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

文明的容器与解构者：人口保有量的历史考察 人口，既是文明最基础的载体，亦是其最深刻的产物。不同文明体系通过其独特的哲学、制度与日常实践，塑造了迥然不同的人口规律与历史轨迹。 纵观历史，以儒家文化、印度-佛教文明为代表的古典体系，与近现代主导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恰好构成了人类处理人口问题的一体两面。前者是系统性构建与维持的典范，后者则是系统性抑制与重构的力量。 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文明光谱的另一端——那些在漫长历史中与自然紧密相依的非洲原始部落——则会发现一种迥异于上述所有体系的、高度情境化与内嵌于生态的生存智慧。 更进一步，观察那些成功“学习”并内化了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非西方社会，如日本、韩国及部分欧洲国家，我们会发现一种独特的、代价沉重的人口“现代性困境”。本文将五条路径置于同一分析框架，揭示文明模式如何作为“看不见的手”，从根本上决定了人口的命运。 第一部分：古典文明的构建——人口的系统性保有机制 以儒家和印度-佛教文明为代表的古典体系，其核心成就在于，在相对恒定的农业生产力条件下，构建了一套将人口再生产与宇宙观、伦理秩序和社会结构完美捆绑的超稳定系统。 一、儒家模式：基于家族伦理与官僚理性的精密设计 儒家文明贡献了人类历史上最精密、最成功的人口保有系统。 1. 哲学内核：它将生育从生物本能提升为神圣的宇宙责任（“天地之大德曰生”）与至高的道德律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高生育率提供了终极意义。 2. 制度保障： 国家层面：“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将人口视为核心税收与国力资源进行管理，历代推行奖励生育、招抚流民的政策。 社会层面：强大的宗族组织通过族田、义庄、族规，构筑了民间社会保障网络，极大增强了家庭抵御风险、避免人口流散的能力。 3. 实践规范：“早婚早育”、“多子多福”的习俗与价值观，最大化女性生育窗口，将高密度小农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转化为持续的人口动力。 历史效能：这套系统使中国在两千多年间，虽历经周期性动荡，却总能迅速恢复，形成了全球最大、连续性最强的人口-文明复合体。其代价是对个体（尤其女性）的压抑与人地矛盾的周期性爆发。 二、印度-佛教模式：基于生命哲学与社会阶序的稳态维持 该模式贡献了一种在精神层面维持人口存续的独特智慧。 1. 印度教的稳态结构：种姓制度通过严格的社会分工，在低生产力时代减少了内部竞争性耗散；“业报轮回” 与“达摩” 观念将现世苦难合理化，增强了底层民众的生存韧性；“非暴力” 原则在文化上抑制了无谓的杀戮。 2. 佛教的和平整合：佛教以完全非暴力的方式跨文明传播，避免了征服性的人口毁灭。在藏、蒙、日等地区，它更成为整合部族、稳定社会的精神纽带，寺院在乱世中常成为人口与文化的庇护所。 3. 共同的生态基础：两者都促进了集约农业与普遍素食倾向，这在能量转化上能以更少的土地养活更多人口，极大提升了单位土地的人口承载力。 历史效能：该模式确保了南亚和部分东亚地区，在相对和平的框架下，承载并延续了极高密度的人口，展现了精神秩序对人口存续的强大庇护力。 第二部分：生态的智慧——非洲原始部落的动态平衡体系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众多原始部落（如桑人、马赛人、俾格米人等）发展出了一套与复杂生态系统深度绑定的、动态平衡的人口保有模式。这套模式的核心并非追求数量的最大化增长，而是寻求人口与本地生态系统承载力的长期微妙均衡，其运行逻辑与所有农业文明截然不同。 1. 核心哲学：作为生态环节的“人” 部落观念中，人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生态循环中的一个环节。人口规模被视为必须与神灵、祖先及土地生产能力保持和谐的关键变量。生育不仅是家族之事，更是关乎整个部落与自然世界关系的集体责任与巫术-宗教行为。 2. 关键调节机制：文化与生态约束 漫长的哺乳与性禁忌：普遍实行长达数年的哺乳期，并在此期间禁止性生活，这作为一种天然、有效的生育间隔方法，显著拉长了生育周期，避免了过密的生育。 杀婴与杀老习俗：在极端资源压力（如干旱、迁徙途中）下，部分部落会采取杀死新生儿或年老体衰者的做法。这在现代视角下残酷，但在其生存逻辑中，是为确保部落整体（尤其是青壮劳动力）存续而做出的残酷但理性的集体抉择，是控制人口数量与结构以匹配即时资源的最后手段。 年龄组与社会分工：以严格的年龄组制度（如东非的许多部落）来组织社会，将人口按功能分层，优化了劳动力配置，减少了内部竞争，使有限人口能发挥最大生存效能。 3. 流动性生存：分散压力 狩猎采集或游牧的生活方式，本质上是一种 “以空间换稳定” 的策略。通过不断移动，避免对任何局部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消耗，从而使小规模人口能够在广阔但脆弱的生态系统中持续生存数万年。 历史效能与启示：这套体系使得非洲原始部落在极其艰苦、疾病肆虐且资源波动巨大的环境中，实现了可能跨越万年的超长期存续。它展示了在缺乏技术缓冲的前提下，人类通过文化习俗进行“前现代计划生育” ，与自然达成残酷而精妙平衡的惊人能力。其人口曲线并非增长型，而是围绕环境承载力中轴进行低频波动的稳定型。 第三部分：现代资本主义的解构及其东亚变体：学习欧美的代价与人口老龄化危机 资本主义对人口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它不仅重塑了两方社会，更作为一种“现代性模板”被非西方社会（尤其是东亚的日本、韩国）主动或被动学习。然而，这种学习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以加速和激化的形式，凸显并放大了资本主义人口困境的代价，形成了独特的“东亚低生育率陷阱”与老龄化危机。 一、欧美模式的代价：系统的“生育抑制剂” 资本主义通过重塑社会运行逻辑，系统性地抑制了生育意愿。 1. 核心机制：劳动力商品化与家庭功能剥离 劳动力成为商品，个体必须为教育投入巨大时间与金钱，延迟家庭组建。 家庭的生产、教育、养老功能被市场和政府取代，子女的经济效用归零，养育成本飙升。生育从“投资”变为“奢侈消费”。 2. 文化重塑：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 个人主义将自我实现置于家庭责任之上。 消费主义引导资源流向物质享受，挤压养育空间。 3. 结构性压力：就业不稳定与“时间贫困”（尤其对双职工女性），使得工作与养育成为零和博弈。 二、东亚变体：被压缩的现代化与“超低生育率” 日、韩等东亚社会在二战后以极快速度完成了对欧美模式的追赶，但其结果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在传统儒家家庭文化与超级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结构的挤压下，产生了更为剧烈的人口坍缩。 1. 被压缩的阵痛：欧美用百年完成的城市化、工业化与价值观变迁，在东亚被压缩到三四十年内完成。社会转型的剧烈震荡没有给文化心理和社会制度的适应性调整留下缓冲期。 2. 