不曾听闻的神话一般的政治名称了。 综合来看，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见解，不知道为什么被评价为“神作”，大概水军太多了。我感觉“聊出来的三国”系列都比这个好多了。

本书以三国蜀汉政权的兴衰为线索，用流畅笔触激活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一个生动的历史流程里，凸显出那些人与事的意义，在一部断代史的著述中照应“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追求。 全书围绕天命、合法性与政治兴亡这一主题展开通透论述，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从刘备入蜀到诸葛治蜀，从夷陵惨败到姜维复国，作者在扎实史料基础上，对诸多争议性问题提出独到见解：衣带诏究竟是汉献帝血诏还是董承伪书？《隆中对》 跨荆益的构想是神来之笔还是战略陷阱？襄阳之战中关羽的明暗折冲如何埋下失荆州的伏笔？夷陵之战的败因究竟是战术失误还是战略冒进？永安托孤“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是真心还是权术？孙刘联盟为何始终在合作与猜忌间摇摆？诸葛亮北伐的连年用兵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还是另有战略考量？ 修订版在行文上更形精炼，对李严案的来龙去脉、姜维复国之谋的细节也作了补充分析。书中揭示：蜀汉以“兴复汉室”为立国根本，却始终面临“天命在魏”的现实困境——这个根本矛盾贯穿蜀汉始终，最终导致其在大汉帝国扎根西南四十余年后，仍难逃“炎汉气数已尽”的历史宿命。全书以翔实史料还原决策现场，以清晰逻辑推演成败关键，让读者在熟悉的故事里发现新的历史维度。

很推荐的一本书。在学术著作还是大众读物之间，作者一直试图打通这二者之间的分界，用流畅的笔触写出有思想和学术质地的内容，通过一种文学性的努力去追求通俗，增强可读性。书中利用翔实的史料，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刘备，一代枭雄，时代翘楚。前半生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经过赤壁之战，成为最大赢家，拥有了大半个荆州，并由此做为根据地，用背信弃义的手段，夺取了益州，急不可耐的称王，在汉献帝禅让天下的那一年，仓皇称帝，然而这一系列的操作，并没有得到盟友（东吴孙权）和当地士绅的拥护和认可，这也为政权以后的轻易地倒台埋下了隐患。书中用大量的笔墨祛魅了诸葛亮，把一个“多智近乎妖”的神人还原成为“六出祁山，寸土未得”的凡人，诸葛丞相的执政期间，都在为刘备白帝城托孤的遗志和维护蜀汉政权的合法性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世忠臣良相的楷模。本书更为详细的为我们展示了蜀汉政权轻易投降的原因：当地士绅一开始就对刘备政权的不认可不配合，到后期的“汉家天数已尽”，“代汉者当涂高”，所以当邓艾的一万孤军还未到达成都时，在谯周的蛊惑下，刘禅的降书已到雒城，让刘备和诸葛亮一生的心血付之东流，徒留下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乐不思蜀”的千古笑柄。。

备受青睐的谋士 法正（176年-220年，享年45岁），字孝直，扶风郿人，名士法真之孙，东汉末年刘备帐下谋士，是刘备时代唯一一位有谥号的大臣，因其擅长奇谋（如：汉中取地不取民、定军山斩夏侯、箪食迎主入蜀）、洞察人性，被陈寿称赞为可比曹操帐下的程昱和郭嘉，谥为“翼侯”。在刘备的众多谋士里，法正以其独特的才能备受青睐。 刘备初入蜀地时，面临着诸多困境。当时刘璋占据益州，势力虽不算强大却也根基深厚。法正敏锐地洞察到其中的机遇与挑战。他深知刘璋暗弱且多疑，内部人心不齐。于是，法正向刘备献上夺取益州的大计。他详细分析了益州的地形、人口、经济以及刘璋军队的布防情况。例如，在攻打雒城时，法正巧妙地利用了雒城的防御弱点，建议刘备兵分多路进行佯攻，吸引敌军主力，然后亲率一支奇兵从小道突袭。这一策略的实施使得刘备军成功突破雒城的重重防线。 在汉中之战这场关乎刘备集团生死存亡的大战中，法正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曹操率领大军前来，其兵力远胜刘备。法正以其卓越的军事智慧应对。他观察到曹操军队远道而来，补给线漫长且士兵疲惫。于是，他建议刘备坚守不出，消耗曹军锐气。当看到曹军阵型出现松懈之时，法正力主刘备果断出击。在定军山之战中，法正又协助黄忠设下埋伏。黄忠按照法正的部署，在曹操大将夏侯渊不备之时突然杀出，一举将其斩杀。夏侯渊之死极大地动摇了曹军的军心，刘备最终赢得了汉中之战的胜利。 法正不仅智谋超群，而且深得刘备的信任和喜爱。刘备对他的话几乎是言听计从，这与法正能够准确把握刘备的心思不无关系。他总能站在刘备的角度思考问题，提出的建议既符合战略利益又贴合刘备的政治理想。法正的存在就像一盏明灯，在刘备集团的发展壮大道路上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引领作用，他也因此成为三国历史上备受瞩目的谋士。

