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修订译本.卷2

终于读完了。 一个题外话，齐泽克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2007）英译本写的导言里，就提到了这本《千高原》。他将这本书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并置，时隔 20 年后，尤其是以色列对加沙的进攻发生以后，这本《千高原》也正如齐泽克所说的，展现了资本主义对革命力量进行挪用时的“喜剧性”的一面： 彼时，以色列国防部（IDF）的军事学院系统地参考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理论，特别是其著作《千高原》，用它作为“操作理论”，所使用的时髦词汇有“无形竞争实体”、“不规则移动”、“速度对节奏”、“瓦哈比战争机器”、“后现代无政府主义者”、“移动的恐怖分子”等。他们所依赖的主要的差异之一是“平滑”和“有条纹”的空间之间的差异，它反映出了“战争机器”和“国家机构”的组织观念。现在当IDF想要指代在某个好像没有边界的空间上展开的行动时，经常使用“平整空间”这一术语。巴勒斯坦地区被视为“有条纹的”，因为它们被篱笆、高墙、沟渠、路障等等封闭了起来。 IDF在2002年4月对纳布卢斯市实施的袭击被其指挥官称为“反向几何”行动，他解释为“通过一系列微观战术活动重组城市系统”。在战斗中，士兵们在城市中穿梭，穿过数百米的地面隧道，这些隧道是在密集的城市建筑中开凿的。尽管数千名士兵和巴勒斯坦游击队同时在城市中穿梭，他们“渗透”到了城市建筑之中，以至于从空中几乎看不见有人。此外，他们没有使用城市的街巷、道路、院落或是门、楼梯和窗户，而是横向穿越墙壁，纵向地穿过天花板和地板。这种形式的移动，军事上叫做“侵扰”，旨在突破内外的分野，把民居变成大道。IDF的“穿墙而过”战略所设计的观念是城市不只是场所同时也是战争的媒介：“一种灵活的，几乎透明的介质，永远是难以预料的和处于流动转台的。” 之后，齐泽克笔锋一转，写道：这就是我们应当重复毛泽东的原因，重新把他的理念传递给数以亿计的被践踏的默默无闻的劳苦大众。他简单而打动人心的充满勇气的信念：“大没有什么好怕的。大将被小推翻，小将会变大。” 借助齐泽克的陈述，从侧面映证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对资本主义图式概念的精确描绘。 当然，不得不说，有时候齐泽克是有洞见的，预见了时隔 20 年后毛选在新一代年轻人的舆论场中的爆火。面对内卷和结构化的资本主义剥削，这是一条新的逃逸线，也是一种新的解域力量。

春节假期的阅读时间里，我翻完了《千高原》。五十多万字，近三十个小时，这确实是一场智识上的跋涉。因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思维密度，也因为他们动用资源的方式，所以读起来的确很费力。他们似乎从不满足于哲学史的内部对话，而是径直闯入地质学、生物学、语言学、民族学乃至艺术领域，将那些看似异质的材料搅拌、折叠、重组。读的时候，常感觉不是在面对一个线性的论证，而是在观察一场缓慢而持续的地质运动：概念的地壳在压力下隆起、变形，最终形成一片片稳定的“高原”——那些可以独立存在、又彼此连接的思想地形。 这种写作本身就像他们提出的“根茎”模型：没有中心，没有层级，只有无尽的连接与生成。你很难用传统的“章节”去理解它，每一座“高原”都是一个入口，你可以从任何一处开始，在概念之间游牧。这给翻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哲学术语的定译本就稀缺，更何况作者时常赋予日常词汇以全新的哲学重量。“装置”、“机器”、“逃逸线”……这些词在中文里需要重新锻造。译者的工作因此不仅是语言的转码，更是一项艰巨的再创造学术工程，我对此深怀敬意。 这本书提供的不是一套结论，而是一个庞大的理论工具箱。它邀请你拆解那些被视为稳固的结构——主体、国家、语言、意义，并观察它们底下流动的、未编码的能量。你会意识到，哲学思考可以像做陶艺或听音乐一样，是一种对“生成”的实践，是对僵化形式的不断逃逸。合上书，那种眩晕感还在。在春节这个传统的时间节点，进行这样一次反传统的阅读，仿佛也是一种对时间的折叠：在阖家团圆的绵延里，凿出了一片属于游牧思想的奇异高原。