儒家传统与资本主义的“毒性叠加”： 极致的教育竞争：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在资本主义学历至上的体系中，异化为从胎儿阶段开始的“教育军备竞赛”，成为全球最高的养育金钱与精力成本。 僵化的性别角色：资本主义职场要求全职投入，而残余的儒家家庭观念仍将育儿和家务主要默认为女性职责。这种矛盾将职业女性推向“要么全职工作，要么全职母亲”的艰难抉择，大幅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高度内卷的职场文化：长时间工作、等级森严的日韩职场，严重侵占了个人生活与家庭时间，使得年轻人无暇也无心恋爱、结婚、生育。 3. 社会后果：深度的老龄化与结构性危机 数据现实：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多年全球垫底（2023年降至0.72），日本为1.2左右，均为深度“超低生育率”。65岁以上人口占比，日本（2023年29.1%）和韩国（预计2025年超20%）均位居世界最前列。 系统性危机：这导致劳动力急剧萎缩、社会保障（养老金、医疗）体系濒临破产、内需市场持续低迷、创新活力下降，以及沉重的“看护国家”负担，形成难以逆转的经济与社会活力衰退的恶性循环。 三、欧洲的困境：福利国家也难以扭转的颓势 即便是建立了完善福利制度的欧洲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虽然通过慷慨的育儿补贴和父母假期缓解了部分压力，但仍无法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这表明，低生育率是深植于现代性内部的系统性危机，单纯的经济补偿难以对抗由个人主义、性别平等和职业发展等现代价值观重塑的生命选择偏好。 第四部分：比较分析与文明启示 将非洲原始部落体系、古典农业文明体系、原生资本主义欧美模式及其东亚变体并置，可以得出一个关于人口与文明关系的全景式理解： 在核心驱动上，原始部落体系基于生存与平衡；古典体系基于责任与秩序；资本主义欧美模式基于理性与选择；而东亚变体则基于 “竞争与焦虑” ，是传统责任与现代理性在高压环境下的扭曲结合。 在调节手段上，原始部落依赖生物与文化习俗的直接干预；古典文明依赖伦理教化与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欧美模式依靠市场信号与个体决策；东亚社会则陷入 “国家政策激励”与“社会结构性压制”的激烈拉锯战，且后者往往占据上风。 在终极困境上，原始部落体系极度脆弱，任何外部冲击都可能导致其彻底崩溃；古典体系难以逃脱马尔萨斯陷阱；原生资本主义面临低生育率陷阱；而东亚变体则陷入 “超低生育率陷阱” ，其下降速度与深度前所未有，预示着更剧烈、更迫近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危机。 文明光谱的启示在于：人类在摆脱自然约束、追求物质丰裕与个人自由的过程中，似乎依次用 “社会周期性危机” 和 “生育意愿系统性衰竭” 替换了 “生存即时性风险” 。而东亚案例表明，当传统缓冲机制被快速剥离，而现代性支持系统尚未健全时，这种“衰竭”会以更猛烈、更无解的形式爆发。这警示我们，人口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经济或政策问题，而是整个文明价值系统、社会结构与个体生命意义耦合方式的集中反映。 结论 人口保有量的历史，是一部文明内在逻辑的外显史。非洲原始部落展示了在绝对自然约束下，通过文化化身为生态本能来维持极限平衡的生存艺术。儒家与印度-佛教文明，以其无与伦比的系统设计能力，证明了在农业时代，通过文化编码构建超稳定结构，可以实现人口的长期稳态存续。资本主义的欧美模式，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系统性瓦解了人口再生产的传统基础，开启了全球性的低生育率时代。而日韩等国的道路，则揭示了在缺乏缓冲的急速转型中，传统与现代的毒性叠加如何催生出前所未有的超低生育率与深度老龄化危机，成为“学习西方”最沉重的长期代价之一。 这四条路径共同指向一个核心悖论：文明在解决旧困境（贫困、高死亡率、自然风险）上越成功，似乎就越可能为自己创造出新的、更复杂的困境（意义危机、社会衰老、可持续性挑战）。理解这些路径，不仅是为了解读过去，更是为了在一个全球普遍面临生育衰退和老龄化的时代，迫使我们进行根本性反思：在个人自由、性别平等、经济效率与文化传承之间，能否以及如何构建一种新的、能激发人类面向未来繁衍意愿的文明契约？这或许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深刻的文明命题。

梁建章执笔如秤，将“人丁”二字细细称量。 昔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纳妾一人”，康熙永不加赋、雍正摊丁入亩，皆是帝王术里的添丁策。今人观之，竟暗合书中警语“人口分母萎缩时，盛世根基便如沙上筑塔”。 书中数据触目惊心，我国生育率已跌破成周水平，较贞观之治时十室九丁的景象，更显凄清。梁公算了一笔千秋账，若放任生育率滑至0.8，百年后神州人口不过六亿。更堪忧者，“白发竟比垂髫多”的老态，将抽干创新活水。昔年《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今人却困于广厦万间反成生育桎梏，应验了书中讥讽：“高房价是当代最隐蔽的避孕药。” 然梁总非悲观之士。其开出的药方，颇有宋人“举子仓”遗风。减赋税、兴托育、破母职之困。尤妙在“移民如借兵，生育如屯田”之喻，盛唐兼容蕃客，两宋广纳归正人，皆可为今鉴。 古来丁税折银不过数钱，今人养育之费何止万金？当学过往“民产子，免赋二年”的智慧，将孩童从“碎钞机”变作“传灯人”。 没有新生命点燃的文明火把，终将在历史长风里明灭成灰。

｜为之一振，而后思之 坦白说，读完这本书，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为之一振”。不是因为书中给出了什么石破天惊的结论，而是因为它用一种清晰、系统的方式，把我长期以来隐约感受到但说不清楚的东西讲明白了。 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人口要控制”，潜意识里总觉得人多是负担。但当中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当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当老龄化加速到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前提。梁建章的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创新经济时代，人口规模本身就是核心竞争力。 这本书也让我意识到，人口问题的紧迫性远超一般人的想象。人口萎缩不像经济危机那样立竿见影，它像大河的潜流，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几十年的尺度上决定着一个文明的兴衰。等到我们真正感受到劳动力短缺、创新乏力、国际地位下滑时，再想调整就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人口结构的改变是以“代”为单位的，一代人的缺失，需要几代人来弥补。 ｜值得商榷之处 当然，这本书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比如，GDP的2%-5%用于鼓励生育，这个数字虽然经过了测算，但在财政现实和政治可行性上仍有争议。