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旭东
本书在政治史、制度史之外另辟蹊径,立足关系思维,聚焦两汉时期上自朝廷,下至临湘侯国、西北边地的候官与各地传舍运作的日常形态,致力于揭示反复进行的事务中形成的不同位置的人与律令、制度、机构的错综关系,展示了国家日常运转与维持的内在逻辑与生动细节,也对涉及两汉乃至整个王朝时期的不少基本看法提出新认识,为作者倡导开展的日常统治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精彩个案。
基于出土简牍文献的制度考证,写得挺好。但坦白说,我还是没搞懂论文集里的制度史研究与侯公心心念念的日常统治史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只是侧重于讨论制度运作中的参与者,那和邓小南“活的制度史”区别在哪?
读书的乐趣之一就在于通过一本好书发现下一本好书,在阅读太史文的《中国中世纪的鬼节》一书时知道了该书译者侯旭东先生。在了解侯旭东先生的研究领域后产生了阅读的兴趣,于是看了本书,非常喜欢书中这些对于秦汉制度如何落实在日常实施中的研究,也通过本书对其中介绍的一本《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孙闻博著)产生了阅读兴趣
秦汉时期建立起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延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仍具影响力。从现代西方政治学的角度,往往以“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为标签去阐释,难免简单而无力,无法解释其中诸多现象。 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而言,大事件只是偶然的波澜,更多的时候是平平常常的日子,平平常常的事,而这才更代表国家治理的权力架构与运转的真实状况。这本书正是从这个角度入手,展现出历史的样貌。正如作者所表达的:通过这样的历史认知,或许就不会对自身历史的延续、文明的未来,产生过多的疑虑与担心。
看得我心碎💔 太过陌生。太过专业。
相当专业的领域,跟随着作者的训诂考据了解两汉时期政务、军务是如何从中央延伸到地方,基层又是如何运作的,虽然看得费劲儿,仍觉有趣。其中“给事”篇和“刘渊”篇,特别喜欢。
政治史可谓是秦汉史的主流话题。长期以来,学界对秦汉的研究聚焦于帝制及中央制度变化、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等方面,成果汗牛充栋。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宏观层面或者线性思维思考,具体分析者甚微,易出现以论带史之嫌。学者们大部分少注意甚至不注意到微观层面,或者仅作为研究宏大叙事命题下的陪衬。侯旭东先生早在2006年开始便着手探寻“日常统治史”至今,以当时的时代背景观之,可以称得上是眼光独到、思路超前,《汉家的日常》这本书收录的便为其“日常统治史”的代表性论文十四篇。 王学典曾言:“就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而言,历史本体是最基本的内容,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本身的考察占据首要位置,如关于某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制度研究等。”王学典之语给了我们一个大致的范围,也就是考察历史要将史实与历史流变过程予以考察,而非纯言一面,不及其他。马克斯·韦伯说过:“在社会行动范畴内可以观察到某些经验式的一致性,亦即由一个行动者再三重复,或者在众多行动者中间由于怀有同样的主观主义而出现的行动进程。”然而这也只是应用于社会学的窠臼内,并不曾用于历史学研究领域。在中国,首先在历史学指出、有其雏形者当属钱穆,他说:“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正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这恰恰说明历史研究不应只关注重大事件和显著变化,那些看似日常的、看似千篇一律的生活同样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 侯旭东先生的《汉家的日常》正是对这一观点的积极实践,他通过对秦汉时期日常统治的深入剖析,揭示了那些隐藏在宏大叙事背后的历史细节,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立体、生动的历史画面。在其上编研究传舍制度的五篇论文中,便鲜明反映了其日常统治史的方向,他说:“(传舍)所有这些工作均是日常性的,不断重复或定期发生的,同时也是相当琐碎的事务,并非重大事件,属于汉王朝上下日常反复进行的治国活动的一部分。”