在概念高原上漫步：当思想成为游牧者 我的书房总是不堪重负——不是书籍太多，而是分类法过早地崩溃了。普鲁斯特挨着量子物理，地方县志与《芬尼根的守灵夜》共享同一层隔板，几本褪色的摇滚杂志里夹着关于唐代佛教传播的论文。这种混乱曾让我焦虑，直到我遇见《千高原》。德勒兹与加塔利不是来建立秩序的，他们是来庆祝这种“健康的无序”的。他们说，思想不应是垂直生长的树，而应是横生蔓延的根茎；我那杂乱的书架，意外地成了这哲学的卑微肉身。 阅读《千高原》不是攀登，而是游牧。你无法顺着线性论证的阶梯抵达真理的顶点，只能在一座座“高原”间漫游。每一座高原都像一个自足的生态系，地质学的“褶皱”在这里与音乐的“复调”对话，蚂蚁的集体行为与资本主义的流变被置于同一观察平面。这种阅读体验令人眩晕，又无比自由——你被赋予了在概念地貌上自行开辟小径的权利。它强行拆除了我们心智中那些看不见的学科藩篱，让你发现，语言学里的“生成”与生物学里的“变异”，原来说着同一种秘密的语言。 这无疑是“非哲学”的哲学，或者说，是哲学的一种逃亡。德勒兹与加塔利像两个顽童，闯入了由康德、黑格尔们把守的严肃殿堂，不是要继承王位，而是要凿穿墙壁，让野外的风吹进来。他们将“欲望”从弗洛伊德那幽暗的私人地下室中解放出来，宣布它并非匮乏，而是一台永不停息的“欲望机器”，是生产现实的力量。这彻底翻转了心理学的传统叙事。在社会学的疆域，他们不分析“社会是什么”，而追问“社会如何组装而成”。国家装置追求僵化的“条纹空间”，而游牧民则生存在平滑的、充满潜在连接的“根茎空间”里。这种对抗，成了理解权力与抵抗的全新透镜。 在艺术与人文的旷野上，《千高原》播下的种子早已疯长。它让建筑师思考如何建造“可平滑穿越”的城市，让舞者用身体探索“解域化”的运动，让电影导演用镜头捕捉“时间-影像”的纯粹流逝。它告诉我们，历史不是单线的进步，而是多重节奏的共存；人文研究不是对过去的怀旧，而是对“生成”的激活。书本身就成了它所描述的那种“抽象机器”——一个能不断与异质领域连接、催生新形式的装置。 这便是它巨大的社会与行业影响力：它不提供答案，而是提供一套工具箱。在崇尚专精的学院体制外，它成了一代又一代创作者、活动家、思想流浪者的地下经典。它教人看见“结构”之下奔腾的“流”，在“认同”之中发现“差异”的萌动。在一个日益被算法归类、被标签定义的世界里，这种“根茎式”思维成了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抵抗——它保卫着连接的偶然性与思想野性生长的权利。 对我而言，这场阅读是一场深切的个人地理变迁。它先是粗暴地摧毁了我旧有的认知地貌——那种对“深刻”的单一崇拜，对清晰起承转合的依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中间状态”的珍视，对“正在形成中”之物的敏感。我的价值观，从追求稳固的“存在”，悄悄转向欣赏动态的“生成”。人生观也随之变得更具实验性：生命不必是一条从起点到终点的笔直路径，它可以是一片高原，你可以在上面搭建临时营地，改变方向，与意想不到的风景和旅人遭遇。 有人说它晦涩，难以卒读。是的，它拒绝被轻松消费。它的可读性恰恰在于它的“难度”——这种难度不是文字的故作高深，而是思想密度本身的体现。它要求你成为一个合作者，而非被动的接收者。你需要贡献自己的经验、知识与困惑，与文本一起“折叠”，共同生成意义。它不是一座供你瞻仰的纪念碑，而是一张需要你亲手去连线的动态地图。 合上书页，窗外的城市依然按部就班。但我知道，某种东西已经不同了。我的目光开始习惯性地寻找“逃逸线”——在整齐的绿化带旁野蛮生长的杂草，在地铁标准化播报中某个人突然的、未被编码的微笑。德勒兹和加塔利没有给我新的确定性，却给了我一种更宝贵的东西：在充满规训的世界里，保持思想游牧状态的勇气，以及相信连接永远可能、创造永不枯竭的温柔信心。我的书房依旧杂乱，但现在我明白了，那不是秩序的失败，而是一片充满潜能的、等待被穿越的千高原。