又如，作者对大城市扩容的乐观态度，可能低估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承载等方面的约束。再如，对移民政策的开放主张，在当前的社会舆论和政治环境下，推进难度可想而知。 但这些都不足以否定这本书的价值。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些政策建议具有争议性，才更需要公开、深入的讨论。正如作者所言，人口政策在过去是敏感话题，缺少对话和讨论；而这本书的意义，正是要把这个话题从禁区带入公共领域，激发更多人思考和参与。 ｜结语 梁建章的身份很特殊——他是成功的企业家，又是斯坦福的经济学博士；他创办了携程，又在北大做研究教授；他写学术论文，也写科幻小说。这种跨界的背景，让他既有企业家的务实和行动力，又有学者的理论功底和前瞻视野。 《人口战略》正是这种跨界的产物。它不是一本枯燥的学术专著，也不是一本煽情的政策宣传册，而是一本既有数据支撑、又有理论框架、还有政策建议的“知行合一”之作。 对于一个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民族来说，人口政策是最基本、最长远、最需要未雨绸缪的国策之一。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值得所有人认真对待的思考起点。无论你是政策制定者、学者、企业家，还是只是一个关心国家未来的普通公民，我都真诚地推荐你一读。 因为这个问题，关乎你，关乎你的孩子，关乎这个民族能否在21世纪乃至更远的未来，保持创新的活力和竞争的优势。 为之一振，而后思之；思之既深，而后行之。这大概就是一本好书的最大价值。

本书从创新和人口的关系出发论证，主要是在政府政策方面提供见解，并不是洗脑个人生娃。 作者论述了人口规模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更新了一个粗浅的人认知，大变更的创新需要大规模的人口基数做支撑，而并非个别人的单打独斗。 作者是基于公式来结构这一主题：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人口规模是很宏观的事物，但又对每个人都影响息息相关，而中国未来人口的预判很不理想，这又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养老生活 ，未来很不明朗，值得每个人都关注起来。 首先，在空间维度分析，作者对比互联网企业为啥只有中美印度，垄断了世界，为啥别的国家没有，核心原因是人口基数太小，创新很难自发而成，更便捷的是拿来主义，其中日本的例子最典型，日本本土互联网企业都没有成长起来，而是被其它国家互联网企业所垄断。 其次在时间维度，看主要国家的人力规模和结构变化，典型的就是日本，从广岛协议后经济持续衰退已经三十多年，一蹶不振的原因核心是人口老龄化，老年人比例太高，而且政府相对鼓励新生人口外，更大资本在保障老年人的福利，导致了新生人口持续减少，社会活力逐渐减退，看不到逆转的可能。中国的人口趋势是四十年前的日本，甚至滑坡更为严重，书中用“人口塌陷”来说明中国人口趋势，预计在2040年中国人口红利耗尽，着也会导致创新能力达到顶峰，相比之下，美国依靠巨大的移民优势，人口结构一直保持最佳，社会创新能力持续稳定，印度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也会持续向好，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超越中国不是不可能。 作者在各维度分析了中国低生育率恶化的原因，作为一个父亲，我也非常感同身受，首先是育儿成本极高，政府财政支持还远远不够；房价相比人均dgp在世界排名遥遥领先，多生孩子没有办法解决住房问题，而且最坑的是房价腰斩，还要还房贷；社会福利配套苛刻，育儿没有额外多假期，而且还会被职场歧视，和严酷的职场冲突；教育制度和文化导致育儿教育内卷严重，消耗的是孩子和父母大量时光，这些全部都是要父母来承担。我身边二胎的家庭几乎妈妈都是全职带娃。可见生育的投资回报是有多低，人们理性投票，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作者也给出了一些促进人口增长的好想法。最本质的就是要大力增加生育福利的投入，要达到GDP的5%以上，而中国25年只有0.07%，可见鸿沟如海沟，不是差一点点的区别。其次在分配制度上可以税收减免、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等。也鼓励女儿跟着妈妈姓，既不影响父系传承，也给予女性一种权利。还有就是促进人口交流，包括出国和降低引入华侨外国人等加入中国的门槛，允许华人持有双重国籍等。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提倡敬租传后，融合创新和传承一体。

我看了序言和前三章，决定弃掉这本书。 如果完全作为消遣，读这本书不觉得浪费时间和浪费期待的话，可以；如果真的想理解国家的人口战略经济政策，这本书无论是严谨程度、理论水平还是对国家政策治理的理解，都远远不够。 本文的序写的还不错，但是在更需严谨的正文中多次将相关关系、甚至主观认定的相关关系描述为因果关系，令人头大，关于作者提出的核心模型也有概念模糊、存在理论假设漏洞以及缺少实证证据等问题，比如将经济体的规模效应强行与人口规模效应做类比，将人口规模效应与创新力强行正相关讨论等，作为理论类书籍显得大而无当、杂而不精，屡次将极端经验和主观臆断作为实证证据，实在是让人很失望。 社会舆论常常将作者提倡促进放松人口政策与国家开放二胎三胎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作者作为成功且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代表，的确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但对该问题以及相关战略布局有深刻见解的应该另有其人，至少如果我是政策制定者，在看到作者的论述后，并没有被说服。

■创新的4个人口效应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力公式来分析人口和创新的关系。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一个国家的创新力需要4个要素：人口数量、人口能力以及内部和外部交流量。我们从创新力模型的4个要素中可以推出4个相对应的人口效应：(1)人口数量→人口规模效应(2)人口能力→人口老龄化效应(3)内部交流量→人口聚集效应(4)外部交流量→人口流动效应人口数量越多，创新力基础就越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规模效应。 ■另外，公式中的人口能力涵盖教育、经验、年龄等维度。其中创新能力和人口年龄有很大关系，一个老龄化社会的创新活力会大幅度下降。公式中还有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内部交流量是指国内交流的强度，外部交流量是指国际交流的强度。内部交流量的提升可以通过培育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实现所谓的“聚集效应”。外部交流量的提升则需要保持国际交流的开放，尤其是保持人员交流的畅通，即所谓的“流动效应”。