曾经我以为自己很懂三国，读完这本书才知道我懂的只是一些皮毛，跟真正的历史研究者相比，如萤火对皓月。这也说明，仅仅读一下《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玩几把三国游戏，看几本穿越小说成不了三国通。 该书作者饶胜文先生最出名的《布局天下 : 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是一本专讲中国古代军事历史的书，将军史与地理大势结合分析，洋洋洒洒娓娓道来，可谓大家之笔。我读之前还以为这本《大汉帝国在巴蜀》也是讲三国蜀汉的军事历史，读了之后才了解，这本的核心居然是“天命”——或者说，蜀汉在道义上的合法性。 玩过三国志游戏的时候，我们往往只会从“实力”角度考虑问题。只要我练成10万精兵，攒下足够的兵粮银钱，麾下有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哪怕背弃盟友、被天下诸侯声讨、信望跌成狗也丝毫不惧，反正可以一路平推。但是历史并不是游戏，评判政治家的优劣，考量的是怎样才能得到整个集团内部的衷心拥护，“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才叫政治。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跟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并不是什么大本事，能够把手下的人拧成一股绳，真正识人、用人、容人，为一个激励人心的目标奋进，才是政治水平的体现——所以金庸笔下最厉害的政治家是张无忌，而不是任我行之流。所以饶胜文先生这本书里面，讲阴谋诡计的地方很少，大量笔墨都着落在了从刘备、诸葛亮到刘禅、姜维等蜀汉高层的大政方针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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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本书的大多是蜀迷或者三国迷吧！ 《大汉帝国在巴蜀》，仅书名就反映出作者对蜀汉的倾向，认为蜀汉继承了汉的正统。描写三国的书籍已经很多了，但这本书另辟蹊径，作者从蜀汉集团的政治纲领出发，通过其兴衰脉络来检验其主要政策的得失。并试图揭示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如何影响一个政权的兴衰。 这样的思路没有问题，但如果不把曹魏代汉、孙权称帝甚至司马篡魏放在一起做对比，就很难理解当时蜀国的处境。 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刘备的家系是在系谱上都找不到的旁系 ，刘备称帝实际上暴露了“复兴汉室”的虚伪。刘备曾问吴国使者郑泉：“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轹汉室，终夺其位。殿下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议，是以寡君未复书耳。”备甚惭恧。 刘备即位后更是立刻发兵东吴，也是一大昏招。王夫之曾批评说：“承统以后，为人子孙，则亡吾国者，吾不共戴天之仇也。以苻登之孤弱，犹足以一逞，而先主无一矢之加于曹氏。即位三月，急举伐吴之师，孙权一骠骑将军荆州牧耳，未敢代汉以王，而急修关羽之怨，淫兵以逞，岂祖宗百世之仇，不敌一将之私忿乎？先主之志见矣，乘时以自王而已矣。” 蜀汉的立国之本一开始就受到普遍质疑，诸葛亮也因此不得不大举北伐，因为他不北伐蜀汉就没有存在的政治依据。然而蜀汉的失败也是难以避免的，其本身实力就最弱，蜀国被灭的那年官方人口统计只有94万，说有十万大军我都觉得可能夸大。一方面，蜀弱魏强，时间越久，差距越大。另一方面，蜀汉是以“光复汉室”为建国基础的，如果不打回去，只发展国内，就缺乏统治依据。所以北伐其实就是赌博，而且是胜算很小的赌博。自己本身就弱，还得时不时赌一把，第一个被灭也就理所当然了。诸葛亮对此心知肚明，临死前刘禅派李福问其继承人的时候，诸葛亮先说蒋琬，再提费祎，都不是能够主持北伐的人选，那时诸葛亮已经知道蜀汉无力回天了。 要理解三国那个时代，我觉得必须理解统治集团之间内部的矛盾。 汉武帝时期，由于连连征战，导致国库空虚，民众亦苦不堪言。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更是在各地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这群豪强地主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 汉代的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后来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到东汉中后期，地方选举权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家世不好的人，能力再强也很难身居要职。 当时在东吴，南迁的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水火不容；蜀国境内，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也是明争暗斗。而曹操一辈子都在和士大夫们PK，其实曹操的局面更复杂，刘邦早就立下“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规矩，曹操当上魏王就已经大逆不道了。 曹操杀孔融、祢衡，甚至杨修、许攸等。但另一方面曹操对武将似乎又很够意思。关羽不说，徐晃、张辽、张合等都是降将。其实曹操并不记仇，他只是要“教训”这些“士人阶层”。只有如此，他才能继续晋升。也正因为要打破士族对权力的垄断，他才提出的“唯才是举”：“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曹操历来的名声不好，和得罪士族阶层有很大关系。曹丕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实际上就是一种与士族的妥协。