诚如姜宇辉在后记所写，限制对再译本进行更大程度修改的原因之一是有限的精力，但更大程度上归于其自身对德勒兹哲学态度的转变——甚至于摒弃。在二十年前，或许我们会孜孜矻矻激情澎湃地讨论千高原——或者用德勒兹的语言修饰——奏响这自然的交响乐和迭奏曲，然而在今天，这充斥着大量新奇创见术语的十五座高原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呢？D&G发挥了尼采，但没能坚持到底，解释了斯宾诺莎，但也遗失了重大问题。尽管在德勒兹的版本里，这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对于德勒兹，需要治疗的不是激情—生成，而仅仅是理性本身。于是，基于身体的生成——女人、生成——动物、生成——狼之情动力量，被最终表象于心灵之中，成为一种清晰的观念，同时也就疗救了身体。然而，我的问题始终是，当生成—被一种欲望—机器所捕获，激情又该何去何从？在平滑化和纹理化无休止地转变和创造之中，一种多元体，流，在其静谧的位点上，心安理得地肯定了这强度与运动。

《千高原》是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合著的哲学著作，属于《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第二卷。 高原：取代传统章节结构，构成独立的思想平台，每个高原由异质因素汇聚而成，具有高强度的稳定状态。 块茎：作为核心哲学隐喻，象征非层级化、多向连接的思维模式，强调多元流变与去中心化的知识生产。 根茎式文本：全书结构非线性，各高原之间随机交叉、分支发展，鼓励读者自由漫游，形成多重解读路径。 打破传统树状逻辑，融合哲学、艺术、政治等多学科话语。 强调生成性、差异性与强度，反对固定本质与中心化模型。 以循环形式展开，既开篇以思想图像，又以空间模型作结，体现对思维模式的批判与重构。🍈👍

《千高原》试图完成一场壮观的思想政变：将树状逻辑从西方思想的核心驱逐出去，代之以根茎、逃逸线、解域与容贯的平面。这场政变的纲领极富诱惑力——不再追问意义，只追问连接；不再追溯根源，只绘制地图；不再生产主体，只流通强度。然而，当我们用德勒兹自己无法摆脱的辩证法透镜审视这一纲领时，《千高原》的致命伤便无处遁形：它的根茎只有在地图绘就的瞬间才是鲜活的，而一旦被写定为概念，便已凝固为它意欲推翻的树。这本书非但没有完成对树的驱逐，反而证明了一切无根的解放叙事，都将不可避免地堕入它最想否定的形式。 《千高原》开篇便宣告了一种新的写作主体——“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多”。名字被保留，仅仅是为了“使我们自身难以辨认”。这似乎是对作者主权的完美消解。然而，这恰恰暴露了德勒兹式操作的第一个症候：通过宣布主体的消解，来隐秘地确立一个不可被追问的言说位置。 在他的《差异与重复》中我们可以看见这种运作的代价：差异需要“守夜人”。那个宣称“我一无所知，我谁也不是”的哲学家，恰恰在最隐秘的层面保留了思想的特权。《千高原》将这一姿态推至极致——书被宣布为没有客体与主体的“配置”，由线、节段、层与逃逸运动构成。问题在于，是谁在宣告这一切？是谁拥有足够的距离，能同时测绘层的厚度、去层化的速度、强度的密度？当然是那位“精神主人”——他在宣布主体消解的同时，保留了对所有线进行测绘的元语言特权。 这就是根茎的第一个内在矛盾。当它声称要减去那“独一无二者”（n-1的操作），使“一”只是多元体中的局部结节时，它实际上生产了一个新的一：那个统领所有连接、却拒绝承认自身为统领者的根茎概念本身。德勒兹与加塔利明确说，多元体是无需任何“一”来统摄的“多本身”。可恰恰是这个“多本身”成了一个单一规定性——它被赋予了优先的本体论地位，所有不符合根茎模型的连接都被斥为僵死的树。这与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对“单个的规定性”的幻想如出一辙——深渊与形式在镜子中结合成“单个的规定性”，而这只是一种生产“主人”的劣质药方。《千高原》不过是将这个单一规定性从“差异本身”置换为“根茎本身”，其结构毫无变化。不论其自身在文中何样的阐释，即使他自己也承认胚根会倾向于形成树，地图也会倾向于堕落为仿图，但此刻他已经为世界的模式预设一个优先的本体论。 更致命的裂痕出现在游牧政治的维度。在《千高原》的配置中，层与解域运动被对立起来：层是捕获、组织化、意谓化，是国家机器的编码；解域是逃逸、强度流通、战争机器的游牧。兰花与黄蜂的共生、病毒对物种谱系的颠覆、短时记忆在突触裂隙中的跃迁——所有这些根茎式连接的范例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通过瓦解既成结构来释放创造性的差异。 然而，当我们追问：谁有能力进行这种瓦解？答案便暴露了德勒兹主义的贵族制内核。游牧战争机器的操作者，绝非被压迫者。被压迫者深陷在国家机器的编码之中——他们是被层捕获的、被组织化的、需要意谓来维系生存的。