一个国家的创业活力和这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越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创业和创新的活力就越弱。 创新力模型：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创新力 人口增长的逆转和低生育率危机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巨大变化。有史以来，人口一直在稳步增长，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人口快速增长，但是到了21世纪，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口增长的速度突然慢了下来，很多国家的人口在排除移民以后已经不再增长，世界上人口增长几乎都来自非洲和南亚地区，即使这些地区的人口在增长，世界的总人口数也很可能在21世纪就会发生逆转，从正增长变为漫长的负增长阶段。甚至有些国家的人口，包括日本和中国，已经开始减少。这件事尤其令人震惊，因为这种增长的逆转是在人均寿命还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发生的，背后的原因是生育率的急剧下降。 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生育率都在迅速下降，人类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20世纪60年代世界平均生育率是4.9，即平均每个妇女生4.9个孩子，到2000年，生育率只有2.7，到了2020年，只有2.4。 生育率下降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中，同样也出现在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中。即便是被视为未来人口增长动力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也会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更替水平生育率，是指为了让每一代人的规模大致相仿，需要达到每名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这个数字略超过2，因为有少数儿童可能会在成年以前死亡。）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已经低于2.1的更替水平。2020年，欧盟各国的平均生育率约为1.5。美国是发达国家里少数人口持续增长的国家，主要是因为美国仍然保持其强大的吸引移民的能力。东亚国家如日本的生育率已经低于1.5（2020年是1.4），而中国的生育率更低，已经几乎降到了更替水平的一半（2022年不到1.1）。有很多原因导致人们普遍选择少生孩子，包括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劳动参与率增加，抚养孩子的成本上升，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需求降低，以及现代生活方式挤占了养育孩子的时间等。 全文共五篇： 第一篇将用创新力模型来分析人口和创新的关系，并分析影响创新的4个最重要的效应，即人口规模效应、人口老龄化效应、人口聚集效应和人口流动效应。 第二篇将介绍世界的人口趋势，讨论人口如何影响经济的其他方面，如公共财政、失业和通货膨胀等，澄清人们对人口、经济，特别是对资源和环境等领域产生的误解，并且介绍移民对经济的影响和相关政策。 第三篇将探讨未来世界的几大主要经济体的人口形势和创新力预测，所涉国家包括日本、中国、美国、欧洲的几个大国和印度等。 第四篇将展望中国的经济和创新力，以及低生育率对中国创新力和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时通过对中国生育成本的分析，来预测不同政策假设下的中国未来人口。 第五篇将讨论中国的人口战略，分析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并提出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建议，其中包括财政补贴等降低生育成本的政策建议，还包括教育改革、城市化策略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篇，人口与创新 一，人口和创新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除了创新，还有许多关键因素可以使一个国家变得富裕。这些因素包括稳定的政府、产权保护、良好的基础设施、健全的金融体系、良好的教育和开放的贸易。 目前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差异，往往是创新能力。创新之所以这么重要：首先，全球化使创新的回报比以前更为丰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创新的知识或产品传播得更快、更广，因此可以更快地创造更多财富。此外，一些技术创新已经可以取代人类的日常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创新就是创造新的工具来代替人类的工作。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创造工具，却只需要更少的人来操作它们。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都是当今的热门话题，但它们远不具有创新能力（即使机器人可以创新，人类可能也永远不会允许它去做，因为它实在太危险了）。因此，越来越多的资源将会流向工具的创新者而不是操作者。对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能否达到高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创新。 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变革。首先是工厂的兴起和工业化。随着知识的增长，社会的经济活动需要分工以及专业化，从而需要更多的合作，由此就产生了对工厂和现代企业的需求。其次是由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带来的全球化。现代化的水运、铁路和公路运输渠道及集装箱技术使得货物以非常低的成本流动。再次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一个人如果想创新，就需要有综合的知识基础。因此，人们不仅需要接受技术或职业培训，更需要全面的大学通识教育。此外，主要的大都市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创新中心。 创新通常的定义为一种有价值的新的知识、产品、生产方法、组织形式等。所谓的有价值就是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或者更好的用户体验。按照这个定义，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如果能够被用来设计一个新的产品，也就是说商业化，那么这个新的科学理论也是一种创新。 创新的类型主要包括适应性创新与前沿创新： 适应性创新普遍存在于一个经济体处于追赶阶段的时期。