而也正是这些繁琐的事务,使得“各地的传舍构成一个网络,维持血脉的畅通,进而保证王朝的持续存在与统治的有效展开”,成为“支撑王朝存在与正常运转所不可缺少的机构”。传舍制度和传舍日常尽管是进行司空见惯的重复工作,但是其对于两汉的意义绝非微不足道。在下编的八篇论文中,侯先生分析了汉代的皇帝与二府之争、文书行政、官吏任用、地方治理等诸多日常统治活动,突破了我们传统认知。比如在《西汉“君相委托制度”说剩义:兼论刺史的奏事对象》一文中,他认为“即便武帝以后,丞相依然是朝政的核心”,在不同侧面显示了丞相在王朝统治中的枢纽作用,君相委托制在武帝以后依然没有多少变化。这与我们通常认知中武帝利用中外朝制度使得此后汉代丞相权力削减之说大相径庭。侯先生又依据传世资料与简帛进行分析,指出皇帝与丞相(三公)的博弈并非直线式的,而是反复起伏波动的,以及皇帝的多面性,即皇帝不仅是帝国的支配者,也是臣民建议的倾听者,在处理具体政务上的被动性与符号性,其权力可以被预支,并非牢不可破、不可染指,以具体分析回应了原先根深蒂固的君主独裁以及“三公无责任制”之说。 据此,我们不难看出侯公所追求的“日常统治史”思想为何。“日常统治”即反复进行的统治活动,其中大多数是周期性活动,或固定或不固定,共同维持着国家和社会的运转。但又不能将其与“政治”混淆,“统治”不只包括皇帝,还有大大小小的官吏,是在制度中对所有人存在状态的追问,以及他们的存在如何构成了延绵不绝的过去的追问。它的研究对象是开放的,时间限制是突破的,以历史局内人为先(主位观察),而以我们研究者感受为次,贴近历史现场,从关注“变”到关注“常”以及“常”与“变”之间的关系,解释统治秩序的生成、日常维系与复杂抵抗。这样也就突破了单向思维和历史学、社会学等既有学科领域划分,突破“常事不书”的局限和传统研究范式,在新的观察角度下进行描述,建构起贴近历史现场的研究框架,探索一种新的史学思考路径。 当然,“描写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观”,既含主观,就不得不言其局限性。除却错别字以及论文语言严谨性等失误之外,我们读罢此书仍难免有诸多疑问与遗憾。在这十四篇论文中,尽管是践行了侯先生的一贯主张,但是各篇之间理论关联较弱,未能围绕核心问题展开,问题导向也不清晰,连贯性和整体性不免受到影响,难以形成一套严密的分析框架为后来者所用,也难以从此提炼出一套“日常统治史”的理论分析工具和方法。文章猛然自两汉跳跃到十六国南朝,又称之为“汉家的日常”,即没有突出体现汉代的特色,更像是以各篇文章为根基欲由此总结出帝制时代的历史规律,无论是历史爱好者还是研究者,实令人难以接受。再者,侯氏所言日常统治史,其内核中强调要获得“历史现场感”,以及“常”与“变”关系,并不新鲜。前者有梁启超、顾颉刚等所论证,后者亦有邢义田等提倡。再将诸多概念捏合成一个新概念,未免有老调重弹之嫌。对于简牍和今人研究成果可称信手拈来,其“述”可为称道,但相比之下对于传世文献提及却提及有限,以微观一隅而窥探整个帝国全貌、回到历史现场,是否可行,是否真能最大限度接近历史真实,不免引起疑问。此外,后学窃以为最大的遗憾,在于本书收录的文章大多数“述”多而“论”少。诚然,为学者不可为“论”而“论”,也不必事无巨细均要论之,但是在面对如此多史料和文章阐述下,得出极为有限的结论也着实令人无法想象侯公诸文中部分章节所设置的意义在于何处。 《汉家的日常》一书虽有不足,但考虑其年代纵贯2006-2022这十六年间,不能忽略此间学术生态变化,侯先生眼光之深远及其在秦汉史领域的贡献仍令人钦佩。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将日常统治这一长期被忽视的研究领域引入学界视野,为我们理解秦汉时期的制度运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不仅挑战了传统史学研究的范式,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历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同时,在今日史学发展前景下,史学研究者也需博闻强识,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手段,以期更全面地、最大程度地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
质量很高的论文集,上半部主要介绍汉朝官员的办公日常,尤其是外出办公这一块,以及皇帝的君权如何通过他们延伸到地方。下半部回归传统的官僚制度史,如丞相的权力变化,某种程度上对祝总斌等人的尚书架空宰相的说法予以修正,以及御史大夫制定律令的指责逐渐弱化,皇帝通过垄断上计等制度加强君权,给事中的产生和发展并从临时工转向固定编制等等,最后又通过刘渊的生平境遇分析了刘渊起兵的时代背景。专业性非常强,且因为是论文集而显得较为割裂,建议门外汉不要轻易尝试。
专业性极强,通篇考证,读起来很费劲。不过读后也明白了几个问题,小有收获 作者结合史料和考古资料研究逻辑清晰,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