曹操的矛盾在于，他想往上走，就得打压士族；但他想保有权力，还必须得到士族的支持。他的“唯才是举”对士人阶层打击太大了，所以才不惜余力地抹黑他。 相比而言，刘备对士族阶层的态度就很好，正是由于刘备与曹操对待士人们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后来的文人墨客才会不遗余力地方便对两者进行美化和丑化。刘备的做法得到了仁义的美名，但也导致了蜀汉后期的人才匮乏和后继无人。蜀国后期最坚决北伐的竟然是魏国降将姜维和夏侯霸，足以说明蜀国内部对北伐的态度了。 《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以其直承东汉。但到了东晋习凿齿则改尊蜀汉为正统，主要是为了否定曹魏政权。加上曹操与士族即知识分子的矛盾，杀孔融诛杨修等，让曹操受到了知识分子不遗余力的抨击。南北朝的出现，彻底导致了对三国正统性的重新评价。先说刘宋与刘裕。 1、刘宋是一个由寒门庶族建立的朝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 于是刘备编织草鞋、诸葛亮出生布衣的形象更加鼓舞人心。 2、刘裕的祖籍在彭城县绥舆里，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二十二世孙。 在304年刘渊自称汉王时，曾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建造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位进行祭祀，立妻呼延氏为王后。308年正式称帝时国号为汉。 拓跋珪曾改号魏王，398年正式定国号为“魏”，取其美好伟大之意，并含有向东晋表示自己才是正统的意思，而刘裕一直有计划出征北魏的计划，只可惜尚未出师身先死。刘裕和拓跋珪，看名字就知道著书立传者站在哪一边。 因此，蜀汉的正统、诸葛亮的北伐就具有了新的政治意义。 3、在刘裕代晋建宋前，前代的禅位君主都得以保全性命。而至刘裕称帝后，晋恭帝司马德文被降为零陵王。一年后刘裕派亲兵将其用棉被闷死。在刘宋末年，齐王萧道成要求宋顺帝刘准禅位，不久亦将其杀害。 曹操为禅让至少做了八年的准备工作，即使司马家族对几个皇帝其实还算不错。如果再像陈寿一样美化曹魏和司马，刘裕的形象就比较尴尬了。 因此，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美化蜀汉，黑化曹操和司马氏。 再说十六国，304年成汉（最初叫“成”）和308年赵汉的建立意味着“五胡十六国时期”正式开启。但二者国号都有个“汉”字。李寿改国号为汉，改元汉兴。刘渊则认为“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刘渊不但自称为汉，还追尊刘禅。 实际上，到了北宋官方实际还是以曹魏作为正统的。《资治通鉴》就赞曹操“化乱为治”。在北宋之前，赤壁之战还是周瑜的功劳，苏轼的《赤壁赋》就能看出。到了南宋之后，一心“光复汉室”的诸葛亮逐渐被神化。这是由于南宋与蜀汉都是偏居一隅，“蜀汉”中这个“汉”字，更能激发汉人们抗金的热忱。从此之后，曹操的负面形象成为了官方所指定的。 蜀汉被民间所推崇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关羽，关羽被神化的过程则更加充满偶然性： 1、南北朝时期，南朝刘裕、北方刘渊对蜀汉的推崇。 2、唐代武则天时期提倡佛教，神秀在玉泉寺弘扬佛法。而玉泉寺早期一直以“关羽殒身之地”为卖点。关羽因此得到重视。 3、山西作为抗辽前线，宋太祖以身为山西人的关羽作为楷模。宋神宗时，传说在宋军远征交趾时关羽曾显圣帮助宋军，因此政府出资在玉泉寺内加建专门的显烈庙，后来宋哲宗还亲自题写“显烈”二字作为显烈庙的匾额。 4、南宋之后，同上所述，为了激发汉人抗金的热忱，一心“光复汉室”的诸葛亮和关羽逐渐被神化。 5、晋商的崛起，对关羽的神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晋商又与满清关系密切，夹谷氏(瓜尔佳氏)宗族在清朝中叶多改用与“瓜”音相近的“关”作为汉姓，所以此后清代皇室爱屋及乌，更加推崇和神化关羽。 插一个有意思的：元朝末年出版的《三国志平话》是后来《三国演义》的底本，在《三国志平话》里，故事以韩信、彭越、英布三人分别转生为曹操、刘备、孙权，而刘邦则转生为献帝赎罪开始的。这可能与佛教的轮回转生、因果报应思想有关。以儒教正统思想（传播忠义思想）写成的《三国演义》则没有采用这个情节。 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是结尾部分。《三国演义》以晋灭吴统一三国结尾，而《三国志平话》的结尾写蜀灭亡时逃亡在外的汉帝外孙刘渊后来成为汉王，他最终消灭了晋朝，使汉王朝再次得到了复兴。 这里可以说明两点，第一，韩信和曹操、彭越与刘备的联系并没有尊刘的含义在里面。第二，《平话》成于元末，而《三国演义》成于明代，不再需要由异族复兴汉室了！ 最后说一下诸葛亮，即使去除所有神化蜀汉的色彩，诸葛亮绚丽的一生也不失颜色。我最敬仰的不是其“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的《隆中对》，也不是其对蜀汉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心耿耿，而是在魏强蜀弱的情况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五次北伐！明知道会失败，但还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主动出击做殊死一搏！悲哉！壮哉！烈哉！真孔明也！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