适应性创新指的是对现有技术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 前沿创新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新的科学理论；(2)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3)新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4)内容创作：音乐、电影、游戏等。 由于创新力源于思想的交流，一个国家的创新力不仅取决于人口数量，还取决于其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一个比喻是，人类社会就像大脑，人就像神经元，神经元越多（人口），活跃（个人能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多（内部和外部交流量），大脑就会越发达。用公式表示如下：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二，人口数量和规模效应 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我们从创新力模型的4个要素中可以推出4个相对应的人口效应： (1)人口数量→人口规模效应 (2)人口能力→人口老龄化效应 (3)内部交流量→人口聚集效应 (4)外部交流量→人口流动效应 人口数量越多，创新力基础就越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规模效应。 另外，公式中的人口能力涵盖教育、经验、年龄等维度。其中创新能力和人口年龄有很大关系，一个老龄化社会的创新活力会大幅度下降。 公式中还有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内部交流量是指国内交流的强度，外部交流量是指国际交流的强度。内部交流量的提升可以通过培育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实现所谓的“聚集效应”。外部交流量的提升则需要保持国际交流的开放，尤其是保持人员交流的畅通，即所谓的“流动效应”。 人口多就市场大，可以投入的研发人员也就更多。但这种人口越多、创新力越强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具有递增效应的，也就是说，人口越多，不仅总的创新力越强，而且人均的创新力也会越强——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 当一个行业没有规模效应时，企业就没有优势，行业就很难产生大企业，就只有很多小微的本地企业，这些小微企业对国家的相对创新力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在一个行业有一定的规模效应后，就会产生大的企业。 一旦某家公司抢先取得了大量客户，形成了网络效应，其他公司往往就很难追赶。在一个网络效应发挥巨大作用的行业中，赢家将是那些能够率先跨越客户规模“临界值”的公司。 人口规模是创新力竞争中的基础性变量。就好像对一家公司来说，其市场竞争力最终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那么对国家来说，在教育等其他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人口规模就是一个基础性变量。 三，人口能力和老龄化效应 人口能力包括人的认知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领导能力等，这些又与天分、教育、年龄等因素有关。 提高高校的入学率很容易，但提高大学教育的质量则很难。此外，人类还没有找到能够教授创造力的方法。创造力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能力，直到目前为止，没有机构能够准确地测量或测试创造力，也就更不用说试图教授它了。一个国家将高校入学率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后，进一步投资教育的回报率将会变低，导致教育军备竞赛（所谓内卷）出现。 一个低效和内卷的教育系统似乎也并不会对创造力形成太大损害。很多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拥有一个低效的高中教育应试体系，让学生用一两年的时间大量记忆以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削弱这些国家的创新能力。梁建章认为，一个低效和内卷的教育体制的负面效应是拉低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会在一代人以后造成年轻人口萎缩和老龄化，会对一代人以后的创新力产生负面影响。 增加对教育普遍投入的基础上，如果提高学习效率，让有天赋的学生更早毕业并提前开始工作，也是促进创新的一个方案。如果有天赋的人可以更早地开始职业生涯，他们将有更多时间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从而有更长时间用于创业。对有天赋的年轻女性来说，提前毕业会让她们在取得职业成功的同时，也有更多的时间来组建家庭和生儿育女。 综上所述，当一个国家在人口中普及了大学教育以后(50%)，加大教育投入并不能显著提升人口的创新能力。这个结论似乎令人失望，但是这个结论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几乎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都有能力普及大学教育，但是变成创新性的富国要难得多。梁建章认为教育对创新力的影响更大的是作用于对生育率和移民的影响。如果教育系统的效率很低、负担很重，那就会拉低生育率并且流失留学生人口。这个问题在中国尤为突出，中国的基础教育深度内卷，严重影响了生育意愿。 四，内部交流和聚集效应 创新力还取决于内部、外部交流量。如果以国家为单位，那么外部交流指的是国际交流，内部交流指的是国内交流。这种交流是广义上的交流，包括人员、货物、资金、信息等。 在国内交流的最主要障碍就是距离，所以人口和企业相对聚集就会具有更好的内部交流性，从而有利于提升创新力，这就是所谓的聚集效应。 首先，供应链的聚集效应非常显著。现代工业往往集中在同一地区。中国的电子工业聚集于广东和江苏南部地区。一家公司在地理上靠近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比如运输成本、采购成本以及沟通成本。 其次，相对于供应链的聚集，更重要的是人才的聚集，其可以促进交流和创新。高新技术企业的分布比制造企业更加不均衡。聚集效应是典型的网络马太效应。如果一个区域成为一个产业的创新中心，那么这一中心的聚集效应将会趋向于自我强化。 还有就是大城市能够为人才提供更加高效和丰富的服务，这里包括教育、医疗、家政、餐饮、娱乐等各种服务行业。例如医疗行业，大城市的医院往往有更优秀的专科医生和更完善的医疗设施。 总体而言，在经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时候，人类需要分散耕作；在工业革命期间，人类需要接近矿源和港口；今天，高科技和服务公司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因此，更多人将会聚集在作为创新中心的大城市。 