真正的被压迫者不追求解域，他们追求安全的结域；不追求“不再说‘我’”，他们尚未获得说“我”的权利。游牧的逃逸者恰恰是那些已经充分享有结域特权的人——他们可以从容地在大学的研讨室里宣告主体的消解，因为在现实的权力秩序中，他们的主体地位稳如磐石。 这就是“主奴戏法”在《千高原》中的再现。德勒兹主义者永远是精神主人——他们享受着主人的肯定性，同时宣称看不到任何奴隶，只看到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其他主人。在《千高原》的宇宙里，国家机器的编码者与被编码者、法西斯分子与抵抗者、资本与劳动，统统被抽象为不同类型的“线”——似乎它们只是在连接与流速上有差异，而不存在根本的权力不对称。当奴隶的反抗被还原为另一种“差异”，另一种“意志的自我肯定”，压迫便从本体论上被抹除了。 更深刻地说，游牧姿态本身必须依赖于一个被否定的对象才能成立。解域，只有当存在层时才有意义。逃逸线，只有在挣脱国家机器时才显出荣耀。《千高原》的整个动力学都建立在解域对层的优越性上——而这恰恰是一种隐藏的对立逻辑，一种奴隶式的通过否定他者来肯定自身。真正的主人——按照德勒兹自己的标准——眼中不应有层与解域的差别，不应有树与根茎的二元。然而，《千高原》全书的每一页都在做出这种二元切割。这不是根茎，这是根茎的仿图。 这是《千高原》最具讽刺性的维度。德勒兹与加塔利区分了地图与仿图：仿图基于超编码结构对既成之物进行复制，精神分析将欲望压扁为俄狄浦斯的家庭照片；地图则是开放的、可修改的、多重入口的。他们宣称自己的操作是绘制地图，而非制造仿图。然而，《千高原》本身就已成为最顽固的仿图。 一本被写定的书，一套被陈述的概念，一种被不断引用的方法论——当“根茎”成为学术生产的通行证，当“解域”变成文化批评的万能公式，当“无器官身体”沦为论文的关键词，这些概念本身就被压扁为它们曾反抗的东西。德勒兹主义者们就是这一仿图化的活证据：他们重复着根茎的语汇，却从未创造出任何新的连接；他们宣称多元，却在学术等级制中占据安全的位置；他们谈论逃逸，却从不曾从自己那些固化的德勒兹主义教条中逃逸一毫米。 当德勒兹的差异本体论拒绝辩证法的中介，拒绝承认否定的优先地位，它就只能提供一种姿态——一种对解域的表演，而非实际的解放进程。《千高原》试图用“战争机器”来替代真实的战争，用“根茎”来替代真实的对权力的瓦解。其结果不是解域，而是另一种结域——一个更精致的、更诱惑的、更具美学迷惑性的概念监狱。 真正的批判应该在这里开始：不是去指责《千高原》“不够激进”，而是去揭示它如何通过一种激进的美学姿态，消耗了解放的政治能量。当学生们在研讨室里激烈争论层与容贯平面的区别时，外部的层——资本的、国家的、父权的——安然无恙地继续捕获。当知识分子沉浸在“成为根茎”的快感中时，他们恰恰成了树的养料——学术之树、出版之树、文化资本之树。这就是那张最狡猾的仿图：它让你以为自己在绘制地图，实际上你只是在一张更隐蔽的描图纸上重复着早已被编码的运动。 千高原最根本的失败，在于它试图跳过否定而直接抵达肯定。根茎被描述为纯粹连接、纯粹流通、纯粹肯定性的配置。但这套描述赖以成立的条件，恰恰是它所否定的东西。兰花与黄蜂之所以是根茎式的，正是因为它们首先被理解为不是谱系性的。逃逸线之所以是逃逸，正是因为它首先是对层的否定。德勒兹与加塔利宣称，根茎不追溯根源——但这并不能消除一个事实：根茎的概念本身，就是通过追溯它对树的否定而建立起来的。 这就是辩证法的不可逃避性。你无法直接说“多本身”，因为对“多”的道出已经预设了一个与“一”的对立。你无法直接绘制地图，因为地图之所以是地图，正在于它不是仿图。《千高原》的全部操作都依赖于一个它不肯承认的否定环节——这就是为什么它最终成了它所批判的东西的镜像，成了否定性的反面证据。 《千高原》所提供的那套“可操作的仪器”——测层仪、计损仪、浓度的CsO单位——恰恰暴露了其最深层的徒劳。德勒兹与加塔利试图将思想变成土地测量，将哲学变成测绘学。但谁的领土？为谁测绘？测绘的工具又由谁提供？一旦提出这些问题，整个仪器就暴露为一场精致的隐喻游戏。测层仪不是真正的仪器，计损仪不会造成任何真实的损耗，无器官身体的浓度不会在任何一个被压迫者的身体上产生一焦耳的热量。这一切都是思想守夜人在失眠中的独白——他以为自己在为黎明测绘暗夜，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密室里对自己比划。 