一个城市的规模到底能有多大，取决于两种相互竞争的力量：其一，人们被大城市吸引，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公共服务；其二，人们对大城市里高企的房价和漫长的通勤望而却步。在这两种力量之间形成的平衡程度，将决定一个城市的规模。 要发挥特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就要科学地做出土地规划。中国的特大城市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城郊的土地资源，就还有很大的扩容空间。作为经济强国以及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中国应该具有最大、最繁华和最具创新力的特大城市。 五，外部交流和流动效应 从创新力模型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创新大国的优势是人口规模；人口能力也不差，得益于团结的民族和统一的文字以及良好的交通和通信设施；中国的内部交流性也很好。创新力模型中唯一相对不足的就是对外的交流性，尤其是相对于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 在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也是国际交流最畅通的时代。 创新力为什么要依赖对外开放呢？其实因为创新活动的前提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个肩膀是全世界人类知识的结晶，如果只有本国积累的知识，那么这个巨人会矮很多，全球领先的创新力是培育不出的。 国际交流的不可替代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再大的国家，相对于世界还是很小的；再多的国内人口，相对于世界人口还是比较少的。而且远方的物产、商品和创意，或许更具有多样性或者颠覆性。 国际交流包括贸易自由化、信息和人员交流、资本的开放等。 第二篇，人口和经济 六，人口对经济的其他影响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政府可以有多种选择：(1)提高税收；(2)增加赤字；(3)减少老年人的福利；(4)延长退休年龄。 提高税收会降低经济的活力，尤其是年轻人的活力。增加赤字只是拖延问题，因为赤字最终需要用更多的税收来偿还。减少老年人的福利在老龄化社会通常是政治上的“自杀”，因为老年选民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延长退休年龄是减轻养老负担的常用办法。 2015—2040年，中国的抚养比将从37%上升到60%。抚养比的上升，特别是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会给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这又必然会导致更高的税收或更高的退休年龄。这会耗费政府的大量资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所有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既是求职者，又是工作机会的创造者。人口减少，找工作的人少了，工作岗位也会变少。而且因为人口减少，航天、高铁等需要巨大规模支撑的行业将难以为继，这也会加重就业困难。如果中国人口仅有现在的1/5，那么教师、零售人员、出租车司机等职位只有现在的1/5，而航天、高铁这些由人口大国支撑的行业可能就会彻底消失。 随着通信和交通技术的不断提高，创新者获得了更大的市场来获取利润。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是，技术进步和全球化使得更多的财富集中到创新者和企业家手中，因而导致更大的贫富差距。 在供给侧，人力资本和高技能工人也在增加。在某些时期，如果人力资本（人均教育供给）的需求增长得更快，贫富差距就可以暂时缩小，但当人力资本的供给达到饱和时，贫富差距将会再次扩大。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的全面扩大，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技术进步和全球化造成的。此外，新的人口趋势也会部分加剧这种趋势，对此只能依靠人口政策来解决。所需的人口政策，基本上是一个聪明的移民政策，以鼓励更多的高技能移民；还有鼓励生育的政策，以促使高技能劳动者养育更多的孩子。 七，人口、资源与环境 人均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与人口密度密切相关。一般来说，低人口密度的国家的人均资源禀赋高。如果考察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有许多人口密度高的贫穷国家，如印度和越南，也有许多人口密度低的富裕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然而，还存在许多人口密度高的富裕国家，如日本和部分西欧国家，以及许多人口密度低的贫穷国家，如巴西和非洲一些国家。总体而言，资源丰富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资源匮乏的亚洲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其经济发展速度要比资源丰富的拉美和非洲国家快得多。在这里，资源丰富与经济发展之间似乎存在负相关关系。 如果观察每个国家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通常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比人烟稀少的地区更富有。 许多人仍然会担心，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将变得越来越稀缺，因此会越来越昂贵。然而，实际的资源价格和供给数据却与这一担心相反。 数据得出的结论看似有些颠覆常识：人类使用的资源越多，新发现的资源也就越多。如果未来人类不能发现更多的石油，那么会在2010年之后的54年里耗尽石油。然而，早在1980年就有人预测，人类将在32年内，即到2012年时，用完石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预测错得非常离谱。这是因为尽管石油消费量在增长，可是新发现的石油储量增长得更快。此外，开发新的替代能源仍有很大的空间。因此，从长期来看，石油价格相当稳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人们对于资源枯竭还有相当严重的忧虑，现在世界的人口数量比那个时候翻了一番，但对资源枯竭的担忧已经逐渐消退。 事实上，如果价格能反映一种特定资源的供应和需求，任何一种资源的枯竭都不会成为大问题，因为随着价格上涨，其他替代资源将会被投入使用。曾经有一段时期，石油价格超过了每桶100美元。然而，此后不久，太阳能和电动车行业就开始蓬勃发展，几年之后，石油价格就回落到今天的每桶约50美元。 尽管世界的人口数量和粮食消费一直稳步上升，但世界粮食的价格一直保持稳定，并有所下降。 至于空气质量，则主要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时，它将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技术，并有能力对环境保护投入更多。 八，人口的历史和趋势 出生率是每1000人中的出生人口数量，即用年出生人口除以年平均人口。2022年中国的出生率是6.77‰，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总和生育率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所有年龄组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的总和。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大致可以理解为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的生育子女数量。生育率要达到2.1才能维持整个群体的人口规模稳定，所以我们把2.1的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更替水平生育率为什么不是2而是2.1？这是因为有一小部分孩子未到成年就会夭折，所以生育率要达到2.1而不是2才能够维持每代人口不变。中国2022年的生育率不到1.1，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仅仅略高于韩国。 由于低生育率和高预期寿命两种因素的叠加影响，世界人口正在逐渐呈现老龄化的趋势。美国人口老龄化调查报告指出，2015年，老年人口（大于60岁）占世界总人口的8.5%；到2030年，预计这一数字将增长到12%；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15%，并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到2050年的时候，日本和韩国将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国民的平均年龄约为53岁；在欧洲一些超低生育率的国家中，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国民平均年龄约为50岁，比2010年时增加了7～10岁；到2050年，中国国民的平均年龄将达到约46岁，比现在的平均年龄大9岁左右。 老年抚养比”这一概念，衡量了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部分（65岁及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年龄在15～64岁）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日本的老年抚养比由2010年的36%上升至2050年的72%，将成为世界上老年抚养比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韩国的老年抚养比将会达到66%，是其2010年该项数值的4倍多；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国的老年抚养比也将超过60%；按照育娲人口的预测报告，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在2050年将超过50%，是当前中国这一数值的2.5倍。 第三篇，人口和国际竞争 创新力的源泉是人口交流，所以文明和创新的中心，往往是商品交换和思想碰撞最旺盛的地方。创新中心总是位于商品和人员的流动枢纽。纵观历史，由于运输和通信的技术进步，这些中心的位置不断发生迁移。这种由技术进步引致的枢纽位置之变，可以用来解释包括西方崛起在内的主要文明兴衰。 综合来看，由于日本已经进入严重老龄化，其人口规模和人口能力进入长期的衰退阶段，将不再是创新力的强国。欧洲的生育率比日本要好，又有一定的吸引移民的能力，具有中等的创新力，短板是欧盟不同国家间语言和文化的交流障碍。美国拥有不错的人口规模和生育率，很好的内部交流性和超强的外部交流性，尤其是吸引全世界人口的能力，未来仍将长期保持世界创新力的超级大国。印度现在还是一个追赶型国家，但是当其完成初步的工业化后，得益于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和开放性，将是创新力的未来之星。 中国在人口规模、人口能力和内部交流方面都是非常有优势的，甚至比美国还要好，但是在对外交流方面弱于美国。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生育率持续低迷，中国的人口规模和人口能力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第四篇，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形势 产业竞争是科技竞争的重要体现。很多产品的竞争首先在本土区域内进行，人口众多的国家容易形成更细分、更多样化、竞争更激烈、规模更大的市场。在有14亿人口的中国，很稀奇的创意产品，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人需要，也可形成14万人的市场，足以催生一个行业。对于成熟的产品，庞大的市场能容纳更多参与者，让优胜劣汰下的胜出者更强大。此外，庞大的本土市场可让本国企业在全球率先形成规模效应，实现盈利，并尝试和发展先进的技术，逐步占领海外市场。 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还相对年轻，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新出生的人口数是庞大的2500万。他们现在正值30多岁，是收入和消费的黄金时期。他们对房屋和其他物品的需求，是过去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然而，未来二三十年间，他们将变老、退休。20世纪90年代的出生人口比20世纪80年代的出生人口少40%。无须多少时间，这一代人也将达到30岁的黄金年龄，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也会放缓。 在创新能力方面，30～40岁是最具生产力的年龄，也是创业的最佳年龄。目前，中国30～40岁的年龄组是由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那个庞大的人群组成的。然而，在未来10年之内，当规模较小的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群体达到30岁时，创新和创业的整体水平将会受到影响。随着年轻人口的规模在中国的萎缩，创新方面的规模优势将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或者美国。 在日本，年轻工人的占比迅速下降，从20世纪70年代的55%下降到今天的约40%。我们在前几章中曾经论证过，劳动力老龄化会阻碍年轻员工的晋升机会，使他们缺乏创新和创业精神。由劳动力老龄化而导致的缺乏创新和创业精神，是日本过去25年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劳动力的老龄化与日本的趋势非常相似。