这是德勒兹在本体论上一开始就选错了起手式之后，所能抵达的最漂亮的死胡同。它暴露了整个后结构主义规划的核心困境：试图在没有辩证中介的情况下思考差异，在承认原初否定性之前就拥抱肯定，在没有真正解决权力问题的情况下宣告解放。 然而对《千高原》的彻底批判，不是要用一棵树去对抗它的根茎——那将重演它自己的二元逻辑。彻底的批判是指出：根茎的运作已经隐秘地依赖于它所否定的树，正如主人的自我肯定已经隐秘地依赖于对他者的否定，正如逃逸线的荣耀已经隐秘地依赖于层对它的承载。让根茎回到它的根基，让地图承认它的仿图性，让游牧者承认自己的贵族制—将否定性作为肯定性接纳进自身，能够意识到对立本身就是差异的一种模态，能够在时间——那常在的纯粹否定性——中承担起每一次节日的诞生与消散。这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千高原》，而是更少的；不是更精致的德勒兹主义，而是穿越德勒兹主义之后，仍然愿意面对真实世界之粗粝的那种意志。在那个真实世界里，奴隶尚未获得说“我”的权利，解放不是一场隐喻，而斗争永远在守夜人沉睡之后才真正开始。

从游牧地区访问回来，德勒兹爷爷全然不顾身体的疲惫，连夜找我们几个求经，商量内在性平面的安排，谈的晚了便送我们出门。要逃逸线送我们解狭域化。 在去横贯性机器性生产的路上，我们说：“德勒兹，您回去休息吧，您刚从平滑空间回来。” 德勒兹摇摇：“不碍事，你们知道现在构成性内部上有很多人把游牧主义当做敌人，不断给我们制造根茎结构，你们是解狭域的未来，你们的事情便是内在性的事情，是运作在无器官身体上的。” 我们都激动了，眼里噙着泪花，多好的德勒兹呀！ 德勒兹看看天空说：如果世界真像这天空这么去中心化就好了，但是就有一些抽象机器，像黑狗，要搞乱这个机器性装配，他们是二元性树状结构。 说着德勒兹弯下腰从花池里捡出一颗石子，然后看着天空说：该死的抄编码！说着他把石子分立向上一指，很快就见空中一具无身体的器官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强光，然后就坠落下来。 “这是齐泽克的反动概念，他们一直在千高原上空盘旋，侵犯我们的概念平面。我已经忍了很久了。”德勒兹愤愤地说。 游牧民、七匹狼、无器官躯体、块茎、游牧战争机器、逃逸线等都鼓起掌来，为先验经验主义有这样的哲学大师感到自豪。 一会儿，德勒兹叫来加塔利问：“那个概念落到什么地方了？” “好像是世界时代一带。”加氏说。 德勒兹一怔，说：“赶紧派人去查，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之后德勒兹送我们到大门口一直挥手到看不见我们。 第四天，我们听说世界时代那边出事了。我们很紧张，而这时德勒兹叫我们过去，他依然那么慈祥，让我们坐下说。 “解狭域化总是要有牺牲的……为构建外在性平面而爆裂的线条是伟大的。”他这时低下头说，“但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击落敌人无身体的器官的行为太鲁莽了，我在这里向前高原游牧民道歉，我将向平滑空间说明情况。” 我们顿时热泪盈眶，多好的德勒兹呀！他在跟树状结构斗争过程中的小失误竟然被他记在心里，还道了歉，我们在将来的学习中一定要向德勒兹学！学他老人家创造概念的精神和批判经验发生的勇气。

书评区铺天盖地的ai书评其实反映了一件事——千高原的确是非常适合人工智能的一本书。就拿书的定义来说，通常的观点一般会认为一本书对应一个或者几个作者，这本书内容的界限范围内封存了一定的对于现实的描述或者诠释，然而，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千高原并没有作者，他们会认为，书只是人的写作机器和思维机器截断现实之流中的某个部分的结果（见反俄狄浦斯），在这个意义上，大语言模型生成的文本完美对应了上述的模式，其生成的内容是训练材料和概率论模型的结果，那些预料经过处理加工之后不再能够归属于特定的作者。 这还只是千高原的其中一个适合ai的向度，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其书籍的写作和章节编排模式。我们通常会认为书本有一个固定的编排顺序，例如导言，各个递进展开的章节，最后是结论。但是特定的写作模式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眼中也是一种领域化的结果，他们的写作纲领需要贯彻一种解域化、去中心化的方式，因此，理想状态的千高原必须从任意一个片段开始阅读，也能够获得一些东西（无论是洞见还是困惑），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最喜欢用的几个隐喻：一滴在白纸上的墨迹、土地之下的块茎植物，并不是从特定的起点向着特定的终点行动，而是根据环境延伸自己。去中心化、碎片化和不整齐的内容编排方式意味着，你不能说ai生成的内容漏掉了某些核心洞见，或者说ai误读了作者，因为德勒兹和加塔利恰恰是反作者性和文本性的。 总之，如果你意识到有些书评是ai生成的文本之后就立马下头，不再认为其内容具有任何效力，那么你的思维方式还不够德勒兹（开个玩笑，其实微信读书到处是ai生成的内容真的蛮影响阅读体验）

这很难评，从阅读和理解的难度上来说对读者实在不太友好，对比有相似ontology的actor-network theory, Burno Latour和John Law的书真是太通俗易懂了。Deleuze也不是所有东西都这样，我非常喜欢的文章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就好读得多。 当然是否通俗易懂也是受内容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影响，比如Latour和Law就会更倾向于用日常生活或者相对大众的历史事件当例子，遇到不那么大众的例子也会花篇幅给个tutorial，而D&G一边用乔姆斯基，马克思，巴赫金等人的观点举例一边又不给补课，所以提高了阅读门槛。像第三章提到福柯的监狱，我看有些书友说Deleuze在批评福柯，我个人觉得Deleuze只是在用福柯的内容举例，因为那些观点福柯也讨论过。 如果对读者不友好是对内容的深度和广度的trade off, 那就不应该以此减分。目前critical accounting research领域所有用D&G作theoretical framework的文章都是我老板和我师兄发的，不过我觉得如果只是把D&G用于社科研究中，DeLanda的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assemblage theory and social complexity似乎更实用一些。而且读了DeLanda之后会对理解D&G有帮助，比如第三章的黄蜂和兰花，在DeLanda的书里面就很容易理解举例这种coevolution是为了解释contingently obligatory，进而讨论assemblage和黑格尔totality的区别。同理千高原中用大量篇幅讲的无器官的身体也用DeLanda在第一章就讲清楚的assemblage和有机体的对比来理解。 另外不知道为什么微信读书上有千高原却没有反俄狄浦斯(是因为没有中文翻译么)，明明后者才是第一部。我一直等Audible上线英文版的有声书，最近发现他们开始预售今年12月即将上架的反俄狄浦斯了，这才是正确的顺序呀。

现在越来越无法搞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了，古典的伦理学在现在这个混乱狂飙的世界很难再提供方向，浮士德被唐璜所替代，田园牧歌式的与自然和谐同一的生活被各种暴力、例外、僭越的差异事件打破。但奇怪的是，越是这种时候，那种陈旧古板的单一观念越是会出来，就像是人们又投身于各种宗教、偶像，又死守着不这样就不行的教条(就像是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一定要找一个好工作这样公式化概念化的想法，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点就是不这样做就完了，就会被社会或是什么权威抛弃，但如果大家都这样懒散地用大众观点来代替掉自己的观点，用树的观念来让自己安心的话，就会造成一种虚假的统一，下场更悲惨)，于是一种新的伦理学就很必要产生，能分得清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既与喧闹嘈杂但无意义的大众话语保持距离，但又不至于落入一种刻意避开社会的自然人生活。所以德勒兹，尼采，斯宾诺莎这种以力的差异、身体、情动为思想锚点的哲学家可以提供新的谱系，让人进入运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