到21世纪30年代时，中国劳动力的结构将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相仿，而到2040年，中国劳动力将比日本劳动力的年龄更大。如果把日本视为前车之鉴，那么中国的经济将在2040年左右开始不容乐观。 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经济具有很好的内部交流性，外部交流性则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不如它们，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已经有了迅速提升。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是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的，而中国人口规模的优势更是中国创新的最大优势。但是，低生育率引起的人口形势的恶化，使得中国有可能在今后失去正在取得的创新科技大国的地位，从而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不可逆转的打击。如何提高生育率来保持中国的人口优势，是未来中国公共政策的最大课题。 最后，梁建章认为，创新和传承就是对生命意义的最佳诠释。创新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做一些超越前人的事，大到改变历史进程的科学发现，小到用新的办法解决一个实际困难。传承是指用这些新发现和新办法帮助了别人或是后人。 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技术大量取代重复性的工作，未来人类的主要工作都会有关创新。包括一线操作人员的工作，也会多少带有一部分创新属性，例如处理一些新的异常情况。而且一旦试图解决一个新问题，无论是成功或失败，其过程都会为未来的人类或者机器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因此，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人类工作的更多内容将与创新和传承有关。创新和传承的另一层含义是基因创新和养育后代，很多人会把生育和养育孩子当作最大的成就感。 作为生命的意义的一种诠释，创新和传承与其他说法保持了一致的方向，但更加本源、充实、长久和不可替代，而且是唯一逻辑自洽的。因为在哲学意义上，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我思故我在”，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里思考生命的意义，是因为祖先的创新和传承。同样，如果我们要留给后代什么价值观的话，创新和传承似乎也是唯一长久的逻辑自洽的价值观。再次仰望星空，不禁感叹，相对于宇宙的浩瀚，生命固然短暂和渺小，但只要存在生死，渺小的人类就可以无限延续，从而孕育无限的创新，并将其在空间和时间上无限传承。

五星推荐，建议细细品读。 很难相信，这本书是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写的。 人口萎缩和老龄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 作者用触目惊心的数据、权威机构的预测，2100 年以后 中华民族在全球的人口占有量可能不足 5%，要知道，中国人口高峰，占据世界人口 40% 以上。 长期看人口，没有人，就没有未来！ 本书的结论逻辑性极强，所有数据、预测均来自各权威机构，值得采信。 中国人口危机，已经来临！改善人口结构、逆转人口衰退趋势，迫在眉睫。

国内已经连续三年人口负增长，预计2025年新出生人口将首次跌破900万，在这个时间节点读完《人口战略》，的确有几分危机感。 表面上是在讲年轻人生不生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讲房价、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如果不解决年轻人对未来预期的确定感，那其他鼓励生育的政策边际效用都是极低的。 这本书里有几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值得分享： 1.婴儿潮与房价：婴儿潮+城镇化构成的住房需求，客观上推高了房价，而房价也将和这代人一生财富周期相绑定。 2.创新力 = 人口数量 × 人口能力 ×（内部交流量 + 外部交流量） 比如，成规模的用户基数有助于更快地打磨产品，提升竞争力 3.在抚养比不断提升的进程中，对于未来的养老、医疗保障和退休年龄不要有不切实际的预期，早做打算。 4.在时代浪潮面前，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必过分苛责，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健康。 5.劳动力减少，存在放开移民的可能性，而移民的代价，将是底层普通百姓在承担。 6.当前生育率1.0，仅高于韩国0.87。日韩的确是体验服，很多趋势值得重点参考。 书中的一些预测： 1.出生人口​​：2023年跌破900万，2030年约600万。 2.总人口​​：2050年约11.9亿。 3.劳动年龄人口占比：2050年59.14% 4.老年抚养比：2050年52.44% 5.人口红利结束时间​​：2036年抚养比跌破 50%，人口红利结束，房地产也在这一年彻底熄火。

这本书，定义错了问题，也给错了药方。 人口多，不是经济繁荣和创新的必要条件，当然更不是充分条件。人口前十的国家，你们感受一下，印度，印尼，孟加拉，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墨西哥；美国，俄罗斯，中国算是例外。有足够的科研基础和人才，有可以支持科技大规模商业化迭代的市场，才是创新的重要因素，也是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所以，未来中国需要那么多人吗？人多的好处一，容颜个成材率，可以人才辈出；但是注重优生优育，也可以产出足够的人才。现在的问题是，职场的卷，是僧多粥少，还缺人才吗？ 人多的好处二，同样消费能力的情况下，人多市场大；但是提高个人消费水平，也可以提高整体消费水平啊。现在人均消费能力那么低，有很大经济提升啊。人多好处三，人多势众，关键时刻兵多，但是高科技战争下，小米换导弹了，还需要那么多人吗？还有啥人多的好处吗？ 没有的话，为啥不从提高个人生活幸福水平出发，没准还能提高生育率呢。 中国的生育率会一定一路下降吗？不一定。其一，中国也有婴儿潮，所以近些年的人口降低，有长期性的生育意愿降低的影响，也有潮汐周期的影响，所以不能仅从近几年叠加了周期因素的下降外推未来下降速度。其二，生育意愿有现实因素，也有意愿因素，目前是现实强过意愿，未来人口少了，生育成本如果降下来了，那生育有机会自然回升一点。 再说药方，为父母祖父母在国内的华裔放开双重国籍，这是给在国内捞钱捞资源同时在国外养下一代的权贵说话，让其子女继续在国内捞国外浪。取消中考甚至取消高考，你这是绝了寒门奋斗冲破阶级的路，固化阶级啊。取消职校大家都上大学，这是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原来上职校的改上本四，换汤不换药，还浪费时间。拿出GDP 5%来补贴鼓励生育，不知道这个数进行了什么严谨的论证。 要提高生育率，让居住成本降一半以上，让双职工家庭可以单职工，或者一个人半职，就可以生活的舒服惬意，那愿意生的就自然会多的。